南普陀寺志：民国时期成立思明县佛教会

2024-10-2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民国二十年，经筹备会讨论，推举太虚大师兼任主席，审定佛教会章程，并上报思明县党政部门获准，正式成立思明县佛教会。

第四节　民国时期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和维新变法的刺激下，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庙产兴学”风潮，片面指斥寺院是传播封建迷信的风源，僧尼是不劳而获的社会蛀虫，因而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暴力驱逐僧尼、占寺办学的事件，使全国佛教界缁素人士大为震恐。有些卓有识见的高僧大德和知名居士，认为必须唤起广大佛教徒众团结一致，奋发自强自救。

民国元年（1912），浙江天童寺八指头陀寄禅和尚发起组建“中华佛教总会”，报请民国政府批准，各省相继响应，福建也随之组织成立“中华佛教总会福建分会”。时南普陀寺有一批德僧如转道、转逢、瑞等等法师，也奋起响应，并指派转初、云果二师赴省与分会联系，受命回厦门组织“漳泉永龙汀佛教分会”，推举南普陀寺住持佛化和尚为会长，并在南普陀寺创办“旃檀学林”（后改称“景峰佛学社”），组织各寺院僧伽学习佛学理论以提高佛学素养。虽然厦门地区未发生逐僧占寺事件，但厦门地方政府却于民国十二年（1923），责成厦门大小寺庙缴纳“迷信捐”，厦门佛教界经反复交涉无果，遂电请中华佛化新青年总会派人支援。是年底，佛青会总干事张宗载和居士宁道蕴亲自赶来厦门，协助向政府极力申辩、抗争，终于获得豁免“迷信捐”的胜利。在张、宁两人的协助下，厦门一批青年居士组织成立了“闽南佛化新青年会”，深入厦门及漳州、泉州各地，宣传正信佛教，反对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收到极好的社会效果。

南普陀寺20世纪20年代

南普陀寺本为临济宗喝云派子孙寺院，民国十三年（1924），喝云法裔住持转逢和尚，为振兴厦门佛教，迎纳十方高僧大德住寺弘法，决定将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经喝云派诸山长老同意，乃制定《南普陀寺十方丛林住持规约二十条》，规定“本寺定为十方选贤丛林，住持一席，不拘法派，不分畛域，凡十方僧众有合格者，皆可被选为住持”。该规约详细规定了住持必须具备的条件、推举住持的办法、住持的任期、住持晋院及退居等，强调住持请职的原则以及住持遇到大事必须与四大寮民主协商处理；明确了监院与都监及各大执事人选的条件、职责和任期；第十九条规定不得在寺内收受徒众，住持及大众每期需告香一次以示警策；最后一条是关于寺院的主权归属、与寺外关系及檀越来寺的规定。根据这个“选贤任能”的丛林规制，南普陀寺推举出黄檗宗系虎溪岩派的会泉和尚为首任方丈。第二年10月，会泉在转逢的支持、协助下，就寺中创办闽南佛学院。从此，南普陀寺不仅成为迎纳十方高僧大德的十方丛林，同时也成为全国各地学僧向往的参修学苑，海内高僧大德云集，十方参修学僧竞聚。闽南佛学院发展成为培养僧才最力、影响力最广的僧教育高等学府。

民国十六年（1927），会泉禅师首任方丈任满，自请退居，公推太虚大师继任方丈兼闽院院长。当时太虚大师正担任中国佛教会主席职务，来厦就职后，聘请大醒、芝峰、寄尘诸法师来闽院负责教务工作。他们来任后，将禅寺和学院作为推行佛化改革和改进僧伽教育的实验基地，积极开展工作，并于民国十七年创办《现代僧伽》杂志，揭露当代佛教寺僧老成凋谢的衰败现象，被一些守旧的长老派指为“家丑外扬的败家子”。但也受到具有远见的广大佛教徒的称赞，认为是针砭时弊的“医王”，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引起海内外佛教界的重视。

在厦门市佛化运动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太虚大师倡议组织思明县佛教会，对厦门的佛化运动实行统一领导管理。民国二十年，经筹备会讨论，推举太虚大师兼任主席，审定佛教会章程，并上报思明县党政部门获准，正式成立思明县佛教会。按照佛教会章程，主要工作任务在于组织团结四众弟子，推行佛化改革，开展弘法利生活动，整顿寺院规仪。经过整顿，厦门寺院僧众精神面貌为之改观，出现积极向上的新气象。(www.chuimin.cn)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大师方丈期满，离开厦门，乃由常惺继任方丈。常惺任期未满，先期解职离去，转请转尘法师为方丈，后转尘法师回泉州承天寺，乃改请性愿和尚代理方丈。民国二十六年（1937），性愿应聘往菲律宾弘法，丈席仍由其虚挂。

太虚大师离厦后，佛教会进行换届改选，推选觉斌、大醒、瑞枝，居士蔡吉堂、陈永梁、蔡慧寿、陈定谟等7人为执行委员。翌年，随太虚大师南来主持佛学院的大醒、芝峰等一批被称为现代化的僧伽亦相继离去，佛教会再次进行换届改选，改组理事制，名称也随厦门地方政制改为“厦门市佛教会”，推选瑞今为理事会主席。新一届理事新人多，出家人多，闽南人多，前届执委除瑞今外一个不留，原来积极推行佛化运动的在家居士委员一个不留，外省人一个不留。民国二十五年（1936），厦门佛教会第三次换届改选，充实理监事人选，补选广义、觉斌、会泉等法师及居士马乾骅、周子秀、辛清波、苏谷南等为执行理事，创办《佛教公论》会刊。直到二十七年（1938），厦门沦陷，大部分理监事疏散内地或出国，佛教会自然随之解体。

近代以来，南普陀寺不仅发展成为闽南的首刹，更是近代闽南僧人出国传教的发祥地。民初以来，南普陀寺先后有一批高僧大德出国到东南亚诸岛国弘法传教，其中最早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弘法的有南普陀寺监院转道和尚以及转岸、瑞等、会泉和早年在南普陀寺出家的广玄等诸法师，他们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兴建普陀寺、龙山寺、普济寺、普觉寺、普照寺等十几座寺院，作为闽南僧人海外传教的基地。此后又分别到印尼等国传教。民国二十六年（1937），南普陀寺代方丈性愿和尚应聘到菲律宾传教，创建大乘信愿寺和华藏寺，成为该国佛教开山祖师。有些法师足迹遍及越南、缅甸、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及台湾、香港地区，建寺弘教，其中有一大批早年闽院的师生，如大醒、印顺、慈航、演培、竺摩、东初、广范等人，成为台湾佛教建设的主力。这些在海外及港台地区传教的法师除在各所在地兴建寺院、建立弘法基地外，还大量募集资金，支援闽南各地大小寺院的建设，如南普陀寺几次兴修扩建，都得到这些海外华僧的大力捐助。以南普陀寺为主的闽南僧伽在海外的传教活动，促使南普陀寺成为中国佛教海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南普陀寺被国民党军一五七师占住。驻军诬指当时监院瑞枝法师为汉奸，将其枪杀，并抢走库房存款2000余银元，使常住僧众生活发生困难，不得不四散离寺，闽院也因之停办，校舍复遭日机轰炸，寺院由此萧疏零落，战前盛况遂成过眼烟云。

民国二十七年，厦门沦陷，寺中住僧只剩下几位年老体衰以及外地家乡沦陷、无家可归的闽院师生住寺。全寺住众不上20人。特别是抗战后期，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厦门人民的搜刮，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南普陀寺更是一片寺僧星散、凋落衰败的景象。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厦门光复，泉州、漳州佛教界相继委派广义、广心二师复员回厦门接收佛教寺院与敌伪时期的“大乘佛教会”，有些战时撤回内地的寺僧纷纷回寺，但由于战后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寺僧生活也十分艰难。后来经住持广心及监院广义四方求助，得到菲律宾性愿和尚和星（今新加坡）马（今马来西亚）等海外佛教界人士的捐资接济，得以维修破旧寺院，并解决寺僧生活。同时以广心和尚为主，联系佛教界缁素人士筹备恢复佛教会组织，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3月正式成立厦门佛教支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由市佛教会和南普陀寺联合倡办为南普陀寺退休方丈性愿和尚60大寿举行“三坛传戒大法会”，礼请虚云和尚、圆瑛法师、印顺法师等为（尊）证，来自省内外的僧俗求戒弟子千余人，盛况空前，为厦门佛教史上传戒法会之最。（见插页图9）

南普陀寺志：民国时期成立思明县佛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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