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创教与中国基督教传播

2024-10-23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谢谢主持人！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儒家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我的概括是：“创教”与“干政”。所以我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创教”与“干政”。傅有德教授的这个发言，主要涉及的是第一个方面：“创教”的问题。“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立场。

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

谢谢主持人！
　　刚才听了他们两位的报告，一个谈的是犹太教的历史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①] 一个谈的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以利玛窦[②]为代表的传教徒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情况。[③] 对我这个不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来讲，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表示感谢！作为一个评论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两位所涉及到的这两种文明跟儒家的一些关系。他们有一些看法；我也提出我的一些看法。这也算是一种对话吧。[④]
　　我先说傅有德教授这个发言。[⑤] 他主要谈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犹太教，作为一个传统的宗教，如何进行了成功的现代转型。这是他的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傅教授作为我的同事，我们私下里经常交换这种意见，）这层意思是说，犹太教这么一种成功的转型，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今天进行这种现代转型，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当然，因为我是做儒学的，所以，我和傅教授平时讨论得更多的，是傅教授会向我建议，说儒家现在要进行这种现代转型，是不是可以从犹太教的经验里面吸取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平时有些讨论。他有些观点对我是很有启发的。（转向傅教授）我感谢你啊！当然，有的观点我也是不接受的。
　　关于他谈的这个话题，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诸位不是太了解，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在做什么事？我有一个概括。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儒家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我的概括是：“创教”与“干政”。
　　一个是“创教”。所谓“创教”，是说：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儒者，想要把传统的儒学改造成标准的现代宗教，甚至想把它建构成一个“国教”——国家的宗教。这就是“创教”。
　　另外有一部分儒者，不同意这个看法，或者有的是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事呢？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面临着时代的制度转型、社会规范转型，我们应该、或者说可以做什么工作？就我自己来讲，我这几年做“中国正义论”这么一个研究，就属于后者，属于“干政”的范畴。[⑥] 这个“政”当然是广义的“政”，主要是解决“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儒家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创教”与“干政”。这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正在做的最重要的两项工作。
　　傅有德教授的这个发言，主要涉及的是第一个方面：“创教”的问题。我这儿特别想强调一下：中国汉语当中讲的“儒家”、“儒学”、“儒教”，我估计他们搞同声传译的感到很困难，因为在英语里面都是一个词“Confucianism”；但在汉语里面区别很大。“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立场。“儒学”，它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从事这种学术研究）这样的人太多了。“儒教”，历史上的“儒教”是广义的，说的是一种教育、教化；但今天，我刚才讲了，中国大陆有一部分儒者要“创教”，这个“教”是狭义的，是指的religion——宗教，是今天用的“宗教”的含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去年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发表过一些看法）[⑦]。中国大陆这一百年来，发生过多次关于“儒教”的论战；在前年和去年之交，又发生了一次，这次我是其中的一个主角，跟很多人发生了论战，我（为此）专门编了一本书，就是《庚寅“儒教”论战集》[⑧]。这里面（情况）实际上非常明显的：中国目前的最活跃的儒家，21世纪以来最活跃的儒家，就是“儒学复兴运动”，从这次论战当中，非常明显地分为了两大派，我们可以把他们概括为“儒教派”和“儒学派”。[⑨] 我刚才讲的“创教”这一部分人就是“儒教派”。还有一类人，我刚才讲的“干政”，主要是做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儒学的研究，现在非常多的人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把他们叫做“儒学派”。现在这是泾渭非常分明的。
　　傅有德教授这个报告，包括他平时和我交换意见，是从“创教”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觉得，傅老师这个意见，其实也可以用到“干政”上来。这一点是我特别欣赏的，因为他的这个观念（他刚才也讲了很多），非常符合孔子的一个固有的、而长期被人们误解的基本观念。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误解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凡是谈到儒家，比如我们讲“儒家伦理”，脑子里面想到的是儒家古代的那套伦理、那套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包括道德的规范、家庭伦理的规范、政治的规范、等等。然后就会想到：孔子讲“克己复礼”[⑩]，我们在社会上立足，要“立于礼”[11]。你得遵守规则、遵守规范。一般是这样理解的。于是你脑子里面出现的一个孔子的形象，他是非常凝固、保守的。这样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安排，在儒家的话语里面就叫做“礼”。我刚才讲，孔子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就是“克己复礼”。一个人在社会上、在一个群体当中要立足，就得遵守规则。这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仅仅这样理解儒家、理解孔子的“礼”的思想，是极其片面的。孔子还有一个关于“礼”的更深刻、更重要、更首要的思想：“礼有损益”[12]。就是说，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礼”也要变，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也要变。“损益”，“损”就是把旧的去掉一些，“益”就是增加一些新的东西，于是形成一套新的伦理系统、新的规范系统。
　　我想，傅老师讲的他的那个态度、那个观点，和我所理解的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完整的理解，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尽管）傅老师有些细节上的建议我不一定采纳，但他这个基本的立场我是非常赞同的，也是切中时弊的。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评论吧。
　　博莱利博士[13]关于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讲了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我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我这儿想说的，也是跟刚才傅老师讲的话题有关的、跟“创教”有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有相当一部分儒者想要“创教”呢？这直接跟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我们知道，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是比较久的了，（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几百年了[14]；但是可以说，一直到了今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才成为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一种忧虑——强烈的忧虑，包括儒者当中的一种很强的忧虑。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时间有限，现在我不展开谈。我只是想谈一点，就是：我现在不清楚，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将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想到一个历史的情况。
　　我们知道，原来的佛教，那不是中国的，那是印度的。但是我们知道，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情况），有不同的历史研究，比如说，有一种说法，佛教在十三世纪就在印度本土消失了。我们知道，佛教，除了它的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支，就在我们中国的西藏。[15] 大乘佛教，就是北传佛教，它的主体、它的大本营，传到了中国的中原；从隋唐时代开始，在中国的中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16] 乃至于我们今天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换句话说，佛教，这个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传统，特别是大乘佛教，今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中国的传统。
　　这么一个历史的经验、或者说历史的情况，有时候让我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今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历史的类比，可以供大家来思考、来参考的。我也就这个问题跟我们儒家内部想要“创教”的这部分人经常讨论，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路？
　　这是我很不成熟的一个想法，仅供大家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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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是2012年11月10日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对傅有德教授和博莱利博士发言的即席点评的录音整理稿。该论坛是由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和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题为“超越国度，不同信仰，共同价值：儒家与基督文明对话”，于2012年11月10日至1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①] 傅有德教授的发言《犹太教的现代转型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意义》。
[②]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年间1583年来到中国传教。
[③] 约翰·博莱利（John Borelli）博士的发言。
[④]“对话”指这次会议的主题“儒家与基督文明对话”，也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宗旨“文明对话”。
[⑤] 傅有德：山东大学教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
[⑥]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孔子的正义论》、《孟子正义论新解》、《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制度规范之正当性与适宜性——〈周易〉社会正义思想研究》、《“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生活儒学的正义理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等一系列论文。
[⑦] 参见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⑧] 此处口误，应为：《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黄玉顺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⑨] 参见黄玉顺：《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前言，第3页。
[⑩]《论语·颜渊》。
[11]《论语·泰伯》。
[12]《论语·为政》。
[13] 约翰·博莱利（John Borelli）：哲学博士，梵蒂冈宗座各宗教对话委员会原顾问、乔治敦大学校长跨宗教事务特别助理。
[14] 这里所说的“几百年”是指的利玛窦等人的来华传教。关于基督教究竟何时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有争议。卓新平《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认为，“基督宗教在中国有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基督宗教第一次来华传播为唐朝时‘景教’的传入”，“基督宗教第二次来华传播为元朝的‘也里可温’的发展”，“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传播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利玛窦即在此时期），“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见卓新平《基督教知识读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15] 这里是指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指的在中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是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南传佛教”是指的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印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一带地区的佛教，并不包括藏传佛教。
[16] 佛教虽然早在汉代便已传入中国，并且在晋、南北朝时期相当兴盛，但是从隋唐时代开始，才在中国占有了近乎“国教”的地位，“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 (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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