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解读：情感自然的苦难者

《安娜·卡列尼娜》：自然激情的受难者

“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生于图拉省克拉皮县亚斯拉雅·波良拉一个贵族世家。两岁母亲去世，九岁父亲去世，由姑母监护长大。

1844年进咯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第二年转入法律系，期间博览文学哲学经典，深受卢梭、孟德斯鸠等的影响。1847年辍学，回到庄园进行农事改革，最终失败。1851年到高加索服兵役并开始写作，1854年—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6年的军旅生活为他创作《战争与和平》提供了珍贵的素材。1856年退伍后，继续回到庄园改革，又一次失败。1857年—1861年托尔斯泰两度出国，寻找救世良药未遂，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救治社会。他办教育，亲自做地主和农民的调解员，从宗教、哲学和伦理道德中探索俄国的出路，认为宗法制农民代表道德的最高境界，贵族应该走“平民化”道路。60、7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两座里程碑，表现了作家对矛盾重重的俄国现实的思考，对处在转型期的俄罗斯贵族命运的担忧。19世纪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形成其思想道德体系“托尔斯泰主义”。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便是这一救世新术的艺术体现。

托尔斯泰晚年企图亲证其人生主张，他“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与家人格格不入。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时年82岁。

列夫·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公认的两座高峰。

托尔斯泰一生矛盾重重，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略有不同，陀氏强烈关注人的内在冲突，托尔斯泰更关注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列宁这样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段革命到来前夕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又说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托尔斯泰一生关心的焦点，他幻想通过改良协调贵族与平民的关系，解决社会矛盾。

他用一生的思考，形成贵族平民化和托尔斯泰主义，后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其核心是“忽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和“博爱”思想。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的，所以，列宁说他是“可笑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侵入俄国，现存一切制度土崩瓦解。他描写安娜悲剧的不可避免，描写人性的胜利，如《复活》，探讨贵族阶级的出路，如《战争与和平》。他忧愤，把带子藏起，不敢带枪，怕自己自杀。他矛盾、痛苦，放弃贵族特权，和农民一起劳动……都不是为了一已之悲欢，而是为整个俄罗斯民族找出路。他的情怀是圣者情怀，他的痛苦是伟大的痛苦，所以列宁说他是“伟大的”。

主要作品：早期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表现出渴望道德纯洁和自我完善的倾向，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贵族平民化的体现者。《哥萨克》亦然。中期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是一部贵族精神探索的心灵史。《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对现实矛盾和理想生活的思考。晚期代表作《复活》，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意识和托尔斯泰主义思想。

《安娜·卡列尼娜》读解

《安娜·卡列尼娜》书写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贵族的一场婚外恋情，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邂逅了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渥伦斯基，两人相爱，安娜抛弃了丈夫卡列宁和儿子，不顾舆论与渥伦斯基同居，并生下一女。安娜的行为遭到上流社会的指责，她陷入绝境，卧轨自杀。渥伦斯基与安娜的恋情致使他解除了与十六岁的贵族少女吉提的婚约，吉提在经历了痛苦的熬炼之后，与乡村地主列文结婚，搬到乡下，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安娜·卡列尼娜》显然有两条情节线索：安娜的故事和列文的故事。文本以经典名言开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接着写“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于是，安娜、渥伦斯基、吉提、列文……莫斯科和彼得堡，整个上流社会都乱了。当这一切混乱无法了结的时候，作品中的主人公安娜违背了作者托尔斯泰的意愿，以死了结。安娜的故事，代表托尔斯泰不愿看到的俄国混乱的现实。列文的故事以失恋的烦恼开场，以和吉提结合找到人生幸福为最后归宿，代表托尔斯泰心目中美好宁静、井然有序的宗法制生活理想，是为尘世间的人们树立的幸福样本。因此，有评论者认为，这其实是两个人物的故事，两部小说的拼凑。托氏予以反驳，自称这部小说的结构是一种奇妙的“拱型结构”，“圆拱衔接得令人觉察不出哪儿是拱顶”。

《安娜·卡列尼娜》至少存在两类思想主题。

其一，彰显新旧交替时代贵族阶级的生活现实和思想情绪，批判俄国上流社会的伪善道德，美化宗法制生活理想。俄国的19世纪7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宁的时代，诚如列文所言：“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俄国贵族已经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安娜，同时又力图恪守旧有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如列文。托尔斯泰对此倾向鲜明，反感并同情安娜的选择，赞美并鼓励列文的生活。而文本中的贵族上流社会对此也有回应，指斥安娜而嘲讽列文。说明他们在这个时代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换言之，他们扛着贵族阶级的道德大旗，过着资产阶级的腐败生活，这种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的错位导致了他们对安娜虚伪的道德审判，从而成为安娜自杀的强大驱动力之一。

其二，表现自然激情与社会规范冲突下的人性的复杂。托尔斯泰在思想理智上是个圣贤般的道德卫士，在生活行为上却是个登徒子式的欲望狂徒。情欲和净化情欲成为托尔斯泰一生的功课。正像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托尔斯泰的生活和思考在经过剧烈的“激变”之后，有了新的意义：“确实，我的生命——耽迷于情欲的生命是罪与谬，……我懂了，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应该首先使生命不再是毫无意义和罪恶的，其次才需要借以理解生命的理性。”

托尔斯泰继续思考生命和理智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是荒诞的罪恶”，“我的理智认为生命是不合理的。……理智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如果没有理智，那么对我来说也就没有生命。……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生命，那也就没有我的理智了，因此理智是生命之子。生命就是一切。理智是生命之果，可是这个理智却否定生命本身。我觉得这有点儿不妥。”“生命”和“理智”在托尔斯泰的认识中如此水乳交融而又互不相容，不可分割而又彼此矛盾。所以，在创作中托尔斯泰兼有莎士比亚“自然诗人”和密尔顿清教徒诗人的特点。于是在人物灵魂的显影中，既不自觉地呈现了人物作为动物的自然激情，即他所说的“生命”，又自觉张扬社会规范抑制下人物的社会属性，即理智，托尔斯泰觉得矛盾却倾向于后者，此二者构成托尔斯泰式人物的复杂性。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代表“生命”，“列文”代表理智。

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形象因之可以有不同视点的诠释。

诠释一，安娜是一个被上流社会虚伪道德所扼杀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19世纪俄国的贵族阶级混乱腐朽，但安娜坦白真诚的爱情冒犯了名存实亡的所谓道德，因而不被接纳，在整个上流社会的排斥打击下走向绝路。安娜与渥伦斯基从国外旅居回国后，十分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与昔日的好友继续交往，但社交界却向安娜关上了大门。安娜去剧院看戏，渥伦斯基预知会有不好的结果，告诫她不要去，安娜不听，结果遭到羞辱。作为贵族妇女的安娜的生活天地本来就很狭窄，至此，更加局限于和渥伦斯基的不合法且不稳妥的小世界。而俄国当时上流社会的贵族们却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洁净，背地里荒淫无度，只是不像安娜那样公然要求离婚，与渥伦斯基同居，显然他们所谓的道德是虚伪的。

诠释二，完美生命的追求者。古希腊神话中有一种阴阳同体的人，能力无穷。神从中间把他们劈开，使之分裂成男人和女人。所以，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只代表生命的半面，因此，人要执着地找回自己失去的另一半，完成生命的完整和统一。人的情感追求，都体现了这种愿望。与达吉亚娜一样，安娜没有爱情的生活是残缺的。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的达吉雅娜安于忍受残缺，扮演圣母角色；而生活在70年代的安娜不愿忍受残缺，于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诠释三，自然激情的受难者。自然激情是一种凝聚了原始生命能量的自然力，是一种跳出文明社会的窠臼，超越理性回归本能的情感，是对异化的抗拒。文明人都有这种回归自然的潜在愿望。它往往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压抑下，隐藏在人的潜意识中。安娜第一次与渥伦斯基在火车站相遇，双方都觉得有必要再回头看一眼对方，渥伦斯基注意到“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机在她脸上流露”；在舞会上，通过贵族少女吉提的眼睛，观察不自觉地陷入爱情的迷人的安娜，感觉到“她的迷人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在火车站与渥伦斯基重逢，安娜“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可怕地接近了”。

这表明安娜对渥伦斯基的爱情是压抑在生命底层的原始的本能的情感，具有非理性的、纯自然的、反社会的特点，带有不可遏止、不计后果、冲决一切、摧毁一切的破坏力，包括外在社会规范和内在道德律的理性堤坝，诸如尊严、良知、义务等，这样的爱情大都是悲剧，都会使其主人蒙受毁灭性的灾难。而可悲的是渥伦斯基似乎并不是安娜真正的“另一半”。斯宾罗莎《伦理学》认为：“贪婪、虚荣（野心）、情欲等虽然没有被认作病症，事实上都是疯狂之一种。”安娜的爱情与美狄亚的复仇、麦克白的野心、葛朗台的吝啬一样，都带有荣格所谓“动物原型”的特点。

而吉提的爱情是经过理性过滤的、节制的，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所以是幸福的。托尔斯泰以满意、赞赏的眼光看吉提，而以难以名状的复杂的眼神看安娜，他对安娜的态度，同情多于批判，无奈、惋惜、感伤多于谴责。他无奈地注视着他笔下的安娜走向毁灭，他心目中美好的人性被原始情欲摧毁而无能为力。虽然，安娜的情感方式不符合他的理想，但作为杰出的艺术大师，他本能地感受到他无权裁判安娜，作品中那些上流社会的人都无权裁判安娜。作者在安娜死后，借作品中人物这样说：“审判她可不是我们的事，夫人。”作品开头如是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新约全书·罗马书》），“我”指上帝，指永恒的道义法则和真理。作者通过安娜之死，表明她已受到永恒法则的审判。这样，这部作品的意义就非常可贵地从世俗的道德批判升华为艺术的审美批判。这就是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www.chuimin.cn)

安娜悲剧产生的原因：

原因一，时代悲剧。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旧的观念正在解体，新的观念尚未确立。安娜公然地向旧道德挑战，打破了贵族阶级所努力维持的那种表面的平静，以及脆弱的秩序，安娜具有先锋意义的作为，自然不被那个时代所认同。身处这个时代的安娜，既不愿像达吉亚娜那样格守妇道，又不能像新时代的新女性那样有力地把握命运，所以走向毁灭。换句话说，安娜生错了时代。

原因二，阶级悲剧。贵族阶级是杀死安娜的元凶。俄国的上流社会腐败堕落，充满虚伪、欺骗，逢场作戏，虚情假意。所以，安娜纯真诚实的爱情，成了与之对立的异端，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换句话说，安娜生错了阶级。

原因三，性别悲剧。第一，作为一个female，在男权社会里，要比male承受更多的精神负荷。安娜受到的谴责、非议、排斥、打击，远胜于渥伦斯基。第二，男性的精神是外向的，征服世界胜于情感享受；女性的精神是内向的，情感满足胜于一切。特别在安娜那个时代，贵族妇女不参与社会工作，家庭、情感就是她的事业。正如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所写：“无论处境如何，女人的痛苦总比男人多，而且程度也更深。男人有他的精力发挥，他活动，奔走、忙乱、打主意，眼睛看着将来，觉得安慰。但女人是静止的，面对着悲伤无法分心，悲伤替她开了一个窟窿，让她往下钻，一直钻到底，测量窟窿的深度，用她的愿望与眼泪来填。”又如《诗经·氓》所写：“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所以中国古典诗歌中有那么多的怨妇诗，都是女性感情失落的见证。所以，安娜的爱情愈演愈烈，终于变成一种类似于暴力的可怕的力量，让渥伦斯基难以承受。最后，安娜毁灭了，而渥伦斯基却活着，到战场上去消耗他的精力。换句话说，安娜生错了性别。

从渥伦斯基角度讲，既受到非性别的因素制约，比如他的虚荣、浅薄，又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他无法理解安娜，任何一个male，都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female，反之亦然。男性和女性天然存在着“天堑”，很难真正沟通。列文和吉提是作者竭力颂扬的人物，但注定成不了一部巨著的主人公，因其太完美，太单纯，太理想化，因而平庸、乏味。文学的魅力来自人自身的局限、错误、矛盾、困惑、苦难、悲哀、绝望、毁灭……故韩愈说：“穷愁之音易好，欢娱之词难工。”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赋到沧桑句便工”。

艺术特征：

特征一，奇妙的“拱形结构”。这是由作品主题和情节决定的，作品主题包含两个层次：俄国贵族痛苦矛盾的精神现实和幸福和谐的生活理想。包括两条情节线索:安娜的故事和列文的故事，分别承载上述主题，彼此交融，浑然一体，体现出一种“建筑美”。

特征二，出色的心理描写。托尔斯泰有他惯用的心理描写技巧。

第一，惯用“心灵辩证法”，挖掘人物心理。“心灵辩证法”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托氏心理描写手法的概括。意即不是静止地描写人的心理，而是写在外界影响下心理变化的过程，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情感的交织更替，思想情绪的瞬息万变，通过人物复杂矛盾的全过程来反映人与社会的冲突。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主要的是内在的、精神的运动，要加以表现的不是运动的结果，而是实际的运动过程。”托尔斯泰常以此塑造精神探索型人物：安娜、列文、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安德烈公爵……。

小说以曲折细腻的笔法写列文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对个人幸福和生命意义的思考，特别是在爱情上经历的迷恋、挫折、失望与欢乐、幸福。写安娜情感的复杂矛盾，对卡列宁的厌恨与愧疚，对渥伦斯基的迷恋与失望，对上流社会的蔑视与眷恋，对爱情的渴望与恐惧……。

第二，通过内心独白，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例如，吉提在舞会上的心理感受：“这是吉提最幸福的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禁不住微笑起来。可是一看见穿黑衣服的安娜，吉提的自信瓦解了，内心独白开始了。她看见安娜不理会渥伦斯基的殷勤，自问：“她为什么不满意他呢？”后来看到安娜因他人的倾倒而陶醉的神情，又自问：“谁使得她这样呢？”“大家呢，还是一个人？”“……难道是他吗？”当她看到渥伦斯基在安娜面前小狗一样驯服的神态时，“感觉到自己垮了”，“恐惧地盯着安娜的微笑”。荣格评价《尤利西斯》中莫莉的独白说，只有“魔鬼的奶奶才能把一个女人的内心揣摩得那样透彻”，这一段关于吉提的内心独白可与之相媲美。

安娜卧轨前的意识片段：“我一点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像一座座的山，全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人……多少人啊，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是仇视的……”看见仆人彼得一脸傻笑……看见一个裙子里撑着钢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心里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废的形体毛骨悚然起来）。看见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还是个孩子，就已经变丑了，会装腔作势了”。坐在对面的一对夫妇的谈话也对她具有暗示作用，那位妻子说：“赋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安娜想：“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

安娜的意识渐渐混乱，失去理性和逻辑：“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青年人在大喊大叫？为什么他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安娜已经在用幽灵般的、恍若隔世的眼光看世界了。安娜最后的独白：“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第三，通过肖像刻画人物心理。其一，服饰描写，比如舞会上吉提对穿黑衣的安娜的心理感受：“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并不醒目，不过是一个画框，引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吉提在姐姐桃丽家里见到安娜时，非常欣赏她。在舞会上是“恐惧”、怨恨，后来，安娜为世人所忘，见到安娜，无意间流露出既同情又幸灾乐祸的神情，这些都是通过肖像描写展示出来的。

其二，容貌描写。安娜在邂逅渥沦斯基之后，再见到丈夫卡列宁时，一眼就看见卡列宁那一对古怪的招风耳，表现了对卡列宁强烈的反感。小说中描写最多的是安娜的容貌，从出场一直写到死亡。

其三，神态描写。渥沦斯基决定专心追求安娜的神态刻画：“他看人们仿佛是看物件一样。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在法院当书记的神经质的青年，憎恨他的这副神气。这位青年向他借火抽烟，和他攀谈，甚至推了他一下，为的是要使他感到他并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渥伦斯基凝视着他，正如凝视路灯一样，那青年弄得愁眉苦脸，感觉到他在这样不把他当作人的压迫之下失去镇定了。”通过渥伦斯基的失态表现他忘乎所以的心理状态。

第四，言行流露人物心底的秘密，卡列宁枯燥乏味、装腔作势的官僚腔调，特有的嘲讽的语气，刻画出“一架官僚机器”。安娜先前的伶牙俐齿与后来的语无伦次，表现了经历了重大变故之后安娜的变化。安娜观看赛马，看见渥伦斯基的马摔倒之后，言行失态，对卡列宁的三次问话都未理睬。

第五，景物描写烘托人物内心世界：“春天姗姗来迟……在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迅速地融解了盖在水面上的薄薄的冰层，温暖的空气因为从苏生的地面上升起来的蒸汽而颤动着……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了。”这一段文字表现刚刚经过失恋痛苦的列文，决心抛弃感伤和落寞，开始新生活的心情。

列文“割草”的心理体验：“大片的草场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一行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在夕阳斜照里闪耀着一种特异的清新的光辉。……太阳已落到树林后面去了。在洼地中央，草长得齐了他们的腰，柔软的、纤细的、羽毛般的，在树中间到处点缀着三色紫罗兰。”表现列文尝试“平民化”生活的新奇感受，对劳动、对大自然的切身体会，这些与列文心中策划改革的雄心壮志十分吻合。

特征三，准确、到位的语言。文本写斯季瓦“杏仁油一样的微笑”，刻画出这个赋闲贵族具有亲切、温柔、芬芳、抚慰、细腻……的性情特征；写渥伦斯基与安娜恋爱时的感受，用“谋杀者”对待“尸体”的热情来比喻，以此说明渥伦斯基内心那种极端体验。

特征四，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亦即“奥林匹斯神式”的叙事角度，叙述者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全方位地观察、描述、评论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场景，从而使作品气势恢宏，风格雄伟，具有史诗的规模。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作家采用的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