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平民青年的奋斗历程

《红与黑》：平民青年的奋斗史

“人类心灵的观察家”——司汤达

司汤达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本名叫马利·亨利·贝尔，司汤达是笔名。他于1783年1月23日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勒城一个律师家庭，7岁丧母，父亲娶了小姨，把小贝尔交给牧师抚养，他从小与父亲不和，生活压抑，形成内向善感的性格。

1799年，司汤达从中心学校毕业到了巴黎，准备考大学，不料却进入军界，在拿破仑军部谋得职务。从此，他跟随拿破仑大军，逐鹿欧洲大陆。1814年，拿破仑垮台，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的政治梦想幻灭，他形象地说：“1814年，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了。”司汤达不得不离开巴黎，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司汤达在米兰侨居7年，这期间，他潜心读书、思考、写作，研究意大利的音乐和美术，游历了许多名城，写了一些传记和游记，同时与意大利烧炭党人保持来往。1821年，意大利烧炭党人的起义被镇压，司汤达被奥地利警察视为危险分子驱逐出境，回到巴黎。1821年至1830年，司汤达住在巴黎，没有固定职业，匿名为英国报刊撰写巴黎通讯报道。这期间写了现实主义的宣言书《拉辛与莎士比亚》、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等作品。1831年，司汤达出任教皇管辖下的意大利海滨小城契维塔维基亚领事，开始艰辛而辉煌的十年创作生涯，发表了《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娄凡》（《红与白》）和《意大利遗事》等名作。

1841年11月，司汤达回巴黎度假。1842年3月22日，从巴黎外交部出来，走到距离玛德兰大教堂不远的街上突然中风倒地，第二天去世，享年60岁。司汤达去世后，被葬入蒙玛特公墓。参加葬礼的只有表弟高隆、作家朋友梅里美和屠格涅夫等。墓碑上刻着司汤达生前写好的铭文：“米兰人亨利·贝尔，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

司汤达在宗教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从小受外祖父启蒙思想熏陶的司汤达，崇尚科学、理性，对教会的伪善深恶痛绝。司汤达的反教会思想在一系列文学典型中得到体现，诸如法布利斯（《巴玛修道院》）、洛萨琳德（《听课修女》）、于连（《红与黑》）等，司汤达通过这些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深刻揭示了教会荼毒人性、虚伪反动的本质。

政治上司汤达是拿破仑的狂热崇拜者，曾两度追随拿破仑大军征战欧洲大陆，并且写了《拿破仑传》。波旁王朝的复辟破灭了司汤达的政治梦想，他对王政复辟十分痛恨，这一政治态度透彻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被自身性格逻辑所支配，投入复辟头子穆尔侯爵的罗网，这一抉择注定了于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表现了司汤达对复辟王朝反动本质的清醒认识，对于连这个优秀平民青年的无限惋惜。

司汤达的哲学思想较为复杂，他总体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立场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同时他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因而以客观、宽容、悲悯的眼光看待人性，理解芸芸众生。他肯定人对幸福、“自我利益”的追求，称颂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的“意志力”，但他认为在险恶社会里，人不得不用善恶两种手段去实现理想。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以矛盾交织的心灵世界、复杂多变的思想性格著称。

司汤达创作特征：

第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司汤达竭力宣扬反映现实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反对因袭古人的古典主义，认为“浪漫主义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因此它们可能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司汤达所说的浪漫主义，其实质就是现实主义。

第二，心理描写手法。司汤达是心理描写的圣手，为此他赢得了“近代小说之父”的美誉。他往往通过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反映整个时代的矛盾；通过人与自我的冲突，表现人与社会的冲突，继而揭示人性中善与恶、灵与肉、崇高与卑俗、忠诚与背叛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例如：通过于连的内心冲突，表现了这个平民青年与资产阶级、伪善教会和复辟贵族之间与生俱来的矛盾，昭示于连复杂分裂的思想性格。

第三，情节模式。司汤达小说的情节常常通过爱情故事表现政治主题，把主人公个人情感的波澜与整个时代的动荡结合起来表现，于连·索黑尔、法布利斯和彼耶特卢……莫不如是。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司汤达是一个政治倾向很强的作家；二是司汤达对爱情从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角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论爱情》就从激情之爱、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趣味之爱四个角度对爱情进行了探讨。所以，他的小说情节便轻车熟路地综合了作家意识中两个焦点，形成“政治＋爱情”的情节模式。

第四，“意大利性格”。司汤达曾跟随拿破仑大军进入米兰，后来又侨居米兰7年，晚年担任意大利海滨小城契维塔维基亚领事9年，意大利辉煌的传统文化艺术深刻地启迪了司汤达，他写了很多有关意大利的游记、论著和文学作品。他说：“米兰就像我的祖国。”墓志铭中自称是“米兰人”。所以司汤达是一个有“意大利情结”的法国人。

司汤达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意大利性格”的形象，如《巴玛修道院》中的法布利斯、吉娜和克莱莉娅；《瓦尼娜·瓦尼尼》中的瓦尼娜·瓦尼尼和《意大利遗事》中的彼耶特卢等。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生命激情、奔放不羁的自由意志和真诚直率的个性气质，具有鲜明的意大利民族特点：“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果断勇敢。”（司汤达语）

第五，结构模式。司汤达喜欢采用人物传记的结构模式，以主人公成长的时间线索组织小说情节，同时，又杂糅了“心理结构”方式，线面结合，时空交错，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这种结构模式有利于揭示人物命运演绎的全过程，并且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其源头是流浪汉小说。比如《红与黑》《巴玛修道院》和《吕西安·娄凡》都采用了这种写法。

司汤达主要作品：《拉辛与莎士比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宣言。处女作《阿尔芒丝》塑造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青年奥克塔夫的形象，他“精神上受了狮子的哺育，却偏偏落在狼窝里”，表现了启蒙理想与法国现实的格格不入。《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长篇小说《巴玛修道院》，深刻地揭露了帕尔玛小公国的暴政，帕尔玛小公国实际上是法国王政复辟时期专制政体的化身。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根据在意大利发现的一个手抄本写成，其中描写了源于强烈的生命激情和性格的“充满风暴和激烈斗争的爱情事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红与白》），内容与格局接近《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先后从军、从政，但都不感兴趣，生活中一直徘徊动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吕西安的性格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

《红与黑》释读

《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小说主人公于连，是维立叶尔小城一个木匠的儿子，年轻英俊而意志坚强，精明能干却厌恶劳动，从小崇拜拿破仑，一心向往走进上流社会出人头地。王政复辟后，于连通过穿上红色军服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只好走穿上黑色法衣通过教会向上爬的道路。后来，于连经人介绍，在市长德·瑞那家当了家庭教师，和市长夫人发生恋情。事情败露后，于连进入贝尚松神学院，教派争斗失利以后，于连又随彼拉院长来到巴黎，成为穆尔侯爵的秘书，很快得到侯爵赏识，并且赢得了侯爵千金玛特尔小姐的爱情。穆尔侯爵得知此事暴跳如雷，但对玛特尔无可奈何，只好默认。于连因此获得了骑士称号、中尉军衔和二万零六百法郎年收入的庄园。正当于连踌躇满志，做着青云直上的美梦时，他却被贵族阶级和教会设下的罗网捕获，德·瑞那夫人写信告发了于连，气急败坏的于连枪伤了德·瑞那夫人，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短暂且充满冒险的一生。

小说标题“红”与“黑”有诸多象征意义：

从小说所展示的历史背景看：“红”象征拿破仑时代，象征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热血与革命，象征进步力量；“黑”象征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黑暗统治，象征邪恶的封建势力。

从于连选择的生活道路看：“红”喻指拿破仑军队的红色军服，象征于连30岁当将军的美梦；“黑”喻指基督教教士的黑色法衣，象征于连40岁做年薪10万的主教的理想。(www.chuimin.cn)

从两个“预言性”场景看：“红”指冒险、谋杀、鲜血，于连人生的第一步。于连去德·瑞那市长家之前，到礼拜堂做祈祷，看到洒在地上的圣水在红色窗帘的映照下变成血样的“红”色。于连在他坐的椅子下看到一张纸，上有与他姓氏相同的路易·索黑尔被处死刑的字样，背面写着“第一步”几个字。几年后，在同一个地方，于连开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惊愕地看到地上真实的血迹，与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黑”指孝服、葬礼、死亡，于连人生的结局。于连担任穆尔侯爵秘书期间，4月23日这一天，玛特尔小姐身着一袭黑袍，为她的祖先——16世纪皇后的情人戴孝，他因参加政变被砍头，皇后捧着情人的头颅亲手埋葬。玛特尔十分倾慕这种爱情，于连被处死后，她如法炮制，也亲手埋葬了于连的头颅。

从人物性格看：“红”象征青春、热血、激情和理想，象征积极向上的、敢于追求敢于反抗的于连性格的光明面；“黑”象征阴郁、孤独、虚伪、怯懦、妥协、虚荣、野心等于连性格中的阴暗面。

从人物命运看：“红”象征人的充满活力热情的主观意志和努力，象征成功和幸运；“黑”象征神秘叵测的、邪恶异己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象征厄运。

从于连所下的人生赌注看：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因而“红”与“黑”可以看作是对轮盘上的两种颜色，可惜于连把赌注下在黑格上，即投靠教会和复辟头子穆尔侯爵，结果输得很惨。在王政复辟时期，他只能如此。如果是拿破仑时代，他会把赌注下在红格上，作为平民青年的于连可能会赢。

小说主题可从两个方面概括：其一，通过德·瑞那和哇列诺的形象，批判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通过贝尚松神学院的勾心斗角，揭露教会伪善、邪恶的实质；通过穆尔侯爵府的故事，表现封建贵族复辟的罪恶企图；通过于连的悲剧命运，表现法国下层青年自我奋斗而遭毁灭的命运。其二，从于连悲剧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冲突：个体生命与强大社会力量的冲突；个人意志与残酷命运的冲突；人性中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的冲突。

于连·索黑尔形象及悲剧原因：

第一个角度，于连是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典型，其思想性格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的过程。在维立叶尔市，于连生活在两个异己的环境中，一个是于连自幼生活但从未见容的家庭，天资聪颖的于连喜欢读书，不爱劳动，经常受到父兄打骂欺凌，于连从未向他们妥协。另一个环境是市长家，于连的态度是曲折反抗，他与德·瑞那夫人的恋情有一部分源自他对市长的报复。在贝尚松神学院和穆尔侯爵府，已经在人生战场上得到历练的于连，开始投机钻营，向宗教势力和复辟分子妥协，他不信教，却用拉丁文把圣经背得烂熟；他崇拜拿破仑，却向复辟头子穆尔侯爵摇尾乞怜，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梦想和立场。最后在监狱，从野心的迷梦中醒来的于连，以生命为代价，挺身抗暴，向整个上流社会发起反攻。他的肉体虽然毁灭了，精神却因反抗不公平的命运而站立起来。

悲剧原因：于连的悲剧分两个层次：其一是生不逢辰的时代悲剧。于连出身卑微，但天资聪慧，喜欢读书思考，热衷幻想，迷恋拿破仑式的人物，他经常不由自主地失声赞叹心中的偶像：“啊！拿破仑真是当年上帝为法兰西青年派来的使者！”于连渴望出人头地，有所作为，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多年以来，于连甚至无日不想，谅拿破仑当年也是默默无闻的下级军官，还不是凭手上的一把剑，终于成为世界的主宰”。但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重视门第，不给他这样的年轻人以出路。在维立叶尔市长家受到鄙视，在贝尚松神学院受到排挤，在穆尔侯爵府终遭毁灭。

其二是自我分裂的性格悲剧。于连是一个既自尊又自卑，既真诚又虚伪，既勇敢又怯懦，既鄙视权贵又爱慕虚荣，既富于幻想冒险又极端务实谨慎，既充满激情又冷静沉着，既崇尚个人奋斗又不得不屈从依附……的矛盾体。于连狂热地崇拜拿破仑，但一看世道变了，“于连马上收篷，从此闭口不说拿破仑；并宣布要去当教士”。矛盾使他顾此失彼，患得患失，分散了他对付世界的力量，在与外部世界搏杀的同时，更深地陷入自我内在世界的厮杀，他首先要整合统一内宇宙，超越自我的障碍，才能去征服外宇宙。他最终统一于良知，所以，虽然在现实中毁灭了，可是，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

第二个角度，于连是一个叛逆的受难者形象，一生经历了三次叛逆：

第一次叛逆：对自己阶级的背叛。他作为锯木场老板的儿子，厌恶体力劳动，喜欢读书思考，渴望成就一番事业。而走出维立叶尔锯木场这个生身之地，意味着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成为一个失去社会归属感和精神故乡的流浪者。出身寒门的于连即便身处望族也觉得不安全，他对来自贵族的恩典充满警觉，著名的于连式约会便充分彰显了这种心态：“一点零五分，梯子靠上玛特尔窗前。他握着手枪，蹑手蹑脚爬上去。奇怪竟未遭袭击。”“于连刚把绳子丢下花园，玛特尔就一把攥住他胳膊，于连以为给情敌捉住了，身子一扭，拔出一柄匕首来。”拿着手枪还不够，又备了匕首，如此约会，只有于连想得到，也只有于连干得出。这一方面体现了于连的多疑机警，另一方面说明背叛了自己阶级的于连在异己环境中的不安全感。

第二次叛逆：对自我的背叛。从德·瑞那市长家到贝尚松神学院到穆尔侯爵府，于连一步步背离自我，背离那个羞怯、聪颖、富有朝气和抗争精神的纯净的于连，在欲望、虚荣、权力、野心、阴谋的漩涡中浮沉。于连对自我的背叛是理性的，简直是一种刻意的自我修炼和激励，而不是糊里糊涂的情随事迁，他在准备勾引玛特尔时的心理独白绝好地说明了这种心理：“我，一介平民，去怜惜这高门巨族！……老天像个后娘，把我扔到社会的最底层；赐予我一颗高贵的心，却偏偏没给我一千法郎的进款，就是说，没给我面包，确确实实是没给我面包。……在人生这片自私的沙漠里，人各为己，人人都是在为自己打算。”人对自我的背叛，意味着精神异化，人格分裂，心灵失衡，意味着失去自我的支撑，“他者即地狱”。

第三次叛逆：对背叛的背叛，即回归。在监狱，于连拒绝上诉、辩护、营救，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他的罪过乃是“出身卑微，厄于穷困，但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混迹于阔佬号称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他终于大彻大悟：“我不是被我本阶级的人宣判的……”他这个剧木场老板的儿子，终于从虚幻的云端跌回到残酷的现实。但是，他既不可能回归他所属的阶级，也不可能回归到从前那个于连的精神世界，他从容赴死的决心，实际上是清醒地认识到：从前的于连一去不复返。所谓“回归”，是指回归到永恒的故乡——死亡。

悲剧原因：于连的悲剧，可以说是一个叛逆者必然的结局。任何叛逆者的命运注定是苦难的。因为他一经叛逆，就处于一个异己的环境中，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异端分子。崇高的叛逆者，有其理想、信念做精神支柱，即便备受磨难，即便毁灭，也义无返顾，因为他体证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享受到创造的极乐快感，是世俗庸福无法比拟的。而于连，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最后背叛了他所投靠的阶级……彻底失去了归属感，绝望和幻灭，是他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体验。

于连的悲剧还在于他背叛不彻底，他总惦记着自己是剧木场老板的儿子，正如穆尔公子所担心的：“假如革命再起，他会把我们都送上断头台切里咔嚓的。”于连对自我的背叛也不彻底，尽管“他对英雄行为已感厌倦”，但他骨子里仍然是拿破仑的信徒，他的法庭陈词仍然充满了英雄气概：“我不会向你们乞求任何恩典。”于连既不能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那样彻底泯灭良知，一心一意向上爬，也不能像简·爱那样恪守自己的人生信念。不彻底的背叛，使他跟哈姆莱特一样，内心充满矛盾冲突，影响了他的战斗力。因此，于连注定是个可悲的人物。

《红与黑》的艺术特征：

第一，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经典评价，也是所有作家无法规避的创作原则。它表明一个人的性格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环境是人物性格生成的沃土。缺少温暖、唯利是图的家庭环境，训练了于连冷峻无情的性格，老索黑尔见到即将亡命的儿子，仍然惦记的只是钱：“如果你愿意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死去，就该把积欠的债都还清。你的膳食费、教育费，都是我垫付的，你却没想到……”德·瑞那市长的骄横无礼，培养、助长了于连反抗、爱慕虚荣，想出人头地的性格；贝尚松神学院和穆尔侯爵府进一步促成了于连虚伪、阴险、投机钻营的性格；监狱这个生与死的门限，惊醒了于连“向上爬”的迷梦，激活了他的反抗意志，做出了理性选择。

第二，富于感染力的心理描写。小说中最动人的心理描写集中在于连、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尔小姐身上。作者把一个木匠儿子走进豪门大宅的心理压力，得到贵族妇女垂爱的狂喜心情，刻画得惟妙惟肖。把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贵族妇女的情感变化，描写得细致入微，生动逼真。有直接叙述，有内心独白，有通过言行举止神态表现的间接反映。其中内心独白最能体现于连深层的心理活动，比如他在玛特尔小姐的窗户下察看地形和梯子时的感慨：“‘我命中注定就要用这种攀登工具，’他苦笑了一下。‘这里是梯子，维立叶尔也是梯子。但此一时，彼一时，多么不同啊！’”

第三，时空交错的结构。传统小说纯粹以时间的延续布置情节，因而叙述事无巨细，流水帐般拖沓冗长。司汤达突破了这种写法，一方面以于连的个人奋斗和两次情感经历为线索，另一方面又跳跃式地设置了维立叶尔市、贝尚松神学院、穆尔侯爵府和监狱四个板块，作为于连主要活动场所，线面结合，时空交错，具有现代小说“心理结构”的特征。《简·爱》的结构类似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