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早的酒泉县长|酒泉日报20年文集

2024-10-1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酒泉文字记载历史上最早的县长——东汉曹全事迹解读范溥从书法艺术上考虑，如果一定要在汉碑中寻找出一个最为秀润典雅的作品的话，那么，东汉《曹全碑》无疑是其中翘楚。而曹全自己，则在公元184年左右，当过酒泉禄福县长。很显然，碑、传记载的都是同一件历史事件，但在人名、官名、史实方面却存在显著差异。碑文记载这次战事“和德面缚归死”，当然以胜利而告终。在此，笔者以为碑文的记载更可靠，因而更值得相信。

酒泉文字记载历史上最早的县长

——东汉曹全事迹解读

范　溥

从书法艺术上考虑，如果一定要在汉碑中寻找出一个最为秀润典雅的作品的话，那么，东汉《曹全碑》无疑是其中翘楚。

展开这块碑的拓片，我们可以看到，在书写中，这块碑使用中锋运笔，两端藏头护尾，缓起缓收，线条珠圆玉润，波磔挑法舒展飘逸，有白鹤展翅、飘飘欲举之感。正因为如此，清代学者杨守敬在其《平碑记》中引潘存的话说：“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的确，欣赏这样的作品，真让人有如身临洞天仙境，见丽日风清，高人吟咏的视觉享受。

《曹全碑》书法美妙绝伦有口皆碑，然而其碑文所述传主事迹则更有意思，且与我们酒泉（汉禄福县）、敦煌（汉效谷县）关系紧密。让我们不妨先看看碑文的内容:

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君高祖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己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尉丞，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早世（逝）。

君童龄好学，甄极毖纬，无文不综，贤孝之性，根生于心。收养季祖母，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是以乡人为之谚曰：“重亲致欢曹景完。”易世戴德，不陨其名。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尤，弃官。光和六年复举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禄福长。……

《曹全碑》碑文很长，全文共九百余字，这里不便一一摘录。但是，仅从碑文记载中，我们已经惊异地了解到了以下信息：曹全字景完，是酒泉（敦煌效谷县）人，其祖上是西汉前期开国功臣、有名的能相曹参。落户酒泉敦煌，是因其先祖功勋卓著封疆到了这里。而曹全自己，则在公元184年左右，当过酒泉禄福县长。他曾有个双胞胎弟弟早年夭折。他从小好学、有孝名，为当地楷模，因而有民谚盛赞他是“重亲致欢曹景完”。至于他的生平事迹，碑文中的记载也非常生动。

碑文说：建宁二年……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有吮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薄官。

按一般常识，在18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一个小小的县令，其生平事迹是没有资格上正史的，所以，想要从流传下来的正史中去寻找曹全的大名及其事迹来印证该传文所记载的事实，似乎是不可能了。

然而无巧不成书，在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中居然有关于这件战事的记录。不过两者之间却有较大出入，兹引录《后汉书·西域传》原文如下：

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很显然，碑、传记载的都是同一件历史事件，但在人名、官名、史实方面却存在显著差异。(www.chuimin.cn)

根据有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笔者将碑文与传文的重要分歧归纳为三点做以下分析和解读：

传文中的“戊己司马曹宽”应即碑文中“戊部司马曹全”。清代学者毕沅《关中金石记》就这一现象指出：“宽”亦“全”，“全”与“宽”通。而清代学者王先谦《后汉书集注》则提出另一说：“宽”、“完”二字形似，疑“宽”为“完”的误写。但据近代学者马宗霍之子、敦煌学家马雍考证，以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他以为：“宽”、“全”二字意义虽通，但不是通假字，用作人名并非可以随意运用，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姓名书写都有固定的字，随意用字的现象很少。至于第二种说法，马雍认为，碑文中曹全字景完，而传文中“宽”上无“景”，因而认定王说也不可靠。至于“戊部司马”，与“戊己司马”马雍根据宋代学者刘攽《东汉书刊误》考证，认为是传文中多了个“己”字，汉末并没有“戊己司马”这个官职。此外，学者赵绍祖在其《古墨斋金石跋》中怀疑传文此处有文字脱落，“戊”下脱漏“司马曹全”四字，原文当作：“戊司马曹全、己司马曹宽”。但赵说仅凭猜测而已，没有坚实的论据为其论点作支持。

碑文谓疏勒王“和德弑父篡位”，而传文说“和得”为前王臣的季父。古汉语“得”、“德”通假，“和德”即“和得”，没什么问题。但亲属关系表述明显不同。马雍在其《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中，根据疏勒王臣槃在位年代（127年即顺帝永建二年被朝廷封为汉大都尉，168年去世）推算，认为臣槃是和德的父亲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相信碑文记载。

碑文记载这次战事“和德面缚归死”，当然以胜利而告终。但传文则说攻城四十余日不克，引去。按此说法，这次战事即便是不被视作是一次败仗，也当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军事行动了。那么，在没有其他可靠论据作参照的情况下，我们到底相信哪一种记载呢？在此，笔者以为碑文的记载更可靠，因而更值得相信。其理由如下：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根据碑文记载，该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曹全在郃阳县令的任期内，是由当时郃阳县掾王敞等根据上司曹全口述而撰文造立，是一种典型的功德碑。根据有关资料，在汉唐时代，功德碑的形制与当时流行的墓碑基本相同，但与墓碑功用完全不同的是，功德碑一般树立在城邑要衢或官衙门面前。造碑者上至皇帝官僚，下至士绅百姓，只要有能力造就可以去造。这就是清代学者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中引述刘勰“东汉以来碑碣起”的事。在当时，造立功德的内容主要包括赞颂帝王、圣贤的武功才德（如造于汉延熹五年的“仓颉庙碑”），赞颂神灵的灵异惠泽（如造于汉元初四年的“祀三公碑”），颂扬忠臣良将的战绩功勋（如造于汉永和二年的“裴岑纪功碑”），纪念地方官吏的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如造于汉中平二年的“曹全碑”、中平三年的“张迁碑”），表彰孝子节妇的忠、孝、节、义（如宋元祐八年的“孝女曹娥碑”）等等。其文体一般为三言、四言、五言或七言韵文。

很明显，《曹全碑》如当属其中下属为颂扬上司武功德行而专门撰写的应时之作，相当于现在发表在报刊上的表扬性稿件。刻在碑上，是要借助于“碑”这个媒介，其功用在于向更广泛的范围传播，供来来往往的人们学习、观摩。这种手段在当时那种活字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传媒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相当有效。当然，这种做法，用于其他目的的也很多，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传说是东汉学者蔡邕所书写的《熹平石经》上面刻的是《春秋公羊传》的内容，其目的就在于传播经学学术，校正民间流传并以讹传讹的经学著作中的谬误。在此，如果一定要指出两者之间的不同的话，那只能说，《熹平石经》相当于现在的词典、字典或文献集成，而《曹全碑》则相当于现在报纸上新闻报道中的人物报道了。

应该指出的是，与当时流行造立的大多数功德碑一样，《曹全碑》在文词上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浮辞甚至谀词，如：“吮脓之仁，分醪之惠”，“谋若涌泉，威牟诸贲”，“费不出民，役不干时”，等等，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过分夸张了。但是，毕竟这是一块树立于城邑要衢或官衙门面前等公共场所上的大碑，其功用最大的一面是供时人观看阅读的，碑文上所述内容，必须经得住推敲，特别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更不能由造碑者自己不顾历史事实信口雌黄。况且，这场战事的参与者还有其他人，如时任凉州刺史的孟佗，如果果真曹全、王敞们在这件事上作了弊，那么，在当时大家都知道历史事件真相的现实条件下，这种肆意的为所欲为，在自我膨胀、自欺欺人的同时，岂不是成了自取其辱？

此外，这块碑的造碑时间距上述历史事件发生过去仅仅15年，有理由相信造碑者的记忆是清晰而真实的。反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著作形成于事件发生后的两百多年，记史的手段无外乎查寻前人留存的资料、寻访知情者或其他间接手段。但战事已经过去两百多年，当事人早就化为尘泥，其中发生记载错误或错漏是在所难免的了。那么，其所依据道听途说记载的历史事实当然也难以令人全然信服。当然，笔者在此仅仅是就事论事、一题一议，并无全然否认范晔煌煌史学巨著失实的意思。

《曹全碑》中还有关于曹全在汉光和七年（184年）在酒泉禄福县长任上讨伐张角黄巾起义、保境安民、兴修水利、清正爱民的简要记载，在此从略，笔者不再一一录述解读。

《曹全碑》于明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郃阳县。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优秀范本，其仙女临风、俊雅风流的那种说不尽的妍媚仪态，不知曾迷倒了多少追随者。作为历史资料遗存，一直以来也曾受到历代金石学家、历史学家的高度关注，研究者历代不乏其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研究考证的角度不同、取向不同或者说其中没有一位关注于酒泉地方史研究者的存在，以至于大多数的酒泉人或者治酒泉地方史的研究者，至今还不知道汉代酒泉历史上还曾经有过一位造福过酒泉地方的封建王朝县令叫曹全。这与近年来在酒泉地方史方面蓬勃兴起的西凉王李暠研究的现象大相径庭，因而也可以说是酒泉地方史研究方面的一大缺憾！

总之，笔者认为，记载于东汉《曹全碑》中的曹全这个历史人物，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在酒泉文史研究中进一步研究下去的人物，不应该无人问津、被忽视或被历史所埋没。兹撰短文于此，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酒泉日报》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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