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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导论:建设者的重要意义

【摘要】:由此可见,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是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的运演者,是用脑力代替体力劳动并服务于劳动操作的思想者。而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只是脑力劳动者的一部分,在此仅区别于体力劳动者。

一、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的意义

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是脑力劳动者,是知识分子,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传播者和运用者。

1.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是脑力劳动者

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分工,脑力与体力分工原则确立于奴隶制时代。但在古代,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并非近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劳动的自然分工,即它还不是基于劳动发展自身的需要,主要还不是工艺技术性的,而是具有超出劳动之外或之上的意义。例如,脑力与体力的分工直接就是阶级统治。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有这层意义。不过我们从西周贵族所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已经初窥早期的脑力劳动。但从似乎最具实用技能性的射、御而言,实属当时严格的礼仪操演,同“礼乐书数”一样,都属于脑力劳动。以孔子为首的儒学之士,却经由这种“六艺”虚拟形式的演习,与五帝三王的古代理想王国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习六艺,也就进入了想象中的神圣领域。看来,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划分不过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划分而已。在西方苏格拉底那里,“沉思”这一高贵的活动就已脱离具体操作的日常生活,它是反省与评价日常生活的活动,二者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在亚里士多德术语中,参与现实的“实践”不同于抽身反思的“理论”。同时,这种脑力与体力的分工源于阶级统治,源于古代的巫术文化背景[1]

然而,生产劳动自身的发展已孕育着脑力和体力分工的需要。劳动工具与技术所拓展的日益广大复杂的因果联系与主客体关系,逐渐超出了直观的操作形式而要求抽象化、普遍化,并以超前预见与重复可逆的运演内化为纯思维活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基于劳动动作自发演化的思维活动,其主要内容是数学与逻辑性的[2],而并不包括道德类价值判断。脑力劳动,不仅是指用符号代替实物、用脑力代替体力劳动操作,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能归结为低级水平的中介结构的新特性的产生”。“借助于一个组合系统而使认识可以达到一个范围无限的可能性”[3]。从而,脑力劳动为体力劳动创造了改进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依靠体力劳动有限得多的时空环境是无法自发演化产生的。由此可见,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是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的运演者,是用脑力代替体力劳动并服务于劳动操作的思想者。诚然,脑力劳动者所涉及并包容的范围很宽很广,有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政府官员、公司文员,各类管理者、知识分子等等,它散布于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各类人群当中。而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只是脑力劳动者的一部分,在此仅区别于体力劳动者。

2.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这是一个最为悠久的传统尺度,脑力与体力分工原则所揭示的。知识阶层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特指19世纪末时俄国一批对社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的文化人士,英文中“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名词。《大英百科全书》中“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一词最早由克雷门梭指代以左拉为首的“德雷福斯案件”批评者,也是一批主持社会公道的文化人。《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有代表性的: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而产生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历史上,各个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往往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对知识分子这一定义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1)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2)知识分子具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各自的效益或功能;其中多数功能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技能(技术)性的。

(3)知识分子是依照各自专业而形成社会职业。(www.chuimin.cn)

(4)知识分子是依附于阶级的不独立阶层。

(5)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先锋”作用。

(6)知识分子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有着特殊的关系。

(7)知识分子可以阐释性地揭示一个隐含判断,即: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与劳动人民往往是对立的。这一状况在当代已基本改变,知识分子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上我们得知,知识分子是以脑力活动为形式的劳动者,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而知识分子内部则又呈现不同结构形态,依据价值取向知识分子可分为四类:一是权力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主要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二是经济型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大潮,这类知识分子很快完成了由取“道”向取“利”的转化,所谓文人下海的经济社会现象。这类知识分子以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交换竞争原则作为价值归属,从而完成了从“文人”到“商人”的成功转化。三是科技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一部分主要为科技及其获取利润服务,只问知识本身的有用性,可称为实用型科技知识分子;另一部分与实用型科技知识分子一样主要接受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但却从事自然科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可称之为研究型科技知识分子。四是人文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其职责是追求真理、担当社会良知和展现人文关怀。

3.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是人文知识分子

文艺复兴作为对中世纪宗教统治的挑战,使一批从事传统神学思考的脑力活动者转向人间事物,从而超越了传统脑力与体力分工的界限,产生了15世纪引人注目的“全才”现象。手脑并用的风气为以使用仪器与实验为重要特征的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正是由于这类新型脑力劳动者大批进入面向世俗的科学技术领域,使科学技术逐渐取代宗教神学而成为脑力劳动的主要代表和象征。培根历史性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宣告了近代意义的知识观念与知识分子观念的兴起。在近现代科技所创造的宏大工业文明业绩上,科技不但统治了人对自然的知识观念,也拓展了关于人自身的知识观念;不仅涌现出分工日益细密的自然科学,也带动产生了社会科学。从此,知识演变为专业(技能),知识分子演变为专家,于是出现了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

在近代自然科学作为知识范型支配知识观念长达三个世纪之后,一种以人、精神、主体、实在与本体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知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复兴。人文智慧与情感、想象、审美直观等人文素质在科学前沿的创造性思维中的微妙关键作用在现代又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爱因斯坦在评价科学史上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成功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迈克尔逊“科学的艺术家的感触和手法,尤其是对于对称和形式的感觉”[4]。迈克尔逊自己也认为他的选题“要求研究者有着学者的分析的智慧、艺术家的审美知觉和诗人的形象性语言”。作为工具手段,科技知识在人的自然欲望支配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世界,但他无力反省审查这种物欲追求本身。这种人文价值理性的缺失使近现代文明酝踉并爆发了种种危机。从两次世界大战到核对抗,从罗马俱乐部关于经济增长极限的警告到20世纪后半叶空前突出的生态环境危机与南北贫富对立,从存在主义运动到形形色色宗教团体对社会规范的冲击,整部现代文明史都明白无误地昭示:单凭科技知识与科技专家知识分子并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幸福,甚至无法防止文明向罪恶与毁灭的转化。而这些恰恰是自然科学队伍建设者的缺失,他们缺少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所展现的那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或许他们只欣赏发明原子弹在科技史上的革命性意义,而没预料到它给人类带来战争创伤与罪恶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

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是从宏观上把世界与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整个世界终极关怀,守护并阐释崇高的人类信念,体现理性与正义价值。社会科学队伍建设者并无统一的职业,他们或在学校任教,或在研究机构任职,或飘逸于特定社会系统之外而成为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