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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学导论: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摘要】: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是由社会时间决定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的继承性时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三、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社会科学除了具有阶级性、社会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之外,如果再加上时间的因素,它还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又一特征。

1.社会科学的历史性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物质的存在形式,但它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有很大的区别。在自然科学领域,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时间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已经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时间。当代自然科学和数学又区分了连续时间和离散时间、可逆时间和不可逆时间。普利高津在研究耗散结构理论时更将随机性加在时间概念之中,认为“仅当一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时,该系统的描述中才可能有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因此才可能有不可逆性”[11]。尽管如此,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仍然比社会科学单纯的多。

社会时间,如果把它看作社会事件的连续形式,具体表现为年、月、日等,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在这个坐标里找到确定位置。这种“时间”被M·巴尔格称为“日历时间”,它只具有数量的性质,而且是等速的。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性质的规定性,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所见到的质的规定性是不相同的。“时间经济学”把时间区分为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和自由时间,其中工作时间对于资本家是意味着增值价值的机会,而对于工人来说只不过是挣钱糊口的日子。可见社会时间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具有社会的本质,而且它不再是等速的。原始社会的时间似乎是凝固的,变化非常缓慢,现代社会的时间则给人一种紧迫感,它被看作是人以自身节奏体现社会组织的一种结构象征,意味着人的此在性、有限性和历史性。

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是由社会时间决定的。人类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类社会的各种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之下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属于一定文化环境中某一段落或某一社会时间的某一瞬间,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时间也具有历史性。具体来说,任何理论体系的产生都与一定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并由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列宁曾经提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2]因为自然变化的过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13]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的历史性可以理解为人类对社会认识的继承性、积累性和制约性。

社会科学的继承性,首先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阶级的社会科学家,在创建其学科理论体系时,都不是白手起家、凭空建造的,而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过去既有的知识为基础,即从继承下来的社会科学知识遗产基础之上创立的。如果否认社会科学的历史继承性,割断它本身的继承关系,以为可以凭空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就是白日做梦。但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和斗争。早在19世纪,恩格斯曾批判当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激进派对社会科学遗产一贯排斥的错误态度,指出:“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有害的危险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14]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其次,社会科学的继承性,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既受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与政治制度等其他上层建筑不同,不是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全部消灭,实际情况是其中某些部分消亡了,某些部分却被保存下来供后人学习和借鉴。恩格斯在谈到哲学的继承性时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15]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深入,是在无限的连续中渐次达到的。每一代人都只有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在前人提供思想资料的条件下,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这个过程中,或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提高,或是在批判与纠正前人认识中的谬误,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认识就会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否则便会遭到排斥与摒弃。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恩格斯在1877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中就详细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科学的历史性还表现在人类对社会认识的积累性,即后人对前人的思想成果不仅继承下来,而且一点一点的积少成多。这种积累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一个经过梳理、逐渐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大量统计资料表明,知识积累与时间不是呈线性的关系,而是与时间平方成正比,两者之间是一种指数增长的关系。也就是说,越到近期,知识积累的速度越快,人们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描述为“知识爆炸”,“知识爆炸”现象的出现,使新的知识巨流如排山倒海般涌来,人类大脑这个“仓库”再也无法容纳下如此巨大的知识量。据德国学者哈根·拜因豪尔的统计,今天一个科学家,即使夜以继日地工作,也只能阅读有关自己这个专业的世界上全部出版物的5%。于是,人们不得不借助电子计算机,并且将智慧集中到整理人类的知识,全面考察,融会贯通,更加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因为,正如一个经过整理的抽屉,不仅能够装下更多的东西,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更快地将它找出来。

知识在历史长河中经过继承和积累,便逐渐形成了一些规范,具有了制约性,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理论体系,具有不同的制约性。它们或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或者具有不同的出发点、参照系和视野。如果没有这种制约性,社会科学就会成为一团乱麻,经过再长时间的继承和积累也没有什么意义。正因为有了这种制约性,而又不会影响不同学科和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社会科学才得以在诸如此类的矛盾中不断发展进步。

2.社会科学的时代性(www.chuimin.cn)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纵向联系,那么科学的时代性反映的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横断面,即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及其发展方向,突出了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标志着一个时代人类对社会认识的进程与成果。

社会科学的时代性,突出地表现了它与自然科学的重大区别。自然科学被称为一元性、普遍性的科学,所以自然科学家宣称科学的本性同价值这两个概念是不相容的。但社会科学则由于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矛盾、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使得它的理论评估不仅有真理性标准,还有价值性标准。社会科学成果不仅要通过漫长的实践和艰苦的探索来创造,还要通过人类纷繁的价值判断和认识主体的选择才能慢慢地产生出来,而且越是随着时间的临近其价值选择的成分越大。在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一些社会科学家热心于考古而不敢去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认为离开现实越远真理性越强,风险越小,恐怕原因就在这里。

社会科学的时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理论评估的多样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理论的价值就是理论满足认识的主体一定实践需要的程度。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社会的依存关系产生了种种社会需求,例如经济需求、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因此社会科学便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不同的价值,这就使得社会科学的理论评估呈现出多样性的价值标准。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家在考虑选题、取材、研究、诠释及成果的应用等问题时,就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也难办得多。

(2)理论评估标准的变化性。由于历史的变迁,现代的人与过去的人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使得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估标准不断发生变化。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也总是采取多种手段影响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估标准,更使得这种标准不断发生变化。

(3)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性。由于社会科学理论评估标准的多样性与变化性,所以它的旧理论与新理论之间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一般来说新理论是在旧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旧理论合理部分的继承中发展而成的。但旧理论因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会阻碍新理论的产生,因而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又充满着批判性,这就是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批评改造,以除旧布新。

3.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

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始终受社会实践水平的制约,受相应时代的文化生活所限制,受科学本身的构成所影响,因此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人们只有通过这些相对真理才能逐渐地接近绝对真理。迄今为止,在人类研究社会现象所获得的理论体系中,只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规律性认识仍然远远多于普遍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规律性认识。所以,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之间也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现在的历史性是以往时代性的继续,而今天的时代性又会演化为将来的历史性。我们说社会科学实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就是因为它永远是以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展示在世人面前的。

恩格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16]这个论断同样也适合于社会科学的整体,而且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在恩格斯作出这个论断一百年以后,一位印度学者E·莱尔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在人类和社会的世界中,事件是有历史年代和由文化决定的。每一个事件都是某一文化背景下的历史片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1)社会科学家在分析他们所考察的特殊现象时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历史观点,因为无时间限制的分析是无意义的;(2)他们必须控制所研究的现象的文化背景。他们是通过分析其他文化环境(如另外一个国家或一种语言)中的某一现象来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反复抽样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一位社会科学家才可以合理地提出关于特定环境下人的行为的必然模式。”[17]这段话,对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正因为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是辩证统一的,所以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丰富与发展,就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犹如一池春水,下面是积淀,上面在流动。积淀是流动的基础,流动给积淀带来新的物质,它们是静与动的辩证统一、继承与批判的辩证统一、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的辩证统一。社会科学没有历史性便不会丰富和发展,没有时代性就缺乏活力。

为了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每种理论体系分为坚硬的内核和柔软的保护层两个部分。一般说来,越是作为理论核心和接近这个核心的部分越具有稳定性,在时空范围上也具有更大的实用性,是这个理论的生命力所在。而作为保护层部分的一些假设、论述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显示出其局限性,并最终成为历史的理论被淘汰。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它的内核,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普遍真理,但其中的一些假设和具体论断等外围部分会随着实践的深入需要作修改、补充和发展。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除了批判地继承历史的遗产之外,最要紧的是理解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在历史转折时期尤其应该明确时代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才不至于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