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运用。这使得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并产生了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思潮和流派。近百年间社会科学正是在这动荡不安、充满矛盾与斗争的背景中发展的。......
2024-10-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整个科学进入了大科学时代。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及其外部条件的变化,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以下几种趋势。
1.整体化趋势
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整体化趋势。
(1)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科的分化整合不断加快,出现了大量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学科分化是整体化的基础。恩格斯早就指出,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对于人类认识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是“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社会科学在当代科学整体化过程中,学科的分化空前活跃,近30年来,仅经济学就分化出100多个分支学科,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已经超过50多个。
(2)这个时期学科分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化带着极大的整体性,或者是为了满足本学科发展的整体需要,或者是这种分化体现着科学整体化的需要。所以分化本体也是整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上述的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在学科的边缘地带,与邻近学科或“远缘”学科互相交叉所产生的边缘学科;利用多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从不同侧面去研究某些复杂课题或某类现象所形成的综合学科;从横向研究某种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性并把各学科联系起来的横断学科等等。这些新现象,说明社会科学的分化与综合,已摆脱了原有的发展模式。有些新学科既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而且也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把整个科学越来越融汇成一个整体。
(3)在剧烈的学科分化、综合当中,学术观点上、学科建设上的整体化思潮也日益明显。20世纪初,在心理学领域出现的反对冯特构造主义的格式塔学派认为,人脑中有一种力量把客观的东西组织成一定的“完形”。他们的思路是强调综合,反对冯特只强调分析,认为心理现象是一个整体,整体决定了其中的各个部分。他们有一句名言是:“整体总比各部分相加还要多。”另外,20世纪20年代,哲学人类学在西方的复活,据蓝德曼讲,也“并非出自内在哲学动机,而是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需要‘整体观念’的引导,从而反对19世纪实证主义分割世界的倾向”。
2.主体化趋势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出现了主体化的趋势。许多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分别强调了对人的本质、人性和人的社会性、人的生活方式、人与科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对人的地位、人的作用或如何发挥人的作用,作了比较突出的强调。
(1)哲学和自然观中对人的重视和研究十分突出。现代自然科学在它开拓新领域的创造性研究中,对近代科学的成就和局限性进行了反思,人们开始看到近代科学的种种弱点,根本上是由于未能把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广泛领域包括到它的理论框架中去。这样它所构造的世界图景,是它所追求的一架宇宙大机器,是一个“僵死的”、“沉默的”、“被动的”、“数学化了的”世界。它解决了宇宙之谜,但仅是用它自身之谜来代替。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个自然与人的两分的世界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裂与抵触的文化上的两极分化。A·柯伊莱概括了上述情况,指出这是一个“虽然有每一事物的位置但却没有人的位置的世界”。I·普里戈金则说,这个世界“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吉普赛人”。C·F·鲍威尔认为,“需要把来自世界许多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全部精华都包容到科学中去。这样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全新的知识和技术”,这样“必将大大改变世界科学,丰富世界科学,极大程度地添加有关世界科学中的人的内容,使科学成为实现人类辉煌未来的理想工具”。20世纪出现的自然观中的主体思想,使人们看到科学的中心出发点应该是人,而不是物,科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
20世纪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自然观和以“人的价值需要”为目标为中心的科学观极大地影响着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所谓“人类学转折”,即从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历史认识论中主体性研究的增强,历史观中“人是出发点”意识的突出,自然观中“人与自然关系”内容的增加,说明许多哲学家都认为对人的研究应该是哲学的中心问题。现代哲学日益主体化的趋势,也表明了“一切哲学,只要它开始了对人的轻蔑,它的死亡也就到来了”。
(2)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也都日益突出了主体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学,强调“人本原理”,既强调人的个性,更强调人的社会性。张顺江等人指出:“研究管理,实质就是对管理者、被管理者,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所以,管理学研究的核心要素是人。也就是说,不开发出人的本质就不能确立管理学研究的前提。”现代决策科学也日益强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决策理论中一般都强调决策者的素质。传统规范程序型决策被认为忽视了决策活动中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策科学的发展,使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直觉思维、信仰、意志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高质量决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始终是共产主义的指导性理论。6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就纷纷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80年代以来,又陆续总结经验教训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中国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道主义、人的需要、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探讨,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才学的创立,则为从实际上开辟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培育一代全面发展的新人的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人的因素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思想,在今天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世界的主要动力、进步的灵魂仍然是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科学家所表述的是要把人类意识“从机械文明造成的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有人认为由于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结合,“人被物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化,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病态现象”,“现在物质主义的文明社会要徐徐降下帷幕”,“开始向追求人性的方向起步了”。
在社会发展中人们瞩目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生产力的发展。1988年世界生产力科学联盟第六次大会在生产力理论探讨中,美国、联邦德国等国的等专家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强调机器、技术应及时性地控制,而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学者与专家则特别强调社会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瑞典、瑞士、加拿大、泰国等国的专家们也认为,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必须要研究生产力的主体——人,要研究人的思想、感情、爱好、需要、追求。会上许多代表认为生产力科学是广义的经济学,也可以说是维护世界和平、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人类学”。同年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的有关国际发展战略的会议上,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建议,90年代要制订一个把眼光放得更远,把重视人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战略,使人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受益者。
3.应用化趋势
应用化是当代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科学整体化的一种要求。现代社会科学的应用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科研政策引导社会科学向应用方面发展。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出现的社会问题虽然性质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各国政府愈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科学,进而各自调整各国的科研政策,增强社会科学在国民经济以及社会政治进程中的科学功能。20世纪许多重大的经济改革和飞跃都是因为社会科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结果。美国之所以能摆脱30年代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不无关系,而西蒙、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会计法与罗斯福新政的巧妙结合,则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魅力。日本战后起飞的真正奥秘在于技术立国战略的确立,而这一方针的确立正是社会科学参与公共决策的结果。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等重大国策的形成和确立,它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其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人文意义是难以估量的。现在,许多国家都设有“思想库”之类的研究机构,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如成立于1946年的美国兰德公司,现已成为研究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等重大综合性战略问题的思想库,其中应用性研究项目占该公司研究项目的47%。在日本,各级政府均设有“审议会”,作为学术咨询机构,审议会成员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占有相当的比重,现有各种审议会共200多个,它们的审议报告对于政府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另据统计,现已有400多个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应用研究为主,基本上搞对策、咨询、调研、协调、传播和培训工作。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方针。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号召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实际,克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除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外,各科研机构大都以应用研究为重点。
(2)传统科学向实践方向分化或向实际领域发展,应用研究显著增加。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学科迅速分化,出现了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贸经济、技术经济等学科,积极地向国民经济各部门延伸。根据新时期的社会需要,一些原有的传统学科,走向实践,为自己开拓了应用研究的新领域。如美国的行为科学研究者到工厂帮助生产线的管理人员改进工作,并认为应当抱有一种信念,即事实将使他认识到自己也有技术,而且这种技术是必要的,只有正确地应用了自己的技术,他的技术才能发挥作用。
(3)综合研究的发展形成了应用化的引力场,新兴学科的涌现组成了应用化的生力军。目前,在各国国内和国际合作中,都出现了不少大小不等的综合性研究课题,社会科学家也参与其中,经受着大科学的训练,积累着与不同学科的同行甚至是自然科学家合作共事的经验。通过这些社会科学家,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使这种比较重要的应用研究方法和研究组织逐步扩大起来。应用研究是产生大量新兴学科的直接因素。在学科群体中,许多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围绕着社会经济、产业生产经营等问题,一批应用性学科如管理科学、情报科学、预测科学、公共关系学、商品广告学、企业文化学、技术美学等应运而生。据统计,仅经济科学的390多门分支学科中,应用学科便占了80%以上。这些应用性学科在现代生产经营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兴学科群,是一支突破传统认识力量、传统劳动方式的生力军,也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新的生长点。随着社会科学阵地不断扩大,应用化趋势必将日益增强。
(4)科学教育的改革,正在培养出大量推进应用化的新人才。科学教育是培育新科学思维方式的摇篮。现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实力战”的背后是一场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学的“人才战”。决定胜负的是人才的精神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原来狭窄的专业培养,已不能完全适合科学整体化和应用化的需要。能力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正在日益加强。1986年,复旦大学运用社会调查手段在文科各系中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有效地提高了学生掌握文化知识的能力。许多高校近年来也增设了经济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社会急需的专业和课程,文科各系也对课程设置专业方向进行了调整,扩大专业内涵,增开选修课,朝一专多能方向发展。普遍增设了计算机应用基础、人际交流与语言、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才学、公共关系学、经济法基础等选修课。
(5)咨询业的崛起开辟了应用研究的新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咨询业空前繁荣。它是现代大生产中知识商品化的一种表现,也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电子计算机手段专门进行应用性综合研究的基地。咨询业的分类,大体上有为政府决策作咨询研究的“脑库”,有同时向企业和社会承担咨询任务的机构,有专门进行科技咨询、工程咨询、管理咨询、心理咨询的机构,还有企业、机关内部的决策咨询机构以及面向社会、面向学生的各种咨询服务机构等等。在上述各种咨询组织中,从事现代决策咨询的“脑库”、“智囊团”,是发挥作用较大而又令人瞩目的机构。
现代脑库汇集了一批具有X型或T型知识结构的研究工作者,他们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研究现代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决策者提供理论依据和各种规划、方案、措施、程序和办法,促进国家、社会、企业的决策日益科学化。这些机构,打破了理论和实际之间的界限,是一种新型的以科学知识的综合运用为轴心的研究组织。他们是根据自己的任务目标,集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方面知识的研究工作者。在日本的著名脑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之比约为5∶4。美国著名大型脑库“兰德公司”中共有200名博士,其中有91人是社会科学家。日本学者把这种“脑库”中的研究称作“软科学研究”,美国则习惯称为“政策分析”。现代脑库实质上是社会科学性质的新型的大科学组织。新兴的咨询业尤其是脑库的崛起,对于社会科学原有的研究方式和科学价值观,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新产生的应用研究基地的不断扩展和它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加强,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科学应用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4.科学化趋势
从系统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实现科学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的认识正确反映社会客观现实并不断深化的过程。科学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www.chuimin.cn)
(1)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化发展。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人们深感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借助于“数据说话”,数据诠释的说服力和真理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作为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只用定性分析方法加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工作者总是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满足于定性研究,而很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使社会科学往往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推理分析和描述界定上,其结果往往只能见仁见智,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精确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真伪难以得到验证。因而,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认可度。
马克思指出:“一个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近几年来,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社会科学的定量化研究已有长足进展。据对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统计,自1930年开始,社会科学定量化研究出现增长势头,到1965年已成为主要趋势。1969年第一次设立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时,两位欧洲经济学家因为使经济学有了数学的准确性,并给了它一定的结构,从而使定量分析和各种假设的证明成为可能,因而分享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解释是:“经济科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以及对经济内容的定量分析方向发展。”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这一举动,实际上反映并认可了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奉行的一种经济观,一种崇尚数学、图表、定量分析和数学公式的经济观。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加速了社会科学定量化趋势的发展。
定量描述是用于阐明最基本的量的特征和关系的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现象的定量描述,除经济、地理、人口等绝对值外,存在大量的内涵性的度量属性,如心理、感情、伦理、道德品质、熟练程度、智能水平等,要确定其度量的量纲、单位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定量描述必须经过实验的判定,而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定量描述同样有待于社会实践的检验。但是由于定量描述能够提高经验材料的精确性,因而它是社会科学取得科学形态的基本程序和必要途径。
统计方法是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定量化研究方法。数理逻辑、概率论和现代数学方法的进展,使统计方法成为描述随机过程和偶然现象的有力工具。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模型的数学化发展也是一股强大的潮流。在经济学中数学化开始较早,发展进程也较快。国民经济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大量采用分析处理数据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发展。社会工程的设计、评估及实施过程的管理都需要系统论、控制论等数学模型方法。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化,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2)社会科学管理的集约化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科学管理的集约化发展越来越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管理的集约化已成为社会科学管理实现科学化的前提条件和必经途径。我国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科研机构、科研编制、科研计划、科研投入均由国家统一计划确立,人、财、物统由国家承包,完全依靠单一的行政方式实现管理。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初期,这种管理体制有它功能的合理性,但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其旧有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造成研究机构重叠分散、研究课题低水平重复、研究方法陈旧落后、人财物积压浪费、科研效益不佳等种种不良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僵化的体制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人为地造成学科间融合、交叉、综合的重重障碍,使我国的综合性学科、边缘学科以及一些新兴学科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些不利方面与世界科学迅猛发展的形势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当前我国科学领域正在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的改革尝试,国家大力推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合理调配、科学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政策导向,也同时推动着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转变过去那种经验式、计划式管理体制,逐步实现科研与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集约化和科学化。特别是近年来,在人们的科学研究和管理思想中明显突出了投入产出的经济意识和效益意识,追求合理投入、高效产出的经济科学模式。生态平衡理论与机理被引申到科学资源管理领域,同样在社会科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利用以及实现系统资源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发挥着其应有的实践功能和科学功能。
5.现代化趋势
继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爆炸时代出现之后,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人类社会迄今最高效的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均起到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整合作用。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也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使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发生巨大变革。情报资料传递的空前便利快捷、信息资源的大量迅猛传播,改变了传统传播载体的地位、作用以及时间和空间,大大加快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一方面体现在“软件”的现代化上。这里的“软件”现代化主要是指科研主体的科研思想、科研观念、科研意识以及基本技能等现代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属性和作用问题。社会科学是认识和改造社会、探索和把握客观规律的真理体现,是科学决策和人的行为的智力支持和理性根据。社会科学固然对宣传舆论具有支持力和影响力,但简单地将社会科学视作宣传舆论的工具,或者要求社会科学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时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负面因素还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发挥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来加以消解。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要使其能够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全方位地发挥它所具有的认识、论证、预测、导向、决策、咨询、策划、调控、教育等多种功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狭隘的社会科学观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倡导和树立现代的大社会科学观应是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态度和应有的时代意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为我们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参考。另外,科研主体的科研基本技能正在快速脱离传统“笔耕”时代,微机操作技能、网上资源检索技能成为今后科研主体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科研素质和技能。信息文盲、网络文盲将成为科研主体中被淘汰的对象。
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体现在“硬件”的现代化上。在研究手段方面,过去社会科学家找不到适合于研究社会现象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而现代计算机技术不仅能够完成资料的存储、检索、加工任务,而且能够进行数据、信息、模型处理以及方法、知识、经验的管理,使社会科学家如虎添翼,大大缩短了科研过程和科研成果面世的时间周期,进而使知识信息的增长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状态。在研究方式方法方面,综合集成技术能把个体手工业式研究转变为群体集成式研究。它把有关专家的个别经验和各个专业理论知识综合起来,形成经验性假设,并用基于统计数据和各种信息资料建立起来的包括大量参数的模型,对其确实性进行检验。这样,就可以克服个体式研究难以避免的个人偏好等局限性。尤其是计算机系统不仅会向人提出问题,要求解答,还能够帮助人寻找正确的思路,共同作出解答。通过人机交互作用,能够解决半结构化、非结构化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由个人冥思式转变为人机对话式。在语言交流方面,就语言的载体方块汉字而言有其传统优点,但也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模糊性、歧义性,缺乏共通性,不利于传统条件下的信息交流,使新知识、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传播受到一定限制。由于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实现了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的兼容、转换和高速传输,使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走向网络化。我国最新成功研制的首台高速信息示范网核心路由器,其信息吞吐量每秒达400亿位以上,相当于每秒传输25亿个汉字信息。也就是说,1万册每册25万字的图书要换算成字符信息单位,在这个核心路由器上1秒钟就能完成。这标志着汉字在高技术条件下同样具有强大的信息传输优势。在社会科学资源管理、开发、利用和投入方面,计算机技术及其他先进传媒技术的介入,极大地节约了科研个体、科研机构对科研和科研组织工作的智力、体力、时间、经费以及相关辅助设备的投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科研成果的生产成本,进而推进社会科学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更加经济、合理和规范,并实现社会科学资源的共享和投入的高度集约化。
6.国际化趋势
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出现国际化的趋势是它作为科学大家族中的一员进入大科学时代的一种产物。现代社会科学,无论从它的形式、内容或研究活动上,都日益同国际社会发生紧密的联系,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趋势是同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在当代,社会科学及整个文化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不专属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世界中,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的指南,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在逐步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推动世界上进步的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强大力量。有人认为,社会科学由于缺乏世界公认的数学语言,因而难于实现国际化。我们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和它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也如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语言和数学方法那样,早已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也为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所理解,因此它是一种国际化的社会科学。
(2)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早已跨出个别国家的界限,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理解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多元化,并不妨碍它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3)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最后统一,将由两者的矛盾斗争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解决。这种消长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日益国际化的过程。另外,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内部,反映其狭隘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的部分,将逐步被历史和实践所否定,而其中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等方面相联系的积极的有用的部分和某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被世界人民所接受。不仅如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有价值的社会科学思想,如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分析、心理学中的需求层次论、管理学中的目标管理方法、人口学中的优生论、社会学中的角色论、人类学中的智商理论、领导科学中的可行性分析等,都被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所吸收或借鉴,成为自身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也是来自另一面的国际化趋势。
当今世界,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剧增、核武器等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政策问题,因此同社会科学的关联更大。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国的社会实践家和社会科学家携起手来共同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将大大向前推进。
(4)世界历史越是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互相了解的愿望越是增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积累起来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学上、艺术上、美学上的珍品,都属于全人类。研究这些文化现象,使社会科学家之间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会大大增加。因此,某些人文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化要比社会科学方面障碍更少,发展更快。
(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沟通世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推动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围绕社会科学家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组织不同国家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就某一问题发表论文,将其汇集起来,以便在比较之中发现异同,促进社会科学家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从中互相沟通和借鉴。20世纪中期还组织编写了《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并推动世界各国社会科学家合作研究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国际科克塔大百科全书的使命是“要鉴定并传播世界每个地区所产生的新社会科学概念和术语,使它们得以进入已经通用于世界社会的概念和术语的行列”。上述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促进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程。
(6)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科学家们尽管有不同的价值观,但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也会开阔他们的国际视野,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从而有利于促进各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通过国际接触,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研究也日益发展。
【注释】
[1]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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