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机制：推动社会科学发展

三、社会科学发展的机制

探寻社会科学的发展机制，离不开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检讨。因为科学发展的机制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许多科学哲学家都为此做过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观点，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流派和思潮。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把科学看作是一些表达事实的理论陈述的集合体，认为科学进步是在一个波澜不惊的由许多“孤立”的知识集合体的点滴增加和不断累积的过程中实现的。著名的逻辑证伪主义者波普尔则从所谓的“休谟问题”出发，断言任何科学理论虽不能被经验证实，但却能被证伪，因此科学就是在不断证伪理论，清除错误成分增加真理成分，逼近客观真理的过程中进步的。历史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反叛者，他们从宣扬科学知识的主体性、非理性的前提出发，从科学史上的典型案例分析入手，着重于科学的发展与变革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说明机制。如其集大成者库恩既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点滴累积发展机制，又批判波普尔的单纯否定的发展机制，认为“一种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范式逐步过渡”和转换是科学的通常发展机制，科学发展就是在和范式紧密相关的“积累”与“变革”、“渐进”与“突变”的交替发生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范式的选择作用且不同范式不可通约，而走向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则把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推向极端。新历史学派反对库恩等人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立场，但又继承了他们的历史主义方法论传统，如L·劳丹在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思想的基础上，侧重从研究传统的网状发展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增长的角度来阐发科学发展机制问题。夏佩尔则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个信息域的中心问题不断改变、信息域的项目不断变化、扩大以及信息域的不断合并、分化而进化的结果，如此等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深入探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科学哲学的范围。他们提出的许多概念、术语、方法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左右着人们关于类似问题的认识和思维框架。无疑，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揭示社会科学的发展机制。但我们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理论探讨存在着非常明显而共同的局限性，并未能实质性地解决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问题。第一，从其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历史命运看，无论是逻辑主义学派还是历史主义学派，由于双方都各执片面之词，或只坚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合理性，或只坚持其主体性、可错性和非理性，最终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相对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巢臼。第二，从其理论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来看，他们在根本点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理论与经验的矛盾的结果。这就是说，他们是从科学研究的结果即科研的理论形态及其外在更替出发来考察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的，而忽视了科学理论是科学研究主体能动创造的产物，其本质是思维生产（即思维加工）的结果，因此，科学的发展首先应是作为一种思维生产的发展。而这一点，恰恰因为在科学理论创造中思维加工过程在人脑这一“黑箱”中默默地起着作用，人们往往把它视为科学思考、研究和创造的当然前提，而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千百年来它不为人所注意，也没有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仅仅重复强调学科理论与观察实验、旧理论与新事实、新理论与旧理论、新理论之间与新事实之间的外部矛盾和推动力，而不重视从主体思维生产的角度来探寻，只会偏离对科学发展内在机制深刻而全面揭示的康庄大道。这是未能正确揭示科学发展机制问题的最根本局限。第三，由于未能深刻认识到科学创造实质是思维生产过程，人们关于科学发展机制的探讨一般只隐含在科学发展模式的描述中，只停留于对科学史的案例做一种外在性的经验描述层次上，而且不能对科学史案例作出全面而又一致的分析和说明，而仅仅对少数案例作有选择的说明，难免以偏概全。这种仅仅从历史上的科学发展轨迹中寻觅科学的未来发展道路的作法，其经验性、片面性乃至牵强附会不可避免。第四，这种描述本身及其所持的基本方法论立场，决定了它不可能把科学发展过程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精神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并给不同发展水平的科学理论提供了可靠和可操作的衡量和评判标准。因此，断言科学在发展以及以何种模式发展，都难以令人信服而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而为不同科学理论提供一个全面而又统一的衡量标准，是解答科学发展机制的根本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没有就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问题作过专门论述，但他们的理论著作中却蕴涵着解决这一问题的深刻的方法论启示。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深刻指出：“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这一论断是十分中肯的，他洞察到了“工具”与科学创造和发展的深刻内在关联，这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西方表达式。也许，乔治·萨顿并不十分清楚他指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及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只是朦胧认识到科学工具的革新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但是，马克思对此作出了科学的方法论解答。唯物辩证法强调和着眼于研究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而不是一般地研究事物本身。而马克思科学揭示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又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出发点。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这就是马克思精辟指出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因为劳动生产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据此，马克思进一步断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里，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一定社会、经济时代的划分，不是着眼于“生产什么”，而是着眼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工具生产”。这就是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的运动规律，揭示其内在发展机理的独特方法和出发点：不是以物质生产的结果（即物质产品），而是以生产的工具和方式为研究出发点来考察物质生产以及生产的发展，强调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在生产物质产品中的关键性作用，指出生产工具和方式的变革与物质生产发展的内在深刻关联，并以此为据，把它作为划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准和标志。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经济时代划分的思想，为我们科学自觉地认识科学工具的革新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它不仅告诉我们，应该从科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思维生产的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而且意味着，如果把科学研究看作一个思维生产过程，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以思维工具、思维生产方式作为科学生产及其发展机制的研究出发点，并把思维工具和思维生产方式的性质和水平作为衡量和划分科学发展的标准和标志。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工具与物质产品相统一”的思想类似，我们可称之为“思维工具与思维产品相统一”的思想。

根据“思维工具与思维产品相统一”的思想，我们不难逻辑推论出：思维工具的结构和功能、思维生产方式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思维产品的质量、深度和水平。由于思维工具、思维生产方式在科学理论创造中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基础性，以它们的性质、结构和功能为基本标准并以其内在逻辑转换为轴心线索，不仅困扰西方科学哲学衡量和评判科学理论的发展标准的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开辟了一条研究科学发展内在机制的新途径。实际上，这一思想并非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它至少可追溯到黑格尔那里。黑格尔曾说，有时人们在所谓的“纯逻辑”之后还提出了“应用”逻辑，可那时候“就得把一切科学包括在逻辑中，因为每一门科学都要用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对象，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辑”。列宁进一步肯定道：“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这里，黑格尔把所有科学划分为“逻辑”和“应用逻辑”两大类，实质上就是从思维工具、思维生产方式的生产和应用的角度上考察的，“思维工具、思维生产方式”是“纯逻辑”，“思维产品”是“应用逻辑”。因此，对社会科学（即“思维产品”）发展机制的探讨就可以合乎逻辑地、主要地转化为对思维工具、思维生产方式（它包括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等环节）不断变革转换的机制的探讨。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应该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工具、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等的变革和转换及其相互作用中去探寻。

1.思维工具的革新

思维工具是建立在一定逻辑基础上并由其提供的一定思维规律、思维方法、思维形式等的总和。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思维工具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从问题的发现、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概念的提炼和推导、规律的论证，直到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必须以一定的思维工具为前提。另一方面，思维工具的结构和功能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度和水平。如同同样的物质材料经过不同级别的生产设备的加工，可以制成质量完全不同的产品一样，同样的认识材料经过不同级别的思维加工，生产出来的思维产品也完全不同。一般地，逻辑分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个级别，相应地，思维工具也分为抽象思维和辩证思维（或具体思维）两个级别，每个级别的思维工具都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思维工具的革新，本质就是思维工具级别的跃迁。

恩格斯曾多次教导我们“要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但怎样才能“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呢？这当然不是教条式的背诵，也不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简单运用，而是必须深入了解马克思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即它是由什么样的思维工具生产出来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现伟大的革命变革，除了马克思的过人天赋和时代的客观要求外，最主要的是他首先实现了思维工具的变革，即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使之成为观察、分析、批判世界和理论的“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可以说，正是依据唯物辩证法这一先进思维工具的优势，青年马克思才迅速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和超越，并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等诸多领域取得了许多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大研究成果。同时，马克思还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超越。我们知道，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在世界观方面都是唯物主义，但他们的区别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区别，因为费尔巴哈也十分注重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他的新哲学“本质上具有一种实践倾向，而且是最高意义下的实践倾向”。但费氏哲学始终被马克思视为“抽象的唯物主义”，而没有成为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实践概念在费氏那里只是被抽象地理解，而在马克思这里则是辨证地理解，这也使得：精通辩证法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远远高于不懂辩证法的费氏唯物主义。这充分表明：思维工具的级别决定着世界观理论的级别。当然，对马克思辩证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解和说明，这已超出本文的题旨。

现代哲学著名的“语言转向”的产生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作为语言分析哲学运动的独特研究方法的“分析”，是建立在现代数理逻辑基础上的逻辑分析。许多哲学史家的研究表明，现代逻辑不仅是分析哲学赖以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语言转向”的根本动因。语言分析作为一种哲学研究方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分类和区分谬误的细致而系统的分析，中世纪奥卡姆关于助词范畴和指代理论的分析，以及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在者”、“此在”的著名分析等等，都是语言分析的典范，并且这种分析贯穿于他们著作的始终而不是一鳞半爪。但是，这里并没有形成语言转向，更没有形成语言哲学；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现代逻辑。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进行语言分析是语言分析哲学的主要实质，因此，不掌握现代逻辑这一思维工具，就无法理解语言分析哲学；而哲学家们在掌握和运用现代逻辑这一思维工具的知识的多少和修养的深浅，则直接影响着他们在语言分析哲学上研究的深度、力度和成就。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现代逻辑作为一种新型思维工具，它虽仅仅是在形式逻辑范围内对传统逻辑的精确化发展，但以其为基础，语言分析哲学不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意义理论为核心的专门研究领域，而且挑战了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常识，提出了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哲学的看法，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或根本性变化的哲学观，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可见，思维工具的变革必然带来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如果说语言分析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强力挑战和颠覆，是基于现代逻辑这一新型优势思维工具的话，那么，它对传统形而上学拒斥和消解的片面性和极端性，及其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它对传统哲学的拒斥和消解只是一种回溯式的，则是现代逻辑的相对局限性的必然结果。现代逻辑这一思维工具的优点和缺点集中地体现着语言分析哲学的贡献和局限。只有以马克思的辩证逻辑为思维工具，才能承担开启哲学未来发展的重任。由于思维工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认为，思维工具的级别跃迁是社会科学发展和变革的最重要的内在机制。(www.chuimin.cn)

2.思维方式的变更

思维方式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较混乱。目前学界主要是在笼统的与思维相关联的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如认为哲学有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证论、存在论、现象学、解释学、实践论等多维度的思维方式，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严格讲，这是对思维方式的滥用。其实，这些所谓的“思维方式”，只是人们关注问题的特定思维视角、分析研究问题的切入点、理论体系论证的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有时甚至只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或立场而已。笔者以为，思维方式只能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它与思维工具紧密相联，但又所区别。简言之，思维方式是主体运用一定的思维工具进行某种思维生产的方式，它是思维工具在科学认识研究中的方式、方法的具体表现；类似于物质生产方式负责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它是进行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内在机理和根据。详言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是完成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经过后天塑造并已经现实地设置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主体内部条件，是主体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历史成就在思维中的积淀而建构起来的一种认知图式。从认识论上分析，思维方式在人的智力结构中具有某种先验的意义，作为主体接纳对象的先在框架，它充当着主体处理客体信息的背景和参照系统，规定着社会科学活动的目标、途径、方式和方法。从方法论上看，思维方式是主体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思想依据和行动指南。“方法是内容的灵魂”，不仅任何社会科学认识都必须借助一定的思维方式才能完成，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思维方式的优劣。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借助于合理的思维方式，人们能够更好地思考分析问题，加快思维运动的进程；思维方式的更新，则往往成为理论发展的突破口，并导致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甚至引发连锁性的社会科学革命。

因此，选择先进的思维方式就成为此中之关键。那么，能否以及如何衡量和鉴别思维方式的优劣呢？我们认为，以思维方式的逻辑基础（即思维工具）为标准，就可以衡量和鉴别思维方式的优劣。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众多，不能详叙，本文仅以“分析”——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来说明问题。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指逻辑分析，即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但是，应用不同的逻辑来进行分析是大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分析的思维方式，必然受到逻辑（即思维工具）的制约，逻辑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具体内涵及其优劣。在哲学发展史上，与逻辑的三个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分析的思维方式也经历了三种具体内涵的发展。在前逻辑阶段，分析只是停留在感觉经验层次上的常识性分析，其散漫性、错误性不可避免，这种常识分析及其所产生的各种错误和无谓争论，直接推动了逻辑的产生。在传统形式逻辑层次上，传统哲学的思维行程是从概念、判断到推理，这种分析是对事物的一般抽象认识；在现代逻辑基础上的哲学分析，突破了传统哲学中把概念放在第一位的思维方式，开辟了一种带来哲学观念巨大转变的新思维方式：把对句子的意义分析作为哲学的首要出发点，从语言范畴出发达到本体的认识，这种分析达成了对事物的深入而精确的科学抽象认识。但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只能进行单向度的线性思维，对事物总是进行某一侧面、层次抽象本质属性的认识，带有孤立、静止和片面的形而上学特点；思维方式的这些特点也是其弱点，浓缩地体现着其哲学的局限。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哲学分析，达成的则是全面“反映事物内外矛盾整体的本质规定”的具体本质属性的科学认识（即辨证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概念都有一般、特殊或个别三个环节，是三个环节中的各种矛盾的规定、关系或联系的有机统一”。运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具体概念的三个基本环节的相互交织、由此及彼的不断联系和转换，可以进行网状思维，把相距遥远的事物联系起来，使每个概念都成为“人类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纽结”。同样，思辨的思维方式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我们认为，对同一种思维方式可以依据不同级别的逻辑作不同的具体理解，是进行思维方式创新、变革、转换和优化，推动社会科学快速而自觉发展的重要理论根基。因此，顺应社会科学的发展，既立足于新情况、新问题，又根据优良的思维工具，积极自觉主动地不断突破旧方式，创立新的思维方式，开展创造性的科研活动，是推进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重要机制。

3.研究范式的转换

同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许多范式一样，社会科学研究也存在各种范式，但又有其特点。美国社会科学家D·贝利认为，“范式这个词用在社会科学中，就是观察社会世界的一种视野和参考框架”。我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文社会历史现象时总是遵循着某种范式进行科研活动的，并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构成各种具体理论学说的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有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在经济学领域有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凯恩斯主义范式、新古典主义范式，在历史学领域有兰克式叙事史学范式、批判史学范式和新叙事史学范式等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创立了真正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一定的学科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说与观点、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是构成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素。其中，具有深层基础性质的学科观、方法论观念，与一定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式内在相关，而最基本的理论假说和观点原理则是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理论支撑点。此外，与一定政策目标紧密相连是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容、主题和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显著特点。它们一起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甚至其中的某一要素发生转换或变化，都必然带来社会科学的较大转折和变化。例如，西方新史学就是在对叙事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批判和重建中，实现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变革的。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总是必然蕴涵并体现为研究范式的不断转换过程之中。自觉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内容和特点而适时地更新研究范式，恰当地选择和确立正确合理的研究范式，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在机制。

我们承认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把范式转换当作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或唯一标志，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西方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范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后，在当代又重新“革命”，回到新古典主义范式；西方史学从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兰克式的叙事史学到20世纪30年代新史学的“革命性”批判，再到70年代叙事史学的“复兴”，这一系列戏剧性的范式转换有时很难能被称为重大的“社会科学革命”。这表明：范式转换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科学的发展，更勿谈革命，而只有真正的科学的范式转换才能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笔者认为，研究范式与思维工具和思维方式虽有区别，但更紧密相连。真正的社会科学范式的转换，其实质是深深根植于思维工具和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学科观、基本理论假说、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和研究纲领的跃迁和更新。从这一视角来看，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诸研究范式的转换，只是抽象思维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表现。其实质是，这种理论思维方式决定了它在某一时期侧重对事物的某一侧面、某一层次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和揭示，在遇到新的实践困难和理论问题时，又侧重解决事物的另一些侧面和层次的问题。因而，这种转换是抽象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非什么“革命”。而在辩证思维方式看来，西方社会科学处于转换中的各种研究范式，都是相应的辨证思维研究范式的应有内涵之一，并构成为该研究范式的某一环节。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凯恩斯主义范式还是新古典主义范式，都应是经济学范式的某一环节，只有它们的全体而非其中之一才有可能成为完整、正确地反映和揭示经济学规律的科学研究范式。所谓的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叙事史学范式与批判史学范式等等，都应作如是观。只有依靠先进的思维工具和思维方式，才能创建真正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也唯其如此，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科学革命，才会推动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区别只在于是自觉还是不自觉。

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工具的跃迁、思维方式的更替、研究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内在机制，但它们不是各自独立地发生作用的，而是在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其中，思维工具是核心，起统率作用，它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着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性质、水平和状况；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总是同具体社会科学相联系，它以具体社会科学成果的形式不断为逻辑学家进行新的思维加工、铸造新的思维工具，贡献新认识和新发现；它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自觉推动它们的共同发展，是推进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在途径。当然，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是极其复杂的，远不止上面所概括的几个方面，这里只是从一个向度作出的一种积极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