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发展的动力：《社科学导论》出炉！

一、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

1.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社会科学沿着“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发展，不是外在于人和脱离人的纯粹观念运动或概念的自我演绎，而是紧紧根植于并存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社会实践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重要对象，也是其最本质基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需要既作为基础也作为动力推动着社会科学的发展。

首先，社会实践规定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社会科学理论是对社会实践的反映。社会实践的性质、展开规模的大小、深入程度的高低必然影响、制约和规定着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程度、形式和结构。马克思曾说，人类只提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主体性特征，也深刻阐明了人类主体性的发挥及发挥程度要取决于他所处的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水平。这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还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经济政治面貌、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面貌，只有从以社会生产方式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理解和规定。社会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化发展也只有通过实践的发展才能得到实现、说明和理解。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想，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人文社会科学总是在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及其过程中发生并伴随这种过程而发展的。与原始社会初级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神话形式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生产有所发展的农业社会，出现了经验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理性的或实证式的人文社会科学则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人类理性高扬的时代产物；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特点相匹配，人文社会科学也发展到系统科学的高级阶段。这些时代的理论思维水平和表现形式，不仅代表着人类总体在当时历史时期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也展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感性直观到理性思维、由非科学方式到科学方式的进化发展过程。

其次，社会科学理论不仅反映实践，受实践制约，而且也指导实践、规范实践。因此，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水平和速度必然处处受到人们认识水平和认识发展的强大影响。实践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化发展，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迫切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而人文社会科学也正是在解释和解决当代人类在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走上科学舞台的。

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科学技术主导了大工业技术文明，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促进了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的日新月异和显著发展，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呼唤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峙的科学理性精神指导下，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开发和利用，逐步演化成为人类对自然的专制、盘剥和掠夺。这不仅带来了自然资源的缺乏，也破坏了自然本身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且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科学理性的膨胀，使得它日益从人类走向自由的工具异化为束缚人的自由的羁绊，沦为一种窒息人、敌视人的“见物不见人”的单一的“工具理性”。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活目标的冲突、信念追求的失落、生命价值的空虚、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异化，以至人类社会的政治矛盾、种族歧视、军事对抗等诸多问题，都是科技理性片面发展、价值主体受到排斥、生命意味受到轻视的必然的消极后果。而对科学技术和理性给人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人口与资源、生态与环境、家庭与犯罪、城市与就业、道德沦丧与经济发展、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困境，爱因斯坦意味深长地说：“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这是说，科学技术作为人的理性能力的一种外化，它本身只是一种中性存在，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客观效用和结果，则完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的文化态度。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与社会互为一体，深刻关联。社会的发展在其本质上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真理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价值向度的偏离必然直接导致社会实践的目标迷失。因此，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范围内的“天灾人祸”的克服和消除，不可能通过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无涉价值的科学技术理性来解决，而只能依靠并急切呼唤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统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立自然—人—社会的和谐，维护人在自然—社会大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导功能，为人类实践活动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科学正确的指导思想、认识决策、价值向度、价值目标、组织形式和操作方式，从而引导社会向着更“合情合理”的方向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在解释和解决当代人类在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与问题的过程中走上科学舞台，并在强化人类实践的主体性、克服盲目性、提高有效性的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发挥作用，日益成为当代社会实践的重要的保证，并由此而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的。

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的源泉和动力，社会科学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人类的生产斗争、社会政治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人类社会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的源泉、动力和根本目的，也是检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同样适合于社会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

一是生产斗争。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以人文主义为指导的、孕育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与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正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得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真正变为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就没有列宁主义的产生。毛泽东思想也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但经济政治的发展又极不平衡的中国。邓小平理论则是中国经济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只有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回答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诸经济学科的理论。

二是社会政治斗争。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政治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我国古代史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谁能取得胜利，要看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在此情况下，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发展了起来；在连年战乱之后，西汉初期需要休养生息，于是主张不控自控、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得到发展；同时，汉代经学（《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兴盛，是适应汉代统治者试图维持其长久统治的需要，而从古代典籍中总结经验教训。儒学之所以在汉代之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到蓬勃发展并居于至尊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倡有为、明等级、重血缘、主仁义，特别是大讲“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从而适应了历代统治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稳定之需要。

从国外看，十八世纪的法国，以孟德斯鸿、魁奈、伏尔泰特别是卢梭、狄德罗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及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理论著作的出现，是适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的产物，它们在为法国大革命制造思想舆论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就不会有这样一批划时代思想理论著作的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兴起并成为战后几十年西方的主导经济思想，根本原因就在于战前普遍盛行的国家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潮已无法抵御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只靠“看不见的手”已经无济于事了。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列宁主义亦然。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了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推进中国革命事业而产生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最显著的标志。社会政治斗争是社会经济斗争的集中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往往提出大量尖锐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社会科学给予回答，因而它是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三是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在近现代，它是自然科学某些学科包括技术科学发展的最直接的源泉。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一方面，科学实验不是主要的动力和源泉，因为阶级斗争、社会政治斗争就其个案而言并无可重复性；但另一方面，每一次新的社会政治斗争又可以看作是一次实验，因为无论成功与否，只要很好地总结，都会深化人们的认识。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洲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巴黎公社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我国1958年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试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试验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实验。它所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依据和发展的基础。此外，对于某些方针、政策、策略、方案而言，抓典型、搞试点也可视为一种科学实验。

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特点和规律，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邓小平在1983年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是认为没有学术价值。”这种现象现在虽然只表现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却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警惕和注意的。当然，社会科学决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基础问题的研究，否则就不能建立起新的学科体系，社会科学的发展就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后劲。

同时，指导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中国的社会科学有着重视实践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多重视对“道”的体悟，对“道德”的践行，提出“知行统一”说，“经世致用”的入世、涉世精神，以及以儒学为指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当然他们所说的“践行”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邓小平都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包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的重大作用。总之，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深厚的源泉和动力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特别是前沿性的重大实践活动必然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必然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回答得正确与否还要靠社会实践去检验，并通过检验而去纠正、补充、发挥。因此，只有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不断为发展着的社会实践提供有效的供给，社会科学才能获得最深厚的源泉和最现实的力量，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只能在不断地落伍中渐渐沉寂。同时，服务于社会实践，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拓展和深化，是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

2.社会科学在思想斗争、学术争鸣中发展

真理就像燧石，只有撞击才能迸发出灿烂的火花。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实际的情形往往是这样的：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在思想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为了批驳对方，都力求以充分的论据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使自己的观点趋于系统化，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迸发出某些新的思想火花，形成新的观点；而且在斗争中、争鸣中也会暴露出自己观点或论据的某些不当或欠缺，从而促使自己作更深入的研究，包括从对方的观点中得到某些新的启示，借鉴和吸收对方观点和论据中某些有用的东西。这样就会有力地促使自己观点、论据的丰富和深化。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所贯穿的斗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承性批判，或者说扬弃。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期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现在对西方某些经济理论观点的批判等等，都属于扬弃或继承性批判。

第二，纯批判，或者说抛弃。诸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对论敌的批判；毛泽东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等等。这类批判是思想领域斗争的需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比如，恩格斯正是在深刻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的过程中，第一次全面精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整个科学体系。

第三，争鸣性批判。对同一学派、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交流、切磋，也带有批判或批评的性质。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是不乏其例的，在今后更将是大量的、经常的。

社会科学只有在思想斗争和学术争鸣中才能发展。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科学的（或部分错误的）东西的斗争、争鸣中才能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才能有效地吸收和借鉴对方的某些有益的东西。因此，思想斗争、学术争鸣的过程不仅是批驳论敌、修正错误的过程，也是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过程。许多历史事实证明，开展学术争鸣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其一，古希腊罗马时期，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大匠巨擘及其重要著作的涌现，实际上就是学术争鸣的产物。

其二，春秋战国时期，儒倡“仁政”、法主“法制”、道讲“自然”、墨言“兼爱”，兵、农、名、杂、阴阳、纵横，各有主张，百家争鸣。而著书立说、游说讲学，成为各家推行和宣传思想主张的重要途径。齐国都城临淄的“樱下学宫”，没有门户之见，实行学术自由，吸引当时全国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去从事研究和讲学，成为当时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有力地促进了齐鲁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其三，唐代重儒学、尚佛老，提倡学术自由，各抒己见，故立宗成派者，数不胜数，而各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均呈繁盛局面，硕果累累。孔颖达《五经正义》、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李善《文选注》，均是传世精品。佛教传入中国，至唐而极盛，中土僧侣，飘起云兴，武宗时寺庙达四万余所，译经繁富，禅宗六祖，唐居其三。唐亦崇玄学，道教盛极一时，开元间老庄之学首进科场，天宝初将《庄子》奉称《南华真经》。正是这种学术争鸣，成为“盛唐气象”的重要促进因素。

其四，由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各种思想流派实行兼容并包的政策，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比较自由的研究和传播，才有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思想先驱的出现。

其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三不主义”，真正提倡百家争鸣，这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从而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空前繁荣局面的形成。

同时，许多历史事实证明，排斥学术争鸣，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其一，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首肯和推行；宋代程朱理学集成，儒学一统，压抑了其他思想学派的发展。

其二，在欧洲整个中世纪，各国封建统治者实行神学愚昧主义政策，窒息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严重阻碍了欧洲科学事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三，在我国，虽然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双百”方针，但由于种种原因，从1957年反右派直到1978年，这一方针并未真正实行，“百家争鸣”实际上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在那一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步履维艰。

总之，实行“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内在要求，也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

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需要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的环境，需要实行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探讨、相互争辩、相互批评，还应允许犯错误。既然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可以允许几十次几百次的试验失败，为什么就不能允许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错误呢？失败是成功的先导，这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适用。况且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百家争鸣和“三不主义”，这是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

毛泽东指出：“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与坚持学术上的争鸣是并行不悖的，决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对于重大政治是非问题，必须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同时，要切实注意防止混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

3.社会科学在分化、整合中发展，在联系中整合，在结合中创新

既分化，又整合，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它贯穿于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分支学科都是为了适应对社会的某一具体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而建立起来的。而社会诸具体规律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特别是高层次的规律与它相关的低层次的规律之间更是密切联系的。推而广之，人类社会就其现实性而言，从来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整体，因而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与“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如何通过各学科的合作、整合，更全面地把握社会现实，从而形成“理性的具体”，便成为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相对于学科的分化而言，各相关学科的整合更为重要，它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

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是实现学科之间的整合、结合的前提和重要方法。近年来兴起的中西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等，都出了一批重要成果，甚至建立了一些相关的新学科。相关学科之间的综合、整合，不是搞大拼盘，而是实现有机结合。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往往起于比较，成于结合。实践证明，近亲繁殖必然导致物种的衰萎，“杂交”往往形成新的优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同学派、观点乃至学科之间的结合，都会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有利于学派、学科和观点的创新。(www.chuimin.cn)

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学和佛学就是从分化走向整合、结合而获得创新和发展的。首先是儒学。《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至西汉中期，春秋公羊学派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结合阴阳、墨、法等家思想，成功地创立了为官方所接受的儒学体系，儒学遂处于独尊地位；后来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道、释等宗教的挑战；隋唐以后，儒学吸收和结合了释、道的某些思想，至两宋时期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程朱理学”。因此，纵观儒学发展史，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已非全指先秦之孔学，而主要是指董仲舒的公羊派儒学，进而指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而后者则是以孔学为基础，杂糅众家学说之产物。至于后来在东南亚兴起的“新儒学”，则又结合进去现代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观点，从而成为东南亚某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次是佛学。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初与儒、道鼎立，最终整合、结合了儒、道的某些思想成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影响甚大。

整合、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也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作出的这一定义，揭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五大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毛泽东思想，三是时代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等），四是当代中国实际，五是集体智慧。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五大要素有机结合的光辉结晶。这五大要素包括若干学科、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中国极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要深入学习、研究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也必须在这五个方面打好基础，并将其有机地整合、结合起来。

开放是实现不同观点、学派、学科之间整合、结合的必要条件和根本途径。一切科学在本质上都是开放的。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立起来。封闭和孤立只能窒息自己的发展，只有开放才能保持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开放，首先是面向社会实践，概括和总结实践经验；其次是面向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绝不能局限于一国范围；再就是要面向其他相关学科，甚至要面向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借鉴、吸收它们的观点、方法和其他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就是说，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应汲取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研究成果。对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充分吸收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十分重要；处于经济、政治、文化都高度发展的现时代，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代中国各种学派、观点和研究成果的问题。只有综合、结合才能创新。“转益多师是吾师”（杜甫诗句），“自成一家始逼真”（黄庭坚诗句）。当然这种综合、结合包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现象到本质、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再到更深层本质的研究过程。

凡是知识比较渊博又比较系统地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受：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视、鉴别；凡是人类社会所建树的一切，他们都以严格的科学精神重新加以研讨、扬弃。可以说，凡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思想、观点，无不为他们所借鉴、批判、吸收和利用。而且，马克思主义从不满足于已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开拓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之，封闭、僵化、教条，从来就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因此，说社会科学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

4.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交叉、兼容，是科学领域最高层次的结合、整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吸收和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结合，是发展杜会科学的重要条件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及其规律的。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不能不受自然界的制约；同时，人类又是改造自然的主体，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有巨大的影响。因此，人类活动与自然界有着许多作用与反作用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古代把这种联系称之为“天人合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具有统一性的，这种统一性源于本体论上的“同构性”，源于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即都是揭示客观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在他的《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写道：“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破的链条。”普朗克的这段话，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就其现实性而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犹如行驶在人类文明大道上的车之两轮，翱翔于蓝天的鸟之双翼，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

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对毕达哥拉斯、斯宾诺莎、罗素等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生物解剖学、牛顿力学等是17～18世纪西欧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三大突破性贡献（细胞学说，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所创立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数量经济学、数理逻辑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是经济学、逻辑学吸取和借鉴数学、符号学等研究成果并与之结合的产物。这些新兴学科的建立又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发展出更多的新学科。例如，在研究数学基本问题、解决第三次数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数理逻辑，促进了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等新学科的建立，甚至形成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而这被西方某些学者看成本世纪哲学的一场革命。可以说，没有数学基础的研究，没有数学与哲学、逻辑学的结合，就不会有数理逻辑，就不会有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学派和分支学科的产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不仅形成了一系列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产生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而且在许多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与社会工程中，这两大学科门类相互协作、相得益彰。如国际上的沙漠化研究、我国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等等。

要发展社会科学，需要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的发展已经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数学方法和模拟方法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此外，社会科学当前也大量地引用了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的概念。随着科学研究手段的不断更新和进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这种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还会进一步加强。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促进未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总结整个科学发展史，大体走了一个“之”字形：起初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分（如我国古代《易》经之书、道家之学，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著作），而后不仅分开了，而且愈分愈细，以至于今天有5000多个学科，但同时各学科之间又相互交叉、融合、整合，产生了一些综合性新学科，今后这种一体化趋势必将进一步增强。对此，马克思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是一个从合到分，又到新的合的过程。但原初的合是混沌的合，后一个合是明晰化的合，是高级阶段的合，是在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具体”。当然，这种“理性的具体”并非认识的极限，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从发展的前景看，相互借鉴、吸收和结合的领域愈来愈大，结合的成分愈来愈多，具有一体化的趋势。

5.严谨科学的学风，长期潜心研究和创造性思维，充分利用和发挥集体智慧，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科学严谨的学风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就必须在研究中坚持严谨科学的学风，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那就应该对中国和世界的种种社会历史现象，种种社会思潮和理论见解，在尽可能广泛翔实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是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首先靠众多学者的全身心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任何一项重要科学结论，任何一部传世之作，都无不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潜心研究和创造性思维的结果。

古人曰：“十年磨一剑”。在中国古代，因为遭遇人生坎坷而专注于研究、终成大家的例子不胜枚举。对此，司马迁作了这样的概括：“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其实，司马迁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成于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该书从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到完稿，历33个严寒酷暑。王充写《论衡》，闭门谢客，数年始成；刘勰不婚不娶，于佛寺中撰成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披阅十载，终成精品。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就是马克思几十年呕心沥血、潜心研究、创造性思维的光辉结晶。

与自然科学的某些学科不同，社会科学不是实验室的产物。它面对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大舞台。社会实践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政党乃至社会各阶级阶层和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及其领导者、组织者，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而且是认识和思维的主体。因此，作为反映社会实践、揭示社会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应当充分依靠和发挥集体的智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当然首先是毛泽东、邓小平本人创造性思维的产物，但同时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中，所创造的课题组形式（课题组由著名专家学者牵头，组织有关方面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集体攻关），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领导干部和实际部门“三结合”的研究方法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它们运用了集体的智慧，发挥了各方面的优势。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在解决、设计诸如环境、生态、能源、人口、粮食、历史断代等特别重大的课题和社会工程时，不仅需要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专家的联盟，不仅需要上述“三结合”的方法，而且尤其需要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包括技术专家的联盟。

6.国家意志，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支持，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齐国的“樱下学宫”是齐桓公和管仲倡导和创办的。汉代经学的兴盛，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同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参与和倡导密切相关。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刘都亲自到太学讲经。景帝还亲自在白虎观主持《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学术研讨会，著名的《白虎通义》就是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唐代以诗赋为取士的重要标准，有力地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和发展。唐代之后，提倡儒学，而且此后的一千多年中，把儒学及其指导下的策论作为科举进士的根本标准，有力地促进了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封建统治者特别倡导儒学，甚至把它的创始人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才有了宋明理学，儒学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唐玄宗注疏《道德经》、宋真宗撰写《崇儒论》，都直接推动了黄老之学的研究和宋代理学的形成。明代官修《永乐大典》，清朝修纂《四库全书》，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泽被后世，为我国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料。

黑格尔哲学被尊奉为“国家哲学”，其影响迅速扩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占鳌头。自称“半个官员”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是英国首相的座上宾，他的经济学说被奉为制定国家政策的理论基础，直接推动了经济研究的深入。党的七大之后，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倡导，这对全党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作用。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刻阐发和高度评价，以及对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重视和支持，这对全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的大发展。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国家意志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它往往与统治阶级的意志或国家意志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或国家意志的思想、观点、学派，都会受到统治阶级的倡导和支持。反之就会受到遏制或打击。但是，乌云是不能长时间遮住太阳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统治阶级虽然总想试图扼杀不符合自己意志或利益的思想、观点、学派，但社会科学必将冲破重重阻力而发展，真理是无法遏制的。

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即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因此，我国社会科学在今天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扶持，尤其需要中央领导集体的关心、重视和支持。首先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应有社会科学意识，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提供有力的资助；并在提出重大决策之前，组织社会科学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咨询、商议和论证；采取有力措施，理顺社科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体制，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奖励优秀成果，注重社会科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应用等。

重视文化科学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注重培养人才，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智力基础。孔子首创私学，破“学在官府”之传统，开民间讲学之先河，以至“孔墨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其后方有诸子百家的出现；汉代经学的昌盛，得益于学校的兴起；宋代教育相对普及，以至“虽荒服郡县必有学”，“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从而造就了范仲淹、程颐、程灏、王安石、欧阳修、苏轼、朱熹、陆象山等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大批通才、全才和创造型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的出现，与邓小平同志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是密切相关。

7.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是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指南。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在现实中发展，在探索中创新；但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它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历史使命，所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一切社会现象。虽然学科不同，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不同，所用的科研方法也不尽相同，但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政治规范。一百多年来社会科学的实践证明：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能否保证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研究方向正确、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事实上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但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只要在客观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会使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相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就往往不得要领，不能触及本质，从而延缓或阻碍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些社会科学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文艺理论等，真可谓主义丛生、学派林立，但大多数却只是昙花一现，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却呈现出空前繁荣和健康发展的局面，就是很好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认真学习、民主讨论、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中心，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极好的时机。第一，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导；第二，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面对跨世纪的历史任务，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作出回答；在国际上，已逐步跨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势头强劲，有许多可资借鉴和吸收的东西；第三，我们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有一整套发展社会科学的方针、政策；第四，我国的社会科学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有了相当雄厚的理论准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材料，又有一支愿意献身于社会科学事业、总体素质较好的宏大队伍。可以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处在生机盎然的春天。

8.社会科学的自我扬弃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的革命性质，正在于它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而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中”。黑格尔认为，这种真理或精神的运动是一种“概念的内在发展”，走着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列宁则进一步强调，“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就是真正的认识、不断认识的运动道路”，并且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文社会科学主体观念的反映、掌握和再现社会历史和自身的精神活动，其发展逻辑就是一条“自己构成自己道路”的内在逻辑，也即是它能不断地推动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促进自身的革命化进程，能够不断地自我扩展、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扬弃。正是这种内在逻辑驱动力，推动了人文社会认识的科学化进程，促成了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

在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关系中发展社会科学，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系统中具有真理性、可靠性、合理性的部分，是其中最重要、最规范、最有活力的部分。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知识在整体上由过去的笼统、混沌和非科学状况而发生了分化、专门化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即关于自然的认识及其成果优先发展起来达到科学的水平并成为专门的科学学科。“自然科学的真理性、系统性发展，一方面改变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造成了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自身的认识在科学性和科学度方面的不平衡状态，促进了知识体系的内部矛盾冲突和相互影响，增强了人类知识发展的内部动力；另一方面为整个知识体系发展设置了一个重要目标，使科学化和科学度成为其他非自然科学认识的发展方向，并为之提出了科学性参照体系”；“从另一种角度看，人文社会认识的科学化发展也是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人、自然和社会在实践中紧密地联为有机整体，使科学知识的内部整体显著增强。‘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支持科学的科学家和外行应该考虑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科学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整体’。”科学总体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发展状况，一般是由不平衡到基本平衡再到不平衡的不断循环往复，并在每一循环中进到了较高一级的程度，实现科学由低级到高级的永无止境的辩证进化过程。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性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最重要内在动力。社会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永恒矛盾是人文社会科学自我扬弃的又一内在驱动力。巴甫洛夫曾说：“事实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再也不能翱翔。没有事实，你的理论都是徒劳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事实的矛盾中一定的社会事实、社会现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客观的实际存在物，它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得以产生的现实根据。社会科学理论则只是对一定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描述、解释、概括和预测，它是否具有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及其程度的高低，都只有在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的具体展开与实际情况相对照、相比较，才能得到正确、合理、彻底的检验和确证。它是矛盾的次要方而。但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一经提出，就可以用来能动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社会事实、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并且促进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一方面，人们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获取的新事实、新情况、新信息，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原有理论及其概念范畴的局限性甚至错误，这必定要求对原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范畴进行补充、修正或是作出新的解释、概括并建构新的理论，以代替旧有理论，从而推动理论自身的不断自我发展、自我扬弃。另一方面，发展了的相对更为正确的理论能更科学、更有效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保证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发展，从而实际地具有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前进的能力。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事实这一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渗透，构成为社会科学又一“自己前进”的道路。

9.社会科学认识主体的创造、超越与批判

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亦即对人、对社会的认识，其本质上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自觉实践形式，其目的就在于增强人类主体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及自身关系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有效性。人类认识主体自觉意识水平的提高和创造、超越和批判等主体能力的不断跃升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人类主体性自觉的一种科学表现。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基本的主体性条件。

第一，创造。人类主体的自觉意识首先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能动创造性上。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创造世界和自我创造的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根本特点，也是人能够成为主体的根本之点。马斯洛指出，这种创造性并不是科学家、理论家、发明家、艺术家、作家等少数人的“专利”和独特品性，而是“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的继承特质”，是人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弗洛姆认为，创造性是作为主体人的最根本的普遍特点，它包括自我意识力、理解力和想象力等。马斯洛认为它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建设性的、综合的、统一的、整合的能力。实际上，它们都是人的创造力的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它，人们可以“建构一个涵括一切的精神上的世界观，它是一个人们解答自己处于何处以及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这一类问题的参照系统”。凭借着这种创造性，人可以驱策自己去不断改善人的生存困境，求得自身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和平衡。因之人作为最高存在物按其主体本性已经不再是受外界自然条件盲目支配和随机摆布的存在物，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称得上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建设性的存在系统。人们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观念建构，无疑是人的能动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虽然不能直接取代现实世界，但它具有比实际的现实世界更高的意义。正是凭藉自己的创造性观念建构，人们才能在对象化、外在化的感性活动中实现对未来生活的实践建构。人们的预先观念创造和建构，极大推动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向着更美好未来迈进的积极力量。

第二，超越。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这至少深刻意味着两重含义：一方面，人不是全知全觉、无所不能的上帝，而是“一无所知”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认知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人又与动物不同，人“知道”他一无所知，能清醒自觉地意识到自身处于“一无所知”的尴尬境地和局限性，而动物对此则毫无意识。正是人对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的自觉意识，内在地和合逻辑地包含着人对其自身局限性的超越意识。人的有限和缺憾的存在境遇并不表征人的消极无为和无可奈何。相反，它是人的自由的基础，它为人的不断超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人是一种非特定化的、未完成的存在物，虽然他同动物一样是“不由自主地被抛入这个世界上，……但人决不满足于动物般的被动角色，……他无时无刻不为一种超越此种动物性地位，超越其生存的偶然性和受动性，以及成为一种创造者的愿望所驱使。”

人，也只有人能通过改变自然以适应自我，从而在开放性地展开对世界的关系的自觉自为的活动中，努力去追求新的规定性，并能够不断打破他所属的那个物种给予他的制约，更加全面地发展出自己的特性和本质，不断地再生产和再创造自己。因而人的本质不再是一种预成的封闭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向未来敞开的和处于不断建构中的存在，从而表现出显著的超越性特征。人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超越，即自我意识；一是外在的超越，即对象意识。自我意识是一种反省的意识，是主体对“自我”所蕴涵的内在尺度的自觉，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对象意识的超越性则主要表现为主体对客体对象的重构和意义的赋予，这使得人类超越了外部事物非人化的中立性质，使其获得人的意义。自我意识使人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去，对象意识则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正是人类所特有的这种在观念上和实践中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内在冲动和内在能力，作为一种目的和动力在人文社会科学认识中实际展开和逐步实现，不断引发和引导着人们对美好社会图景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创造，使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的需要的被满足与能力的不断发展的互促互动中，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一种自觉地趋于更高目标的倾向，从而促使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历史的累积和革新中不断创造和不断超越。

第三，批判。社会科学对于现实的超越和理论建构，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认识活动。科学美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不是也不能满足于或停滞于对现实社会的了解。更需要的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批判性分析。这是因为，既有的社会现实与人们发展着的需要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人的需要的永恒性和无限增长性与社会现实相对表现出的滞后性和稳定性，决定了人永远不会安于现状，而会抱着一种对社会现实的不断批判和舍弃态度并以此成为人们观念地建构美好未来蓝图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源泉。所谓批判，是以反省经验和思考为基础的对是非曲直的透析和对真假善恶的评判。波普尔认为，批判是人类获得进步的主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里的批判，既不是无原则的消极的简单否定，也不是不负责任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依据社会需要的发展对于现实的一种建设性批判，是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与发展中的社会需要之间差距的一种积极探索。通过这种批判，它力求实现的，是观念地建构更加美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实际地建构更加美好的现实社会，因此，批判作为我们对待事物的一种最基本态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进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动力的批判，既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对象批判，也包含着对自己的自我批判。对社会现实的对象批判主要包括三个环节：其一，哲学的批判，即从哲学前提出发对经验世界和历史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关怀和把握；其二，社会历史的批判，即直接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对象，以批判的态度审视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和工业文明的技术异化；其三，文化的批判，即把现实社会发展的积弊归根于传统文化的片面性发展，通过对科技工业文明的批判而对其从文化的高度进行全面反省。人文社会科学的自我批判是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深刻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的观念建构，作为一种求新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活动，总是实际地内在于社会历史的运动之中，并作为其不可分割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和发生作用，因而又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认识和实践在人的历史活动中表现出的这种双向性和内在交织性，无疑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流变性、相对性，要求它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人文社会科学的自我批判，决不是把自己抛弃和否定掉，而是意味着必须对自我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批判态度，从而不断地发展自身。因此，自我批判是主体能动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直接形式和主要形式，它促成了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学派、流派的形成、分化、组合和演进，避免了它们的凝固和僵化。

创造、超越与批判作为自觉意识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们三者不是各自独立发生作用的，而是共同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成为一个整体。超越性是主体创造和批判的内在能力和源泉所在，理性的批判内在蕴含着理想的建构，它是真正创造的前提，创造性的建构则是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变革和进步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少人文社会科学主体的创造、超越与批判及其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