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导论

三、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纵观现代中国社会科学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总结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曲折性与后发性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大致有如下三种。

一是以历史事件为划分标识，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夏锦乾等明确指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起步于19至20世纪之交，它的历史发展进程，若以历史事件来标识，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由戊戌至五四、五四以后至建国、建国后至“文革”、“文革”后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先后形成了进化论及历史唯物论的科学范式，二者争替消长，走向多元的格局，而贯串始终的，是科学理性的命运。”^[3]这种划分的特点是：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及其与中国学术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总结了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两种范式及其发展中存在的辩证关系和统一的科学目标。学术转型与两种范式的交替是核心与主线。

二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划分为两大阶段、五个时期。董进泉指出：“从学科史的角度讲，中国社会科学发端于20世纪初，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线，在迄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可划分为前后50年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三个时期：起步时期（1990～1915年），这一时期学科建设刚刚开始，学科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乃至范畴、概念、术语远未定型，既无学术研究机构，也无专业学术团体和刊物。中国社会科学还处在启动阶段。形成时期（1915年～3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作为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标志着新旧文化形态更替初步完成。经过大革命时期，到3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形成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时期（30年代初～1949年），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各派代表人物的共识，并且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社会科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1949～1977年为第一个时期，社会科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科学教育科研活动完全中断，后来虽有恢复，但始终处于严重萎缩状态。1978年至今为第二个时期，中国社会科学迅速走出困境，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4]这种划分方法一方面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新旧文化的交替，另一方面也兼顾到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建制的具体建设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三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回顾50多年来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时，认为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奠基起步阶段（1949～1965年），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初创、奠基阶段。这一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新的科研体系框架，创建科研和教学机构，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第二阶段，严重挫折阶段（1966～1976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把“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使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遭到空前浩劫。第三阶段，发展繁荣阶段（1978年至今）。这一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冲破“左”的束缚，排除右的干扰，从恢复走向繁荣。^[5]这一划分方法主要是考虑了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奠基、挫折和恢复的历程，新中国社会科学建制和科研活动的状况是其核心和主线，兼顾社会变化对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阶段性使中国社会科学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科学发展必经的由起步到逐步发展、由逐步发展到繁荣的自然发展阶段，而且带有明显的曲折性。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并非一条由不同线段连接而成的不断上升的直线，而是一条有上升、有下降，有繁荣、有挫折，有高峰、有低谷的曲线。这一曲线、曲折主要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一曲折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也包含着学术发展自身规律性的因素。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也需要必要的竞争机制。缺少学术自由，缺乏竞争，没有学术争鸣，就没有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与它的另一特点密切相关，这一特点即后发性。就起源而言，中国社会科学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产物，而是舶来品，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学术转型的产物。由于具有后发性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处理好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输入西方社会科学的新鲜内容。因此，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进行比较时，中国社会科学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后发性比较劣势，处在追赶状态。从学术系统来看，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有着明显的不同特色，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难以把握的问题，往往走向简单否定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境地，或不知不觉处在了后殖民时代西方话语霸权的奴役之下。因此，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如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样，同样面临着后发性困境。

2.中国社会科学起源于经学与西学的嫁接转合

在中国，对社会科学是“舶来品”这一判断人们并不陌生，也不难理解。但这一判断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却未必为人们所深刻理解。

从源头上讲，近代意义的社会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后来传到中国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还是纯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嫁接的“舶来品”，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建设中迄今一直存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中国化问题的根源。

就广义的社会科学内涵而言，如果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规律、理性和认知，那么中国古代早就存在着社会科学的各种元素，应该说社会科学在古代中国甚是发达，正是这种发达的社会科学元素维持了古代中国长期虽历经战乱波折但仍稳固的封建政治统治。最为典型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理论，指导着历代中国儒士的学习和社会政治实践。因此，如果说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关于社会认识和由此来治理社会、指导社会实践的理性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并不缺乏这种理性，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理性是比较强烈与浓厚的。从广义上讲，儒家经学的理论就包含着社会理性的因素，含有社会科学的萌芽因素，所以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起步阶段，许多儒士、经学大师能够毅然从传统学术转向现代社会科学，承担起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责任与重担，其中不仅包含着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因素，而且也存在学理上的合理性逻辑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讲，儒学经学是中国社会科学理性的萌芽和奠基。

科学的本质是理性、求知。经学包含的求实思维，其实质是指对圣人的学与行“无征不信”，以求不走样地遵循圣贤的伦理准则，但这种“求”的存在，这种理性推理、遵循规则的精神与科学精神不谋而合。关键在于转变“求”、“知”、“遵循”的对象。经学的“求”与“知”着重的不是直接观察现实世界，而是儒家经典圣贤书，其基本思维方式往往停留在释义世界里，形成“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封闭学问世界。而近代社会科学的要义在于以自然科学为范式，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规则、理论来认知和总结社会存在的规律，其主要对象是现实世界的历史及其发展，其认知的对错不是由圣贤书判断，而是由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来判断。因此，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逐步扎根是嫁接在经学学问途径上的转合因子。形式上，社会科学的建立推倒了经学的一统和神圣地位，但这种追求学问、追求真实的精神只要穿越圣贤书本的世界跨入色彩斑斓的现实世界，那么就使经学与社会科学的嫁接、转合成为可能。而外在现实世界的巨大变动给予学术界的震撼足以成为这一嫁接转合的直接推动力量。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就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科学元素为中国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奠定了理性基础，那么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带来的文化入侵客观上为中国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创造了客观条件。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不仅使近代中国人认识到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进一步认识到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开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维新之变，戊戌维新标志着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想渐渐渗入中国文化血脉的开始。从历程上来看，也是以自然科学的首先侵入为前提的，这与西方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成熟起来、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后续发展的历史发展相一致。

西方社会科学是近代西方社会巨大变革的产物，关于西方社会科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卡尔霍恩在《变革时代的社会科学》一书中有过详细的阐述，并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主要是技术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变化的结果”。^[6]中国社会科学亦是如此，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产物。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变革和社会文化传统内部因素的直接产物，而中国社会科学则是中国传统学术不能自发产生而不得不与西方社会科学嫁接转合、内外因素交合的产物。

3.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一直面临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起源于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学术的嫁接、转合。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面临如何对待传统经学儒学的问题，同时也面临如何将西学植入中国传统学术母体的问题，由此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中西文化之争实质是西方社会科学思想更加浸入了中国文化血脉，每一次争论都以中国传统学术的逐步退出为代价，以致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www.chuimin.cn)

戊戌维新，作为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始源，动摇了经学大厦的根基。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历程一波三折，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中国从明代就开始了，但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真正渗入中国传统文化血脉是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开始的，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晚也要从戊戌维新开始。由于中国社会科学不是土生土长的，是嫁接、转合而生，西方社会科学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必然要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冲突，要适应本土文化，本土文化也要发生相应改变。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戊戌维新就开始了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历程，其主要矛盾是经学与西学的学术地位问题，即如何利用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社会变革所用，即“体用”之争，最终结果是经学大厦根基逐渐动摇。

传统经学不能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求助于外援和守住祖业的心态使许多经学大师不得不将目光从圣人经典的释义世界转向必须直面的客观现实世界，同时吸收了以考察客观现实世界的规律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进化论和科学公理的思想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学术流派中。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学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学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学术，隐藏甚至大胆彰显了历史进化、制度变革、思想启蒙、重建汉文化的思想。三大学术对晚清经学的解构，加上清末新政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对传播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的鼓励，使经学的地位处于摇摇欲坠之中。^[7]

与此同时，伴随着民族工业初具规模、革命民主派崛起和辛亥革命的胜利，加之大批学生留学和新式学堂的开办及新式教育的扩展，新旧文化形态开始更替，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受到极大重视，由此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高潮。除了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以外，为数不多的高等学校开始按照西方模式开设社会科学课程，出现了中国人编写的介绍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知识的第一批著作，涌现了为中国社会科学筑下始基的第一批学者。虽然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还处于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模仿西方课程设置的阶段，没有成熟的学术团体及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但确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初方向与模式，是社会科学中国化过程中必经的重要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质性启动，奠定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体制的始基。五四运动通过文学革命运动、白话文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借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现代学术出版物的形成，对经学言语、文体、学科结构、交流传播方式等等予以严厉批判和否定，同时把经学的文本体系作为现代学术的材料，以怀疑与评判的态度重新做出评估，在彻底解构后纳入到现代学术体系的具体学科之中，由此宣告了经学作为“内圣外王”之学的终结。与此同时，五四学术真正启动了建设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工程，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建设初具规模，从学术研究方式、学术交流方式、学术团体到现代教育、现代出版等等方面全方位实施向现代化的转型，学术研究更加社会化、自主化、制度化。新文化运动倡导学问独立、思想自由、学术民主，促进了不同学术派别和观点在相对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展开竞争，造成了一个短暂的百家争鸣局面，当时有世界影响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几乎都在中国找到了信仰者和传播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阐述，是当时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最高成就。中国社会科学日益步入与世界现代化思潮同步的轨道。

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形成。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缺少民族创新意识的教条化研究倾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明确提出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主张，由此，步入自觉的社会科学中国化阶段。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都积极探索中国化的路径，出现了冯友兰、艾思奇、郭沫若、王亚南等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形成了一批立足于中国土壤的学术派别。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亮丽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科学教育科研体制和学科结构，对西方社会科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这使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育方式、研究方法等等方面出现诸多弊端：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被取消，学科体系大大萎缩；理工科大学取消了社会科学建制，中断了文理相通的传统；引进了苏联着重于构建范畴、概念、理论体系的学术模式，埋下了社会科学中公式化、教条化倾向重新抬头的伏笔；对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不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苏矛盾的发展，苏联模式影响有所削弱，苏联学者的理论观点往往作为修正主义理论被唾弃。中国社会科学对西方和苏联都陷入了自我封闭状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科学教育科研活动完全中断。“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政策方针的根本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逐步走出困境，重新开始以开放的眼光审视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等方面迅速走上了与世界社会科学同步的轨道。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仅揭开了中国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序幕，而且迎来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春天，中国社会科学由此走上了正轨。作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社会发展理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吸收近代西方一切优秀学术成果的产物，它从本质上应该是实践的、开放的，包容一切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学术成果的。因此，它不排斥一切新的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成果，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虽然因为其实践的社会环境和国度不同而与不同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作为科学和学术，它有其独立性、普遍性，可以服务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面。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如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没有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起源于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成果，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存在着许多可借鉴的成分，而这些发展经验和成果多数体现在社会科学中。另外，资本主义有过相当长的社会科学发展史，在发展社会科学方面比我们拥有更多的积累和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对待西方社会科学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几乎到了无所不纳的地步，被有些学者称为“饥不择食、泥沙俱下”，甚至担心这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特殊地位。迄今为止的发展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开放是学术繁荣的前提，学术在竞争中发展，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害怕受到冲击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学术和实践的双重考验的。因此，学者在接受新一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潮中，不但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且呼吁走近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原典。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3]夏锦乾、张弘：《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回眸与前瞻：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4]董进泉：《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回眸与前瞻：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

[5]李铁映：《伟大的时代　辉煌的成就——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0，（1）；《人文社会科学要走在时代最前列，高扬人文社会科学旗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卡尔·霍恩：《变革时代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7]夏锦乾、张弘：《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回眸与前瞻：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