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领导体制：集体调研机制的评价

2024-10-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18]对此，刘少奇非常赞同和推崇毛泽东关于解剖麻雀的调查方法。[21]中央领导集体调查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人民需求，了解地方创新的过程。

三、关于集体调研机制的评价

中央领导人调查研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年“两会”期间中央领导集体走访各代表团也是重要的形式之一，这是一种比较集中的、高效率的调研形式。

领导人的考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亲自做“解剖”，产生或形成毛泽东式的调研报告，为全党提供重要而宝贵的知识财富。毛泽东本人亲自撰写过许多重要的调研报告，例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1年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这些报告都成为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知识财富，留给后人。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际，毛泽东还专门提出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方法。^[18]对此，刘少奇非常赞同和推崇毛泽东关于解剖麻雀的调查方法。^[19]陈云也主张需要“沉下去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还亲自领导三个调查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20]这些报告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因此，不仅中央领导人到地方调查研究应当形成正式的制度，而且也要亲自撰写调研报告，这样可以让干部群众充分地分享这些国情调查、国情分析的信息、知识，也为后来人留下重要的历史文献。

此外，中央领导集体的调查研究也带动了地方负责人的调查研究。其中，从2011年9月20日起，《光明日报》专门设立《光明调查》专刊，到2012年2月就已刊出16位省委书记的调研报告，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1]

中央领导集体调查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人民需求，了解地方创新的过程。一是“真知来自于实践”，真理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22]二是“政策来自于群众”，正确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这符合党的群众路线^[23]，也是中国特有的决策方式^[24]。三是“创新来自于地方”，创新的发明是“从地方中来”，创新的实践是“再到地方中去”^[25]，这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中国改革创新思路^[26]。

以上三个方面就构成了中国创新方法论，不仅包括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党的群众路线，也包括了邓小平的鼓励地方创新的方法论。^[27]因此中央领导集体开展地方调查研究就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与人民紧密联系、与地方交流互动的“三位一体”，并为创新理论、集中民智、改革创新提供了最大的历史舞台。

【注释】

[1]参见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载《学习时报》，2011-11-21。

[2]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0～111、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东塘等处调查〉前言》（1930年11月）；毛泽东：《〈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毛泽东：《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等。

[5]《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4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参见刘家栋：《陈云与调查研究》，61页、序言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参见陆一波：《陈云调查研究思想座谈会举行》，载《解放日报》，2011-07-11。

[9]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10]邓小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984年2月24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5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www.chuimin.cn)

[11]参见江泽民：《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1993年7月5日），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这包括：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中央和地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参见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460～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参见胡鞍钢：《“贵州现象”呼唤重大的政策调整》（1994年11月，本文收入新华社编的《国内动态清样》），见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42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14]本章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考察调研情况进行统计的主要信息来源均为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等主要官方媒体，未予公开报道的领导人活动不计入其中。

[15]参见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

[16]江泽民：《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6月17日），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参见胡鞍钢：《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机制设计——以中共第十六届为例》，载《国情报告》，2007（39）。

[18]毛泽东说，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他称这就叫作“解剖学”。（参见《毛泽东同外国党代表同志的谈话》，转引自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9]刘少奇说，只有掌握了典型调查的方法，工作才能深入，而不是浮在上面空呼口号。党的工作必须深入工厂农村。要深入所有工厂农村是不可能的，但深入一两个工厂、农村是完全做得到的。他认为，选择一两个点，取得经验，总结经验，再推广经验，这样工作就会好做，就能提高；违反这个办法，工作就做不好。（参见《刘少奇同外国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300～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0]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出版说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1]参见《省委书记深入基层调研引发关注》，载《光明日报》，2012-02-28。

[22]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99～9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认为：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一种决策模式。美国学者哈丁认为群众路线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决策过程模式不谋而合，包括信息采集、议程设定、政策策划、政策确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只是用语不同。但这样用西方模式来硬套群众路线有几个盲点，难以把握群众路线的精髓。第一，在群众路线的决策模式里，清晰的决策阶段并不存在；整个决策过程被看做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过程，由领导与群众的不断互动组成。第二，群众路线模式的首要条件是决策者具有群众观点，而这个条件必须在任何具体决策前形成，并在与群众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第三，与其他任何模式相比，群众路线模式对群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重视，要求形成密切的干群关系。第四，在群众路线模式里，决策者的角色并不是拍板者，因为他们作出的决定还得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以期未来的决策更加正确。总之，群众是群众路线决策模式的主角。（参见王绍光：《民主：独轮车还是四轮驱动》，见求是理论网。）

[25]笔者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地方创新在先，中央创新在后；地方创新是全国创新的“源头活水”，而中央创新则是全国创新的“百川归海”。中央要尊重地方创新，支持地方创新，还要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允许地方创新失败，指导地方创新纠错，使创新者并不因为失败而受到惩罚，反而应当受到激励，这样就形成全国各地新的“创新竞赛”。（参见胡鞍钢：《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2010年7月29日），载《国情报告》，2010（22）。）

[26]1978年安徽、四川等省大胆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改革，争议十分激烈，但是这一地方创新及时得到了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他主张并积极鼓励地方创新，用新概念、新思路解决农业问题。（参见王瑞璞主编：《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经济实录》，71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27]参见胡鞍钢：《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2010年7月29日），载《国情报告》，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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