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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的民主决策历程

2024-10-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那时起，从中央到地方党委就建立起调查研究机构网络，直接为中共中央提供决策信息。中央领导人带头“西行”，直接为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第一手的调查。下面就以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进一步分析集体调研机制。

一、集体调研机制的历史脉络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他将调查研究作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性的来源：“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3]在革命时期，他本人就写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4]

1941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再次重申了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5]该决定还制定以下办法：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从那时起，从中央到地方党委就建立起调查研究机构网络，直接为中共中央提供决策信息。

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41天。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6]

陈云同志就非常推崇“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他一生注重调查研究，认为领导机关讨论决定重大问题要实现拿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搞调查研究，准备几个方案，反复权衡，慎重决策，同时要求领导干部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认真倾听不同意见。[7]在理念上，陈云同志以尊重客观、尊重实际，听真话、听实话为调查研究前提；在方法上，注重普遍调查法与典型调查法、蹲点调查法与交朋友法相结合；在态度上，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重视不同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的求实性。[8]

邓小平本人带头调查研究，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八个国家[9]，实地考察了日本（两次）、美国、新加坡等，亲自了解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情况，打开了国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84年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视察，将特区定位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10]1992年邓小平以84岁的高龄视察南方，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实地调查研究，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本原则，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www.chuimin.cn)

1993年7月5日江泽民发表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他不仅重申了毛泽东所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主张，还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的主张。他认为，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11]江泽民学习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表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一文，系统地分析了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12]，成为治国的重要纲领。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特别是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1994年我在中国最穷的贵州省调查四次之后，曾提出中央领导人不仅要“南巡”，更要“西行”。中国最贫穷的地区恰恰最需要中央领导人多走走、多看看，才能发生感情变化，才能真心实意地为当地人民做些好事和实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使领导人巡视地方的做法制度化。[13]这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带头“西行”。

在五年间（1997—2002），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237次，人均达到34次；特别是江泽民和朱镕基调研次数最多，均为52次[14]。中央领导人带头“西行”，直接为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第一手的调查。[15]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主持召开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提出了未来目标：“我们要下决心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16]

调查研究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重要社会实践，是形成重大决策的主要认识来源，也是检验决策是否科学、合理、正确的实践标准。这个优良传统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被继续发扬光大，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下面就以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进一步分析集体调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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