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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交接班机制评价:民主决策的成功案例

【摘要】:集体交接班机制,其根本目的是保证党的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得到连续、平稳、坚决地贯彻实施,而不会因为领导人换届而发生任何动摇或偏移。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交接班要对全党、全国、全民族负责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总统制是对利益集团负责。

三、关于集体交接班机制的评价

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继往开来,关键是要培养千千万万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尤其是要培养中国自己的政治家和领导人。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政治任务[24],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解决好这个任务,他是个人考察、个人选择、个人决定接班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失败。

基于这些历史教训,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提出集体交接班机制,但是也先后出现两位总书记“都失败了”[25]。邓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26]所谓“年轻人”就是党的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胡锦涛,时年五十岁,在七位常委中排位最后;十年后,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全部退出,只有胡锦涛仍留任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新一届党中央总书记,与其他八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集体接班。

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这一富有远见的政治交接班制度设计,为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顺利实现领导人的平稳集体交接班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基础。

集体交接班机制,其根本目的是保证党的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得到连续、平稳、坚决地贯彻实施,而不会因为领导人换届而发生任何动摇或偏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总统换届,则是将确保下一任总统选举时本党继续获胜作为首要目标,总统及其运作班子的主要任务也不是坚持所谓的发展路线、发展战略(美国根本就不曾制定这样的路线或战略),而是要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作好利益博弈,对本党候选人本次成功当选的支持方兑现利益承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交接班要对全党、全国、全民族负责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总统制是对利益集团负责。这是在交接班机制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最根本的区别。

集体交接班机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集体”:集体考察、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这既可以防止个人说了算,也可以防止出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即使出了这样的人物,党也有能力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来处理。

集体交接班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不同的政治台阶和政治岗位来“优中选优”,“强中选强”,特别是在省区市委书记这个“最好的国家治理学校”来学习,经受锻炼,接受考验。这是中国特色的“地方考试”、“事前检验”,能够治理好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主要负责人是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前提条件。同时也需要有在中央工作(如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领导经验。例如胡锦涛曾在两个地区(贵州和西藏)做过党委书记,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在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之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十年的时间。正如江泽民所介绍的:胡锦涛既经受过艰苦地区和复杂环境的考验,又经历过长期高层领导工作实践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综合素质很好,作风稳健,工作细致,能够压住阵脚。锦涛同志是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头人和班长,也是(中央)军委领导集体的领头人和班长。[27]因此,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总统或政府首脑,他们许多人既没有什么基层治理经历,也没有什么地方治理经历[28],更没有国家治理经历[29],大多数情况下是靠能言善辩获得竞选胜利,更像“政治表演者”、“政治选秀者”、“民意测试者”。

集体交接班机制的制度安排,使得领导集体更新换代的稳定性、制度性和可预见性大大增强,有效避免了在党和国家权力交接这样的政治生活重要环节上发生震动、出现“折腾”。

经过20年,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按步有序交接班,逐步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的“三化”,即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党和国家领导人新老交替越来越平稳,越来越可预期,也越来越成熟。

我曾在2002年提出,中国的政治变动、政治发展进程一定是渐进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政治的稳定。而中国政治稳定的核心是领导集体的稳定。领导集体稳定的核心是产生、更换领导集体的制度是透明的、清晰的、可预见的,这样产生的领导集体自然就是稳定的。[30]过去的十年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参见胡鞍钢:《十六大与新老交替》(2002年11月22日),载《国情报告》,2002(专刊1)。

[2]参见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90~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参见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2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参见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1981年11月邓小平说: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我们也有一条经验,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也与此有关。(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78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参见陈云:《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1980年2月24日),见《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他明确提出,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

[8]参见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2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参见杨明伟:《陈云晚年岁月》,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参见江泽民:《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2004年9月1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www.chuimin.cn)

[11]参见胡鞍钢:《十六大与新老交替》(2002年11月22日),载《国情报告》,2002(专刊1)。

[12]参见江泽民:《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2004年9月1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6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江泽民:《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2004年9月20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参见江泽民:《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2000年6月9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4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

[18]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080626.html。

[19]参见胡鞍钢:《十六大与新老交替》(2002年11月18日),载《国情报告》,2002(专刊1)。

[20]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21]CIA,The World Factbook,CIA网站。

[22]参见胡鞍钢:《十六大与新老交替》(2002年11月18日),载《国情报告》,2002(专刊1)。

[23]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995年9月27日),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4]毛泽东在讨论“九评”时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7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64-07-14。)

[25]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参见江泽民:《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2004年9月20日),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603~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8]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只当过四年(1996—1999)伊利诺伊州州参议员。

[29]例如,小布什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前只当过六年(1995—2000年)得克萨斯州州长。

[30]参见胡鞍钢:《十六大与新老交替》(2002年11月18日),载《国情报告》,2002(专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