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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发展的脉络

2024-10-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邓小平大力倡导、亲自推动并身体力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正常化、制度化，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集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集体交接班机制，是确保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权力稳定交接、确保“集体领导制”顺利传承和延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

一、集体交接班机制的历史脉络

如何实现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头等大事，又是很难解决好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这一突出的问题，也经历了先失败、后成功，先挫折、后顺利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从个人选择个人接班人到集体选择集体接班人，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

晚年的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选择接班人，一方面是出于无产阶级事业后继有人的千秋大业，另一方面他也不由自主地陷入“接班人陷阱”。所谓“接班人陷阱”，实质是个人选择个人接班人的陷阱：毛泽东需要接班人，进而扩大接班人的权力，提高接班人的威信；但当接班人的权力越来越大，接班人的威信越来越高，就可能危及他本人的权力和威信，当出现他和接班人“平起平坐”（即政治平等）时，就会突然间爆发“接班人危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权力是最高权力，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是绝不允许接班人与他“平起平坐”的，在相互猜疑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政治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当然也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从政治学角度看，晚年毛泽东所开展的多次政治斗争都与“接班人危机”相关；从老年心理学的角度看，也与他对接班人缺乏信任、多有防范有关。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选择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第二接班人；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择林彪为接班人，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确立了林彪为接班人的地位；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择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希望培养为接班人；1975年7月选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可视为接班人；1976年4月选择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作为正式接班人。历史表明，毛泽东个人考察接班人、个人选择接班人，从来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这不仅打击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党内精英，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经过几十年积累所建立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使我们后来不得不花费很长的时间来重建这一制度，并改革和完善这一制度。[1]

1979年7月，邓小平就前瞻性地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新的思想路线（指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和政治路线（指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下一步需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现在需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2]。1980年2月，叶剑英坦言道，年龄不饶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培养和造就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3]同年8月，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提出：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4]

正是吸取和借鉴毛泽东晚年期间搞个人崇拜、个人决策、个人专断的错误的教训，邓小平指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5]他提出建立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和集体决策机制[6]，党中央采取集体选择、集体考察、集体交接班、逐步过渡的做法。陈云也指出：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都有过痛苦的教训。[7]叶剑英指出：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也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见专栏4—1）。[8]陈云在提出建立中央书记处时讲，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了一半，还有五个。[9]这个建议是有创意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即使后来两位总书记（指胡耀邦和赵紫阳）出了问题，党的领导集体也并没有垮掉，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这与后来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并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搞垮并最终解散苏联共产党，导致苏联“一分为十五”的解体悲剧形成了鲜明对比。

专栏4—1　叶剑英谈集体接班与建立中央书记处（1980年2月）

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

中央书记处是培养锻炼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通过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实践，书记处的成员就能够了解全面的情况，熟悉中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锻炼独立处理国家大事、应付事变的能力。将来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先在书记处工作一段时间，就比较容易驾轻就熟。当然，书记处的每个同志不一定都能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常委，而且书记处的成员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总是有进有出，新陈代谢，这是合乎辩证法的。(www.chuimin.cn)

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

党中央书记处的成立，不仅在国内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会有很大影响，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后继有人的。

资料来源：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2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88～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这里，毛泽东个人选择接班人的历史教训成为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集体选择接班人的历史财富，从而也避免了个人选择接班人的悖论或陷阱。这也反映了集体识别、集体考察、集体选择一个集体接班人，明显优越于个人识别、个人考察、个人选择一个接班人的做法。事实上，集体接班让接班人能够在第一线锻炼，在第一线中识别，在第一线中选拔，也避免了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的身上。

邓小平大力倡导、亲自推动并身体力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正常化、制度化，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集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集体交接班机制，是确保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权力稳定交接、确保“集体领导制”顺利传承和延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早在2002年召开党的十六大之前，江泽民就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考虑到实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10]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领导人新老换届交替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一进程一旦开始就会形成自身的发展逻辑，使其不可逆转。[11]

不过，当时党中央考虑到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很重，从大局出发，决定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004年9月1日，在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江泽民正式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12]，全会正式批准了江泽民的请求，同时决定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经过两年时间，顺利平稳地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新老交替。对此，江泽民作出了重要的政治贡献，也作出了政治表率。诚如江泽民所言：“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说句心里话，看到党、国家、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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