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下的民主决策机制

2024-10-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此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协助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分工。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内部的有效沟通、协商、协作是“集体领导制”的重要特征，也是顺利运作的重要条件。

二、集体分工协作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自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开始，正式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分别代表党和国家主要机构，相对分工，内部协调，共同治党、治军、治国的基本政治格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党的主要工作的负责和领导也得到强化。主要体现在党的组织工作（曾庆红—习近平）、党的经济工作（如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黄菊—李克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贾庆林）、党的宣传及文化工作（李长春）、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吴官正—贺国强）、党的政法工作（罗干—周永康）、党的军事工作（如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见表3—3、表3—4）。此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协助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分工。

表3—3　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职务及分工（2002—2007）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表3—4　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职务及分工（2007—2012）

续前表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www.chuimin.cn)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党而言是党的最高集体领导团队，对国家而言是掌握国家权力核心的“集体领导”团队；它的权力行使机制就是独特的“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总统制”，不是像美国总统个人决定，而是一个“集体领导”团队，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多数决定、集体决定。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内部的有效沟通、协商、协作是“集体领导制”的重要特征，也是顺利运作的重要条件。以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九位常委之间的沟通、协商、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常委个人之间的协作关系，通常由个人之间交流协商来实现。如在统揽党、国家工作全局方面，曾庆红、习近平先后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国家副主席协助胡锦涛（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工作；在统揽国防和军队工作全局方面，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胡锦涛（中央军委主席）工作^[8]；再如在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方面，黄菊、李克强先后作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协助温家宝（国务院总理）工作。反过来，胡锦涛、温家宝也会委托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处理相关的事宜。

二是各常委所代表的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由各机构党组向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交报告，研究重大决策。如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代表的中枢机构实际上共有八个，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中央纪委、中央宣传口^[9]、中央政法委。^[10]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每个常委不仅代表个人发表意见，还要代表各机构发表重要意见。这就大大丰富了决策信息、决策建议，可以真正“集思广益”，“兼听则明”。一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决定，各方机构就须照办，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机构（党组）传达这一决定，根据分工各自采取行动。这就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大大强化了执行能力。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名实相符，不仅是真正的常务委员会，还是真正的最高决策机构、真正的高层协调机构。

三是各机构的智库为形成全面、综合的战略决策信息、知识和建议的党中央“大脑”提供了基础。决策来源于信息，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信息、真实的信息、比较全面的信息和及时的信息。这就需要“兼听则明”。八大机构都有高水平的智库：中共中央有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全国人大有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国务院有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全国政协有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中央军委有中央军委办公厅研究室、解放军战略规划部，中央纪委有中纪委研究室和研究所，中央政法委有研究室，中央宣传部有研究室，中央组织部有研究室和研究所。此外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外交部及驻外使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提供信息。从信息角度看，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滞后和失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可以大大弥补这些不足。从政府智库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这些机构，包括最发达的美国（只有白宫办公厅和国家情报系统）；而在中国，重要的决策信息、知识和建议都会汇集到党中央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使之成为信息集成、研究集成、政策集成的核心机构。此外，这些机构智库还会及时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调研评估，进而向决策核心反馈，以便对政策进行调整。这些机构智库本身既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它们充分发挥了“中国大脑”的功能作用。

四是各机构决定重大问题时，加强与其他机构的信息沟通、信息分享。各机构都具有两种主要协调职能：一是机构内部协调职能，主要是降低内部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流成本以及协调成本；二是就相关事务与其他机构外部协调职能，主要是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流成本以及协调成本，因此就需要主动与其他机构建立信息通道、信息桥梁。各机构在内部讨论重大问题时，都会邀请其他机构相关负责人列席参加。例如国务院在讨论宏观经济形势时，就会邀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有关负责人列席；反过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时，也会邀请国务院秘书长甚至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列席，直接介绍情况，听取人大常委意见。可以说，这是中国各权力机构的一大特色，不会像美国行政、立法、司法机构泾渭分明，又“老死不相往来”，使奥巴马总统想做“好事”（如实行“医改”），而国会却让他做不了“好事”。^[11]

五是各机构也有相互监督职能。例如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监督，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它监督。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它监督。又如在我国，全国政协不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但是仍然可以对国务院实行民主监督。每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参加小组讨论，对《政府工作报告》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等。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监察部按照宪法规定仍属于国务院的序列，接受国务院的领导。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下的民主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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