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作机制

2024-10-0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我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的运行机制概括为五大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这一机制是确保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权力稳定交接、确保“集体领导制”顺利继承和延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其主要标志是中央领导人新老换届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五、“集体领导制”的运行机制

什么样的“集体领导制”才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权力不对称性，形成良性循环的信息结构和权力结构呢？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和历史阶段。我们只能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仔细观察、内部观察，发现并总结它内在的运行机制。

我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的运行机制概括为五大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

集体分工协作机制，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出发，既分别代表不同机构、分管不同工作，同时又协调合力进行重大决策的运行机制。比如，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分别代表了党、政府（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四大班子（各自全面负责该机构工作，党的总书记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对外代表国家），同时分管党的组织、宣传与文化、纪检监察（作为中纪委书记）和政法（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四大工作，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编制“十二五”规划、处置严重自然灾害等重大问题时又会共享决策信息、交换政策设想、协调决策意见，最终形成较低水平信息不对称性下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得到高度保障的、对外高度统一的中共中央重大决策。

集体交接班机制，是指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从一届领导集体手中平稳交接到下一届领导集体手中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抛弃了毛泽东时期个人指定接班人、将最高权力从个人移交给个人的封建式做法，以权力风险的分散化和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为核心，要求党的干部一般应走完担任省区市委书记以获得锻炼提高、为在任领导集体成员担任助手以进一步培养考察两个台阶，才能够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这一机制是确保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权力稳定交接、确保“集体领导制”顺利继承和延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其主要标志是中央领导人新老换届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集体学习机制，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期（基本每月一次）邀请国家智库成员（主要来自专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家机关下设的研究机构及专业委员会），围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重大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成员作专题授课的工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集体学习，与决策咨询和政策评估部门展开积极互动，汇总多元背景信息，群策群智完成信息分享与综合判断，促进政治共识的达成，孕育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创新。

集体调研机制，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成员为了解实际情况而亲身深入全国各地基层，进行实地查看或邀请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进行座谈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领导人从实践向认识转变的联系环节，它促进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田野工作”，确保中央领导集体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也有效降低了中央领导集体相对于基层在掌握实际情况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中央重大决策出现失误的风险。

集体决策机制，是指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重大问题上坚持集体讨论、集体决策，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决策原则，完善重大决策规则程序，坚持严格按照决策规则和程序进行决策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有效降低了领导集体成员之间关于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程度，增加了决策信息的透明度，促进了充分分享信息、及时交流信息、坦诚交换信息，强化了按照民主程序、根据多数意见形成政治决策的规则，发展和健全了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的民主集中制，有力推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

这五个机制构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也相互影响。最核心的机制是集体决策机制。实践反复证明：既有着内部的分工合作和协商决策、又有着对外的团结一致和高度统一，既能够确保权力平稳交接、又同国家建设实践和智库咨询力量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机制，相比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28]（准确地说是“总统个人负责制”）而言，具有极强的独创性和明显的优越性。

在接下来的各章里，我先在第二章中介绍中国“集体领导制”的历史演变，在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介绍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在第八章，对本书作一总结，谈谈“集体领导制”的政治优势，特别是国际竞争优势。本书以大量的事实，包括历史事实，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独有的伟大创新。

【注释】

[1]参见胡鞍钢：《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机制设计——以中共第十六届为例》（2007年11月19日），载《国情报告》，2007（39）。

[2]参见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参见胡鞍钢：《政治因素是中国最重要的成功经验》，载《北京日报》，2008-04-07。

[4]参见《胡锦涛主席接受美国两家媒体联合书面采访》（2011年1月17日），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17/c_12989270.htm。参加采访的美国媒体为《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

[5]参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载《人民日报》，2011-07-02。

[6]参见胡鞍钢：《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2011年1月24日），载《国情报告》，2011（8）。

[7]参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22～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首次提出用五十年或六十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战略设想：“（中国）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2000年我在国情报告上撰文指出，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继续追赶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指标方面的发展差距。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以更快的速度追赶美国，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上最发达也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将构成21世纪中国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令人关注的重大事件。（参见胡鞍钢：《21世纪展望：中国如何追赶美国》（2000年10月6日），载《国情报告》，2000（80）。）(www.chuimin.cn)

[10]Angus Maddison，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http://www.ggdc.net/maddison/.

[11]参见胡鞍钢等：《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2]2000年我在国情报告上撰文指出，中国将明显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GDP总量居世界首位。安格斯·麦迪逊（1998）按实际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78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3%，到1995年上升为52%，2000年为60.6%，进而在2015年左右超过美国。（参见胡鞍钢：《21世纪展望：中国如何追赶美国》，载《国情报告》，2000（80）。）

[13]教育部网站数据。

[14]VOA，Education Report—Foreign Student Series：Financial Aid，2009-02-04.

[15]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1）》，16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16]UNESCO，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17]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年4月28日）、第2号（2011年4月29日）。

[18]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0.

[19]参见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等：《新政治学概要》，107～10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0]参见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参加谈话的有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12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1]参见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参见胡鞍钢：《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机制设计——以中共第十六届为例》（2007年11月19日），载《国情报告》，2007（39）。

[23]参见胡鞍钢：《党的十六大与中国走向》（2002年6月12日），载《国情报告》，2002（增刊8）；胡鞍钢：《十六大与新老交替》（2002年11月18日），载《国情报告》，2002（专刊1）；胡鞍钢：《中国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07年10月31日），载《国情报告》，2007（37）；胡鞍钢：《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机制设计——以中共第十六届为例》（2007年11月19日），载《国情报告》，2007（39）。

[24]参见胡鞍钢：《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2011年1月24日），载《国情报告》，2011（8）。

[25]参见胡鞍钢：《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2012年3月12日），载《国情报告》，2012（专刊1）。

[26]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7]参见孟红：《“我可不能一花独放”——晚年邓小平的风趣妙语》，载《党史纵览》，2005（6）。

[28]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称，美国政治特征是“总统民主制”，有别于大多数其他民主制度（通常称之为“议会民主制”）。（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8版，8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王邦佐等认为，“总统制”的全称为“总统共和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美国是最早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也是总统制特征最突出的国家。实行总统制的还有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个别亚洲国家。总统制与议会制相比，既有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又有拥有立法权的议会及其他政权机关。在总统制下，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政府成员由总统任免，对总统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随着现代西方国家管理职能的增强，政府在行政事务管理中作用日益加强，行政权有扩张的趋势。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被称为“帝王般的总统”。（参见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等：《新政治学概要》，107～10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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