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礼仪：中国古代服饰礼仪的联系和发展

第一节　服饰礼仪概述

服饰，是对人们所穿着的服装及饰品的总称。在日常生活中，服饰发挥着遮风挡雨、防暑御寒、蔽体掩羞等多重实用性功能，而且又可以美化穿戴者的人体，扬长避短，展示个性，反映其精神风貌，体现生活情趣，发挥多种装饰性功能。同时，在正式场合服饰穿戴还具有反映社会分工，体现地位、身份差异的标志性功能。不但如此，服饰的发展历程，还折射出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宗教、伦理、社会风尚、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发展变化，反映着该国民众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审美意趣以及对时尚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人类的服饰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早期的人类，大多赤裸着身体，那么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人类开始用树叶、兽皮等覆盖身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装的，这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关于服饰的起源问题，从古到今就一直存在着几种让人争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保护说、羞耻说、吸引异性说、避邪说、装饰说等五种说法，只可惜这几种说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提出十分充足的论据说服大众。不管人们如何争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类的服饰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非常漫长的过程，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据考古学家的研究，30～50万年前人类开始从原始居住的地方迁移到北方冷带，需要用东西遮盖身体御寒，那时，他们住在山洞里并用兽皮遮盖身体，这也许是人类最早、最原始的服饰。人类开始纺纱织布大约在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埃及已能生产精致的亚麻织物。从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18000年前北京山顶洞人已懂得自制骨针，出现了缝制衣服的发端。并且已确凿地证明，我国在6000年前已开始纺纱织布。这些纺织品的出现，表明人类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已经能够生产较高级的服饰材料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阶级社会的出现，人类的服饰也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除了早期所具有的挡风遮雨、保暖御寒、蔽体掩羞、美化人体的功能外，还逐步成为了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并构成了国家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

作为人类仅存的文明古国，中国也是最早产生服饰制度的国家，《易·系辞》(下)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也就是说，“上衣下裳”制是我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那个时候起，到衣服形式和制度确立后，人们就开始依照这种式样穿着，去祀天地、祭鬼神、拜祖先；部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比较有秩序地活动，因而天下治。尽管这样的说法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似乎有些夸大了服饰的作用。但是，在原始社会的后期，人类尚处在蒙昧、无序的状态下，衣裳制度的出现，使人们的穿着打扮和交往活动有据可依、有例可循，这无疑对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治理天下、促进社会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服饰穿戴的功能和服饰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成为礼仪制度和道德伦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曾说:“君子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不貌无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作为一个君子不能不修饰打扮自己，不修饰打扮自己就不会有个良好的外表形象，没有良好的外表形象，就是对他人的不敬，对他人不敬就是无礼，无礼的人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故而人们必须“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人的服饰穿戴与礼仪观念、为人处事是紧密联系的。同时，在古人的眼里，不仅一个人的服装要符合礼仪的精神，就连佩饰也是其个人品德的体现。因此，古代服饰往往以款式、佩件来隐喻君子的道德，并通过“三礼”等经书揭示其中的象征意义，使得穿衣戴帽乃至佩饰也成为道德大节。如《礼记·玉藻》中记载:“凡带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在古人看来，玉是山川自然的精英，光彩来自内部，绚烂又平淡含蓄。所以便以玉之美比附道德之美，借美玉来进行道德礼仪的说教。

不仅如此，我们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并且十分注重运用服饰制度来治理国家，以规定的服饰参加朝政、典礼和会见来宾。如《礼记·春官》中说:“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意思是说，做不同的事、在不同的场合，就要穿不同的服装。就如同礼有吉礼、凶礼一样，服饰穿戴也就应根据吉礼和凶礼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中国早期服饰制度基本上为“三礼”所记载，并与礼仪制度、官制结合在一起。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历代王朝服饰制度的整体风貌也基本上一直沿袭着以“周礼”为基础的服饰制度体系。虽然历代服饰的形制有着长短肥瘦，质地色彩选择上的具体变化，但其体现身份地位尊卑的礼仪功能却是始终稳定不变的。古代的统治者和礼学家们认为，在服饰穿戴方面，只有从天子、官员到庶民尊卑有别，才能使人民注重礼仪礼貌，国家秩序井然。在他们的穿着观念中，服饰穿戴不仅具有御寒保暖、美化人体的作用，而且一向被视为是穿着者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为了体现穿着者的权力和身份地位，中国历代王朝都有服饰礼仪制度，比如服装色彩和款式等方面的严格规定。在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就规定一品官是红色袍，二三品官是紫色袍，四五品官是朱色袍，六七品官是绿色袍，八九品官是青色袍等。“黄袍”是帝王的专用服装颜色与款式，如果一般官员和平民百姓穿着黄袍是要治罪的。在清代，衣冠制度更加严明，除皇族戚属之外，公、侯、伯、子、男、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进士、举人、会试中的贡生、监生等，数十种不同品级的衣冠都有严格的款式规定与禁令，不得僭越，否则按律惩处。

总的来看，中国早期服饰制度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的完善是相一致的。在漫长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中，礼节繁重的祭服，等级森严的朝服，品级昭彰的公服都以体现礼仪精神、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为基本要义。服饰被作为礼制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一开始就成为体现穿着者地位、身份差异的符号形式，并且包涵着礼仪制度中固有的道德伦理的形态，成为体现封建礼仪和政治权威的强有力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礼仪文化的独特风格，在数千年间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服饰制度，其首创性、系统性和规范性是世界服饰文化所罕见的。

在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后，尽管封建王朝的官服被摒弃，但服饰礼仪制度却延续了下来。如民国元年7月参议院曾公布男女礼服之款式，学生也有服制。北伐胜利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也有“服制”的规定，男子在正式场合穿中山装，常服用长袍马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中国人的服饰穿戴也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但服饰的礼仪性和标志性功能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国家领导人在外交活动和许多重要的场合，大多喜欢穿改良的中山装，外国人常常把它叫“毛式服装”。直至现在，国家领导人如胡锦涛出席军务会议、接见军队代表时也常穿着中山装款式的制服。

自1949年以来，中国服饰的发展历程，折射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宗教、伦理、社会风尚、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发展变化，反映着中国民众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审美意趣以及对时尚的不同理解和追求。1949年前，中国男子着装通常是长袍马褂，妇女服装多为旗袍或者中式短装配长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老百姓的服饰表现为新旧交替、多样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列宁装、“布拉吉”、“毛式服装”比较流行。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无不以苏联为模式，苏联服饰也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民众。穿列宁装、留短发，一度成为中国女性中最流行的装扮。同样，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追捧。继之各界人士竞相效法，很多人改穿中山服或军便服。干部服的色彩多以蓝、黑、灰为主，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www.chuimin.cn)

十年“文革”时期，中国开始了“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文革期间，最时尚的装束莫过于穿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草绿旧军装，扎上棕色武装带，胸前佩戴毛泽东像章，胸前斜挎草绿色帆布挎包，胳膊上佩戴着红卫兵袖章，脚蹬一双草绿色解放鞋。在那时，拥有一套绿军装，成为无数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梦想。除红卫兵外，工人、农民、教师、干部、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也穿起了军便服。服装市场也开始出售草绿色上衣和裤子。这一时期，服装的等级意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意识。在原有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思想风尚中，又增添了浓烈的革命化、军事化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服饰穿戴呈现了风格多样、色彩斑斓、求新求变的特点。1978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恢复发展导致服装行业的极大繁荣。与此同时，国门向世界敞开，款式丰富、五色斑斓的外国服饰也随着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引进而涌入中国市场。从此中国民众的穿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思想解放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人们追求新异的审美心理日趋成熟。风格多样、求新求变，成为新时期服装流行的特点。但同时，中国传统的服饰，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男式服饰却逐渐被冷落，男式西服成为了中青年男子穿着的主流服装。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人们生活富裕，贫富差距的相对缩小，服饰穿戴虽然已不再是衡量一个人贫富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但其标志性的作用仍然作为一种重要功能而存在着，它反映着穿戴者的身份和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许多行业都有代表自己本行业特点服饰，如军队的军服、铁路部门的铁道服、海关服、海员服、水手服、邮政服、警察服、工商税务服、护士服等。在政府机关、职业团体和军队内，需要用服饰来标志那些领袖人物的优越地位，借特定的制服显示军队和警察的权威。护士、警察和消防队员的服饰很容易辨认，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标准化了。服饰的标志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有些是经常变化的，它常常作为新概念的象征而出现，作为价值观念的体现，是社会习惯的一部分，而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实际上也都包含着服饰的变革。因此，作为人们最直接、最普通的自我表现，服饰常常被用来充当新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标志。

服饰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世人展示其历史、文化、艺术、宗教、风俗的重要方式。同时，服饰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程度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我国已加入WTO，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国际礼仪主体穿戴得体的、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特征的服饰，对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的形象、从而顺利地开展对外交往的活动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服饰穿戴反映了礼仪主体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和对交际活动的重视程度。服饰礼仪就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了表示相互的尊重与友好，达到交往的和谐而体现在服饰上的一种行为规范。服饰不仅仅具有御寒保暖、美化人体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表现穿戴者的思想观念或情感意向。所以，礼仪主体往往可以通过衣着打扮来表现对人对事的态度。比如说，恋爱中的男女，特别在初次见面时，正常情况下都会精心打扮以博得对方的好感。如果初次见面男方就衣冠不整、不修边幅，女方十有八九会对其敬而远之。同样，如果女方蓬头垢面、穿着邋邋遢遢，男方也肯定会逃之夭夭。再如，人们在会见重要的人物或出席重大的活动之前，也往往都会在穿着打扮上认真准备，以表示尊重和重视。按照常理，如果只是熟人、朋友、同事之间见面，或参加一般的社交活动，人们大多不会在服饰穿戴方面刻意打扮自己。在外交外事活动中，服饰穿戴更能够直接反映礼仪主体对活动的重视程度。晚年的毛泽东主席，由于久卧病榻，基本上很少会见外宾和参加外事活动。但在接见尼克松时，却认真打扮以表示对他的美中“破冰之旅”的高度重视。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正式、隆重的场合，如举行国家庆典仪式、国宴、新国王登基、国家元首就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交使节和外宾、王储王子婚庆大典以及授勋仪式等礼仪活动时，都会对参与者的服饰提出严格要求。所以，越正式越隆重的场合，对礼仪主体服饰穿戴的要求就越高。

第二，服饰穿戴，代表着礼仪主体的修养和品味。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作为静止的无声语言，服饰又是一种重要的体态信号，它无时无地不在向公众展示穿戴者的形象和风度。从礼仪的角度上来看，服饰穿戴是一门系统工程，它不仅仅单指穿衣戴帽，而是礼仪主体基于自身的阅历、知识和修养，在对服饰搭配技巧、流行时尚、所处场合、自身特点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对服饰所进行的精心选择、搭配和组合。所以，服饰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其穿戴者内在气质、修养和品味的外在表现。美国心理学家彼德·罗福认为:一个人的服装并不是只表露了他的情感，而且还显示着他的智能。一个人的衣着习惯，往往透露出他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观。著名的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您的服装往往表明您是哪一类人物，它们代表着您的个性。一个和您会面的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根据您的衣着来判断你的为人。”在国际交往的场合，注重个人的服饰穿戴，就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礼仪主体的仪表美、修养品味、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从而增加交际魅力，给交往对象留下良好的印象，赢得对方的信任和尊重，使人愿意与其进一步接触，为下一步的深入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相反，不注意个人的服饰穿戴，不修边幅或者浓妆艳抹、过分打扮，穿着不伦不类的奇装异服，往往会使交往对象感到此人生活作风自由散漫，随心所欲或华而不实、俗不可耐，因而对其避而远之。现代心理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在初次接触时，交往双方建立“第一印象”的顺序依次为:性别→年龄→服饰→容貌、姿态→表情→眼神→态度→允许接近范围→接触程度。由此可见，服饰穿戴在建立“第一印象”的诸多因素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发挥服饰在社交中的作用，充分展现自己良好的修养和高雅的品味。

第三，在国际交往中，服饰穿戴反映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精神风貌和总体形象。尽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服饰文化出现了某些同化的现象，但许多国家、民族仍然保留着十分鲜明的民族传统风格的服饰。说到中东诸国，人们又会马上想到阿拉伯长袍、方格头巾以及蒙在妇女头部的神秘面纱。说到印度，会马上想到色彩艳丽的纱丽。说到日本，便会立即想到和服。一说到我国西藏，人们会很快想到藏民的藏袍藏帽、牛皮衣、宽肥的长袍是肥腰、长袖、长裙、和长靴服饰，编发以及女子的富有夸张色彩的金银珠玉饰、琥珀、珠玉、松耳石组成的头饰形象。再说到我国新疆，你会马上想到维吾尔族男子的“袷袢”长袍，女人的宽袖轻盈的连衫裙加对襟紧身坎肩，还有四楞小花帽。服饰已成了各个民族、地区的形象和符号。外国人常常会通过当地人的服饰穿戴来判断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甚至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民俗民风等综合状况。从这种意义上讲，服饰就是一个民族、地区的形象缩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形象缩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精神风貌和总体形象，往往就是通过其成员的服饰穿戴得到最直观的反映。所以，在国际交往场合，服饰穿戴不只是个人的形象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民族、地区，甚至国家的形象。

最后，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服饰穿戴还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含义。服饰是文化、艺术、风俗、政治、经济、生产技术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向世人展示这些因素的重要方式。服饰不仅可以反映穿戴者的身份和职业特征，而且还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民族、文化、经济、地位、审美、爱好，甚至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或自己的政治态度。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带头穿西服，焕然一新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其目的就是要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拨乱反正后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推动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决心。在今天看来，当年那股由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头兴起的“西服热”，不仅冲击了国人传统的封闭观念，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了大国国民的气度，以及中国领导人在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上，所展现出的空前的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胸怀。这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强烈地传递着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明确信息。1961年，夏尔·戴高乐为了回答针对他的政变企图，穿着一身军装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这与他穿三件一套的西服出现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和影响。这样的穿着是为了表明，他是以一位将军而不是一位政治家在向法国人发表讲话，他的肩章和饰带就部分地反映了他的权力的分量。希拉克在竞选总统时在摩洛哥拍了一张穿着翻领运动衫、脸晒得黑黑的广告照片。因为他平常的刻苦朴素的名声给人的印象就已很深刻，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选民进一步展示其健康、朴素的形象，以赢得更多的选票。在外交场合，不少国家领导人也往往通过服饰穿戴来向外界或世界传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或倾向。如2002年巴以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动用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围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拉马拉的官邸，并将官邸内的大部分建筑物摧毁。以色列的暴行遭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强烈谴责。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为摆脱困境，专程访问美国以寻求帮助。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会见沙龙时，特意系上带有以色列国旗图案的领带，以此向世界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再如，每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按惯例参加会议的各成员国领导人都要身着东道国传统服装，照上一张“全家福”。领导人之所以要穿着富有东道国特色的服装，而不是平时外交场合必穿的西装革履，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东道国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凸显会议的非正式性。同时，也是为了使各成员国的领导人在轻松、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达到“务实外交”的目的。

总之，在国际交往中，服饰是非语言交流的重要媒介，人们常常借用这种交流媒介不断地传递和吸收信息。同时，服饰也是用来进行自我保护、自我表现、自我否定、掩盖缺陷的一种手段。不仅如此，服饰还常常用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穿戴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国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等个人属性，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政治集团和从事的职业、精神状态、个性、态度、兴趣、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等个人特征。在一定的环境下和特定的国际场合中，服饰还常常被用来表现穿戴者的政治态度和倾向。由此可见，服饰作为一种象征，作为一种能够唤起情感的媒介，它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其自身原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