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教授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白寿彝教授传

刘雪英

白寿彝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已有60多年，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等学术领域里，多有建树，为中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早年的生活

1909年2月，教授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回族家庭。他的父亲白吉甫，曾同友人在开封和郑州两地合办电灯公司和商场、饭庄、剧场等，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事业。母亲钱相云，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的教授，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 ，受到民族的传统教育。

幼年时期的教授好学，喜读书，喜欢接受一些新事物。他经常到书摊上翻阅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书，还把书中的内容讲给父母兄弟及小伙伴听。念私塾时，在所聘请的教书先生中，最受他称道的是吕先生和凌先生。前者崇尚新学，反对死记硬背，教学生读书，讲求理解。后者喜欢谈科学知识，教学生读书，讲求系统和比较。这两位启蒙教师对教授以后的治学道路有重要的影响。在凌先生的影响下，他进入了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开封圣安得烈学校。当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时，他回答说，我要了解世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厂主开枪打死纱厂工人顾正红，英国军警镇压为伸张正义而游行的示威群众，造成流血事件。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使教授思想上深受震动，感到极大愤慨。他同友人张铸千、赛成惕等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后，教授不愿继续留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念书，认为是一种耻辱，便抱着寻求进步的思想到上海求学，在文治大学读书。当时他只有17岁。一年后，他回到河南，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学习。

1929年，教授考入原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史。少年气盛的教授想用二三年的时间写出一本超过前人的哲学史。在导师黄子通的教导下，他懂得了读书的目的和做学问要付出艰辛。燕京大学云集着一批颇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陈垣、张星、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等。他们虽然都不曾亲自指导过教授后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但他们是起了作用的。

1932年秋，教授完成了他的学术论文回到河南，准备服务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但没有能够找到工作。后来，他又回到北平，在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会做编辑工作，开始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进行研究，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历史，写出了《中国交通史》一书。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

1937年，教授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古） 、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在考察中，教授忧虑地注意到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之落后，并把见闻一一作了记录。由于“七·七”事变，考察中断。他和几个同事由甘肃、青海辗转回到河南，这时已是1937年冬。

教授回到内地后，携带家眷离开开封，经武汉来到广西，任教于桂林成达师范学校，讲授治学材料和方法的课程，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以后，教授来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系主任楚图南同志请他主讲中国历史，并建议他开史学史课程。这时，他接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深受感动，提高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从此，教授把毛主席视为中国的希望，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参加了回民救国协会，主编几种穆斯林的刊物，宣传抗战救国、民族团结。他讲授历史，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从单纯知识性的传授转向旨在启发学生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因此，学生们都感到很有兴趣。日本投降后，教授在南京大学任教，同时还先后同顾颉刚、臧克家主持文通书局《文讯》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 《文讯》不断刊出进步作家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作品。

1949年，教授参加了由范文澜主持的新中国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并与史学界进步学者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这年夏天，他作为南京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筹备会来到北京，随后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从这时起，他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教授，以后又兼任系主任30余年。

教育实践

新中国的成立，给教授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中。作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为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授协助郭沫若、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兼任二所研究员，主持明清史研究组的工作。还参加创办《历史研究》 ，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向。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了历史学科的草拟工作。 1958年，他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教授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他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该是着重培养学生们的智力，启发他们的思维活动，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正确地认识对时代所担负的责任，自觉地做社会主义新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宽厚的知识，以便他们走出校门后能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认为，高等学校的历史系，除去教授学生必需的历史课程，还要培养他们的历史感、时代感和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具有借鉴历史、观察未来的能力。为此，他不但强调要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还强调要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初，教授在历史系推广教研组的教学组织，提倡集体教学，这在当时师资条件的具体情况下是十分必要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提倡学习教育、直观教育、课堂讨论和历史晚会等多种教学形式。为了开出文理科8个系的《中国通史》 ，教授组成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亲自指导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以至课堂讲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后来这个小组的教师多数成为历史系的教学骨干。

1950年，教授在《光明日报》主办《历史教学》副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都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经验的介绍和理论的探索，这对于当时的历史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2年，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教授参与了师大课程教学计划文科部分的改革。按照计划，历史系在理论课程和教育课程以外，设立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等8门课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他感到，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提倡有系统地进行历史学习，保证了其完整性，但课程安排得比较死板，缺乏与其他学科相应的配合，有很大的局限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系里其他同志的配合下， 1979年，在教授倡议下，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课程体系的改革，提出在原有系统教学计划之外，增设选修课，提倡在全校各系设立现代科学概论的课程，提倡中外历史比较。时至今日，这一方案丰富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教师的讲授能力和水平。它在全国各大院校引起重视并得到推广，影响是相当大的。1989年，它作为历史系本科课程体系改革成果，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奖。

数十年来，教授一直关注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他提倡把历史教学推向社会，普及历史知识，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认识时代，提高对祖国前途和人类前途的认识和信心。他认为历史教育应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更大的作用。他所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主要思想，表达了他对史学应发挥的社会功能的真挚愿望。

学术思想

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正像他作为一个教育家一样，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始终是在不断地开拓和创新。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造诣深厚。这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史、中国通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

教授对于民族史的研究，是从回族史开始的。后来他把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同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使他能够摆脱民族的偏狭性，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和研究民族史，从而为民族史理论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他从青年时期起开始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写出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 《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是他回族史研究的代表作。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以严密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唐天宝年间中国同大食间的这场战争之后，中国国势并不绝迹于西方，而且唐在西域仍旧保持相当的势力。战争带来的偶然性影响是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和伊斯兰教义之开始有汉文的记录。1937年他发表的《论设立回教文化研究机关之需要》和《回教文化的运动》 （代顾颉刚写） ，表述了他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最早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回族应该了解自己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回汉之间应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这对国家和本民族的发展均为有利。他认为设立伊斯兰文化研究机关，不只对纯学术研究有许多好处，并且对于祖国边疆问题和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可少的。伊斯兰教文化是世界各种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系统，研究过程中，要把学术跟宗教情绪严格分开。这些论点，在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教授研究回族史近半个多世纪。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中。他还编著了《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及参考资料、 《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回回民族的形成》 《回民起义》 《回回民族的几个问题》等论著，系统地阐明了回族的发展历史，认为回族的形成经历了数百年，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他的这一论断，对巩固祖国大家庭内部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是他对民族史学理论的一项重大贡献。

教授关于民族史的理论，还主要体现在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论述上。他根据历史的分析，提出了统一的四种形式，即单一民族的统一、地方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他认为，中国的统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关系上，在民族发展史上，民族意识问题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某段时期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分裂与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统一和多民族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对国家的历史贡献。任何民族的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有分裂，有统一，有战争，有友好，友好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是中国的稳定力量，少数民族的合作互助和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教授还十分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兴，必须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是否能振兴，既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前途，也关系到祖国发展的前途。民族教育应适应各民族的特点而进行，不应一般化，同时又要学习内地教育的经验，吸取教训。(www.chuimin.cn)

教授关于民族史问题的这些论点，在当前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最近，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已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

教授重视中国通史理论的研究工作。他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中。这两部书，是他出于一个历史家的高度责任感，响应周总理1972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号召而编写的。书的宗旨在于教育青年认识祖国数千年悠久历史的面貌，从而增进爱国的热情。他于1975年开始组织编写力量。1980年，“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年之间，发行量达80多万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纲要”还有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罗马尼亚文版和即将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意大利文版向国外发行。多卷本《中国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有12卷，它不同于以往的中国通史之处在于:对民族史给以应有的重视；重视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注意全面考察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肯定封建国家的历史作用；力求表述中国在科技上的历史成就；重视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注重史书体例的编撰形式。

教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时代之久，它本身的分期问题应受到重视。一般史书都以皇朝作为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封建社会的分期应该以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作为主要划分的依据。封建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剥削阶级、劳动阶级的身份上的变化是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准，也是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阶段发展是划分封建社会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他提出封建社会阶级结构形式主要是封建等级制，所有制的关系主要是封建等级所有制的理论。

由于各地区各民族发展得不平衡，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教授认为，在各历史时期，有一个主导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有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其具体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提出了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论点。他的这个论点，便于对历史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也有利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教授认为，详细地研究国家职能的起源流变，探索其发展规律，是历史工作者应担负的责任。封建国家的性质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制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封建国家有它的统治职能，也有它的社会职能，应进行具体分析。

教授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历史，要尊重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写中国史，要把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跟历代皇朝史的历史区别开来，中国史的发展同历代皇朝史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一致。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如跳不出皇朝史的圈子，就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也不能很好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利于民族团结。

教授主张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整个历史的贯通，这是他研究历史的一个特点。与此同时，又要了解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各方面、各层次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发展关系，还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之比较研究等。

史学史工作是教授近年努力开创的新的史学领域。这个领域，老一代学者中也有拓荒者，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停留在史籍目录的解题上。 20世纪40年代初，当教授开设史学史课程时，所能找到的有关著作内容也多是关于历代名著的介绍。解放后，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问题，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寓论断于叙事》 《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 ，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要阐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和民族特点，发掘史学史上唯物主义因素及其同唯心主义间的斗争。

1963年，教授受高等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供高校学生使用的史学史教材，这就是于1964年8月内部印行的《中国史学史教本》 （上） 。这本教材摆脱了旧目录学式的教材体系，力图通过对历代史学撰述，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结构和文字表述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史学史教本》 （上）在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教授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十年动乱结束后，教授在师范大学建立了史学研究所和史学史研究室，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还恢复了他在1961年创办的《史学史资料》 ，现改名为《史学史研究》 。 《史学史研究》是国内外仅有的一份研究史学史的专门刊物，它是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宗旨，通过研究以达到建立和健全史学史学科体系的目的。 30年来，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登载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文章，为史学史学科队伍的成长，对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教授的史学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在史学理论上，他提出了历史的二重性和历史认识的辩证发展。他认为，研究历史是研究客观的历史而不是写的历史。研究客观历史不能离开写的历史，但写的历史不等于客观历史。客观历史本身有它的双重性。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看，历史是过去了的，但从历史事件的各种社会联系及其影响看，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他认为，历史知识是客观历史同主观认识相结合的辩证关系。就历史本身讲，它是客观的存在，但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历史是可知的，又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一定时期的认识会比过去有所进步，也必然会有所局限。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它的历史意义。对历史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这是历史认识上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是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是认识过程上辩证的统一。

教授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史学的主流必须是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他重视对史学遗产的研究，除《史学史研究》刊物的研究方向之外，还提倡对历史文学和科学技术史的研究。1990年，中国科学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聘请他为本书的顾问。而他目前正在主编多卷本《中国史学史》 ，是继多卷本《中国通史》之后又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教授认为编写这部书是建立史学史学科体系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部书的第一卷已经出版，书中详尽地阐述了教授对史学、史学史的认识和他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和建议。他认为，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史学史是研究史学本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和人们曾经如何研究历史。从学科体系上说，史学史是更高层次的工作。他主张扩大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在汉族史学史之外还应包括少数民族的史学史，并重视国外史学史的研究状况，这是十分必要的。他的这种思想同他编写中国通史的思想脉络是相一致的。

教授在古籍整理、民俗学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兴趣。他认为，古籍整理工作是认识祖国的工作。古籍中优秀的部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结晶。他在学生时代曾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辑》 148卷。20世纪70年代，曾协助顾颉刚主持二十四史标点工作。 1983年，他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主持制定了大型古籍项目《文史英华》的整理计划。他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学者的风范

教授学风谨严。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论点，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并被事实证明了的论点。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尊重不同的学术意见，既不迎合时尚，也不轻易立异。这种学者风度，在十年动乱期间表现得更为鲜明。当时，“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他们要求史学界全盘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历史依据。面对这股歪曲历史事实的丑恶行径，教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秦始皇作出公正的评价。 “四人帮”一伙儿为了彻底摧毁解放以来17年的教育制度，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进行文化考试。教授愤然不著一字，拂袖而去。这一举动使他们大为恼火，利用他们手中的宣传工具作不点名的通报。教授保持了一个史学家所具有的风范，得到了学术界的尊重。

教授研究历史问题，从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轻易作没有根据的结论。这使他能摆脱门户之见，视野开阔，不断地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教授治学，最注重认真二字。他认真对待自己的著作，每写成一章，都要反复思考、推敲。有时为了更正确地表达一个观点、一种说法，不惜把数万字的成稿推翻，重新撰写。他主张，作者应对读者负责，不应回避个人的辛苦。50年前，当他潜心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时，过着流亡的生活。每移居一地，他都利用流动的条件作实地的考察。他在桂林、重庆、昆明等地都做过这样的工作。在昆明居住期间，教授走遍了20多个县，对当地回族的生活风俗、文化、宗教等进行了调查工作。在占有了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第一次写出了回族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伊斯兰教小史。50年后的今天，教授的作风依然如故。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中，他是名副其实的总主编。为了这项工作，他几乎是从未有片刻的停歇。教授的眼睛高度近视，有一时期，双眼几乎近于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请助手反复诵读，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的过程中，他态度非常认真，如果遇到史料问题上的疑点，一定要不惮其烦地予以核实。他不放松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这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

教授认真治学的态度还体现在他对历史的用语上。斟酌每一个词汇的使用，注重它们的历史内容和政治内容。比如，他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朝应称为“皇朝”而不是“王朝” ，王朝应是封建统一国家形成以前的称呼。他认为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机构应称为朝廷，而不是中央，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同于朝廷同地方的关系。前者是行政分工的关系，没有贵贱尊卑之分，后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有贵贱尊卑的意义。

教授重视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提携。他平易近人，喜欢和年轻人交谈，教导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倡认真读书，提倡在写作之前先要掌握原始材料，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学风；提倡准确、凝练、生动的文风。他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论点无保留地传授给后学，并注意他们领悟理论、驾驭资料和文字表述的能力。数十年来，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教学和研究人才，其中包含少数民族的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等多种社会学术团体职务。现任中国民族史学会长、中国明史学会顾问等。

教授在繁忙的教学研究工作之外，还担任着多种社会职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政协代表。此后，他又当选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还曾担任国家民委委员、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委员，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他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事各项有关的工作。 1984年10月1日，教授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举行的国庆大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在对外活动方面，教授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曾出席过在芬兰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还曾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亚非友好学会、国际和平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国统一促进会等的理事和中国阿富汗友好协会会长等。曾访问苏联、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促进国际友好往来和学术文化交流。

精神矍铄的白寿彝教授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极其乐观。他始终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自勉。他认为，历史、历史学不只是研究过去的学科，更重要的是继往开来的科学。 60年来，他已编著了20余部书，主编了多种有影响的刊物，然而他并不满足。他常说，我觉得自己在50岁以后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学问。现在，我还有许多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

60年过去了，教授的工作是镂金、是琢玉，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师表的典范。

本文再度发表，我没有作任何删改。这是因为，文中所说的是先生多年来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一旦形成了，便不会有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是先生本人认可的，因此就更不可随意改动。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 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