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伊斯兰与回族研究之奠基者

回族和伊斯兰研究新学科的开拓与发展——敬祝这一领域的主要奠基人白寿彝教授90寿辰

林　松

一、回族和伊斯兰研究概况掠影

在中国，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研究，约始于明末清初，曾经出现一些穆斯林学者用汉文撰写、译述的著作，其中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著述较多，此外，有作品镌刻传世的还有三四十人。不过，他们的著述多偏重于伊斯兰教哲理和教义的阐发，即便涉及回族来源和历史，也多援引近乎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由于当时人们对于民族、宗教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没有严格分开，研究工作主要从宗教角度着眼。从他们开始，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般说来，有关的报刊或书籍中所说的“回教” ，其内涵既包括回族，也包括回族信奉的伊斯兰教。习惯上，在那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回教”与“回族”似乎已经形成含义等同、概念相通的称谓。例如有时说“中国回教史” ，顾名思义，它应该讲述中国10个民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历史，但其内容实际上多半是指“中国回族史” ，而很少涉及其他穆斯林民族尤其是新疆地区未通用汉语之民族的历史。再说，名曰“回教史” ，却并不限于宗教内容，而是广泛涉及回族经济史、文化史、革命斗争史等各个方面。

从严格意义上讲，把回族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学科列入学术研究的范畴，是20世纪初叶才开始的。从有志于垦荒的前辈学者单枪匹马的开拓耕耘，发展到今日基本形成一支老中青的梯形研究队伍；从单一、零碎、抛砖引玉的选题，到全方位、多层次、深领域地探索，呈现系列论文和各种专著，进展很明显，春华秋实，成果辉煌。

在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拓荒者及热心关注者中，既有史学界资深的陈汉章、陈垣、张亮丞、顾颉刚等汉族学者，也有为数稍多的对自己的母族感情深厚的回族学者。在当时，还谈不上什么从事回族研究的专业队伍，他们大都是在各自借以谋生的职业之外，挤时间、开夜车、见缝插针搞研究的。写作、编书、投稿，条件很艰苦，大都是尽义务。这些回族老前辈，发表了很多论文、资料、译作，也出版了若干专著。有的长期坚持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忙碌于自身的主要业务而后来就自顾不暇，有的体弱多病，过早逝世，也有少数人在此领域浅尝辄止、昙花一现……在始终坚持、成果丰硕、依然健在的垦荒人中，白寿彝先生是起步较早、经历很长、持续最久、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一面旗帜。适值北京师范大学正在为祝贺白寿彝教授90华诞而筹备编辑《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向我征稿，仓促间选这个题目以响应之，并向白寿彝先生祝贺。

二、园地的垦辟和领域的拓宽

90高龄的白寿彝先生作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学史专家，在教学与科研领域，为国家、民族培育了数代优秀的人才，桃李遍天下，声誉传五洲。他的突出贡献与巨大影响，有口皆碑，不必赘述。这里，我只侧重叙述近六七十年来，白先生在教学工作紧张、科研任务繁忙、社会活动频繁的情况下，一直抓紧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从他肩膀上的职业负担和社会重任，以及从他在整个历史学领域的地位、影响来看，这恐怕只是一种“副业”或者“第二课题” ，但他对此坚持始终，视为自己整个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尝中断或放松，并取得累累硕果。从20世纪30年代的起步开始，他通过深入实际考察、刻苦钻研史书、强化理论修养等各方面的努力，在积累并占有丰富文献和口碑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梳理、提炼，撰写了许多见解精辟的辉煌论著，编辑了琳琅满目的系列丛书，总结了不少深刻的、切身体验的宝贵意见。从实践到理论，他对这门新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对这特定领域的指导与关怀，贯穿始终。而今，依然是举国公认的回族史权威和导师。

（一）辉煌成果举要

不妨大体上回顾一下先生这方面的丰富经历与各阶段的主要成果。

1.编刊物，辟专号。早在1935年初期，就在他的家乡河南开封创办《伊斯兰》月刊，一开始就把伊斯兰研究引进宽广的学术探讨的领域，而不是拘泥于狭隘的纯宗教民族的范畴。其主旨已在发刊词《自白》中表明，是为了探索一般原始宗教的“理论根据”“哲学基础” ；探索总结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探索“回族文明的内容和特质”及其“如何提携了欧洲的近世文明” ；探索传入中国“年代久远”的回教在“种族”和“文化”方面给予中国什么，又从“中国的土著”那里得到什么。稍后，他在顾颉刚、冯家升主编的影响很大的《禹贡》半月刊开辟和编辑了两期有关回教、回族的专号（1936年的五卷第11期； 1937年的七卷第4期） ，刊登了好几篇有质量的、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举家南下，亦曾主编过《月华》 （由北平迁桂林）和《清真铎报》 （昆明） ，这是在解放前上百种回族报刊中创办较早、刊期较长、文章学术性强、读者最欢迎的两种刊物，许多知名的穆斯林前辈学者包括白寿彝先生早期的文章，多在这两种刊物发表。除此类回族报刊外，白先生与办报刊有很深的因缘，例如最早（1928年）在河南主编《晨星》半月刊，1946年与顾颉刚、臧克家主持文通书局《文讯》月刊（重庆—上海） ，晚年还主办了《史学史研究》刊物。

2.立专题，发宏论。以他刚开始着手研究回族史的早期论文为例，初试锋芒，确实给人以“出手不凡”之感。例如1936年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论证了唐朝天宝年间中国同大食在怛逻斯的这场战争过后，中国的国势并没有削弱，也没有绝迹于西方，唐朝在西域依然保持可观的实力，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客观上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使中国造纸术西行，被介绍和推广；伊斯兰教教义开始有汉文记载。可见其钻研史料之细密，思辨问题之独到，琢磨推敲之入微。其他如《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 《赛典赤赡思丁考》等，史论结合，论述精辟，逻辑严密，在治学观点、态度、方法上，都是研究回族史示范性的代表作。

3.汇史料，辑丛书。如抗日战争时期， 1943年将在云南汇集的有关杜文秀研究资料，题为《咸同滇变见闻录》 （共4卷） ，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两册出版。解放初期， 1952年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成《回民起义》 4册，收集了云南和西北回民起义的资料76篇，作为该丛刊第四种，在上海神州出版社初版，次年再版。白先生为全书收集的每一份资料分别写了“解题” ，借以说明资料的主要来源、作者、版本或传抄本。这都是大部头、有分量的宝贵资料汇编，包括不少来之不易的民间保存的、鲜闻罕见的材料，是浸透着搜集者鲜血汗水的结晶。可以认为，其中有不少史料，白先生起了“识宝” （过去有“回回识宝”之说，指的是回回珠宝商精明懂行，能识别真伪，这里是指从险遭废弃、当垃圾处理的故纸堆中识别有价值的宝贵文献） 、抢救的作用，例如有一份盖有杜文秀官印的委任状，如果不是他发现及时并珍存，恐怕也就湮灭无闻，后人永远见不到了。

4.核古籍，搞校勘。如1947年在苏州校点清初穆斯林学者的《天方典礼择要解》 ，并为之序。该校点本由文通书局出版。

5.考碑刻，辨真伪。史学家都珍惜重视碑刻、墓志、族谱一类材料。我童年时代曾见白先生所到之处，每发现有碑文，必定组织青少年全文抄写，举凡家谱、族谱之属，亦必搜罗殆尽而后快。以后读到先生关于清真寺碑刻的几篇文章，才知道史学家治学严谨，持详考细辨而判断其真伪的明确态度。如1937年所撰《关于创建清真寺碑》 ，对日本桑原骘藏和陈垣、顾颉刚等学者有关长安清真寺天宝碑的考辨，表示同意并作补充。此外，他还对《闽书》所载吴鉴《清净寺记》以及广州光塔寺内石碑《重建怀圣寺记》分别写过《跋》 《再跋》 ，都是有独到见解的考据文章。

6.贯古今，写通史。关于中国回教史或回族史，先生曾经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一些单行本，如1943年脱稿， 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 ； 1946年初版于重庆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 ， 1948年，有关此书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又在上海问世。继这两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之后， 1951年又续成一本作者觉得只是“近乎回回民族简史”的著作，题为《回回民族底新生》 。以上著述的出版时间虽然相距很近，但却分别写成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在观点、取材重点和写法上有所区别。此后，相继成书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回族简史》 （几个版本的书名略有不同） ，也是在白先生参与或指导下完成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事渐高的老教授一如既往地深切惦记着回族史研究事宜，他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先后在各地轮流举行的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但经常通过热情洋溢的贺信或录音讲话发表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而且，他始终酝酿着、期待着一套高水平、高规格的大型《回族通史》的出版，就像他近20年来主编的那套洋洋数千万言的巨型《中国通史》而呕心沥血地拼搏那样，早就提出《回族大通史》的框架、纲目和细则，其中关于“人物传记”的设想，已然实现。

7.评书刊，题序、跋。白先生对有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一贯关注、支持和爱护，或发表评论，或为之序、跋。如1936年写的《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 》 ，是评介金吉堂先生出版不久的著作，也是中国回族人早期写的回教史，白先生评述具体，客观公正，其结束语曰:“综观全书，不无可疵议之点。然当中国回教史之研究方在萌芽时期，专题之研究及材料之编译，均无相当之成绩可资吸取。著者以一人之力，于授课之余，完成此编，实已难能。中国穆斯林与治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史者，均可一读也。”至于为他人的著作序、跋，也是从特定角度反映白先生学术观点之作，其数量不少，有关民族宗教者，如1981年为马坚教授汉译《古兰经》 、1994年为马振武阿洪用经堂语翻译《古兰经》分别写的序，以及1988年为林松《古兰经韵译》的题词，分别表达了先生对以不同文体、风格翻译伊斯兰教最高经典的态度。又如1981年为陈达生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作序， 1991年为《回族教育论丛》 （文章汇编）和杨怀中先生的《回族史论稿》作序，都能窥想这位前辈学者关心族教文化的热情。

8.重调查，采民风。古往今来，史学家多重视深入实际，各地漫游，探幽访胜，采风问俗，与社会广泛交往，扩大视野，寻求书本中得不到的知识，也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素养，史学鼻祖司马迁已然作了示范。纵览寿彝先生的学术成果，也可看到他对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早年在家乡，采集并整理了一些河南回民流传的民歌民谣；在云南，搜集杜文秀史料的同时，丰收的副产品中就包括有关的民间文学资料，并以《关于咸同滇乱的弹词和小说》为题，撰文予以介绍。至于他对古老华夏文化中神话传说、民俗歌谣的研究，兴趣更广泛。本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这些学科是彼此交叉、血脉相通的，广泛涉猎大大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无论是在集体考察、旅途经过、客居他乡，还是短期停留中，总是把调查了解当地的回族状况放在心上，因而所到之处，必有收获，总出成果。信手翻开他的文集，即可发现。例如，他在1937年参加以顾颉刚先生名义率领的西北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去考察，读者可以在白先生日记《绥宁行纪》和《甘青行纪》中发现，除全团集体活动外，他总是抽空与白亮诚先生等回族成员去参观清真寺，了解穆斯林群众的疾苦与愿望。抗日战争中到达广西，大有收获，写出《柳州伊斯兰与马雄》等名篇。后来到了行踪相对稳定的云南，回回史料丰富，伊斯兰文化浓郁，有待于开垦的原野土壤肥沃，先生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为荒漠的回族史学找到了一片广阔的绿洲。尽管当时条件极端艰苦，先生“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地流浪着” ；在西南大后方，同样兵荒马乱，亦常有敌机轰炸骚扰；加以工薪微薄，通货膨胀，生活困难。但他在这动荡岁月中奋斗拼搏，抢救了后来完全有可能毁于兵燹的许多珍贵史料，储备、积累了只有在专家眼里才有价值的残碑断石乱纸堆，奉献了大量璀璨的成果。光是云南的回族史，他就写成了《滇南丛话》等一系列著作，而且，在后来陆续完成的《咸同滇变见闻录》 《回民起义》 《中国伊斯兰经师传》 《回族人物志》等等作品中，云南史料的比重异乎寻常地显著。

9.选教材，编课本。抗日战争时期，奔波劳碌于大后方的白先生还特别关心回族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编写了一套与普通中学教材配合使用的《穆民文选》 ，选录内容与回民紧密相关的、体裁多样的佳作，包括文言文和白话文作品，共分6册。逐册由浅入深，由繁到简，循序渐进，特别适合于那些提倡“经书并重”的中阿学校选为教材。其中已经出版两册，流传西南地区，很受欢迎。记得白先生当年还用此教材在昆明亲自给青年学生讲过课。

关于《穆民文选》 ，虽是铅印本，印数也不少，但毕竟是抗日战争阶段在大后方短暂、局部流行的小薄本，搜求不易，我收藏于故乡沙甸者，可惜已在“四人帮”制造的血腥惨案中，随着变为废墟的村庄，灰飞烟灭，荡然无存。而今很难见到此书，连白先生自己的存书中也找不到。幸亏云南巍山的马云从学长（先贤马联元之重孙）将他珍藏的第一册馈赠，目睹旧貌，感到欣慰。为了让关心它的读者能够了解《文选》的性质及白寿彝先生当年编辑这套教材的用心，不妨将其卷首的《穆民文选略例》转录于下:

一、本书所选，或为穆民底作品，或为关于穆民底论述，期能对读者有以涵养其德性，促进其宗教认识，发扬其宗教情绪，并提高其对国家社会之抱负。

二、本书所选，以选中国人底著述为原则，但也得酌选翻译文字。

三、本书共分六册，每册选诗文十五篇至二十篇，并略按教育部颁布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于第一二册注重记述文，第三四册注重论说文，第五六册注重美文和应用文，以期与普通国文课本相辅而行，备做补充教材或课外读物之用。

四、本书于每篇后，酌附各篇文章底参考资料，内分“题解”“作者小传”和“注释”，以备读者和教者底检阅。

五、本书为求教育价值底提高，有时对原文表明有删节或改易的地方，这一点，和史学家或考证家自应竭力保持原文者，情形大不同，务求原作者原谅。

六、本书为试编性质。使用本书的朋友们，如发现错误不妥，或困难的地方，请赐函昆明云南大学白寿彝商榷。

三十四年元旦，编者识

从中自然不难领会编辑者的意图，和对本民族年轻一代提高文化素质满腔热情的关注。

10.总规划，绘蓝图。在丰富实际的基础上，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对于巨型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编写，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其体例、结构由四大部分组成。

叙说部分: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回族史的基本资料同应该开辟的回族史的路子，作一个总的论述。

综述部分: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综合论述，这种体例，就是现在流行的一般历史的体例。

典志部分:包括关于回族史的各种专题的研究。

人物传记部分:这一部分，白先生着手最早，远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写出《回教先正事略》 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又写过《中国伊斯兰经师传》 。80年代起，已经先后编成系列丛书《回族人物志》 ，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元代、明代、清代和近代4种单行本。至于各种专题分类细致、无所不包的典志部分，最初列出9类，后来陆续添加和发展到12类，计分: （1 ）地域考。 （2 ）生计考。 （3 ）工艺考。 （4 ）会社考。 （5 ）寺院考。 （6 ）教育考。 （7 ）天文、历算考。 （8 ）医药、体育考。 （9 ）礼俗考。 （10 ）经籍考。 （11 ）金石考。 （12 ）语文考。

这个宏伟、浩大的蓝图，俨然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回族百科大全书” ，它将是汇集20世纪以来回族研究之大成的结晶，一旦全部实现，功德无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六七十年来，白寿彝先生曾经在相当广阔的领域，从事过多方面的尝试与实践，为回族学学科的开辟与建立，垦荒、耕耘、播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chuimin.cn)

（二）书刊评价概略

白先生对于回族史、回教史研究的成果，是本世纪在这一领域中最引人瞩目的。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关于这方面的评价，有关报刊多有记载，不胜抄引。这里，只略举综合评论和总结性概况的例子。

1.已故民族学家牙含章，在《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一文（此文已作为附录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中高度评价并赞赏白寿彝教授对研究回族史的成就，认为他很好地解决了下面几个问题: （1 ）回回民族的来源问题。 （2 ）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 （3 ）回族与回教（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 （4 ）回族史的编写问题。

2.在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初版）中，第五章涉及“史学”的部分，也以很大比重的篇幅叙述并举出实例，肯定了白先生有关回族史的成就，其要点是: （1 ）为在中国建立回族学奠定了基础。 （2 ）在回族史研究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范。 （3 ）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4 ）把回族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联系在一起。

以上所举的评价，当然只是大体概括。实际上，白先生对于回族史、回族学学科的建设，既有丰富的实践，又有精辟的理论，都值得重视；甚至包括研究回族历史与文化必须具备的条件，研究者应持的立场、态度、感情等，都考虑得很细致。对于古代回族历史人物族籍的考证，对于有争议的回族人物的剖析，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观点分歧，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肃谨慎地看待。因此，在国内外，只要提到有关回族史的研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这个学科与白先生的名字相提并论。

三、学者的作风、学风和文风

年届九旬的白寿彝先生作为回族史、回族学学科的创立者、奠基者，在70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焚膏继晷，全面丰收，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在培养栋梁之材的高等学府，呕心沥血，辛勤育苗，扶植后代，桃李满天下。他顽强的拼搏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统筹兼顾的工作安排和连续作战的坚韧毅力，为后生晚辈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他那学者所具备的人品、道德、文章，或者说是作风、学风和文风，其影响和感召力是很深远的。

如前所述，先生肩膀上的职业负担和社会重任，以及他在教育战线或学术阵地的地位，都需要他投入许多的心血，相对而言，对回族的研究，似乎只是一种“业余爱好” ，一种“副业” ，或者“第二课题” ，但他对此却情有独钟，“痴迷”执著，坚持始终，使之成为自己整个史学成就中不可或缺的，也是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关心、扶植、培养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于研究回族文化的学生、青年，基本上解除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之忧，大体上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的研究队伍。阅读先生的著作，尤其是某些序、跋和讲话，总会受到启发，获得教益，有很多值得认真学习的东西。比如:

（一）对回回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

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回族之家的白先生，热爱自己的民族，对回族文化有特殊的感情，同他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他“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 ，受到民族的传统教育” ；他的母亲，也“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 （参见《河南教育名人传》中刘雪英的《白寿彝教授传》 ） 。浓郁的民族气氛和家庭前辈的熏陶，对他幼小心灵的影响，所打下的烙印，似乎一直在鼓舞他、推动他，使他立下了为祖国、为人民、为本民族服务的志向。因此，尽管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哲学史，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但他自始至终都以满腔热情对回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并且大声疾呼，希望大家都重视这项工作。从他在民国25年（1936年）为《至圣实录纪年校勘记》 （校勘人赵斌，字振武， 1926年发表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 10年后出版单行本）写的序中，便可看出这种感情远在50多年前已见端倪。序中深有感慨地说:“在这十年里，世界学术界底进步，真是一日千里，中国底学术界，也在极努力地向前奋进；同时，欧美学者对于回教的研究，也是日进不已，而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收获。反观我们本教人对本教文化的研究，在这几年内，简直不能和教外人底研究相比，未免太不进步。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恐怕我们回教文化的研究，将要像中国文化底研究之有同样的命运。现在关于中国之一部的史事底研究，必须要阅读沙畹、夏德、洛佛耳、白希和诸家底著作，甚至于中国的看家本事，所谓‘小学’的古音韵的部分，也必须要参看高本汉底《解析字典》 。我们的回教史之最好著作，甚而至于《古兰》和“圣训”之最好解释将属于本教人呢？或属于异教人呢？我实不胜其杞忧。这本书的单行出版，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刺激，能惹起一些波澜。”

字里行间流露的“杞忧” ，主要是有鉴于“本教人对本教文化的研究”太差劲，“不能和教外人底研究相比” ，身为回族成员，觉得需要给“一点刺激” ，召唤回族人要争气、奋发，要当仁不让，认为回教（族）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确实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二）对学术研究质量的严格要求

白先生从一开始就认为编写回族史绝不是轻而易举，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情，而是必须具有相当高的素养和条件才能够完成它。对于研究人员的功底，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在1944年编著《中国回教小史》之际，就开门见山地在《题记》中郑重其事地指出:

“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仅要有这些语言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教外的学者，无论他是如何渊博，究竟觉得隔膜。教内人，虽有的人具备了一两个条件，但还不能具备一些必不可缺的条件。一直到现在，我们见不到一本可看的中国回教史，这实不足怪。这本不是短时期所能产生的。”

看来，这不仅是白先生早期进入回族历史研究领域发出的呼唤，而且一直是他长期实践中极深刻的体会。其中除专业知识与语言工具外，还侧重指出“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 ，并且唯恐“教外的学者”即使知识很“渊博” ，也不免情感上有“隔膜” 。问题提得多么全面、准确、深刻，标准也提得相当高。

时光飞速流逝，过了38年，当先生的论文集《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即将付梓之际，他又在1982年的《题记》中重申:“1944年，我在《中国回教小史》的题记中说到，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并提出研究这门学问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现在看来，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容易的，但是应该争取到这些条件，多一个条件就对工作增加不少便利。当时，我是想逐步取得这些条件的，但受到了各种难以克服的限制，在刚起步的时候就无法前进。因此，我在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工作上，说不上有什么成就。我愿意在这里重新提出来，如果真正想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的成果，设法取得这些条件还是必要的。还应该指出，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取得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

在《题记》中旧话重提，不仅强调了当年的主张，申述回族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必须努力争取，才能胜任；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更需要“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 。这是先生长期实践中的切身体验。

从这新的《题记》中，还反映了白先生严格律己、谦虚治学的品德，作为回族史学的权威和学科创建人，尚且认为自己“说不上有什么成就” ，于此也足见他对研究者所提的标准与要求，也同样甚至首先用以衡量自己。

更值得注意的是，到1991年，白先生为杨怀中的《回族史论稿》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作序，一开始，又把前引1994年《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的原话再次重申，可见半个世纪以来，这问题还没有解决， 47年前所提的要求和条件，仍然有必要强调。他还补充说:“……但并不是每一位研究回族史的工作者都要具备这些条件，更不是说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才能进行回族史的研究。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研究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是白先生在新的历史阶段与治学环境中认识上的提高与升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族史研究的状况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对于研究这门学科的体会，也有了一些发展。 ”可见他对治学的自我要求越来越严格，对研究工作者的希望也越来越高。

（三）对立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评判是非，区别善恶，贵在实事求是。白先生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一位享有声誉的史学家，无论治学为文，教学讲课，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向以对待问题实事求是著称。记得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含沙射影地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 ，搞所谓“评法批儒” 、盲目“歌颂”秦始皇。在那混乱复杂“祸从口出”的风险岁月中，舆论必须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当时评赞秦始皇之风甚嚣尘上，但白先生却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写文章、辟讲座，评论历史人物秦始皇，援引史实，功是功，过是过，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被“时尚”左右、迷惑，体现了光明磊落的学者决不趋炎附势的人格与情操。

在回族史研究中，白先生也一贯主张必须实事求是，例如对于回族历史人物的剖析、评价，总是把人物放在他当时所生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考察其全部活动，根据其对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给以恰如其分的结论。以元代人物为例，如对赛典赤·赡思丁的卓越功勋予以充分肯定，而对于“奸臣”阿合马则持如实批判，也不全盘否定的态度。总之，力求客观、公正、谨慎、严肃、确凿有据。这些，也同样反映了学者的治学态度和追求，且看先生为杨怀中《回族史论稿》所撰写的序言，态度何其鲜明:“在治学态度上，不虚构，不夸大，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简单重复别人已有的成果，也都非常的重要。”

（四）对争议认真细致地谨慎看待

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和特殊的氛围中，即便是在学术领域，有些问题偶或也会表现得十分敏感，仿佛是应该回避的“禁区” ；在回族史学阵地，似乎也会碰见类似情况。例如族教关系问题，主要是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本来是个长期以来被普遍关注而存在分歧的老问题。对于学术问题有不同观点，认识有差异，是正常现象，应该容许各抒己见。但曾经有一阵子，围绕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的作用问题，究竟是纽带作用，是联接作用，还是决定性作用？争论激烈。由于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的残余阴魂未散，出自人为的因素，弄得剑拔弩张。有人对不同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表示要同60年代针对赫鲁晓夫而发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那样，写“九评”批判，实际上已发表了“三评” ，并且有人配合、响应。针对这一类敏感、尖锐的议题，深切了解个中情况的回族史学权威白寿彝教授，曾经通过专门对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的长篇讲话，反复地、耐心冷静地进行分析、论述，即1984年9月《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 （全文已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文章中指出:

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解放后这些年，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伊斯兰教是个宗教，回族是个民族，它们两个不一样，在概念上不一样，在实质上也有区别。这种说法，我看是正确的。但是在相当多的同志们的想法中，不一定全面。这就是说，只看到族和教有区别的一面，没有看到它们相联系的一面。有不少人看到了教与族的联系，但是在过去那个政治条件下，有些人不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嘴里一边说，宗教跟民族不一样，但是思想上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这两年，又有少数同志提出来，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关系。我想这一点也是可以承认的。但究竟有多大的关系，究竟有什么关系，还是应该进一步研究的。我近来有这样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对于回族来说，伊斯兰教是这个民族的一种民族形式。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

文章简略综述了人们对这个老问题的认识过程与争议焦点，提出自己近期的看法: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 。这是同大家商量的口吻，而不是把这种新的观点强加于人。先生在探讨问题时，特别注意挖掘了“在过去那个政治条件下，有些人不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原由，挖掘了“思想上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对此大惑不解，板起面孔说教；再联系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回族史学工作者“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这句肺腑之言，人们都深切感触到先生真不愧是祖国胸襟豁达的史学家，真不愧是回族自己心贴心的学者。

在同一篇文章里，先生还概括讲述了关于族教关系的基本观点，并着重指出产生争议的是学术问题，应该允许提不同意见，应该平心静气地讨论:“如何全面地看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回族史应该多注意的。伊斯兰教在回族史上有它的重要意义，也不应该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回族形成的唯一因素，说成是回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恐怕这样说也是有问题的……今天我们的政治条件很好，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我们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是不是可以把不同意见展开，把这个问题能够进一步解决得好一点。我还想说这样一句，就是说，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的原因，对这个问题好像是比较敏感，容易动感情。我看，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学会冷静地讨论问题。”

白先生大声疾呼:讨论学术问题，“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 ，这是回族史学前辈发出的紧急呼吁！是真诚希望不要感情冲动、不要上纲上线，要把问题引向正常学术讨论的轨道。当然，不太正常的气候终究只是短暂的，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整个学术领域，干扰逐步排除，偏差逐步消失，“帽子”公司逐步停业，使学术空气日趋正常。处于这种大环境中的回族研究工作，也是如此，小环境总是随着大环境的改善而改善。但回顾当年，面临错综复杂的处境，白先生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认真细致地谨慎看待，循循善诱，学者的风范确实令人钦佩。

（五）对未来高瞻远瞩的宏伟规划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最使后生晚辈敬佩惊叹的是老教授、老学者的学术园地依然闪烁着、放射着青春的火花。在长年累月呕心沥血完成那部一千余万言的巨型《中国通史》之际，喘息未定，即马不停蹄、手不停挥地计划和组织卷帙浩繁的大型回族史和大型伊斯兰教史的编写，并且精神抖擞，充满信心。综观先生的风范及宏著，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深感文如其人，人有其品。

忽然想起十几年前《北京晚报》以《衣带渐宽终不悔》 （发表日期已记不清楚）为题的一篇对白寿彝先生的访问记，更回忆50多年前先生“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带眷口” （当时除师母和6个儿女外，还有教授的老岳母）漂泊在西南大后方的情景。那时，先生30开外，清瘦高挑的个子，身穿蓝布长衫，授课、著作之外，柴米油盐酱醋茶，成天为糊口奔波；空袭警报一响，还得扶老携幼，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生活相当艰苦，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自得其乐，硕果丰收，诚如鲁迅所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及至新中国成立，先生正值“不惑之年”的“黄金”段，从南国调到首都，在教学、科研方面，今非昔比，有了安心稳定的治学环境，有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转瞬之间，倏忽又是50年，其辉煌奉献更为突出。而今，在文化园林建造了《中国通史》这座大厦之后，手里又捧着一幅为回族精心设计的建筑蓝图。看到这位90高龄的老前辈，容光焕发、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朝气蓬勃、胸有成竹地把远景规划列入未来的议事日程，说是“新的学术生命刚刚开始” ！壮哉，斯语也！确实“宝刀不老” ，一似当年，胜似当年！聆听豪言，使未老先衰、早已暮气沉沉的晚辈惭愧得不敢抬头。

时值先生九旬寿辰，由衷地敬祝恩师健康长寿！敬祝恩师学术生涯青春永驻！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 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