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仰望高山中的史学巨匠

世纪的丰碑　珍贵的遗产——白寿彝先生与《中国通史》编纂

赵梅春

中国史家历来有撰述通史的传统，形成了“通史家风” 。20世纪的史学家继承和发扬了通史家风，并将中国通史的编纂发展到新的阶段。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 ，提出要以进化史观重新撰写中国历史，章太炎也提出了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1］（ 《书》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 。此后，撰写中国通史就成为20世纪许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 1904年夏曾佑出版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此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考察了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及各阶段的特点。此后，刘师培、王桐龄、陈黼宸、李泰、吕思勉、周谷城、钱穆、张荫麟、缪凤林、陈恭禄、邓之诚等，分别撰写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各自写出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尚钺主编了《中国历史纲要》 ，郭沫若主编了《中国史稿》 ，范文澜、吕振羽分别对《中国通史简编》 《简明中国通史》进行了修订。经众多学者数十年的努力，中国通史编纂取得了重大成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1980年出版，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于1999年全部出版。其撰述是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范文澜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编纂的进一步发展。

从1901年梁启超倡议撰写新型中国通史，到1999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期间，中国史家撰写了130余部中国通史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在历史观与撰述风格上不尽相同，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亦有差别，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20世纪史家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艰难而执著的探索，凝聚着百年史家的心血。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 ，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中国通史编纂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空前巨著，被誉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2］。

一、学术准备与理论准备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的学术积累和理论修养是分不开的。白先生在思想史、交通史、民族史、史学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探索和改革、对中国历史重大问题的研究等，在不同程度上为中国通史的编纂提供了学术方面与理论方面的准备。

白先生早年治学，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撰有《先秦思想界三大师》 ，发表研究朱熹的论文多篇。这种理论兴趣，同他在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中重视理论，特别是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密切关系。

1937年白先生出版了《中国交通史》 ，这是中国第一部交通史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日本学者牛岛俊三将其译成日文出版。这部书的写作对白先生后来的治学道路特别是中国通史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白先生曾在《中国交通史》重印《题记》中说:“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

白先生从事民族史的研究，始于对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从回族史扩大到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并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具有创建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3］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对疆域的处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密切。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4］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将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民族史的研究推动着白先生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他曾说:“回族史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必须经常注意它和中国通史的联系。”^［5］研究回族史的学者必须对中国史有所研究，至少有必要的了解。 “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6］正是这种认识，使白先生从本民族史的研究走向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另外，民族史的研究也使白先生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彻底抛弃了狭隘的民族观念，真正反映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

中国史学史是白先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他对中国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围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卓著。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使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形成了辩证的认识，并自觉地继承优良传统，致力于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发表了《谈史学遗产》 《漫谈史学传统三事》^［7］等论文，从理论上阐述总结、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进行了初步总结。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答客问的形式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8］，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历史文献学、史书体裁、历史文学等方面的遗产。在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中，他强调，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9］。可以这样认为，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在体裁和文字表述方面，颇具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源自于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史学遗产的重视。

白先生很早就从事中国通史的研究。1947年他发表《评范本〈中国通史简编〉 》^［10］，提出了有关编纂中国通史的一些认识。20世纪50年代初，他负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改革，提出应加强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使中国通史真正变成各民族的历史，而不是汉族史^［11］。20世纪70年代末，他强调通史的教学要做到贯通古今，阐述了中国通史在“通”方面的要求、通史与断代史的辩证关系^［12］。从事中国通史教学和改革的同时，白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逐渐深入。20世纪50～60年代白先生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对历史上疆域的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官营手工业的性质及其与封建制度、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编纂《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历史理论体系。他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 170万年和3600年》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说豪族》^［13］等论文，对中国历史发展及其轮廓、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变化及其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对中国历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系统的认识。这些探索，为大型中国通史的编纂，做了很重要的学术上、理论上的准备。

二、历史使命感的激励

如果说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通识器局，为白先生成功编纂中国通史提供了学术上、理论上的准备，那么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则是激励白先生坚持不懈地从事中国通史编纂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各自主编过几种中国通史，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写完或完整出版。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会上，提出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国家出版局为此两次组织了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先生虽然没有参与中国通史的编纂，却感到了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庄严责任。从此，他时刻牢记总理的嘱托，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他曾说:“确实是象（像）不少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只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跟我们的国家地位不相称。”^［14］“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15］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古稀之年的白先生不懈努力，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

国际友人对新中国史学著作的渴望，也使白先生感到编写一部满足外国朋友迫切需要的、完整的中国通史，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是自己的职责。在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庆祝会上，白先生感慨万端，他说:“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他们仍然没有看到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16］从这段话中，我们感受到了白先生完成历史使命的喜悦，也明白了他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心情开始编纂中国通史的。

三、从《中国通史纲要》到多卷本《中国通史》

第二次访巴归国后，白先生就着手筹划中国通史的编纂。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打算约请一些同行编写大、中、小三种中国通史，以满足国内外人民的需要。中型中国通史草稿写出后，白先生不满意，但并不气馁，决定从编写小型中国通史入手。经过3年的努力，完成了小型中国通史的编纂，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 。

《中国通史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作为普通历史读物，通俗是其主要特点，同时将科学性与通俗性结合起来，深入浅出。白先生曾说:“ 《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 ，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17］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是将《纲要》的编纂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来看待的。 《纲要》通俗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突出重点，只叙述重要的历史问题，并突出应特别注意的问题，以便全书重点更加明确，不求面面俱到。第二，对以往多数历史著作很少阐述清楚的疑难问题，如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变化、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封建社会赋税与地租等，尽量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避免笼统、含糊。第三，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明白、准确、凝练。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一般不引用原文，通常将史料今译后使用，在非引原文不可时，也只引用关键性的词句，避免使用过多的术语和专用名词，以便读者理解。 《纲要》以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撰述风格，深受欢迎，出版后多次重版，有的学者将其作为最佳历史读物推荐给青年读者^［18］。外文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英、日、西班牙、德、法、世界语等文版， 《纲要》在海外也拥有大量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编纂和出版，为撰写多卷本《中国通史》奠定了基础。一方面， 《纲要》的编纂进一步推进了白先生有关中国历史进程和特点的探索。白先生在《纲要》题记中写道:“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特点。 ”在编纂《纲要》过程中，他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形成了较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 《纲要》着眼于建立体系，勾画历史发展的轮廓，突出重点，对《中国通史》的编纂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纲要》完成后，白先生就开始了《中国通史》的编纂，经过20年的努力，全部出版，为史学界树立了一座丰碑。第一，鲜明的理论特色。 《中国通史》导论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实际，阐述了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与编纂中国通史的有关理论问题，包括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国家与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与历史文献，史书体裁与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9个方面的问题。在中国通史编纂中，首次以一整卷的篇幅系统阐述了有关理论问题。 《中国通史》鲜明的理论特色，也体现在其他各卷之中。如第四卷对秦汉阶级结构和土地所有制等级特点、第五卷对门阀氏族和门阀制度、第八卷对蒙元时期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第二，既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白先生指出《中国通史》 “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工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19］（导论·题记） 。既要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也要注意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丰富内涵。为了实现这一撰述目标，白先生提出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反映历史。他吸收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使之与20世纪流行的章节体相配合，创立了新综合体。全书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组成。序说，说明基本资料、研究状况和编撰宗旨；综述，为全书的主干，论述历史发展总相；典志，剖析政治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法律等历史现象；传记，为社会各阶层人物群像。这四部分相互配合、补充，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中外关系、历史人物、学术发展史等多方面的内容，立体地、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四大块组成的呆板的中国通史撰述模式。第三，体现了最新学术成就。 《中国通史》编委会由一大批学术造诣精深的学者组成，各分卷的主编多是有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参加撰稿的作者500多位，真可谓是人才荟萃，故而能反映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新成就。如《导论》卷阐述了与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编纂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中国历史理论和中国通史编纂理论最深刻、系统的著作。其对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认识、对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人的因素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等，对有关中国通史编纂体裁及其文字表述形式的认识、中国史与世界历史的关联的认识，都反映了史学界最新的认识成果。 《远古时代》卷充分吸收了20世纪考古学成果，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史前史建设的一部力作。 《元史》卷被学者认为是至今最详细、全面的元史著作。其序说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国内外各种文字的元史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是中国以往的元史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或注意不够的。综述部分对以往研究较薄弱的元中期史、西北藩国、元代的民族和宗教、对外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体现了最新研究成果。 《近代后编》卷摆脱了以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代替中国现代史的旧框架，以现代化为主线勾勒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如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各党派的政治主张等，根据史料提出了新认识、新观点。第四，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总结性著作。20世纪史学家撰写了众多的中国通史，白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被学者认为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无论是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之长，还是内容丰富之程度，都是无与伦比的^［20］。在体裁方面， 《中国通史》吸收了梁启超和章太炎所设想的综合体、流行的章节体及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能容纳丰富历史内容的新综合体，将中国通史的编纂推进到新阶段。 《中国通史》完成之时，王毓铨先生曾赋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 ”这是对《中国通史》的学术地位的恰当评价。

四、关于中国通史编纂学的探索

白先生在研究和编撰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对中国通史编纂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般说来，中国历史的范围、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国历史与世界发展的关系、基本资料与学术发展史、表现形式、文字的表述方式、多学科的合作等，是中国通史编纂学应关注的重要内容。对这些问题，白先生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形成了一家之言，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学遗产。

中国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共同创造的，并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疆域、历史年代、民族、中国与世界等是编撰中国通史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白先生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第一，中国历史的范围、疆域，是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是撰写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范围。白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十分重视。他曾将“我们在本国史上怎样处理祖国国土的问题”^［21］，作为在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这里所说的国土问题就是疆域问题。在处理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上，有些学者主张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中国的疆域。将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说成是多么统一和辽阔，把元的版图视为跨越亚欧两洲，等等。白先生反对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作为撰写中国通史的范围，认为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他指出在处理历史上疆域问题时，既要尊重历史，又要从发展意义上看问题，同时也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注意对外活动上的必要性。基于此，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22］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在这块广大土地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对某些跨国民族，中国通史只写这些民族在中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不包括其外国成员的活动；已经消失却曾在中国国土上生存过的民族，及曾见于传说和记载，但还不清楚其与国内现存民族的关系的一些民族，只要有适当的材料，要写进中国通史；历史上发生在现在国境以外的重大历史活动，或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因与中国历史有密切的关系，要写进中国通史；在外国活动的中国人，只要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对祖国的事业、威望有影响，应写进中国通史。白先生对中国历史范围的这种认识，既注意到了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关系，又注意到了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联系，摆脱了皇朝史及皇朝疆域的圈子，为史学家正确处理中国通史的编撰范围提供了理论参考。

第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如何认识和表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即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反映出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因而是中国通史编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白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指出“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23］，并提出了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的系统认识: 170万年，是现在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代； 3600年，是现在所知有文献的历史逐渐展开的年代。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了奴隶社会，此前为远古时代（原始社会）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封建社会又分为四个时期:秦汉，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五代至元末，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清，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自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其中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这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杰出成果。特别是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等问题的处理，体现了白先生的卓识。历史上，中国社会往往出现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局面，在新旧社会交替时，必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并存，但新的生产关系在什么时候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文献上难以考察。“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往往不能突出时代变革的标志，因而总是不能明确地划分历史阶段的年代。”^［24］同时，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历史特点，是史学界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争论不已的重要原因之一。白先生认为，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一方面应放宽视野，在全国范围内考虑历史分期，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另一方面应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在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时，他将社会形态的变化视为一个发展过程，如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以免牵强附会。处理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时，他从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地主阶级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外关系变化等多方面揭示出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避免了片面性。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白先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又密切联系中国历史实际，为史学界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新思路。

第三，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才能真实地反映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白寿彝先生在民族史研究方面造诣精深，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认识。白先生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先后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多民族的统一。在全国性统一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但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呢？白先生认为，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的成就各族人民都有贡献。然而要恰当地体现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却很不容易，也是不少的历史著作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白先生指出:“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 ”^［25］他将民族的发展与中国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民族杂居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封建化是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同的民族杂居地区先后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民族杂居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甚为重大。”^［26］五代辽金宋元时期，广大的边疆地区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融合。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27］。白先生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认识，视野开阔，对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具有方法论意义。他将少数民族的历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揭示出民族地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阐明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为如何恰当地反映多民族共创中华史，提供了范例。

第四，中国史与世界史。白先生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被拖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际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因此，不能离开世界历史来专谈中国的历史。一是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研究中国历史在世界不同时期中的地位，以了解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和我们的优点、缺点。二是了解中外相互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三是要作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以了解中国历史的特点^［28］。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白先生设《中国与世界》专章，阐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即具有连续性及国家政权统一的发展和巩固、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及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白先生提倡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下考察中国历史，有助于探索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中国通史编纂中所涉及的有关基本资料与学术发展史、表现形式、文字的表达方式、多学科的合作等问题，也是中国通史编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关系到中国通史的编纂能否顺利进行，对这些问题，白先生也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第一，基本资料与学术发展史。白先生曾说，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在史学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做:一是关于基本文献的分析，一是关于各个专题的不同成果的分析。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工作才能做到后来者居上，也有利于继起者后来居上^［29］。白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从第三卷开始以“序说”置于各卷之首，分析基本资料，说明学术发展史及撰述旨趣。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民俗学方面的资料。白先生要求在大量的资料中挑选重要的部分进行分析，对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辨析鉴别，以引导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学术史的介绍，包括对前人和时人的研究成果的适当总结，说明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使读者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状况特别是学术研究的前沿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对基本资料和研究状况的重视，使读者在获得系统历史知识的同时，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路径和指南，同时，也将中国通史的编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二，编纂形式。20世纪初以来，章节体成为中国通史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白先生指出，单一的体裁难以表达中国历史丰富的内容，“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30］，探索以新综合体撰写中国通史。这种新综合体吸收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传统史体及20世纪流行的章节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组成。序说，阐述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的问题、撰述宗旨；综述，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反映历史发展趋势；典志，是关于地理、民族、政治、军事、法律等制度的撰述，可以反映历史的丰富内容；传记，为各方面代表人物立传，以反映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历史发展的丰富性。白先生倡导的新综合史体，着眼于从多方面、立体地展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既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内容，是一种富有活力的中国通史体裁，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为不少学者所采用。

第三，文字的表述要求。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要求，实际上是指历史撰述中的文风问题。白先生倡导平实的文风，将确切、凝练和生动作为历史表述的三个基本要求。确切，要求真实、准确而又恰当地表述历史内容；凝练，要求以简洁的文字表述丰富的历史内容；生动，要求讲求文采。白先生重视历史的文字表达，一则因为中国史学有重视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二则白先生强调史学工作者应该为全体人民著书立说，向社会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在《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31］一文中，他深刻阐述了文字表述对发挥史学社会效益的重要意义，批评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 ，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明白、准确、凝练， 《中国通史》将文字的表达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来讨论，足见白先生对中国通史编纂中文字表达形式的重视，同时，也是对当今史学界忽视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达的针砭。

第四，多学科的合作。大规模的史学研究课题，需要集体协作，才能顺利地完成。中国通史的编纂特别是大型中国通史的撰写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需要多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白先生提倡集体协作，有计划地攻克学术难关。他就史学研究中的相互配合问题指出:“史学工作的组织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把全国的和各地区史学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协作……另外一个，就是规划问题。要搞规划。有的同志学有心得，可以写东西，也可以和旁人一起写。但是，大规模的东西，总还是要集体搞。不仅要集体搞，而且要有计划，有长远计划。”^［32］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则为多学科学者合作从事史学研究树立了榜样。多卷本《中国通史》采取各卷主编负责制，由各卷主编在统一要求和体裁的基础上，组织和协调各卷的编撰工作。同时，邀请著名学者组成全书的编辑委员会。担任各卷主编和编委会的学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名家，也有学术根底深厚的中壮年专家。 500多名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自然科学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导下，分工合作，从事撰述工作。 《中国通史》的编纂可以说是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盛大学术协作。担任总主编的白先生在这次学术协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白先生不但组织了全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整体思路和编纂体例，而且撰写了《导论》卷的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每卷的题记，并亲自统稿、审稿、定稿、选图编目，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主编。这些都是《中国通史》编撰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为集体撰史提供了经验。

在20世纪众多的中国通史中，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以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及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特色为读者所喜爱；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以鲜明的理论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裁、内容丰富而资料翔实、反映最新学术成果，成为20世纪史学的丰碑；而白先生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必将为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提供珍贵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www.chuimin.cn)

［1］ 《章太炎全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

［2］许殿才: 《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 ，载《史学史研究》 ， 1999年，第3期。

［3］白寿彝: 《学步集》 ，北京:三联书店， 1962年。

［4］白寿彝: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5］白寿彝: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186页。

［6］白寿彝: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216页。

［7］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8］这四篇论文分别为: 《关于〈谈史学遗产〉 ——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一》 《谈历史文献学——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 《谈史书的编纂——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 《谈历史文学——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 。

［9］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310页。

［10］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1］白寿彝: 《对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 ，载《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2］白寿彝: 《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载《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3］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4］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579页。

［15］ 《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 ，载《史学史研究》 ， 1999年，第2期。

［16］ 《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 ，载《史学史研究》 ， 1999年，第2期。

［17］白寿彝: 《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 ，载《书林》 ， 1982年，第3期。

［18］孟抒: 《一本简明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国通史纲要〉 》 ，载《书林》 ， 1982年，第1期。

［19］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20］许殿才: 《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 ，载《史学史研究》 ， 1999年，第3期。

［21］白寿彝: 《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 ，载《学步集》 ，北京:三联书店， 1962年。

［22］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79页。

［23］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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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纲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233页。

［27］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84页。

［28］白寿彝: 《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载《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29］白寿彝: 《治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载《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30］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5页。

［31］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32］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341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 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