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成就：仰望高山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

瞿林东

上篇　学术思想

一、神圣的社会责任

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学人，在治学道路上总是有一种思想上的动力；正是这种动力，使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攀登，直到光辉的顶点和生命的终结。这些学人，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他们的皇皇巨著，还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白寿彝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学人。当我们怀着钦敬之心，去追寻白先生的治学道路时，就会逐渐感受到他的这种思想动力的巨大和长久！

白先生治学的动力，首先是出于社会责任感。193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第一部中国交通史。这年，白先生28岁。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白先生已显示出他对于国家命运、社会前途的关注与责任。他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 ，进而指出:“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做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1］这一段话，写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七七事变前夕，只要我们回溯历史，就会感受到作者的这些话是多么的深沉，多么的有分量。

由此可以看出，白先生从他踏上治学道路的时候起，就明确地树立起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伴随他走过60多年的治史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作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白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主要反映在这样几个方面。

1.对史学工作有崇高的目标

史学工作是神圣的。在中国古代，这种神圣性固然有针对朝廷和君主的一面，同时也有针对历史、当世和后人的一方面；近代以来，这种神圣性主要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同时也针对历史和后世。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突出的自觉的意识和深刻的见解。 1984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白先生在《面临伟大的时代》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常常想，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对人民有好处，就不能没有时代感。我所理解的时代感，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要从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去研究历史、阐述历史；又一方面，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要反映时代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认识历史，而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了历史的时候，才能深刻地理解当今的时代，更好地为时代的要求服务。这是历史工作之所以能够教育历史工作者本身、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2］

在这里，白先生把时代的认识与时代的要求和教育自己与教育他人几个方面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说，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史学工作之神圣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归宿。20世纪80～90年代，在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浪和史学工作的多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这是他的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2.为学科建设殚思极虑

不断推进学科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史学工作的质量，努力实现史学工作的崇高目标。20世纪50～60年代，老一辈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为历史学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80～90年代，白先生在这方面继续作出贡献。1978年，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白先生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学风问题、理论问题、组织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认识和具体的建议。他讲学风，是把中国古代史家重视才、学、识、德和当今史家如何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使人感到真切具体。他讲理论，是强调根本原则，指出:“理论问题，最基本的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个人和群众等问题。”^［3］白先生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革”的历史教训，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认识。他讲组织，一是强调史学工作者队伍建设问题，一是强调史学工作的规划问题。显然，只有组织了队伍，制定了规划，史学工作才有可能按照预定的目标顺利前进。白先生的这些话，发表于1978年百废待兴的年代，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1982年，白先生着手主编《史学概论》一书。次年，此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一些高校历史系用作教材。此书就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前的任务等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独自特点的著作，所论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1983年，白先生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并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六个方面作了阐述^［4］。所有这些，对于史学界的一些同行进一步认识历史学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学科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和积极的意义。史学工作的崇高目标，是必须由史学工作者通过研究所得使自身受到教育，然后再去教育他人，才能实现。

3.强调历史著作走近大众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史学著作如何才能走近大众、便于大众接受？白先生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于1961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讲到一点，就是史学工作者要注意提高“文字的表达能力，要能写出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并且要文理清楚，结构完整”^［5］。1962年，他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一文中，专门讲到“史与文的问题” ，进一步明确指出“不学好语文，就不能普及历史知识，不能普及历史教育”^［6］。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史学工作者的语文修养。1981年，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是专谈“历史文学”的。这里说的“历史文学” ，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 。白先生就这个题目，对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传统作了精彩的概括。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指出:“其实，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7］其后，他在《史学概论》一书中，又专设一章《历史文学》 ，进一步明确了它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地位^［8］。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付排之前，请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一些同志参加讨论，逐段进行修改，为的是让人们读得懂。正如他在1989年所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所说:

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上的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工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工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9］

4.关心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

史学工作同其他任何社会事业、科学工作一样，要不断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补充进来，以保持活力。白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又长期在高等学校执教，不论是从教育事业的角度还是从史学事业的角度，他都深知培养年轻队伍的重要。白先生言传身教，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发表的《历史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 （1961年） 、 《治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1961年） 、 《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1981年） 、 《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 （1983年） 、 《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7年）等文章和讲话，都满腔热情地期待着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并在许多场合给予具体的、明确的指导^［10］。他不论是讲基本训练，还是讲史与论、史与文、精与博的关系，讲认真读书、文章章法，讲历史、史学、史学史的关系等，都贯穿着“加速培养后备军”的思想^［11］，都结合着史学传统来讲，其中也都包含着他自己的甘苦和经验，使人感到亲近、真切，可以身体力行去做。 1983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概论讲习班结业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了这样一段话:

希望大家要认真读书，学历史和学旁的都一样，有一个不断补课的过程，没有一劳永逸。要不断地补课，有好多课是要补的。过去我们讲历史，不管中国的或外国的，讲社会生产力总是讲得不够。现在，更麻烦了。科学技术在进入了生产过程以后，就是生产力了，当它没有进入生产过程时，它也是潜在的生产力。我们为了懂得一定社会的社会生产力，还要懂得那时的科学技术状况及其在生产上的使用状况。这我们就须补充许多知识。此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起码常识都应该有。讲到历史的学术文化问题就更多了。大量的有计划的补课，对于我们有十分迫切性。思想上不能安于小成，安于小成就一无所成了。当然，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也不能什么都懂，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总要要求知道得多一点、深一点，千万不要故步自封。^［12］

“不能安于小成” ，这是多么恳切的提示和期待。十八九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到了中壮年。重新再来读一读白先生的这段话，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从白先生的工作和论著来看，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也看得很宽。许多史学家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在白先生身上，这种社会责任意识要更自觉、更强一些。这是他六七十年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二、执著的理论追求

白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的另一个动力，是理论上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白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对朱熹的思想和撰述有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论述，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 （ 《新建设》 1954年第1期）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 、70年代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 170万年和3600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 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白先生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以及他主编的《史学概论》 ，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尝试。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并不是十分满意的，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又说明，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白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不已，并时时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白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看待的。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 7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一卷； 8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对后学是有力的引导，也是他本人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由于历史的环境和各人经历的不同，在老一辈史学家中，白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他在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家。对于他在理论上的追求，我们试作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清人黄宗羲强调:“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13］白先生史学的理论风格，正是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治史宗旨。这就是: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尽可能作深入的理解，并善于灵活地把它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其二，这种指导作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皆不脱离其根本，而在思想上又有广阔驰骋的空间。其三，这种指导作用，是紧密地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即反映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之丰富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帮助研究者从中抽象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是唯物史观一般词句的组合，而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下概括出来的新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正确运用。1978年，白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说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工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14］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

白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在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多有建树。 20世纪50～60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通史教学体系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文化观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白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上和运用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这是中国通史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史学界在认识上分歧很大。针对这种情况，白先生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观点:“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材料也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15］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上是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后来，白先生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成长时期（秦汉） 、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 、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 。结合这一论述，他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展等，形成了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

又如，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1983年，白先生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16］

这个问题提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白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年的积累。从20世纪60年代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先生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史学研究以及在他主持下的各项史学史研究，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再如，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白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中指出: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17］

这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强调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从而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明；同时，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中都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针对这些争论，白先生于1981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指出: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18］

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先生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意义和价值。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白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在“文革”中唯物史观更遭到“四人帮”的严重歪曲，这是严重的教训，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相反，当人们经过“文革”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到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的价值。在这方面，白先生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近20年来在历史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都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白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多方面功能。他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 。 “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他进而认为，这些资料，既是学术史资料，又是学术资料，“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19］。显然，对于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还带着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书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当今历史撰述上的借鉴意义。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主编的《回族人物志》 ，都是对中国史书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和新的创造，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关注与好评。再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即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他的论著，尤其是近50年来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受启迪。至于说到他对回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洋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三、突出的通识器局

中国史学传统上有两点很突出，一是贵通识之才，一是贵独断之学。白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精神。

白先生称道史学上的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的研究上，显示了他的深思与卓识。他论《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历史思想时指出:“ 《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 《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他十分重视《史记》的“十表” ，认为:“ 《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白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认为这是《史记》 “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看，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 。他进而举出许多篇章对此进行论证^［20］。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是最早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宗旨的史家，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都是盛赞贯通古今作史宗旨的。除了古今的通以外，还有思想的通， 《史通》 《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之“通”的底蕴，提出以杜佑《通典》 、郑樵《通志》 、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世称“三通”为基础，加上《史通》 《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 ，并撰《说六通》一文。他认为:“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 ，再加上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这‘六通’和《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 、 《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 ，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 ”^［21］他的文章对“六通”分别作了分析和评论。

在教学中，白先生也力主“通” 。早在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一文中，就批评对于中国史学不能贯通讲授的做法，即“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南北朝结束的有。即使勉勉强强的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 。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教学的具体意见。 30年后，他再次批评类似现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门课程好几个人合教。 ”他针对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的教学现状指出:“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通史’不‘通’ 。 ”他建议压缩通史的分量和课时，多开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通史压缩了，就有可能讲得好，这要求教师“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工夫”“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 ”^［22］。白先生自己授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很强的实践性，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实施。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白先生的通识主要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和历史撰述上。关于中国历史，白先生提出了一个总纲: 《中国历史年代: 170万年和3600年》 （1978年） 。这篇文章，实际是提出了关于认识和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框架，它涉及年代、社会历史分期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 （1977年） 、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1984年）二文，反映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认识。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 ，在内容上相差很大，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在“通”字上下工夫，则是一致的。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著作，全书仅30万字，为的是便于中外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此书的“通”突出地贯穿在它的体系和脉络方面。

《中国通史纲要》在体系上的特点，是对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作综合的叙述。例如，它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叙述，把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状况结合起来考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表象的多样性和内在的统一性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则，而《中国通史纲要》的这一体系正是要向读者展示这个法则。

《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的手法。这是因为，唯有用“粗线条” ，才能使轮廓清晰、醒目。 《中国通史纲要》中的《远古的遗存》跟《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两章，概括了奴隶社会以前的全部历史。而关于奴隶社会， 《中国通史纲要》径直从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不去深究。根据同样的道理，作者把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而不勉强论证奴隶制究竟亡于何时，封建制究竟兴于何时。至于封建社会，作者明确提出了“成长” （秦汉时期） 、“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继续发展” （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 （明清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从1840年至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 《中国通史纲要》勾画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轮廓，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独到见解，也易于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的要求是: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当然，由于本书卷帙浩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在具体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作了“通”的概括。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其中以大约10万字撰成的《叙篇》 ，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 ，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的要求，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清代史家章学诚论史学上的“史部之通”说: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 ，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3］

杜佑、裴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通”的“极盛”的表现，足见他对“通”的推许。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明清之际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王夫之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4］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 ，主要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的“通”尚如此不易，若干领域的“通”以及各领域之间的“通” ，就更加难得、更加可贵了。白先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通”都作出了努力、都取得了成就的史学家。他关于史学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促进和深化的作用；反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益于对史学史、民族史的认识和把握。从专史中可以看到通史的背景和修养，从通史中可以看到专史的功力和见识。这是白先生之通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借以探讨和认识他的史学成就的一条捷径。

中篇　史学成就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民族史最为突出。同时，他在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成果。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中国史学史:三个时期的三个稿本和史学史思想的发展

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至90年代止，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20世纪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 20世纪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几，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 。1983年6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12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十年动乱，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500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25］。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它包含两篇十章。第一篇是《先秦、秦汉间的史学》 ，从“远去的传说”写到“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 ，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从“司马迁”写到“刘知几” 。 《中国史学史教本》在学术上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个成就是，它把刘知几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了一个流畅的头绪。再一个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远去的传说”同史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原始的历史观念” ，“神意的崇奉”与“人事的重视”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对“战国中叶以后诸子的史论”的概括，等等。 《中国史学史教本》有一个特点，即不仅脉络清晰，而且重点十分突出，如对司马迁、刘向、班固、范晔、刘知几等的史学的评论，都是作者的力作。本书在当时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它重视了史家、史书的思想的研究，如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指出“ 《三国志》与‘风化’ ”的关系，袁宏的重视“名教” ，以及评论刘知几的历史思想等。这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史上，确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这是白先生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卷，它包含叙篇和先秦时期史学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分别展示出全新的气象。叙篇论述了理论问题、分期问题、思想遗产问题和作者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这对于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关于先秦时期的史学，作者在第二个稿本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一是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 ，二是提出了“历史知识的运用” 。前者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历史观点的研究，后者则明确地提出了史学（通过历史知识）同社会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

在撰写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的同时，白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论文。 1999年，在白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 ，正是从这些论文中精选出来结集而成的。白先生在这本论集的题记中说:

本书是1946年至1993年陆续写出的，其中包含两类性质的文章。一类是专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某一史学家或某一历史著作来立论的，数量比较多，这里只能收入18篇。又一类是通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史学史某些方面来立论的，多少总有一些新的看法，也收了18篇。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处在建设阶段，所发表的有关作品多带有起步性质，很期待同志们的指教。

不论是“专论性质的” ，还是“通论性质的” ，作者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下面，笔者想着重从白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方面，谈谈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26］。

1.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其中，尤其是关于学科性质的界定。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并具体讲到了中国史学史应包含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27］。从中国史学史专业或学科的创立来看，梁启超位居首功，自无疑义。在他之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尽管梁启超提出了“史学的成立及发展”这样的问题，他却没有说明什么是史学、史学研究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自也未能得到明确说明。当然，事物本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不应苛求梁启超。1938年，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 ，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从史官、史家讲起，亦未曾涉及什么是史学等问题。 1944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 （后更名《中国史学史提纲》 ）一文，指出:“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28］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关于“历史与史学之别”的较早的说明。此前，早在1924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已十分详尽地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29］。但李大钊所论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正如周谷城所说:“虽然历史与史学之别，固截然不可混同者；但过去治史者或完全不知有这等区别，或知有这等区别而不十分措意，或十分措意而无适当之词以表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围。 ”^［30］周谷城是在论中国史学的进化时讲这番话的，其着眼点在“史学” ，故必须明确史学的对象。这一点很重要。然而此文在表述上没有强调“史学史” ，所以也就没有从理念上涉及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刘节撰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稿》 ，是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后又一部很有成就的著作，但它也没有对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等问题作出明确的阐述。这种情况表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虽已有了一定的展开，但从学科建设来说，仍处在起步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的讨论，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史学史的认识。在这个学术背景之下，白先生于196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 ，提出了阐明规律、总结成果以及理论和资料等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说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篇论文涉及到学科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学科建设有突出的积极意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一发展势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白先生这篇论文明确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从而把关于中国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此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讨论也就中止，问题没有根本解决。”^［31］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的探讨和论述，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83年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的出版，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本书开宗明义就论述了历史、史料、史学等范畴，指出:“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史学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当然跟自然史也有密切的关系。 ”进而指出:“什么是史学？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 ”^［32］这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又一次比较集中而又十分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历史与史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探索史学史学科的性质提供了直接的前提。1986年，白先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叙篇第一章分别论述了“ ‘历史’一词的歧义”“史学的任务和范围”“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等基本问题。它论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33］显然，这一概括是对上引《史学概论》有关论述的发展。它论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按:指《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引者） ，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34］这一概括，比起前引《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的论述，又前进了一大步。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是得到了很明确的论证了。这距离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已有20个年头，上距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已整整70年了。

这是白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在理论上的最重要的贡献。

2.关于史学史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具有丰富的史学史思想。这是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也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别出心裁和卓尔不群之处。

白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表现，本文只根据笔者目前认识到并以为是一些重要的方面作初步的概括。

第一，对史学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精辟分析。这是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白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长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一份“宣言” 。文中论到了整理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并从史学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同当前历史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意义。文章对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史学体裁等七个方面的遗产作了精辟的分析。文章还就“精华和糟粕”“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发表了见解^［35］。这篇论文首次详尽地论证了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遗产同现实社会、历史研究、探讨史学发展之密切关系的认识。笔者认为，白先生后来的许多论著，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 （1964年） 、 《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64年） 、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1981年） 、 《史学概论》 （1983年）等，都是从这篇论文发展而来。 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读此文，仍然感到它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第二，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所谓科学的认识，不只是讲先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后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也不只是阐述先有什么修史制度，后有什么修史制度。所谓科学的认识，主要是在根据充分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史学发展规律，而其核心是捕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创造出来一定的史学、产生出来一定角色的史家。 1984年白先生在讲“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时指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 。为此，他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 。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 ”“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先生举出《史记》 《通典》 《资治通鉴》 《通志》 《明夷待访录》 《日知录》 《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 ”^［36］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的这一撰述宗旨。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第三，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 。这是他讲的两个重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先生举出《诗》 《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37］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讲的那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为着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而提出来的。白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 ，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38］。金著撰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刘著撰于20世纪50年代，经后人整理、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的这番话，是指出了20世纪80年代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关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他的结论性意见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39］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就是白先生说的“甩掉旧的躯壳” ，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要求。

第四，史学史对于历史教育的意义。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确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他更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是，从史学史研究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思想遗产。需要指出的是， 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 ，有关阐述历史教育的论文多达20篇；而在1982年，先生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不难看出，作者对历史教育，以及他从史学和史学史领域来探讨历史教育价值的学术特色。白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40］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按笔者的理解，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的。可以认为，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

白先生在史学史思想领域的成就，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白先生很重视中国古代史学同经学、子学的关系。他指出: 《诗》 《书》 《易》 《礼》《春秋》等，“是最早的史” ，尤其是“三礼”中的若干篇，“都是比较早期的不同形式的古代史书” ，只是后来才变成了经典。他又指出:“史学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经书中都谈到了” ，这是从思想上讲；如若“从史书体裁上讲，经书中包含了多种体裁，后来史书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志和文选等体裁，在经书里早就有了” 。他又举出《老子》 《韩非子》 《吕氏春秋》等，证明子书同史学的关系，并强调说:“从历史上看，儒、法两家根据[过往的]历史来观察历史的未来，都有说对的那一面。”^［41］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讲经史关系、子史关系，不是如同现在人们讲的“交叉学科”的那种含义，而是指出它们在渊源上、思想上、表现形式和实际运用上的相通之处，意在拓展和丰富史学的内涵，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增加他们的兴趣，深化他们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白先生主持了“中国史学史之史”的座谈，同时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第四章《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中，列举有关论述，上起司马迁《史记》 ，下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白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这样写，一是尊重前人，二是自觉教育。他在1984年12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讲道:“我们正在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例，有一条规定，即在每一卷的开卷（篇） ，要谈谈基本材料及与本卷有关的问题和研究成果。那就是说，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要知道过去人和当时学者的论述及其成就，以便于在这个已有研究成果上起步走。这对于工作很有好处。一方面可以参考旁人已经提出来什么问题进行思考，又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某些问题的研究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才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如果不管过去，我们就从头搞起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可能费时多而功效小。了解、研究一门学科的已有成就，实际是对本学科的自我批评。这不是对个人，而是对这个学科已有的成果进行探讨、评论。对我们的史学史这样做，是我们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的一课。 ”^［42］这些论述，集中地反映出了白先生的学术史思想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与方法。现今学术界有许多人在讲学术规范问题，这是很必要的。所谓“学术规范” ，首先就是要尊重学术史上的成果和当代人的成果。在这方面，先生的思想和治学实践，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白先生所撰《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叙篇》 ，以两章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史学史的分期” ，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前期。这两章的文字，名为“分期” ，实为一部中国史学史论纲，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远在一般讨论分期问题之上。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其次，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来看，作者没有特意提出有关分期原则的论述，但分期的原则确是存在的，即史学史分期大致与历史的分期相吻合。作者也没有特意提出有关分期标准的论述，但分期的标准也确是存在的，即充分考虑到时代的特点和史学的特点之相互关系。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思想，依笔者的肤浅认识，一方面是不脱离历史发展来论述史学发展，又一方面是从时代特点去揭示史学面貌，并以史学面貌反观时代特点。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原则在这里都得到了应有的体现。这使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研究史学或其他文化现象，都不应脱离客观历史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这样才能《根深叶茂》 ，源远流长。

3.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白先生治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永无止境，二是重在创新。白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广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许多设想。关于史学史研究，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因而也有不少设想。 “处在建设前段” ，这是白先生近些年来常常提到的，表明他对发展史学史研究的期待和信心。1985年，白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了教材建设问题，举办讲习班问题，试办专题座谈会问题，提倡开拓性研究问题，编辑史学史丛书问题以及办好《史学史研究》季刊问题。白先生设想的这些工作，有的开始做了，有的尚未进行。而已经开始做的，也还需要坚持下去；尚未进行的，我们有责任创造条件，逐步做起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白先生关于提倡开拓性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设想。第一，关于研究和撰写中国全民族的史学史问题。他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42］中国自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客观上拥有多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的史学，史学史应对此有真实的反映。在先生的倡导之下，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注意到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与史学发展的研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只是起步阶段。第二，进一步开展对外国史学史的研究。白先生认为:“西方史学史项目大，‘西方’两字包含内容太多了，但光有西方史学史还不够，要有国别的、地区的，要想办法逐渐发展。日本的、东南亚各国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各国的史学史，也要逐渐地展开。开展有关的史学工作要采取一个迎头赶上的做法，人少不怕，先熟悉大概情况，有所鉴别，有所批判，再跟具体研究的问题联合起来，工作情况就不同了，许多事情不是一提到就能办出来的，但我们应该做，我们是一个大国，怎么能不做呢。”^［44］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白先生的开阔的思路、具体的设计、对困难的估量、对前景的信心以及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笔者以为以上关于中国的全民族的史学史和外国的国别与地区的史学史之研究及撰写的设想，可以看作是史学史研究者在21世纪里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

此外，白先生还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最后，具体地提出了“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四件事” 。他写道:“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我想约几位同志办四件事。第一件，是把现在进行中的《中国史学史》 （按:即指本文所引之《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及计划中的其余各册——引者）写出来” 。 “第二件事，是写《中国史学史教本》 ” 。 “第三件事，是编一部《中国史学论著选》 ” 。 “第四件，是组织一些力量，试编一些供更多的人看的读物。希望在这个工作上，能作出一点成绩，能有一点突破” 。^［45］白先生说的第二件事即撰写《中国史学史教本》本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因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工作的展开而搁置下来，直到1999年春天全部出版后，夏、秋两季，白先生才有时间为《中国史学史教本》定稿，并于年底为其写了《题记》 ，交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并于2000年10月出版，从而了却白先生的一桩遗愿。白先生说的第三件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编出初稿，油印成册，后因给《中国通史》让路，搁置下来。 20世纪90年代，因《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史学史研究室承担了《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的编纂任务，目前已完成了初稿；这项工作的性质，同白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学论著选》相近似，它的完成，可以看作是实现了先生的又一个遗愿。白先生说的第四件事，笔者想可能是指前面说到的史学史丛书，“宣传史学史知识，开阔大家的眼界， [每本]字数在十万字左右”^［46］。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筹划和准备。白先生列在第一件事的，是全书共6册的《中国史学史》 。它的第一册是白先生亲自撰写的，包含叙篇和先秦史学部分；以下有秦汉史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五代宋元史学、明清史学、近代史学等5册，根据白先生生前的安排，有关作者正在撰写之中，可望于近期完成这项工程。关于这部书，白先生是这样定位和要求的:“这主要是供专业工作者阅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得以不断提高。我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可能做得好些，别的事情就好办一些。我试图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能作出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要把他们放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潮流中去观察他们，看他们所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且还要观察他们对于前辈史学的继承关系，对后来的史学留下了什么遗产。”^［47］白先生对这一部书看得很重，期望很高。所有参与这部书的作者，要努力把《中国史学史》这部书写好，以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二、中国通史:历史使命和世纪工程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以白先生为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 ，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先生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 《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 ，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48］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中国通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白先生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 ？很多史学界的朋友和热心的读者都会谈到这个话题。

白先生在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 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 20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4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适合于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通史，多么重要、多么紧迫。他还联想到，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他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庄严责任。

1975年，白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原先的设想， 《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表述上力求明确、凝练，等等。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第27次印刷，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根本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进来。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 ，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因此，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工夫的。而这个工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1 ）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2 ）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因此，《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上，是采用“粗线条”式的手法。因为只有“粗线条” ，才来得清晰、醒目。 《中国通史纲要》共有10章72个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都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3 ）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体会它的原意，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文字表述上的明白、准确、凝练，为的是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是颇费斟酌的。应当说，对文字表述上的这种要求，一是我国史学历来有这个传统，二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心。从史学传统来说，历史文学（这里指的是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当然应该首先在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反映出来。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我们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 ，只是在这方面也作出一个初步的尝试。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内容、结构、写法都有很大变化。这说明作者是下了工夫的，也说明作者的认识水平是提高了。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50］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起点。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 1979年，白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开朗性格，平静地回答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嘛！又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作的积累而已。白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 “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www.chuimin.cn)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鲜明的理论体系。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性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只有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两个问题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 《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二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地、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是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白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10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 （1 ）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 （2 ）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 （3 ）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部分的认识。 （4 ）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和“典志”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 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 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 《中国通史》以章节体的形式而注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把古今史书体裁的优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综合体” ，从而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活泼了历史编纂形式，使其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这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重要的是使人对中国历史可以有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

四是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 《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 《中国通史》的编撰，有500多位作者参与，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作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如第二卷《远古时代》 ，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 ，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撰述之难可以想见， 《中国通史》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都反映出著者的卓识。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 《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所评论的那样:

白寿彝先生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90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寿彝先生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对这部书应该给以极高评价。我还没有读完，不能作全面评价，只能谈几点较深的体会。

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 。 “它时间跨度最大，从远古时代一直到1949年。它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它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改变了以往许多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的缺点。”“这是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通史。这部通史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又向前推进。”白先生为编写这部书作了充分的理论上、学术上的准备，又组织了当代许多名家参与写作。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完成这一巨著。《中国通史》在“体例上吸收了传统纪传体史书和近代章节体史书之长……创建新的综合体，既能反映历史规律性，又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大大开拓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史学史上是要大书一笔的” 。戴逸教授还指出《中国通史》的其他一些特色:第一是《导论》卷集中阐述理论问题，提纲挈领，理论色彩浓。第二是民族问题讲得深入，占的比重大，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全貌。第三是《序说》部分是一个创造。讲历史最重要的是要言之有据。 《序说》非常详细地介绍史料，包括文献的、考古的，有当时人的，也有前人的，既提供原始材料，又讲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这一段历史的前沿。今后写通史、断代史、专史，都可借鉴这一做法^［51］。

白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 ，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三、关于民族史、宗教史研究的创获

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工作，是从研究民族史开始的。具体说来，是从研究伊斯兰史和回族史研究开始的。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他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并愈来愈增强了理论的色彩。

白先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这时起到20世纪40年代初，他发表了《中国回教史研究》 （1936年） 、 《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 （1937年） 、 《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 （1939年） 、 《跋吴鉴〈清净寺记〉 》（1942年）等论文。从这些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两个明显的研究意向及研究方法。一是关于中国文献有关伊斯兰教史记载的摸索，一是关于伊斯兰史若干专题的考察。关于文献的摸索， 《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1936年）的长文是作者的一篇力作。本文征引繁富，以中国文献为主，也涉及西人的有关记载，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5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文献的摸索，绝不限于现成的各类图籍，而于有关碑记的搜求与阐释亦十分重视。关于专题的考察与研究，则涉及战争、贸易和文化，反映出作者在伊斯兰教史方面的开阔的视野。 1942年底至1943年，白先生在经过六七年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打算着手写一部中国回教史（即中国伊斯兰教史） 。1942年底，成书三章，但终因战乱时期，乡居缺书，以致明清时期无法落笔；又因辗转迁徙，已成三章，佚失其二。我们从仅存的一章规模来看^［53］，作者是试图写一部内容翔实的中国伊斯兰教史，而以中西交通、政治和文化为叙述重点。可惜作者的这一愿望终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次年，白先生撰成《中国回教小史》一文，发表于《边政公论》 。 1944年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虽为“小史” ，但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通史，它从隋唐讲到“最近三十二年” 。作者在“小史”的题记中讲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 ，同时讲到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应当具备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等多方面的条件。这些看法就是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撰的几篇序跋，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关于“伊斯兰的中国化和各宗教间的互相影响问题”^［54］，希望“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的问题^［55］，关于“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能够都陆续汇集起来，编印、出版”的问题^［56］，等等。白先生于1982年初，把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的成果编为一集，题名《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交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作为作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看来，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仍然是具有学术上的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一般的宗教史和回族史研究方面。

白先生的回族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而以20世纪5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同时，白先生为回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撰写上的准备。 20世纪40年代前期，他写出了《回教先正事略》 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有附传者179人。这虽是一部未刊稿，但它却为作者的回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白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回族史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回回民族底新生》 《回民起义》资料集1- 4册、 《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白先生的这一时期的回族史研究著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对于回族历史的科学性认识，另一个特点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科学性认识。这两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作者在《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待历史上的回汉关系问题，以及汉族内部、回族内部的阶级分野问题。又如，作者在《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对待历史资料，并提倡对历史资料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白先生在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同时，着手主持编撰4卷本《回族人物志》 。全书编入历史人物400人左右，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 《回族人物志》是白先生20世纪40年代前期所撰《回教先正事略》未刊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本书在体例上的创新，撰述上的严谨和所容纳的回族人物数量之多、方面之宽，是它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新的突破，而且还为一般的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先生关于民族史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 （1951年） 、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1981年）等论文^［57］，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白先生常说，民族史的研究启发他研究中国通史的要求。他认为，只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时，才能对民族史研究作出适当的科学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白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不断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这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果。

下篇　学风文风

学风和文风对于一个学人来说，是其学养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对待社会和公众的关系之认识的反映，进而更是其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所关心的程度的反映。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含义上表明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即学人的修养、学人与社会及历史运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风和文风，浓缩了一个学人的学术面貌和精神境界。

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学风问题。他指出:“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 ”^［58］他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学风的传统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讲到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白先生也非常重视文风。他在1989年写过一篇短文，批评两种在文风上的偏向:“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工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工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59］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的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白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问题，还有很多论述，如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中的《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 《与友人谈读书》 《要认真读点书》 《治学小议》 《谈历史文学》 《刘知几论文风》 《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 《绘画本〈中国通史〉序》 《史文烦简》等等，都有比较集中、深入的阐说。这里，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白先生在学风和文风上的身体力行，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白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的论述，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造诣和所达到的境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白先生的治学道路、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不断追求和时代特点的陶铸，使他锤炼成独特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既有对中国传统优良学风的继承，又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创造。白先生的学风，严谨、通识而勇于创新，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理论。白先生早年攻读思想史，培养起对于理论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饱满的热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白先生积极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断改造旧的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取得突出成绩^［60］；他关于回族史的论著、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 、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等文（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民族宗教论集》 ） ，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中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 《关于中国史学研究任务的商榷》 ，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白先生在理论上登上新的高峰的时期。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它在中国历史分期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及其内部分期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1981年，白先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1年第6期） ，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为认识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关系研究者的关注。1983年，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出版，他在《题记》中概括了本书的宗旨:“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本书被史学界同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作品。 1986年，白先生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本书在《叙篇》中，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作了全面的和精辟的阐述，为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出版，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进程与特点，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白先生在《题记》中写道:“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 1981年6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346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 ”尽管如此，本书仍无愧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重要。

我们可以这样说:白先生在他后半生的50年中，始终不渝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史学工作。他之所以在史学上获得重大成就，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白先生重视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自觉地把中国史学遗产中的积极成果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对遗产的全面认识，一方面也更加坚信马克思所说: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今后我仍将走新路^［61］。上文讲到他提倡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理论上应有所发展，讲的也是创新的道理。同时，创新与通识也有密切的关联。可以认为，理论、通识、创新，在白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是三位一体的。白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都有许多成果。举例来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既有“华夷之辨”的方面，也有撰写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优良传统的一面；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他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应从三个方面去认识，“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辩证关系”^［62］；他的关于史学史学科性质的论定、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中关于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关于中国历史上同一时期内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认识、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结合起来考察和撰述的见解等，大多是带根本性的创见。这些创见，既是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征，又是白先生的史学遗产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强烈的使命感，是白先生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学风的精髓所在。白先生为了维护史学家的尊严和祖国历史的神圣性，为了让世界人民有一部中国史家用科学观点撰写出来的中国通史，他以70高龄奋斗了20年，团结数百位同行，写出了多卷本《中国通史》 ，可谓不辱国命。通观一部《白寿彝史学论集》 ，论历史教育和史学功用的文章竟多达20篇，可见作者所思所想，始于斯，亦终于斯。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历史发展服务。 ”这可视为他的治史格言。

白先生的学风，还反映在他善读书和重师友之益两个方面。善读书，关键在于对“读”的理解。白先生引用古意，认为“读”不是一般的阅览和诵习，而有抽绎之意，即确有所得，犹如“采铜于山”那样^［63］。白先生的善读书，笔者只举一例说明。前人历来有“三通”“四通”“五通”“九通”“十通”之说，且相沿已久。白先生另有思考，提出《通典》 《通志》 《文献通考》所谓“三通”之外，加上《资治通鉴》 《史通》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 ，认为“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工夫。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工夫是少不了的”^［64］。他的《说六通》一文，可谓浓缩了他对这六种书的抽绎之意。白先生看重治学、交游中的师友之益，他在简要而深情地回忆了20世纪20～80年代的有关人和事之后写道:“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回忆多年以来师友之益，深感这两句话的深刻。如果我在学术上能提出一点新的东西，这同师友的帮助和教益是分不开的。”^［65］笔者细想起来，对师友之益的理解和尊重，实在是有关良好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中国有古老的传统，白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们作为晚辈、后学，也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学风和文风是相关联的，可以说，文风是学风在文章、著作之表述上的反映。白先生在学风上有深厚的修养，在文风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根据笔者的肤浅认识，这些要求可以概括为:

第一，尚平实。白先生撰文、著书，崇尚平实。白先生在总结《中国通史纲要》一书的表述要求时，概括为六个字:明白、准确、凝练。这是平实的三个层次:明白，是基础；准确，是关键；凝练，是提高。可见平实是表述上的一个很高的标准。20多年来，这部书屡屡印刷，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当然首先取决于本书的内容和论点，同时也跟它在表述上的平实分不开。

第二，有重点。白先生经常告诫我们，作文不要一个个问题“平摆” ，要有重点；对于重点问题要多讲、多分析。白先生尤其不赞成有人罗列材料、炫耀“博瞻”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好的文风，是要在表述中强调那些最重要的材料，以便于深入理解有关的重要问题。白先生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叙篇》的第二、三两章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脉络清晰，言简意赅，从先秦到近代，把重点问题都讲到了。白先生为《中国通史纲要》所撰的《叙篇》 ，其中以《170万年和3600年》为题，概述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分期，也可看作是这方面的范文。我们读白先生的论著，一篇论文，一部著作，重点都极鲜明，留下的印象自然也极深刻。

第三，戒浮词。白先生作文，力求凝练，没有浮词。所谓戒浮词，是从白先生主编《史学史研究》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一篇论点、论据都不错的文稿，白先生常常批曰:“删去浮词，可用。”往事如斯，似在眼前。

第四，讲文采。白先生崇尚平实，也讲求文采。白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 8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都是富于文采的佳作。白先生历来认为，中国史学上有重视历史文学（历史著作在表述上的艺术性要求）的优良传统，因此，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把“历史文学”列为专章论述，认为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对史学发挥其社会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论语·宪问》记孔子称道郑国大夫们重视辞令的作风，其文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白先生经常引用这个事例来说明写文章必须认真推敲，反复修改，几经锤炼，方可成为佳品。

探讨和学习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犹如又在白先生面前聆听他的谆谆教诲。笔者深信，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作为他的精神遗产的一个部分，是不会被后学忘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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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370页。

［10］以上诸文均收入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272页。

［12］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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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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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章学诚: 《文史通义·释通》 ，北京:中华书局， 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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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1～2页。

［26］ 1994年，为祝贺先生八十五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辑了《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论集，其中有几篇论文是关于白先生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如安作璋、耿天勤二先生的《白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龚书铎先生的《对史学社会功能的一点思考》 ，王桧林、李秋沅先生的《史学遗产的继承和史著的创新》 ，刘家和先生的《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陈其泰先生的《推进史学史学科的建设》等，或全面的、或有侧重点的对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了评价。这些论文，在阐发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启发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我想概括地谈几点认识，有些地方虽然难以避免重复，而有些地方或许也有一点拾遗补阙的参考价值。

［27］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年，第318页。

［28］周谷城: 《周谷城学识精华录》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63页。

［29］李大钊: 《李大钊史学论集》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197～213页。

［30］周谷城: 《周谷城学识精华录》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63页。

［31］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 《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324页。

［32］白寿彝: 《史学概论》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1、 2、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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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 ，载《史学史研究》 ， 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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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 ，载《史学史研究》 ， 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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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许殿才: 《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 “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 ，载《史学史研究》 ， 1999年，第3期。

［52］白寿彝: 《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56、 103页。

［53］作者题名为《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收入《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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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白寿彝: 《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345页。

［57］以上论文见白寿彝的《学步集》 （三联书店， 1962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1年第6期。

［58］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322页。

［59］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370页。

［60］刘淑娟: 《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载《史学史研究》 ， 1982年，第3期。

［61］郭志坤: 《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访白寿彝教授》 ，载《文汇报》 ， 1982年3月12日。

［62］白寿彝: 《民族宗教论集》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6～65页。

［63］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2～423页。

［64］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 （上、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页。

［65］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第1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2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 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