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成就-仰望高山

在开拓中创新　从史实处求是——读《中国通史》第十二卷

朱汉国

翻开这部皇皇百余万字的巨制，给人一个突出感觉，即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创新意识。在开拓中创新，从史实处求是，可以说是《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的显著特点之一。该书的创新意识，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体例

中国传统的史学体裁丰富多彩。常见的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这四种体裁，各有优劣。后人编撰史书，也常以个人的好恶、习惯有所选择。梁启超即推崇纪事本末体。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1］不过，从编撰通史的情况来看，人们用得最多的还是纪传体。从《史纪》到《清史稿》 ，在人们最为熟知的“廿五史”中，清一色的纪传体。纪传体史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类别区分” ，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这不仅使各方面的史事，从类别区分中得到周密安排，而且为读者寻求史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诚然，纪传体也有其缺陷。最大的缺点，便是记事分散，且常重复互见。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2］，即是指纪传体的这项缺点。

能否改造传统史书体裁，吸取其精华，为今日治史之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为我们作了明确的回答。全书分《序说》 《综述》《典志》 《传记》四大部分。一方面改造性地保留了传统纪传体史书的主要内容《典志》和《传记》 ，为读者查询史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根据发展了的史学要求，新设了《序说》和《综述》部分，按章节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1919～1949年间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史学界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动态，从而弥补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中叙事过分分散的缺陷。

该书采用的体裁，是博采古今史书体裁之长而创设的一种新型体裁，它为我们利用传统史学体裁精华来研究现代中国历史起了示范作用。

二、新视野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所论述的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习惯上被称作“中国现代史” 。

由于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史被囿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鉴于中国现代史被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所取代的情况，提出了要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大多数人达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年至1949年部分” ，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只是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不是中国现代史的全部。这种认识，扩大了学人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史的整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版了数十种具有“通史”意义的现代史著作，正是上述认识下的产物。

综观现今所见的中国现代史著作，应该说学人们在构建中国现代史自身的体系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还存在着下列问题:一是在构筑中国现代史体系上，还摆脱不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框框。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仍把占居中央统治地位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三是在研究领域上，基本上仍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

如何做到真正从“通史”的角度来构筑中国现代史的体系，这至今仍是学人们在不断探讨的问题。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该书的三位主编都是长期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资深专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王桧林先生主持下，他们曾联手于1983年、 1988年和1989年推出了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现代史著作^［3］。这部著作较科学地构筑了中国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他们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即是在前3部著作基础上推出的新成果。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与现今所见的中国现代史著作相比，从学科的角度言，视野更开阔，体系更科学。这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作者针对学术界在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以“现代化”为主线，来勾勒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

作者指出，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其实，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一致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尽管如此，“现代化的任务，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之中的” （第132～133页） 。

作者还就现代化的内容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了明确释义。作者认为，就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化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三个方面的现代化:一是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反对和消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树立民主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同时，现代化的国家还必须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 。二是经济现代化，“包括生产技术、生产方法、生产组织形式、经济制度、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变革生产关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三是思想和生活现代化，“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现代化” 。

作者进而指出，实现了上述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新社会，这样的国家是一个新国家。 “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新社会而奋斗不息的历史” （第129页） 。

作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线索的论述，完全突破了中国革命史的体系，从“现代化”这一新的视野，揭示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第二，该书不再从“革命”的角度把统治者的历史排斥于研究的视线外，真正从通史的角度来叙述1919～1949年的中国历史。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通史，不仅在观念上要摆脱“革命史”的影响，而且在内容的叙述上要比“革命史”更充实、更丰富。从这一点上讲，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完全可以称得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通史。该书的“通” ，不仅体现在作者对中国社会横断层面的研究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社会纵向发展的论述上。

在社会横断面的研究上，作者不再局限于革命层面上的政治史研究，而将研究的视角触及到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如该书的丙编《典志》 ，用了一多半的篇幅论述了1919～194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在丁编《传记》中，则分别叙述了这一时期数学、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医药学等学术的发展状况。

在社会纵向面的研究上，作者也不再仅仅限于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史实的叙述，而同时注意社会其他阶级的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作者在该书的乙编《综述》部分对1919～1949年间中国政治史的叙述时，即从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资产阶级所代表的三个政治集团的关系和斗争的角度去论述这30年间政治发展的情况。作者如是研究，开阔了视野，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1919～1949年间中国历史的研究。

三、新观点

通览《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作者的创新意识，还具体表现在对所论述问题，不囿旧说，敢于凭借史实提出新认识、新观点。

在这里，限于自己的认识，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1.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于共产党成立不久，实现于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界已发表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就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该书作者在广泛吸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学术界研究的这一老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着墨不多，却很是精辟。作者把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革命领导权的交替联系起来，独具新意。作者认为，五四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地位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在五四前，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政党领导过革命，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这个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无力独立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始表现领导革命的能力。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者地位交替的一个关键。孙中山吸纳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领导机构，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这一事件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援引共产党领导人参加领导核心，共同进行中国革命” （第139页） 。这一事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第140页） 。

从后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作者的论述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国民党“一大”后中国政治全在中共领导下。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中共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仍是主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国民党内仍居于次要地位。但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起，资产阶级各政派与中共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趋势，最后不得不归于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下，这确是事实。

作者从革命领导权交替的角度来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深化了对国共合作的研究。

2.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策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以往的《中国现代史》中，论述不多。即使论述，也往往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研究的对象。(www.chuimin.cn)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从“通史”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策的评价。在以往的史书中，一般都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该书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和镇压工农的政策，与这个政权的专制独裁地位一样，都不是在它的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其间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作者指出，“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作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 （第165页） 。在对待工农态度上，也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第167页） 。

作者的论断，与旧说显然有所差异。这是否符合事实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号。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务使本政府确为民众之政府，革命军之武力确为民众之武力，对外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对内肃清军阀与一切反动派。”^［4］1928年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也宣称，“吾人希望各委员同志戮力者，一为……确立总理之遗训，二为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完成北伐大业”^［5］。

在实际的对外态度上，南京政府初期对英、日帝国主义也确实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如1927年5月，曾发生英国士兵强奸中国妇女一案。案发后，南京政府特派交涉员郭泰祺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严惩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政府也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公开放弃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农工政策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农工政策确实也有一个由安抚到控制和镇压的过程。它并不是一般教科书上所说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即抛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

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4月发布的“清党”令中宣称:“此系阻止少数分子发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戒应安堵如常。 ”^［6］这里并没有取消农工政策的意思。192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在发表的《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中也标榜:“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 ”“如有妨碍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 ”^［7］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 1927年“五一”节，广州、上海、南京等地的群众均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抛弃扶助农工政策，是随着它逐步走向独裁的过程中实行的。由此可见，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策的叙述，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事实。

3.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各党派的政治主张

1937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此后，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面对着这一变故，当时的中国各党派（共产党、国民党和中间党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并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

如何评价“九·一八”事变后各党派的政治主张？长期以来，一般史书上都这样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立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和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罪恶。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 ，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具体地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主要发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一是集中国内一切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但当时的中国各党派面向这个大趋势，却出现了背向、旁向和面向三种情况。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第208页） 。

“ ‘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 （第215页） 。

“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 （第219页） 。

上述论断，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首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左”倾路线控制下，并没有正面地对着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所谓的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确实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偏离了革命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真正面向现实革命的中心任务，是1935年毛泽东领导中央之后。

而在当时的各党派中，只有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团结，面向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中间政派自身的弱点，它虽有正确的认识，却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个具有新意的观点，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作者在该书甲编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中曾指出:“适当地改变某些旧说，对中国近代后期历史作较为准确的论述，这是本卷编写中努力去做的。”通览全书，我认为，作者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基本达到了。

总之，该书的创新意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引起了我们新的思考，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撰写近现代历史起了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著选粹》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726页。

［2］刘知几: 《史通·二体篇》 。

［3］这3部著作分别为: 《中国现代史》 （1919- 1949年）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年； 《中国现代史》 （1919- 1987年）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 《中国通史纲要续编》（1919- 1949年）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

［4］ 《国民政府宣言（1927年4月） 》 ， 《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 （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6页。

［5］ 《大公报》 ， 1928年2月4日。

［6］ 《大公报》 ， 1927年4月25日。

［7］ 《大公报》 ， 1927年8月8日。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 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