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教授史学思想与成就：仰望高山

祝贺白寿彝教授90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综述

向燕南

大会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召开

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在英东学术会堂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大会，庆祝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回族骄傲的儿子白寿彝教授90华诞、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暨其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霏霏的细雨使仲春的北京平添了几分凉意，但是这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参加庆祝大会的热情。离大会的召开还有一段时间，来宾们便冒着淅沥的春雨，从京城的四处赶来。

前来参加大会的来宾主要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吴阶平，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金健，中国伊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宛耀宾，中国伊协副会长马贤，中国伊协副会长马云福，中国伊协顾问沈遐熙，原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延年，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族学会会长沙明，民盟北京市副组委、北京师范大学民盟组委李岫，原北京市民委主任沙之沅，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经雄，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齐世荣，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河南大学副校长关艾河，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郭志坤，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叶佐英，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李树江等。到会的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郭预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甘泉研究员，河南大学朱绍侯教授，郑州大学高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思治教授，北京大学祝总斌教授，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陈振教授等。到会的北京师范大学的领导有:陆善镇校长、袁贵仁书记、范国英副书记、郑师渠副校长、谢维和副校长等，北京师范大学前任的诸位校领导、白寿彝教授的亲属及学校的师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许多新闻及出版单位，它们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教育报社、解放军报社、文汇报社、北京青年报社、图书商报社、世界信息报社、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历史研究杂志社、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人民画报社、民族画报社、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文物出版社、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9时30分，白寿彝教授在助手、学生和家人的簇拥下来到会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师渠宣布大会开始。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代表学校致辞，向白寿彝先生90华诞、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致辞中，陆善镇校长还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道德文章作了全面的概括。

陆校长说:“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70年来他撰写论文数百篇，著作几十部，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这次全部出齐的白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 ，是他学术成就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史学著作之一。这部卷帙浩繁、体制完备、具有独到的理论创建的著作，是白先生在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及近现代通史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体大思精的编纂设想，又邀请全国5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20余年才完成的优秀的史学巨著。

“白寿彝先生又是卓有成效的教育家。他在高校任教几十年，培养了大批科研和教育人才，其中很多人已成卓然名家。他在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期间，不断提出教学改革的设想，并努力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国家级的优秀教学成果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示范意义的探索。他还把历史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在理论上阐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为中国历史教育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开辟性的工作。

“白寿彝先生还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他连任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过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与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众多的社会兼职。他积极参政议政，热心主持各方面的社会工作，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了他的聪明才智。特别是他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成员，为中华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多次出访友好国家，为国际和友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这次大会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民进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等，分别致信或致电表示祝贺。江泽民总书记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信和贺电表达了党和国家对白寿彝先生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贺信和贺电的宣读，把大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发来贺信贺电的单位和个人还有:中国史学会，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大学回族文化研究所，中国明史学会，原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史念海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山东大学安作璋教授，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原民盟大连市组委彭林溟先生，原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著名回族学者马通教授等。

伴着欢快喜庆的音乐，国家民委老干部局的刘隆同志，代表国家民委老干部局，向白寿彝先生敬献上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以及民委百余名各民族的老干部签名的寿画，著名的满族学者、书画家启功教授托人献上他亲笔书写的大幅寿字，藏族学者、新华社高级记者格来献上洁白的哈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所向白寿彝先生敬献上祝贺生日的蛋糕，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敬献了反映先生学术活动的录像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向白寿彝先生献上为纪念白先生90华诞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当宣布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史学所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代表向白寿彝先生敬献鲜花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两个身着节日盛装、充满朝气的女学生，手捧着鲜花走到台前，恭敬地把鲜花献到白寿彝先生的面前，白寿彝先生幸福地笑了，这是对一个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的老教师的最好的回报。

这天向白寿彝先生敬献鲜花花篮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委，全国政协民宗委，国家民委，民盟中央，国家宗教事务局，民盟北京市委，北京市民委，中国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经雄教授，宁夏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等。

白寿彝先生在大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对与会的领导和来宾表示感谢，并激动地谈到多卷本《中国通史》编撰的缘起和感慨。白先生在讲话中说:“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但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 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他们仍然没有看到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的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 20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我更为高兴的是，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的《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写来了贺信、贺词，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这就充分肯定了历史科学在国家建设中所应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我们的历史事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程。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我们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更应该看重自己的历史，看见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的成绩。我再一次感谢同志们的支持。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再三强调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虽然90岁了，还是要和同志们继续奋斗下去。多吸收一点精神上的氧气，多写出点为当代人所喜爱的历史书，争取再过上一个90岁。”

……

大会在节日般热烈喜庆的气氛中进行着。

学术泰斗，成就巍峨

作为一位学者，在白寿彝先生已走过的90年的人生路途中，有70个春秋是在不断追求、不断前进、不断攀登的治学道路中度过的。在这漫长的学术道路中，白先生从一个进步的历史研究者，发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研究思想史、交通史到研究民族史、社会史，从撰写中国史学史到完成多卷本的《中国通史》 ，留下了串串辉煌的脚印和学术丰碑。正像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讲话中所说的，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在70年的治学生涯中，概括说，主要留下了两块巨大的学术基石。一个基石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为武器，以他的道德文章，以他的人格风范为号召，在他的大旗下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史学家，所编撰的这部扛鼎大作——多卷本《中国通史》 ，这也是白寿彝先生包括史学和历史理论、思想史、交通史、民族及民族关系史和史学史等研究成就的集中体现。再一个基石是，白寿彝先生的民族史及其理论的研究。与会的来宾在上午的大会发言和下午的白寿彝学术思想讨论会上都对白先生的这些学术成果和思想进行了阐发。

1.民族史研究:多领域的贡献。在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尤其是在回族和伊斯兰教的研究方面，白寿彝先生无疑是学科的奠基人和导师。从严格意义上讲，把回族和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学科列入学术研究的范畴，是从本世纪初才开始的，而在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白寿彝先生是起步较早、经历很长、持续最久、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奠基人和导师，是这一学科的一面旗帜。在白寿彝先生70年的学术生涯中，通过编刊物、辟专号，立专论、发宏论，核古籍、精校勘，评书刊、题序跋，亲调查、采民风，选教材、编丛书，总规划、绘蓝图等工作，从具体的研究实践到理论体系的构建阐发，筚路蓝缕，在一片荒蛮之中，开出一条康庄之路。白寿彝先生格外注重理论建设，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学者，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历史事实说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他以博大的胸怀和睿智的思想，阐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理论，为祖国的统一树立了理论的基石，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以及各族人民的尊敬。

原新疆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族学会会长沙明说:白寿彝教授是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我们恭敬和敬仰白先生，不仅因为他具有方正敦厚的人品，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不仅仅因为他是回族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我国回族学术文化研究事业的指路人和导师……70多年来，白先生的学术思想一直引导着我国回族研究的发展方向。

白寿彝教授在理论上的不懈追求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他把热爱本民族与热爱祖国高度统一起来，他一贯强调和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研究要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服务。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经雄在讲话中说: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享有盛名的杰出的少数民族历史学家。在他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多学科领域辛勤耕耘，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回族和伊斯兰教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卓越见解，对有关学科的开创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以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为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了不少颇富建树的理论观点。白先生认为，应当把民族关系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撰写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明确提出民族史的研究“重要的是要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 。他又提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要和民族史结合起来。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提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要和民族史结合，“一方面是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而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 。这样富有辩证思想的精辟论述确实令人钦佩，对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在民族史学学科教学时进行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此外，白寿彝先生作为我国回族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宽广的胸怀和公正的立场为学术研究的规范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白寿彝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白先生是回族学者，是中国回族学会的名誉会长，还因为白先生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和帮助，受到各民族师生的赞誉和感谢。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宛耀宾说:白教授是我国当代享有盛名的杰出的回族历史学家，在他为之奋斗的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回族和伊斯兰教史等学科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白教授是回族的骄傲，是中国伊斯兰教界的骄傲，更是中国史学界的骄傲。

白教授对回族和伊斯兰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全部学术活动中，关于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的专著就有数十部之多。在全部关于伊斯兰教和回族历史的著作中，白教授阐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和回族形成的学术观点；他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人物，填补了中国史学研究工作中的一项空白；他抢救、整理、搜集了大量回族史料，对中国回族史的研究立下了卓越功勋。

白教授在繁忙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始终关心支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在他担任全国人大民委委员和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和顾问期间，给新时期的伊斯兰教工作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有力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白教授在中国历史学界，在中国伊斯兰教界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跨世纪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以白教授刻苦治学的敬业精神，教育和鼓励新一代伊斯兰教职人员和研究工作者，把白教授毕生从事的伊斯兰教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以史为鉴，发扬回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教爱国爱教的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做好新世纪伊斯兰教工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各族穆斯林，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全国人民一道，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对于白寿彝先生的民族及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作了更高层次的评价。他说: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位研究回族史、民族关系史的大师，从他的著作里边，确实给了我们一种理论的力量，即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是以统一为基础的，我们的回族是诞生在祖国的自己的民族，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这些研究的结论使我们感到震撼。确实我们祖国大家庭中的这些民族在感情上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是不可分开的。虽然在历史上有分有合，但是合多分少，总的趋势是合。这是白寿彝先生给我们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的一个理论基石。在这个理论基石上形成的民族团结和统一，是任何武器都不能炸开的。谁要是想分裂中华民族，那就请他看看白寿彝先生的书吧！

2.多卷本《中国通史》 : 20世纪史学的压轴之作。 “疏通知远”和“彰往察来”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通史撰述则是历代中国史学家所追寻的学术目标。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化，中国史学家也开始了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学术历程。近现代史学家在努力汲取西方先进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并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以建立新史学的同时，仍然念念不忘撰写新的中国通史。从夏曾佑到章炳麟，从梁启超到吕思勉，或计划或尝试，都希望在史学史中留下自己的通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尝试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论述中国通史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之一。范文澜和郭沫若分别主编了《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通史撰述作出了贡献，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已无法反映近10年的研究成果，难以满足读者的需要，而惜于他们本人未能亲自编定完全书，亦殊为憾事。白先生常说，他自己是到了70岁才开始真正做学问。也正是从1975年开始，白寿彝先生将他酝酿多年的中国通史的宏大撰述计划付诸实施。以后整整24年，白先生把一位史学家最成熟的黄金年龄段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组织和撰述之中，最终在20世纪末，当他90岁的时候完成了这部20世纪的史学压轴之作。作为白先生学术的代表和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这部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会论述的主要内容。(www.chuimin.cn)

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以《在止于至善》为题发言说:不久前，即适值白先生主持的皇皇巨制《中国通史》全部出齐时，我又捧读了其中有些卷的内容，合卷之余，感慨良久。趁此机会，谈几点感悟，以为庆贺。

第一点，编纂中国通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包罗万象，蔚为壮观，学者要想以书为载体，对之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充分的把握，使读者览一书而明天下事，就需要有科学史观一以贯之，统领全局。前人曾讲，通史贵在“通古今之变”“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得公理公例” 。但这个“理” ，他们是找不到的，也不可能找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是指导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科学理论。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能力越高，看问题和分析问题越深越广，也越接近于历史的本相，写的书就越好。在这方面，白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第二点，通史须融会贯通。自汉以降，迄止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通史的编纂代有新出，赓续相传，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遗产。但是诚如白先生所言:“一种单一的（通史）体裁，绝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 ，因而，任何继承我国通史编纂的优良传统，总结其经验得失，是时代赋予当代史家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也是历史机缘。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点，白先生较早感觉并及时抓到了点子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和我谈了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兼取司（马迁） 、郑（樵）两派通史体著作之长，编纂一部较全面的新通史的想法，后来承他好意，又想借调我加入北师大编写组，赞襄其中。这当然是一个非我们之力所能解决的难题了。每念及于此，颇有遗珠之憾。我理解，他当时所说的“较全面” ，就是现在书中所揭示的“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反映历史” 。是书按（导论）序说、综述、典志、人物进行总体安排，并赋予其新的蕴含，就是这种编纂指导思想的具体实践。显而易见，它在理论上、方法上、体裁上既与以往的通史著作有所同，又有所不同，是一部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的新通史，卓然特立，自成一家。

第三点，历史著作尤其是通史类著作，应重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阐述。对此，我已在前些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等著作中反复提及过，不拟重复。值得特别着重指出的是，通史是迄今中国第一部由少数民族学者亲自主持的大型通史，别开生面，故弥足珍贵。

以上不过聊举几例而已。总的看来，这部集50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20余载共12卷22册达千余万言的通史，不但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见证，是中国传统通史文化建设的一项新成就，同时也显示了白先生生命和学术达到了高度。 《礼记》说:“在止于至善” ，诚哉斯言。

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说:今年是白寿彝先生90华诞。多年来史学界老成凋谢，而白寿彝先生作为老一辈历史学家， 90高龄，确实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成为我们后学的表率、楷模。尤其令后辈钦佩的是以90高龄完成了《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多达22册1400万字，堪称20世纪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寿彝先生的心血结晶，是白寿彝先生给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也是献给下世纪的厚重的礼物。应该给予这部书极高的评价。我拿到几本翻阅了一下，没有通读，不能做全面的评价，也没有学力做全面的评价，但给我的印象，这是本世纪历史学的压轴之作，是空前的史学巨著。

第一，这部《中国通史》是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的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在市场上很多，连讲义、教材加起来恐怕要上百部。但是只有这部是最详尽最丰富的中国通史， 1400万字，一直写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以至礼仪风俗等等无所不包。不仅时间上是贯通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贯通的，纵通横通，是真正的通史。其他通史很多只有古代，或只有历史事件和制度，偏而不全，略而不详，而这部书克服了这些缺点，所以说是部空前的巨著。

第二，这部《中国通史》的质量非常高，不仅详细而且有创新。学术上严谨，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又向前有所推进。据白寿彝先生自己说，他编写这部书，是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史学准备的: 19年前出版了30万字的《中国通史》 ，分析了历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阶级问题、民族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阐述，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写做了充分的理论和学术上的准备； 10年前又出版了《中国通史》的《导论》卷，阐述了有关中国历史的9个理论问题，不仅显示了理论上的功力和创见，而且对全书起了指导作用；另外，白寿彝先生除了对中国通史有许多真知灼见外，对民族史、史学史尤其有精深的研究，因此《中国通史》这方面内容格外的精彩。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质量高还因为这部著作既包含了白寿彝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其毕生精力的结晶，像民族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像第一卷里的内容等等，又集中了当代历史学界的名流，这是一部集中了集体智慧和力量完成的巨著，前后有500余人参加了这部巨著的编写，其中参与主编写作阵容之强，举世无双。我看了一下，像邓广铭、苏秉琦、季羡林、周一良、何兹全、史念海、胡厚宣、刘家和、龚书铎、郭预衡、高敏、安作璋、张忠培、严文明、陈得芝等都是第一流的专家。这样高水平的主编，这样第一流的作者队伍，写作前后长达20多年，保证了这部书的高质量、高水平。

第三，体例上的创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例很有创新，全书共分甲、乙、丙、丁四编。其中甲编序说，介绍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状况等；乙编综述，类似通史著作，又似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按历史顺序叙述一代大事；丙编典志，这部分是专史，类似纪传体中的志，叙述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礼俗等；丁编传记，这部分在全书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两卷，传记占去一卷。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中国传统史书中的传记十分突出，这部书就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这一优点，既能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大大开拓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现在一般的通史，有事无人，白寿彝先生的这部通史由于采用了这种新体裁，克服了有事无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我认为采用新的综合体裁是白寿彝先生《中国通史》的一大创造，史学史上应大书一笔。中国史学史上有4部通史: 《史记》创建了纪传体通史； 《资治通鉴》发展了编年体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是采用章节体的通史；白寿彝先生综合前三种体裁体例，创造了新的综合体。

第四，内容富有特色。白寿彝先生的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内容特色很多，我只谈三点。第一个特色是理论特色浓厚鲜明，如第一卷《导论》完全是讲理论问题的。本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阐述了9个理论问题，即民族问题、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问题、社会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问题、国家和法的问题、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问题、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问题、中国和世界问题等，都是历史与史学中的重大问题。提纲挈领，有史有论，对于全书具有指导意义。第二个特色是关注民族问题非常突出。由于白寿彝先生本身是少数民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来修史，他又精通民族史，所以这部书对民族问题格外注意，第一卷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就是讲民族问题，洋洋洒洒8万多字，深入地阐述了有关的理论，使这部书成为真正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以往的通史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说得很少，大多是汉族的历史再加上一点少数民族史的内容。白寿彝先生的这部通史不同。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册是元史，百万字，既详细又全面，迄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元史这样详尽。

第五，序说部分扎实。这一部分引起我很大注意。讲历史最主要的是言必有据，讲求的是第一手史料。序说部分就是起这种作用的。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献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当时人写的，也有后人写的，无不非常详细地作出评论。又用很多的篇幅论述研究状况，把读者直接带到了这段历史研究的前沿。让读者了解当前的研究状况是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一大创造，今后写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都可参考这一点。我想这也是白寿彝先生对史学史研究的结果。

道德文章，为世人景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无论是上午的发言，还是下午对白先生学术的讨论，人们都诚挚地表达着对白寿彝先生的道德文章的敬仰。

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代表中国史学会的祝贺讲话中说:白寿彝先生是我们史学界普遍尊敬的前辈。我们学术界对于前辈学者喜欢用道德文章来形容。白先生在这两方面确实是我们的楷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讲文章，也就是治学来说，我们史学界都喜欢讲应该博大精深，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能有几个人？白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人所公认的突出的成果。在专门史的研究方面，白先生无论是在中国的民族史、宗教史以至于社会史、中外关系史，都有精深的研究。在史学领域里边，都可以说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研究这些学科的，是重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从广博来说，白先生一直是主张“通” ，特别是这部他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这部12卷本的大书， 22册，经过了20年的努力，今天拿出来了，这确实是我们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白先生是研究史学史的，将来要写中国现代史学史的话，我想，这22卷本的《中国通史》是要大书特书的。至于在道德方面，白先生更是大家所尊敬的。白先生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有那么一股凛然的正气。以前张岂之同志说过，在批林批孔的时候，侯外老曾经说，孟子说过，一个大丈夫要有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白先生就是这样的大丈夫。白先生对于他所从事的事业，总是有着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他总是在那里思考问题，总是在那里想着怎样做一点新的事情，所以他无论是对国家的命运、对史学的发展，还是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等，都一直在那里操心。他做事情总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另外，白先生对于培养青年人，我听到很多朋友，其中一些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学者，都谈到过当年白先生是怎样一面严格地要求，一面又是手把手地在那里教。几十年来，白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那么多的史学人才，这点是不用说的，我想对于中国史学会来说，因为在1949年，当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同志创建中国史学会的时候，白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就是常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在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的时候，白先生又是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所以中国史学会的成长，一大半都是在白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为此在白先生90华诞的时候，在12卷的《中国通史》出版的时候，我想再一次地代表中国史学会表示诚挚的祝贺。

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齐世荣说:有两点我要向白寿彝先生很好地学习。第一点就是白寿彝先生的老朋友、诗人臧克家先生送给他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该罢休时不罢休” 。在白寿彝先生85华诞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件事，今天我想再重复一下，就是白先生这部12卷本《中国通史》在筹划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当时他是北京市史学会恢复后的第一任会长，我协助他做一些北京史学会工作，那时候白先生住在城里，我经常到他家去，有几次看到白先生在那里组稿，找一些分卷的主编谈话。作为一个70岁高龄的老人，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在他85华诞的时候，我68岁，当时我曾经讲，我本想到70岁就封笔不干了，但是一想到白先生85岁了，还在搞这部大书，我就想还得干。那么今天白先生90岁了，这部书已经完成了，这使我们这些70岁的人绝对不能想到不干了。尽管有人劝我该休息了，但是我想绝对不能休息，白先生90岁了都没有休息，“该罢休时不罢休” ，我们要罢休了就太不像话了。我想一个70岁的人要写东西就很不容易了，要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这种精神就更了不起了，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为这书是部多卷本，部头很大，是一个很大的事业。第二点是刚才金冲及提到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气节，我也想举一件事，据家和等一些师大的同志告诉我，在“评法批儒”的时候，当时只许说秦始皇好，因为最高领导说了秦始皇好，并且批了郭老了。但是白先生讲秦始皇是一分为二的，我认为这种忠实科学的精神是很了不起的，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讲求学行一致、言行一致，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所的学生蒋天枢秉南先生到中山大学去看他，临行的时候，陈先生写了篇《赠蒋秉南序》的文章，其中就说到自己:末念平生故未尝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绝不曲学阿世，怎么学的就要怎么讲，要身体力行，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很难做到，因为解放后运动很多，每一次大运动名义上都是说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了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在这种时候能够坚持真理，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鲁迅先生的一个老朋友齐寿山先生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先生，就提到鲁迅先生民国初年在教育部的一位同事——师大的老教授高步瀛，鲁迅先生讲:高阆仙是个行不违其所学的人。我想白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人，学行一致、言行一致，这也是我们后辈需要学习的品质。

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在代表北京大学、代表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和党委书记任原生同志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白寿彝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时说:大家都熟悉一首歌颂老师的歌，叫做《好大一棵树》 ，白寿彝老师就是我们园地里的“好大一棵常青树” 。白寿彝先生走新路的思想是给我们后辈指出了一个方向。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怎么走新路呢？我们后辈的史学工作者要向白寿彝先生学习，要以跨学科的眼光来推动本学科的学科建设，以跨学科研究的实践，来不断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第二点，白寿彝先生走新路不是他一个人走，他是领着大家走，是大家一齐走新路，这是给我们史学后辈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前辈的领路之下，我们史学的后代要有一种群体上升意识，共同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灵魂，通过群体上升来推动我们中华民族史学走向新的繁荣。

最动人的是白寿彝先生的老友们的讲话。其中北师大教授何兹全说:我是1950年到北师大历史系的，当时白寿彝同志是代理系主任，系主任是侯外庐侯外老。那时历史系有两个教研组，他一个教研组长，我一个教研组长。后来他做了系主任，我就是副主任，几十年来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关于白寿彝同志的道德文章，同志们已经谈了很多了，我有一点体会深的就是，白寿彝同志接受新事物非常得快，比如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接受很快，这在今天说起来好像没什么，大家都说马克思主义，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刚刚解放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而且他接受了还能够运用。接受新事物这点我就不如他，他常批评我老顽固。我就说他:你呀，太活！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变一个主意。这个变，说明他接受新事物快。 《中庸》中有句话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荀子》也有句话说:“惟所欲藏，害之将受。”随着时间的过去，到老了，我们也越来越磨合得接近了，我从顽固慢慢也变得容易接受新东西了，他也从今天变明天变得相对固执在一点上了。白寿彝同志对历史问题分析力很强，概括力更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认真负责。大家可以看看他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 。现在的主编一般都只是名义上的主编，实际上连看都不看。白寿彝同志不是这样，他主编这部《中国通史》 ，可以说一段话、一个字都是斟酌的。这对主编来说是很少能这样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 ，编完之后，已累得发脱齿落。我也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但他还是那么认真。

会上白先生的老友史念海先生也寄来了《风雨春秋，亦师亦友》的书面发言。史先生在信上说:我和寿彝教授相识订交，是在1936年秋季，距今已经60多年了……

寿彝教授生平的著作是很丰硕的……以旧日所说的著作等身来形容，还似乎有点欠妥……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过他要年年写一本书。这使我十分震惊……

寿彝教授的眼病已经多年了，我曾向他提过，给我写信时不要亲自执笔，不妨着别人代写。寿彝教授盛情，有时还是亲自书写……就是这样，他的著作中有的地方他还是亲自执笔的……

寿彝教授眼病以后的著作，大都是口授由刘雪英同志笔记的。寿彝教授出口成章，写成后很少改动。这是不容易的……

寿彝教授的著作，如前所见，是多得难以计算出来的。部头最大的自然要数多卷本《中国通史》 。祝贺寿彝教授90华诞，同时也祝贺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齐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必要的……

自唐代始创官修史书之例后，历代王朝皆以之视为当世的要政，不可或缺。可是处于史馆之中，执笔修撰之士却是屈指可数的。这固然是政府位置所限，也是史学人才的并非甚多。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创意虽是出自寿彝教授，却是多人共同执笔。约略统计，竟有数百人之多。仅就这一点来说，也足以超越前代，为前代人所难以想象的……这样说来，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足以表明是当代全国治史的结晶。说它是超越哲，应该不是溢美之词。

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说顾颉刚先生说过，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顾颉刚先生一生创意设置的事很多，确实是时时都在开风气。寿彝教授创意撰著多卷本《中国通史》 ，是足以开风气之先的称道的。颉刚先生说他自己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自谦之辞，并非就不为师。就寿彝教授来说，不仅是开风气，而且是为师的。这应该不是我的颂美，我想凡是用心读过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人，都不会以为我这些话是虚美的。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仅是称道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以史学史来说，也应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寿彝教授的治史是多方面的，几乎是无所不涉及的，而其专业却更多重视中国史学史……

寿彝教授在这方面用了大的工夫，不仅撰写了很多的有关文章和专著，还创办了《史学史研究》刊物，在史学界影响很大。特别是《史学史研究》已经成了研究历史的学人不可或缺的读物。这就不仅是在开风气，而且是为天下师了。

说到这个“师”字，我是深有体会的。上面说过，我和寿彝教授是1936年晤面订交的。承他的厚意，把我作为老友，我却不敢有此奢望，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半师半友。这不是我对他颂扬， 60年的交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交往，就是具体的例证。上面说过，我和寿彝教授是在“禹贡学会”认识的，相处时间不长，第二年就遇到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北京首先沦陷，大家也就分手散开。抗战时期，各处漂泊，难得都再聚在一起，偶尔也遇见过，又复匆匆离去，不易有更多的交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寿彝教授回到北京，我也在西安定居。寿彝教授曾邀我至北师大讲学，也不时在一块开会，寿彝教授半师半友作用更为显著。在这次交往中，寿彝教授不仅对我在学术上多加指导，在思想上更为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普遍重视思想工作，寿彝教授在这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寿彝教授和我虽然不在一个学校执教，有些重要的会议却都能参加，因而碰头的机会也就相应不少。参加会议是要发言的，只要寿彝教授在座，他对我的发言是时刻都在注意。所做的发言如果大致不错，会后是会受到寿彝教授的嘉奖和鼓励的。如果发言欠妥，那可了不得。不仅受到寿彝教授的批评，而且寻根究底，详细询问近来学习的情况。对于有关事物的看法，仿佛就是没完没了。那些时候我曾经向人说过，寿彝教授是赏罚分明的，是不可蒙混过关的，这就使我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郑重对待，不应稍事马虎。我平生遇到两宗事情，对我都是很有影响，可以说是一生享用不尽。寿彝教授的教导就是其中的一宗。另一宗是顾颉刚先生对我的鼓励。有一个时期，我和顾颉刚先生在一处工作。有一天早上6点钟，颉刚先生就敲门来看我，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归去。我以为有吩咐，却并未见下文。如此，继续了好多次，我才明白颉刚先生是怕耽误我时间，影响研究工作。颉刚先生这样关怀，使我不敢稍事懈怠；寿彝教授的指导，使我遇事都要细致小心。这两宗事我时时铭记在心，不敢或忘。

寿彝教授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是不遗余力在关怀着。应该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在寿彝教授的关怀和督促之下写成了。我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寿彝教授总希望我能写出地理科学的渊源和发展。在寿彝教授的关怀下，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地理的渊源和发展》 ，寿彝教授以之发表于《史学史研究》 。我以为就算是交卷了事，后来才领会到这次自以为交卷，其实只是交了一份白卷。寿彝教授的意思是要我写一本史学史那样的历史地理学史，而不是一篇较为泛论的文章。这样的任务很不轻松，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我曾草拟了一份大纲请寿彝教授指正，受到了夸奖，可是还说不上着笔。我在教学中曾经开讲这门课程，而且还不只讲过一次，可是都没有讲稿，课讲完了，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每次和寿彝教授见面，都担心无法交代，可是寿彝教授都并未忘却。这样就变成一笔账，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呢？因为手头别的工作还很多，难得有多余的时间从头写起。

我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已有60年光景，也曾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大多结集出版，书名相沿不改，谓之《河山集》 。现在学界之人了解我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工作，多从《河山集》入手，可是少有人知道，这个书名就是60年前出版第一集时寿彝教授代为命名的。

在祝贺寿彝教授90华诞的时候，为什么不厌其烦，一再琐琐絮叨这样一些小事？这都是寿彝教授对我的关怀。这样的关怀，寿彝教授对所有的朋友和学生都是一样的。我曾听好几个人说过寿彝教授对他们的关怀。这样的关怀是会得到学人的尊敬。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写过程中所得到这么多的共同致力，原因当然不一，但这样的关怀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祝贺白寿彝教授90华诞、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大会整整进行了一天，关于白寿彝教授的学术成就，关于白寿彝教授的道德文章，人们谈了很多，因为时间关系，还有许多没能尽情地表达，但是，应该说，大会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沉思:白先生的学术成就、道德文章向我们昭示了什么？我们要向白先生学习什么？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祝贺白先生不也是对我们学术事业的鞭策？ ！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