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不骄，贫贱不移-历代经典文丛中的忍学

第一节　富而不骄，贫贱不移

1.富而不骄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人生的第一关就是财富问题，如何去面对金钱，拥有财富又如何去面对人生，孟子这句话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现代人，要在社会中能够如鱼得水的活着，一定要做到富贵时能忍，贫贱时能忍，富贵时亦能忍，才能成为伟人。

《愿体集》说：“富贵的家庭，应学会宽大；聪明的人，应学会忠厚。聪明人不忠厚，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吕氏杂著》说：“做官的人家，他的子弟更不同。随着父亲兄长在仕途中游历，见闻不能说不广博，交际不能说不熟练，议论不能说不高明，然而虚浮骄傲的气质，却不能去除净尽。高贵的门第很久以来就不足以依仗了。在立身处世方面，一件事情有做不到的，那么他人的指责要加倍严格。大概门第高了就会盛气凌人，宗族大了就会引起公众的忌恨。稍微有一点儿差错，许多人都会去指责。必须在学习上更加勤奋，在修养上更加刻苦，才能比得上一般的人。”

《聪训斋语》说：“对于世家和大的宗族，稍微能做到谦虚谨慎俭朴厚实，而不被他人称颂，就会说：‘人心没有以前宽厚，世家的子弟难做。’这是没有很明白人情世事的原因。世人认为对别人退让，别人就会欺负你。有些父母长辈告诫孩子不要太谦让，很不合于道理。按世俗的眼光看，富贵人家的子弟不应当被别人所欺负。他们稍微有些不顺心的地方，就会说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对待我？旁观的人不懂礼义，用一二句话加以挑逗，就会满腔怒火，奋不顾身地做事。一点不考虑富贵人家子弟正是众人所攻击的靶子，所忌妒的对象。谚语说：‘一家温饱，千家忿怨。’只有扪心自问，我所得到上天的已经够多的了。他们和我同生在天地间，或是亲戚，或是乡邻，生活像这样不如意；我不让他们，他们怎么肯让我呢？应当保持这种心态，深明这个道理，自然会心平气和。即便有不称心的事，不顺耳的话，只当是天空中的行云，与我没有关系。愿把这些话当作满腹火气之人的一贴清凉散。”

《人生必读书》说：“富贵人家在乡里生活，被乡邻所侵犯欺负，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对我很有好处。若是大家看见我的影子就远远躲藏，没有人敢拾我家地里的一棵麦穗，就可想而知我的为人如何了。”

李文节说：“经常见士大夫捐献出一所学馆，他的子弟就会向其他人诉说有谁欺侮了自家，别人也会随着他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厚薄。我就不这样认为。君子生前人人敬仰，死后人人怀念。生前寂寞，死后荣华，被人祝祷祭祀的又是什么人呢？人必是自找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假如以前仗势欺人，恃强侵夺，别人对他无可奈何；一直等到他的子孙后代，才再与他算帐。这正是自酿苦酒自己喝呀。随便说人家欺负自己是不对的。”

魏国公韩琦，是做宰相的人。几代人都有贤德，为当时著名大臣。自从年轻时就被升为高官，掌了大权，四海之内的士民崇拜景仰的也有很多年了。人们所说的将相的富贵荣华，都是他平时拥有的；不像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侥幸中一时得意，出乎庸俗及愚蠢之男女的意料，为了使他们惊骇而特意夸耀自己。然而高举的旌旗，不足以显出他的荣耀；钦赐的衣冠，不足以显出他的富贵。只有恩惠播于百姓，功劳施于国家，把名字刻在金石上，传播于诗书中，以此显耀于后世，而流传于无穷。这是他的生平志向，也是士民们对他的殷切期望，岂止是在一时一乡的夸耀呢？韩琦在至和年间，以武康的条例治理相位。曾在后院造了一所书锦之堂，接着又在石上刻了一篇文章，来留给后来的宰相。意思上鄙弃快意恩仇和炫耀富贵的人。不以先前的人所夸耀的事情为荣，而以它为戒。在这里可以看出韩琦是怎样看待富贵的。他的胸怀岂是我们这些人可以测量的呢？

宋朝南野瑮是个御史，为人极有风度。回到家乡，家里有牛踩了姓柳人家的庄稼，姓柳的就把牛杀死了，并让子弟在门前辱骂。先生劝止家里人不要出去给他们争执。姓柳的有个狂野的儿子，喝醉后骂了很久，跌倒在水田里。先生让人把他拉出来，换上自己的衣裳，迎到上座上。对他说：“我家与你家几代交情都不错，为何要因这点小事而产生嫌隙呢？”把牧童叫来鞭打了数十下，并让人用小轿，把姓柳的儿子送回家，还向他的父老道了歉。姓柳的父老非常惭愧。有风度的人，偏能这样柔顺屈从，难道不是修养到家了吗？

南京史良佐，做西城御史，而家住东城。每次出入时，恼恨同乡人不回避，就抓了几个送到东城治罪。东城御史盘问他们，他们回答说：“小民总是被倪尚书给误导了。”问：“怎么样误导了？”说道：“倪尚书也是南京人，执掌兵部时，在乡邻间出入，众人赶忙回避，他就让人劝止众人，说：‘我与你们是老乡，我不能在乡邻间出入下车，还要麻烦你们回避吗？’我们是愚蠢之人，还以为史公像倪公那样，于是就没有回避。没想到正赶上他发怒。”东城御史笑着放了他们。住在乡里还作威作福的人，能不被愚蠢的人所讥笑吗？

2.富贵不奢

刚毅仁厚的荣毅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家是富贵之家，但富而不奢，讲究而不浪费是荣家的一大特点。平常，荣毅仁夫妇饮食上非常简单，家里做饭的阿姨平时做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而且他们饭量都很小。饭后喝小半碗稀粥，再吃一点水果，是他们多年的习惯。荣家会客厅曾接待过许多中外贵宾，可以说是整个荣家最讲究的地方。

但是，平常没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客厅沙发上的靠垫、座垫又都换成布制的；只有接待客人时，这些垫子才会套上体面的“外衣”。由于身份和地位，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非常注意穿着打扮，出国时他们会到名牌店购买名牌服装。而且，出访时荣毅仁的西服从不连穿两天，杨鉴清说：“这并不是挥霍，而是要展示中国人的身份。我们花的是自己的钱。”有一位香港记者这样形容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但是，在香港或国外订做的高级服装杨鉴清只是在参加重大外事活动或盛大宴会时才穿，平时就舍不得穿。为了节约，她想出了一个妙招——仿制。“‘文革’给了我们‘好处’，没事时我和大女儿智和就做针线、打毛衣。智和手巧，衣服看了样子就能Copy，毛衣也打得好。”儿女们也常常和母亲开玩笑：“娘娘（妈妈），你这件衣服是Copy的，还是原版的？”富而不骄也是荣毅仁夫妇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个鲜明特点。

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宽厚，从不乱发脾气。尤其对长期在家里服务的老工人，他们夫妇都很照顾，有的老工人去世了，身边没有子女，他们还为之送终。可是，利用职权替人办事、违反原则的事情，荣毅仁从不去做。在荣家做饭20多年的老阿姨刚开始来荣家时，以为自己在高干家帮忙，时间长了能沾点光，给儿子谋个好出路，可至今儿子还在农村。在许多人眼里，有钱人挥金如土，大多追求各种平常人难以做得到的特殊嗜好。

可能许多人都不相信，荣毅仁连现在很普及的交谊舞都不会跳。但是，荣毅仁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爱好，年轻时，他喜欢吊吊嗓子唱京戏，如今，孩子都独立出去了，家里显得比较冷清，老俩口便常常相守在家欣赏音乐和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荣毅仁还曾以“养花”为乐趣，如今，在院子里，各种颜色的月季花竞相开放，夏天，缸内养的荷花清香宜人。

闲暇之时，庭院赏花是荣毅仁必做的功课。足球是荣毅仁惟一保持终身的特殊嗜好，他还被聘为中国足球协会名誉顾问。他从小就喜欢踢足球，不管是出国还是在家里，只要有吸引他的足球赛，哪怕半夜，他也要起床看。有一天夜里，电视里播放“丰田杯”足球赛事，荣毅仁那时正好身体欠佳，夫人杨鉴清为了让他安心睡觉，答应替他把比赛录下来。哪知这位“老球迷”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到了开赛时，还是爬起来看完比赛才过瘾。在荣毅仁的书房兼办公室里，有不少中外书籍。写字台上放有电脑，在今天，电脑看来并不稀奇，可它，是在很多人都不知电脑为何物时落户荣家的，而且早早就与路透社终端装置联网了。如今，荣毅仁每天除了阅读文件、翻阅各种中外报章杂志外，间或打开路透社传送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于是，全球的最新政治经济新闻瞬间便呈现他眼前。累了就闭目静坐，修身养心，他说：“养心就是养生。”耄耋之年的荣毅仁身板还是那么挺拔，风采依旧。当被人问及养生之道时，他笑着回答：“我比较乐观。”也许正是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使他获得了对人生困苦的免疫力，迈过了一道道难关。

3.为富且仁

余彭年父亲彭麟阁，母亲肖氏，均为湖南省涟源市人，其父在涟源县蓝天镇经商数十年，从事小本经营。余彭年大学未毕业便子随父样，在长沙等地从事小本生意。不过余彭年早期这段东奔西走的从商经历似乎并不顺利。在余彭年1981年的书法作品中，有关于这段时间的回忆，“商场如战场，由北到南，由东到西，败奔失走，无容身之地”。

余彭年还担任过长沙《大众晚报》的特约记者，他甚至保留着自己1982年1月1日在香港《百姓》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从一个无色彩的立场看国共和谈》，很自豪于自己当记者的经历和自己当年写文章的文笔。文中余彭年建议：“国共双方绝对以平等地位，进行和谈，创造和谈气氛，共同为和平统一之愿望。”1949年，余彭年辗转来到上海。在此他被人诬为“逃亡地主”和“有海外关系”，判刑三年。服刑期间，余彭年因“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犯人的外来书信，并加以归类、分发，这个工作让余彭年几乎悟透人性。“每一个犯人入狱，都差不多重复一样的经历：开始时，恋人来信，海誓山盟；夫妻来信，义重云天；朋友来信，两肋插刀；父母来信，饮血规劝。可是几度春秋，斗转星移。恋人反目，朋友检举，妻子变心。后悔信、离婚信、揭发信，雪片般飞来。”三年劳教刑期届满之前的两个月，余彭年的“逃亡地主”罪名查证不实，释放后的余彭年似乎别无选择地去了香港。

初到香港的余彭年，境况很惨，有老一辈闯天下人共有的经历。在香港露宿街头时，余彭年被误认为是小偷而遭到殴打；流浪街头时，被视为偷渡者而被关押；仅仅为好奇而观看打群架，也被误认为是同党而遭到追打。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开始搞房地产建设，余彭年追随一位老板进入台湾市场，迎来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台湾，他被老板任命为经理，月薪1万元台币。老板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让余彭年自组公司进行经营。人到中年的余彭年掘到了“第一桶金”。为使口袋里的钱变成更多的钱，他选择了股票市场。但余彭年不谙此道，将资金全部投放进去，灾难随之而来，1967年，香港股票狂跌，余彭年损失2000万，几乎让他回到起始点。股票投机失败后，余彭年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房地产界。也就在余彭年元气大伤的1967年，香港影星李小龙病死，留下一套1000多平方米的豪宅。香港人迷信，认为名气太大的人住过的房子不能住，所以没有人敢买这座“凶宅”。余彭年看准商机，从银行贷款70万元，自己掏出30万元，将这栋带有游泳池的豪宅买下，并装修一新。

尔后，租给外国人住了8年，8年后仅靠租金就还清了银行贷款。1996年，这套房子价值达到7000万元。30年时间，这套房子的价格在他手中飙升了几乎70倍。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国领导人的情妇去世，余彭年也同样花250万元港币接下她的豪宅重新装修。1995年，这套房子升值至8000万元港币。此后，余彭年的经商之路步入正轨。在余彭年眼中，中年时期在香港的打拼当属小打小闹，“在香港做房地产也是有大有小，我实际上算小的”。他的得意之笔应该是晚年投资深圳房地产和建设彭年酒店。1990年余彭年在香港《文汇报》题为《台资财团投资福田，逾亿港元购六幅地——余彭年料深圳楼价二年后增五倍》的文中预测，深圳是整个中国最具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城市。

1991年，63岁的余彭年成立福华（深圳）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60万美元，通过福华公司的发展，他在深圳开发开放之初，掘取了大笔利润，也由此开始全力建造自己位于深圳罗湖闹市区的彭年广场及五星级的彭年酒店。“将57层的彭年酒店建起来，一分钱没有借银行，没有出租一块地，许多公司顶不住了，余彭年却像他挥笔题写的那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余彭年自制的画册中，流露着他建立彭年酒店的得意。据《时代人物周报》对余彭年的资产调查看，余彭年的身价总数约30亿元人民币，其中彭年广场、彭年酒店资产共24亿人民币，香港资产约港币6亿元。面对诸多对余彭年资产来路的质疑，很少为自己做辩解的他经常只会对媒体一再肯定，“大陆有很多暴发户，但我的钱是硬碰硬来的，和他们层次不一样。”

1981年，已成海外富翁的53岁的他回到家乡湖南涟源，由此开始了他以后二十多年的慈善活动。余彭年最初做慈善的冲动来自他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叮嘱。

余彭年幼时家乡水灾，一家八口人及房屋财产全部被洪水冲走，水灾过后，在家乡人的鼎力资助下，父母及他兄弟六人得以团聚，重建家园，继续从事小本经营。因此父亲病逝前，千叮万嘱床前几个儿女：“日后若有出息，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的恩德，为家乡做几件好事。”“我喜欢直接帮助穷人，我见不得穷人难过。最早，我在家乡修路、办学。我做这些事，不为青史留名，只因为我自己也吃过苦，我知道穷人的难处，人不能有了钱就忘本。”

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当地民众通过电视见到了余彭年脸带歉疚的神色及其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我的资金调动，在建中的彭年大厦需要资金。我只能捐出100万元，对不起……”余彭年对家乡的捐赠，早在1988年就被记载。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地下通道角落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详列了余彭年自1981年以来的捐赠项目。

也就在1988年，余彭年还成立了“彭立珊长沙福利基金会”，以更好地将自己捐赠的钱用到实处。捐助家乡之后，余彭年再将捐赠的重点逐步放在深港两地。1989年深圳大火、1991年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1994年深圳大学、1997年深圳社会治安基金、2000年“彭年科技奖”、2003年抗击非典有功医务人员，余彭年均捐赠出数百万元。近几年，余彭年才将自己的慈善范围扩大到全国九省市。2003年启动的“彭年光明行动”慈善活动，斥资人民币5亿元，计划用5年时间，让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吉林、辽宁等9省（区）1市的20万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余彭年的慈善行为特点很明显，一在于他很注重宣传。2004年底，在湖南湘潭市的一条普通街道，当地的居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余彭年光明行动”帮助白内障患者的广播：“湖南的父老乡亲，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彭立珊。”为了街头流动手术的需要，余彭年特意从美国订购了15部手术医疗专用车。

在车身上，除了印有余彭年的照片，还印有“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彭立珊”的大幅标语，都为广泛宣传使用，让更多没钱的患者得到治疗。余彭年做慈善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于他凡事都亲力亲为，决不容忍雁过拔毛。

“光明行动”每到一个省份，70多高龄的余彭年都自带医疗队下乡救治，要亲自把关，严格审核。每次他都首先和当地省政府签约，然后请民政、残联等部门帮助组织患者。即便不带队救治，坚持每天晚上都和“光明行动”进行联络，及时了解进展信息。“我在做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在内地，我曾捐赠10台配套齐全的救护车，结果被拆得七零八落，成为当地官员的座驾；而当年五一广场地道及火车站喷泉建设也不如人意，我要确保我的捐助没有违背我的初衷，确保我的捐助没有人雁过拔毛，从中渔利。”

胡润评价，“他更关心慈善捐款如何花的问题。这是中国慈善事业最困难的一步；同时也给国内其他的慈善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成功了，肯定可以带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第一家慈善酒店，彭年酒店从建立之初至今，便一直饱受争议。彭年酒店的兴建之日正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香港之时。在一份关于彭年酒店的《新建项目提要》中说，彭年酒店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基建投资1亿，装修投资2亿，由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出全资5亿。有消息就曾怀疑余彭年并非独资兴建整栋大楼，“据传，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湖南银行的贷款”。他颇为不爽。“这些钱是我做了50年生意正大光明挣来的。我至今没有同湖南做一笔生意，没有向湖南借一笔钱，没有戴湖南一顶帽子。这个酒店是我亲力亲为盖的，至于我的钱是偷来的，骗来的，你们去调查好了。”

2000年6月2日，离彭年酒店试营业还有26天的时候，余彭年宣布彭年酒店为“慈善酒店”，未营业彭年就已“声名鹊起”。未过多久，2002年6月，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递函，请求市人大常委会为他的“慈善酒店”立法，保证他过世后“四不准”的承诺能得以落实：彭年酒店的产权不准抵押、不准转让、不准继承、所得利润不得转作他用，必须捐给社会。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对此高调回应，2002年12月9日，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余彭年慈善资产管理规定（草案）》，并计划提交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草案共11条，内容包括余彭年慈善资产界定、保护规定、管理机构等。不过一阵喧嚣后，这项立法最终无果而终。原因在于：“第一、专门为个人列个法规不太妥当。第二、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的捐赠方面的法律。”说到具体原因，一位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人士不愿对此多加分析，只说“原因很复杂。”此时就有观点认为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实际并不值20亿元，余彭年实际上“借保护捐赠为名，行私产保护之实”，更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商家惯用的“营销造势”。

时过4年回头看此观点，2004年全国人代会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条款写入宪法，即便当年要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私心也已成光明正大之事；言及彭年慈善酒店的“营销造势”，其所得纯利润全部投入慈善事业，最终受益者也是需要帮助的人。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观点恰说明“慈善酒店”往深里做并不容易。

2004年，余彭年与国际知名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签订协议，由希尔顿全面接管彭年酒店的日常管理工作，彭年酒店每年向对方交纳2000万元管理费。按余彭年的说法是，“外国人办事靠得住，他们不会乱来，能让彭年酒店这只‘母鸡’不断产蛋。”但当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正式接管彭年酒店一年多后，因“利润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10%目标”，2006年3月，余彭年立即终止双方合作。彭年酒店学会做增值的慈善，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几年前，余彭年被确诊患上了糖尿病。每天早晨，他都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由于年事渐高，身体变得越来越差，除了每天要打两次针外，他还要早晚服七次药。余彭年对员工很关照，对湖南来的亲戚也不错，有在酒店工作的亲戚，由于“跟不上手”，余彭年把他们送回家，工资照发。只是对儿孙来说，余彭年是“残酷”的。在余彭年的产业中，子孙们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面对30多亿的家产，他们却没有继承权。很多媒体报道，余彭年的儿孙对此都很少有微词。孙子彭志兵说，“不理解也要理解，只得看自己能不能学到他的一点东西，之后自己去赚钱。”而余彭年的小儿子彭亚凡更是对父亲经商的本领赞不绝口，“和他相比，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差这么多。”“君子富，好行其德。”为富且仁的人是社会文明道路上重量级的领跑者。(www.chuimin.cn)

4.贫贱不移

吕东莱说：“一般人处在贫贱中，他最感到不公平的，就是别人的凌辱。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富贵的时候，其他人前来奉承，不是来奉承我的，是来奉承富贵的；贫贱的时候，有人凌辱，也不是凌辱我的，是凌辱贫贱的。为何知道是这样呢？假使我先富贵后贫贱，我没有变成什么两样；原来奉承我的人，却立即转变成凌辱我的人。再回头看看以前奉承我的人，是真心奉承我吗？假使我先贫贱后富贵，我本人没有什么变化；而原来凌辱我的人，却转脸来奉承我。再想想他以前的凌辱，是真的凌辱吗？他自去奉承他的富贵，我为何要高兴？他自去凌辱他的贫贱，我为何要发怒？心情，是我的心情，只要调整我的心情就可以了。哪有闲工夫去助长富贵人的快乐，贫贱者的烦恼呢？”这话非常有道理。能存在这个想法，还有哪儿去不得呢？

《人生必读书》说：“读书人在贫困时，乡里人不知道他以后要富贵，而不去尊重他；一旦发达了，就把乡里人看作仇人，认为他们开始时对我轻慢。也不想想乡里人中也有日后要富贵的而我不知道，我何曾去尊重过他？不知自我反省，只去责怪他人，是多么错误啊！”

《杂著》说：“读书人掂笔读书，思量作秀才；一旦作了秀才，就傲然在乡里行走，一点小气就去争，一点小利就去夺。把自己看得这么轻贱，怎么能得到长进？若是有志之士，就要考虑我作为秀才，怎样度过这一生？必然不肯贪图小利，必然不肯与小民计较。无论什么名利，即便是作为宰相，也要胸怀坦荡，不欺负别人。能让乡里人觉得可敬可爱，让后代人觉得可以学习，才显出作秀才的分量。又有一些人，仗着门第高，在一些小事上，就要摆阔气，说是要撑撑门面。实在不懂门面高大，是因为有好人好样子。如像这样支持门面，只不过消除元气，在乡里结怨，有什么好处呢？”

贫寒弱小的人家，骤然间发达了，回想以前让自己不称心如意的人和事，今天想着报什么仇，明日考虑着泄什么忿，称什么心，必然会使得人人怨愤指责，不久就可看到他家的势力消散，人气大减。

步骘在江东躲避战乱，与广陵人卫旌友善，都以种瓜来生活。会稽人焦征羌，是一郡中的豪霸，而步、卫二人在他势力范围内求求生存。害怕他来侵害，就把最好的瓜带着献给他。焦征羌正在睡觉，等了有一个时辰，卫旌要离开回去，步骘劝阻他说：“咱们今天来，就是因为畏惧他的强横；离开确实很好，但恐怕他生气啊。”很长时间后，焦征羌开窗时看见他们，把儿子放在床帐内，设了酒席，让步、卫二人坐在外面。卫旌更感到羞耻，而步骘神色如常。焦某自己享用大桌的美味佳肴，步、卫二人只给一般的茶饭。卫旌吃不下去，步骘一直吃饱才告辞。卫旌愤怒地说：“你怎么能忍下去？”步骘说：“我们是贫寒的人，主人像对待贫寒的人来对待我们，这很正常，有什么地方可耻的呢？”

5.忍贫起家

在现代社会，贫贱不移，白手起家，忍住贫贱，战胜自己的故事很多，李嘉诚的故事就是成功的代表。

李嘉诚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父亲李云经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以教书为职业。李嘉诚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3岁就开始读唐诗，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读《红楼梦》、《老残游记》、《资治通鉴》了。

可是，李嘉诚3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从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困难。父亲几次被迫丢下教鞭，到南洋去做生意，然而都没赚到钱，最后还是回到家乡来教书，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李嘉诚放学后，常常到码头边去捡煤屑。父亲生了病，也没有钱去医院，还要坚持工作，有时候一边批改学生的作业，一边大口大口地吐血，使小嘉诚深感心痛。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嘉诚一家人离家逃难，先后在汕头、惠阳、广州等地流浪，经常露宿车站。父母和小嘉诚都不得不到大街上卖香烟、糖果、针线挣点钱，忍饥挨饿过日子，最后一家人逃到香港避难。李云经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床。1943年，还不到40岁的李云经就离开了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从此失学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设法批发一些塑料花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非常孝顺，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所以到处找事情做。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答应收留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16岁的小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开始了顽强拼搏的人生旅程。

南方人起得早，睡得晚，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太难熬了。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但是他想到母亲和弟妹，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家庭分忧，就是再困难也得拼下去。有一次，因为太疲倦了，他一不小心把一壶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当时他很紧张，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可是那位客人反而为他开脱，不准老板开除他。这件事给李嘉诚的印象很深，几十年以后，当他成为香港有名的大富豪后，还感慨地说；“如果能找到那位客人，我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他还说：“这也是一次教训，谁叫自己不谨慎？父亲曾多次告诫我，要作男子汉，就要‘失意不能灰心，得意不能忘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第一是要能吃苦，第二是要会吃苦。”

李嘉诚在茶楼里一泡两年。他对这段生活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能看到听到。久而久之，就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相处。他读书不多，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这也算是社会心理学吧！这时练出的本领，对他生的事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贫困的生活使李嘉诚过早地成熟了。

来往茶楼的客人里，最让李嘉诚羡慕的是实业家。他发奋向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发誓也要做一个实业家。可是，像他这样没有后台、没有本钱的人，该怎样才能投身实业呢？李嘉诚17岁那年，大胆地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找到一份为塑胶厂当推销员的工作，便辞掉了茶楼里的活。

推销员，被很多人称作“成为富豪的必由之路”，但也被认为是“天下最复杂的职业”！做推销员要有特殊的本领。首先是要能跑，这一点，李嘉诚不在乎，在茶楼里跑堂，他能连续12小时不落座，也不感到腰酸腿痛。为了节省路费，他上下班从不乘车，十来里路，总是走来走去；出外联系业务，一个上午，能在香港大街上打个来回！做推销员的另一件本事是脸皮厚，能磨会缠，使客户不得不买自己的商品。不过李嘉诚从不愿意死皮赖脸地缠人家，他总是事前想好几套方案，使人家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商品。有一次他推销一种塑料洒水器，走了几家办公室都没有人要，他灵机一动，对办公室的人说，洒水器可能出了点问题，想借人家的水管试一下，于是乘机在办公室里表演起洒水来，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次就卖掉了十几个。有人认为，推销员一定要能说会道，李嘉诚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高谈阔论，讲话也是不快不慢，没有那种所谓外交家的口才。但是他非常注意市场和消费者使用这类商品的情况，别人不需要或者已经有了的东西，你去推销当然是白费劲！当时他把香港划分成很多区域，把每个区域的居民生活情况和市场情况都记下来，这样就知道什么产品该到什么地方去推销。短短一年以后，李嘉诚推销商品的数量超过了厂里那些老推销员。

由于李嘉诚推销有术，别人做不成的生意他能做成，他所在的那家塑胶厂的效益也就越来越好。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发现竞争胜负的关键竟在这小小的推销员身上，便想花大代价把李嘉诚挖过去。李嘉诚的老板得到消息，惟恐李嘉诚真的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于是抢先下手，把李嘉诚提拔为业务经理，并破例给了李嘉诚20%的红股。李嘉诚通过报刊了解国外市场的变化，通过茶馆和娱乐场所掌握本地的行情，心中有数，指挥有方，他手下的推销员都能根据他的指导完成任务。而李嘉诚也因此熟悉了塑胶行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并且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交往，提高了管理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吃透了这一方云雨”。

3年以后，正当厂里准备重用李嘉诚的时候，他却坚决地辞职了。

20岁的李嘉诚认为自己已看清了形势，做好了准备，他要放手大干一番了。

白手起家的李嘉诚，用自己几年来积蓄的7000港元，又向朋友借了些钱，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下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下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厂只有这块招牌是新的，别的全是旧货！但是李嘉诚不这样想，他选择“长江”作厂名，是有深刻用意的。他说：“如果你不广泛吸纳细小的支流，就不能成为大河。一个干实业的人，就必须有广阔的胸襟与别人一起工作！”充分显示出一个实业家的眼界。厂子刚创办，缺乏资金，更缺乏人才，采购、设计、生产、推销，都得李嘉诚亲自过问。每天一大早，他出门去联系业务，这时他是采购员兼推销员；到他回厂后，厂里一天的生产才能开始，这时他是师傅、老板；晚上搞设计，以便工人们第二天能照图施工，他又成了工程师……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年轻的李嘉诚就像别的创业老板一样，希望事业发达，他急于扩大再生产，缺少资金，就向朋友去借。但是他也碰到了所有初涉市场的企业家惯常碰上的问题：产品出现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他没有阔亲戚、富朋友，人家借给他的钱，都是准备自己办事用的，所以一定要如期归还。可是李嘉诚借来的钱已经变成了产品，而产品还没能变成钱，他拿不出钱还人家，一度面临破产的危机。据说他有一天晚上围着工厂转了大半夜，几次向河边走去，但终于又走了回来。他没有自杀，第二天，他又找来一个经销商，希望这个人能支持他渡过难关。可是那个经销商边看边摇头，围着厂子转了一圈，在河边撒了一泡尿，走了。

朋友们都劝李嘉诚，算了，干脆把厂子卖掉，还了债，自己到别人的厂里去做工。凭他的能力，一定能得到老板的赏识，待遇不会差的。

李嘉诚不愿意这样做。

他冷静地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操之过急，生产与销售配合得不好。他果断地收缩生产，把得力的工人派出去搞推销。他自己也背着产品跑遍了香港，拜访了上百个代理商。长江厂的产品毕竟质量好，很快就得到了几个代理商的支持，他们预付了一笔定金给李嘉诚，使他终于渡过了这个难关。

李嘉诚又发现，各大商店几乎都没有塑胶花卖。香港人是喜欢摆设的，应该会欢迎逼真、漂亮又便宜的塑胶花；而塑胶花的生产技术要求并不高。他毅然决定，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塑胶花。果然，塑胶花很快进入了千家万户，也为李嘉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长江塑胶厂的兴旺，不久就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有人专门跑来拍了长江厂那间破厂房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宣传说，长江厂就是这么个破烂样，怎么可能生产出好东西来呢？然而那帮人却没想到，这反而使长江塑胶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本来并不经销长江厂产品的代理商，跑来考察过以后，都认为这个小厂厂房虽旧，但组织得力，生产合乎规范，产品质量信得过，可以同他们做生意。结果长江厂的订货单大大增加。更让李嘉诚惊喜的是，有一些外国商人也跑来了。李嘉诚从这些商人口中，得到了一个黄金般的信息，就是欧洲人最喜欢塑胶花。苏联人扫墓不用纸花，而用塑胶花，表示生命虽已结束，但留下的思想、品质、精神是长青的；北欧人则喜欢用塑胶花装饰庭院、房间；美洲人连汽车上和工作场所也会挂一些塑胶花。于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李嘉诚大量生产塑胶花，销往欧美市场。工厂的年利润也猛升到上千万港币。

古人说“三十而立”，30岁的李嘉诚，已经成了老少皆知的“塑胶花大王”。他从一个茶楼跑堂成为千万富翁，只不过用了10年多的时间。长江塑胶厂的牌子换成了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昔日的破厂房也变成了窗明几净的高大厂房，工人们都穿上了制服。

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的大好局面下，李嘉诚却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塑胶行业高利润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拥人塑胶行业，这就势必导致激烈的竞争，“好日子很快会过去”，于是，他开始寻找下一个机会了。

这一次他找到的是房地产业。

香港本来就是弹丸之地，自50年代末期经济开始复苏，世界各国冒险家、投机家纷纷拥入香港，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土地资源很快出现了短缺的苗头，所以地价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李嘉诚和夫人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果断地决定转向房地产业。幸运的是，这时，恰好有一个经销塑胶产品的美国财团，为了得到充足的货源，愿意以300万港元的高价买下长江塑胶厂。李嘉诚在心里盘算，他的厂子最多只值100万港元，就是再经营三五年，也不一定能赚到200万港元，于是毅然卖掉了塑胶厂，用这笔资本开始买进房地产。几年之中，房价果然暴涨，先走一步的李嘉诚一下子从千万富翁跨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

60年代中期，内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闹得香港也人心惶惶，整个社会乱成一片。很多富翁纷纷逃离香港，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因为那时就是建成了也没人会买。如果按照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来算，李嘉诚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

处在惊涛骇浪中的李嘉诚，临危不乱，沉着应变。他仔细分析局势，不相信香港会就此垮掉，他认定动乱是暂时的，中国肯定很快就会恢复稳定，香港还将进一步繁荣发展，而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回升。因此，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的同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所有的资金用来大量收购房地产。朋友们知道后，都为他担心，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李嘉诚毫不动摇，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怕就别干实业这一行！”

李嘉诚又一次成功了。7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李嘉诚从中获得了200%的高利润！到1976年，李嘉诚公司的净产值达到5个多亿，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实业。

对亿万富翁李嘉诚来说，单纯追求财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他把已经垄断香港经济几十年的英国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决心同他们一争高下。当时，尽管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开始向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要同拥有众多产业的英资企业集团相比，实力仍然相差太远。但是，李嘉诚这条“小蛇”，却已经雄心勃勃地准备去吞食那些“大象”！

70年代末，李嘉诚预见到旅游业将成为热门行业，一流的宾馆将会有很高的出租率，于是拿定主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买了拥有美国资本的永高有限公司的56%的股权，随后又收买了其他股东的股权。永高公司的主要产业是位于香港中区的有800个房间的希尔顿大饭店。李嘉诚接收饭店之后，正赶上香港旅游业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果然大赚一笔，为他下一步与英资集团竞争创造了条件。

1977年，香港地铁要在中区闹市的中环站和金钟站举行兴建投标，这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标价高达10万港元，总价估计在2.44亿港元，被称为“地王”。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和香港等地共309家公司前来参加竞争。李嘉诚胸有成竹，提出了最佳方案，一举战胜所有对手而中标。一时新闻界热炒李嘉诚，说这是“华资地产凌驾英资的先声”，是“华资地产崛起的新纪元”！李嘉诚也因此获得了可贵的信誉。第二年，李嘉诚中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先后建成拍卖，都是在一天之内就售完，而且价格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的历史纪录，为李嘉诚赚得了数亿港元的财富。紧接着，李嘉诚又设法买下了一家老牌英资水泥厂和英国和记洋行经营的黄埔造船厂，古老的英资商行终于有一家成了华资集团大旗下的“臣民”，这桩经济界的奇迹，又一次成为香港的爆炸性新闻。

时势造英雄，在香港富豪的“龙虎斗”中，李嘉诚以独特的经营方针和策略，把握时机的准确和果断，超凡的毅力和信念，步步为营，节节高升，最终登上了香港首席大富豪的宝座，成为称雄香港的“超人”！1992年，美国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李嘉诚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列世界第35位，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