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陈独秀：石原皋的重话胡适续篇摘要

附录五　胡适与陈独秀

本文是石原皋同志撰述的《重话胡适》开头一部分,原准备写成后作为《闲话胡适》的续篇出版。由于作者年高体弱,带病著作,只写了一百页稿纸,就因心脏病复发住进医院,不幸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逝世。这篇未竟稿通篇是以胡适、陈独秀两人为主要内容,故改题为《胡适与陈独秀》,并对个别章节作了删节。

一、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我们从现有资料中,知道胡适在一九〇六年(十五岁时)写了《地理学》一文,载于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六日《竞业旬报》第一期至第三期上。

这篇《地理学》的“序文”说:

诸君呀!你们可晓得俗语中有见多识广四个字吗?这四个字不是人生最难做到的么,为什么呢?因为那见识二字是没有一定的。比方我们内地人到了上海,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哈哈,这个人回到内地,可不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么。但是照兄弟看起来,这还算不得什么呢。若真要做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定要晓得天下的大势,各国的内情,各色人种的强弱兴亡,各国物产的多少,商务的盛衰;这种人方才可以叫做见多识广呢。但是一个人要做到这样地步,须用什么方法呢?照兄弟的意思,有两条法子。第一条便是出洋到各国游历。这个法子呢,一来费用很大,二来又要懂得外国语,看起来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了。第二条法子便是看地理书。这看地理书的好处,一样的能够使得我们见多识广,和自己出洋游历一般,又便当,又有益。诸君呀!兄弟今天所讲的《地理学》,就是为这个缘故的了。诸君请听我一一道来。

接着他天真稚气地描述了许多天文地理知识。说太空中有许多的星,有恒星和行星;地球上有几大洋几大洲,哪个洲最大,哪个洲最小;行星是时时行动的,地球也是一个大行星。它是圆的,不是方的,站在海边上看看来往船只的桅杆顶就知道了。他唯恐读者还不理解他讲的话,进一步举例说:“诸君们如何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叫它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它的头,然后再看见它的脚么?拿这苹果比这地球,拿这苍蝇比这来往的船,那就没有再不明白的了。所以兄弟讲这地球是圆的,那话是一定可以相信的。”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长达二千七百余字的《地理学》,我们自然觉得它平淡无奇,没有多大价值。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时代,它是八十年前的作品。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通顺流畅的白话文,真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现在要说的,不是这篇文章的价值怎样,而是要说说胡适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的意见如下:

胡适于一九〇四年(十三岁)从徽州内地求新教育于十里洋场的上海。他“见了许多奇怪的东西,见了无数的外国人”,有红头阿三,也有安南巡捕,真是大开眼界了。该年,他进梅溪学堂,读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次年,改进澄衷学堂,又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自由论》等书,他说:“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1]这些维新、革命的进步书籍促使胡适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一九〇六年(十五岁),他考入中国公学。这个学校是一些爱国留日学生被迫回国而建立的。它是革命活动的中心,如四川省的著名革命领袖熊克武、但怒刚(懋辛)等都是公学的同学,并住在一起。中国公学学生中,有些人组织了“竞业学会”,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2]。胡适被邀在创刊号撰稿。当时国内各地出了几种白话报,如上海的《中国白话报》,浙江的《绍兴白话报》和《宁波白话报》,广东的《潮州白话报》,江苏的《苏州白话报》等。而陈独秀于一九〇四年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用以启迪民智,激发爱国热情”^[3]。此报有时采用地理、历史故事,宣传爱国主义。陈从《安徽俗话报》第三期开始,写了《地理略》四篇,介绍了世界和中国的地理情况。陈的文章,胡肯定阅读了。加之胡的父亲铁花公对于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省的地理)也大感兴趣,他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以及其他原因,乃在《竞业旬报》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地理学》。这是一篇科学普及的文章,对于教育“文盲”、“科盲”的群众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谈胡适的第一篇文章,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用它与陈独秀的第一篇文章相比较。

陈独秀于一八九七年(十七岁)随大哥陈庆元等人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中。经过这次乡试,他目睹一些考生的怪现象,深感科举制度的腐败与黑暗。因此,他从“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走向“康党、乱党、共产党”的大路。他回安庆后,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共计六千九百四十八字,文章概说长江经过的区域、流程、主要江段名称、水势及各地军事设施的情况。今摘录最后几段如下:

扬子江为东半球最大之水道,绵亘五省,便于商运。东晋以后兵争重地。洎咸同间,粤逆蜂生,蠧流江表,曾胡诸公初出山时,即以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之重计,卒不越其算中。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文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

上文是陈独秀在十七岁时写的第一篇文章,也可算是一篇谈地理的文章。陈的第一篇文章与胡的第一篇,究竟怎样?我们徽州人有句俗话,“三岁定终生”。陈的文章,是晓喻国家大计,胡的文章仅是介绍地理知识,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他两人的气魄、思想境界,是大有差别的。所以陈居胡先,不足为怪了。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胡适

辛亥革命前后的时期如何算法?我以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为上限,以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为下限。在这个十年中,国内发生了许多大事。如辛亥革命,癸丑之役,袁氏称帝等等。这个十年,胡适是在上海和美国读书。我不谈他短暂的“流浪放荡”,也不谈他的求学问、作诗文,更不谈他的社会活动。我只谈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中的政治态度。我认为胡适在当时是同情革命,赞成革命,但他没有直接参加过革命的斗争,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有什么根据呢?有。请看下面列举的事实:

(一)进革命学校

前面说过,中国公学是为被迫回国的留日革命学生创办的。它是当时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心。

(二)结交革命的朋友

胡适说:“我在那里的旧同学参加此等密谋的实繁有徒,丧失生命的为数也不少。这班政治犯有好些来到上海与我住在一起。”^[4]哪些朋友呢?我略举数人:

第一个:但怒刚。但是四川的革命领袖之一,他与胡适的私交很好。胡适穷得借贷无门时,但借给衣服,叫胡拿去当。由此可知他俩的交情了。一九一一年六月六日,胡适有一则日记,文曰“阅报见但怒刚成仁于广州之耗,不知确否?念之慨然”。武昌起义后,四川独立,传闻但怒刚遇难,胡又有一则悲痛的日记。皆因远隔重洋,传闻失实所致。

第二个:范鸿仙。范名光启,别署孤鸿,安徽合肥人。二十八岁赴上海,参加同盟会。随后与于右任一起办报,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范回皖组织铁血军,准备亲率健儿北伐。适值南北达成和议,北伐之谋遂作罢,他回上海闭门闲居。不久,宋教仁被刺杀后,癸丑之役发生,他又进行革命活动。二次革命失败他潜赴日本,后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返回上海,图谋再举。袁世凯侦知,派刺客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日将范鸿仙暗杀。烈士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后来,追赠为陆军上将。一九一五年,胡适始惊悉范鸿仙的噩耗,乃于二月二十二日作文记之。文曰:“民国报第六号来,中有近来政府所暗杀及捕杀之民党若干人之遗像,其一人乃吾友范鸿仙(光启)也。戊申余在上海时,李辛白、李警众及鸿仙创《安徽白话报》,余始识鸿仙。后鸿仙助于右任办《民呼》、《民吁》、《民立》各报。去年居上海,有贼数人夜攻其居,君身受四创而死。呜呼!惨矣!”日记中,并附有范鸿仙烈士的遗像。

第三个:李辛白。李是安徽无为人,一九〇八年与范鸿仙创办《安徽白话报》于上海。他们都是安徽人,与胡适成了好朋友。这年十一月,李居失火,胡作《慰李辛白被火》一诗,直至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的《吴淞月刊》第二期上才发表。后来,陈独秀、胡适到北京大学,李辛白亦随之至北大任职。在北京时,胡李两家常相来往。一九三九年任安徽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病殁于贵池。李是老同盟会会员。为吾皖先进人物之一。

(三)悼念女杰秋瑾烈士

秋瑾烈士英名垂宇宙,举世皆知,我不必多谈。一九〇七年秋烈士牺牲,胡适作诗悼念。诗如下:

题秋女士瑾遗影

生前曾卜邻,相去仅咫尺;

云何咫尺间,彼此不相识。

其二

身后见君影,倭刀光熠爚。

秋雨复秋风,斯人不可作。

毅斋主人未定草

这二首诗的真迹,现藏于胡近仁的孙辈手中,不轻易示人。国内没有发表过,知者不多。毅斋主人是胡适的别号,作于一九〇七年。

(四)对祖国成立共和的欣喜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海外,胡适闻之,非常高兴。他在《留学日记》中连续记载,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稍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任总统,孙少侯任皖省都督。胡适特致同乡友人绍庭一封信,表知深庆得人。

(五)翻译爱国小说

胡适是我国第一个翻译法国文豪都德的短篇小说的。一九一二年九月他译了都德的《割地》(又名《最后一课》),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后载于一九一五年三月《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后又收入一九一九年十月亚东图书馆初版《短篇小说》第一集。他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载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甲寅》第一卷第四期,后也收入亚东图书馆初版《短篇小说》第一集。这两篇都是爱国小说,尤其是《最后一课》对国人的影响最大。我回忆我阅读这篇爱国小说时,心情非常激动。后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都收入此文。我询问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友,他们都读过这篇文章,也都有同感。

(六)反对袁世凯称帝,驳斥美国学者古德诺的谬论

抄录胡适日记二则如下:

论袁世凯称帝(八月十八日)

报载袁世凯将复帝制,美儒古德诺(Franh J.Goodnow)赞翊其说,不知确否?昨下午纽约《外观报》(The Outlook),以电相告,谓其社中记者将据报载消息立言,并询余意见。余为作短文论之。

辟古德诺谬论(八月二十九日夜)

前作文论袁世凯将称帝及古德诺赞成此议之风说,颜之曰“China and Democracy”。意犹未尽,复作一文,专论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人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详,足以欺世。又以其为一国名宿也(古氏新被选为约翰霍布铿大学校长),故其言为人所深信,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辨;故乘此时机作此文攻之,以投《新共和周报》(The New Republic),不知能登出否?据说袁世凯将称帝,用重金收买了美国著名人物——古德诺。古氏作了袁氏的吹鼓手。

根据上述六条,能说胡适不是爱国人士吗?胡适啊!祖国在召唤,魂兮归来!

三、从胡适的一封信谈起

胡适于一九一〇年考取留美官费生,七月出国,八月抵绮色佳,入康乃尔大学,九月致乡友程士范、张希吕等一信,全文如下:

绍庭、希吕、暮侨、士范诸兄同鉴:七月十二日匆匆远别,于今经月矣,途中幸顽躯健全,不畏风暴,于八月七日抵San Francisco。休息两日即以火车东行,车中凡四日始抵Chicago,又一日始抵Ithaca即Cornell University所在地也。此大学依山傍湖,风景绝佳,学生三千余人中有吾国学生约五十(并新生而言)。弟已得大学允许为正科生,专习农科Agriculture。此校农科最著名,为国家农科大学。凡农科学生概不纳费,即此一项,一年可省一百五十金,可谓大幸。途中极蒙学界欢迎,每至一城,可不费一钱而得周游全市。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过日本时如长崎、神户、横滨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屋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昨阅报知绍庭已被取入邮部实业中学四年级,大可欣慰。尚有诸君不知何往,如无所归宿,可入游美预备学校,此中由王云五、朱经农二君为弟至好之朋友,兄等往访之,当可为力。此校有二君经营,当有可观也。乐亭闻尚卧病,不知已痊愈否?意君今年想不出来矣。相见时均乞为我致意也。弟住址附后,有信可持至虹口东洋公司码头对面,美国书信馆邮寄(在黄埔路)。天涯路人,时念故国,能时时以书慰我岑寂,极所欢迎也,匆匆草此,余俟续陈。附上致橘友书及致仲诚、觐庄书,乞诸君代为邮致何如。此询近佳,即祝德业猛晋!

怡荪处另有信去,兄弟能以其最近住址见告,尤所盼望。又及

弟适　顿首

注:信纸是日本的,印有“明治”二字,信封的邮戳是1910·Sep·25·Ithaca·N·Y·。

我抄录此信时,百感交集。不禁想起五十年前我和胡适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我在《闲话胡适》一书中也谈过。他说:“日本这个民族,令人敬佩。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情况和我国的情况几乎差不多,为什么日本能转弱为强?为什么我国被欺辱?国人要反省。只责怪外国人的侵略,不检查自己的不争气,这能行吗?现在我不主张打,要赶快地做好准备,以备将来打;万一日本要打,打起来,唯有同它拼,拼到底,拼到胜利,牺牲很大,值得!从此,可以富强兴盛。”

四、陈独秀为什么不反对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

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是师承他的老师杜威一派哲学。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很有影响的一种“现代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中,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各支派。杜威这一支派,嫌詹姆士和失勒一班人太偏重个体事物和意志的方面,换言之,即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他们认为“实用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5]。杜威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很大,因此,他的哲学完全带着生物进化学说的意义。胡适把杜威的哲学的根本观念,概括为三条:“(一)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二)在这种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三)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6]

杜威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到上海,胡适与陶行知、蒋梦麟都到上海去迎接。他在中国共住了两年零两个月。他到过并且讲演的地方,有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十一省及各大城市,以在北京的时间最长;胡适朝夕相从,为其翻译。

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五个题目长篇讲演,全面地、系统地介绍和宣传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当时居然在中国风行一时。从一九一七年七月起,杜威的演讲内容大量刊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觉悟》和《学灯》等著名刊物上。《杜威五大讲演录》的单行本,在他离华前,再版十次,超过当时任何书刊读本的发行量。于是杜威之名在中国大著,胡适的身价也随之而增高。

“实用主义以‘尊重科学’的面貌出现,胡适在宣传时,更强调了它的所谓‘评判的态度’,并提出几点要求。”“胡适提倡的这种‘评判的态度’,虽然立足于主观唯心论,但对于冲击中国二十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思想禁锢,具有积极意义。冲击这种思想禁锢,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锋芒所向和为广大进步青年所密切关心的事情。有些青年把宣传实用主义誉为就‘我们的弊病对症发药’。在周恩来编辑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的《发行旨趣》中,也认为‘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讲实验主义’。”^[7]“甚至不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处于类似的状态中,如毛泽东曾针对胡适的论调指出‘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主义云云所能奏效?’可是,他又对湖南‘健学会’成员所作的宣传实验主义的讲演——《采用杜威教育主义》,予以好评,认为‘能得其要’。……至于陈独秀所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他甚至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介绍,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8]“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9]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为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所深信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于是共产党人即对实验主义发动猛烈的批判。瞿秋白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发表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就是批判实验主义的文章;至于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文章就更多了。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又连任六年党的总书记,他与胡适见面时常常争论这个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谁都说服不了谁。陈在南京监狱中,胡适曾到监狱探访。陈独秀对濮清泉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望一下;后来他走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一方面来”^[10]。胡曾对陈说,你相信你的马克思,我相信我的杜威,各不相强,各不相扰,大家何必走一条路呢?陈说,你若只作学术研究,也许不会被人鄙视的。胡适说,我也为你惋惜,你若不当政党领袖,专心研究学术,想来也会有成就而不致身陷囹圄的。由此,可见其口头争论之激烈。既然如此,为什么陈独秀不写文章反对呢?是不是他二人私交甚深,陈为顾全胡的声誉呢?不!陈的个性,既重私交,更重真理,既不以私交而损真理,也不以真理而妨碍私交。陈与章士钊的关系是这样,他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这样。究竟为什么?我抱此怀疑,查阅了陈写的许多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陈独秀是赞成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故也不反对杜威。他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1]后来,他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2]一文中说:“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陈独秀既然相信进化论,而杜威的实验主义是以达尔文学说为依据,发展起来的,那么,陈独秀与胡适在这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没有多大分歧,只是方法上有所不同,一是主张改良,一是主张革命。陈与胡对这个问题的口头争论,只是独秀希望适之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岂有他哉?我想这就是陈独秀不写反驳文章的原因。

五、陈独秀为什么没有直接参加“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晚九时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入狱。胡适代陈独秀编《每周评论》。这个周刊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于一九一八年底创刊的。这张周报是谈政治的刊物。胡适说:“在我代编中——从一九一九年六月中旬一直到八月底——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问题。我的这项新尝试自七月开始,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13]倘若胡适后来不反对共产党,可以说是一篇学术争论的文章,可是他跟着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那末,这篇文章就不是学术性,乃是政治性文章,就被视为在国内具有最大影响的第一篇反共文章(载于《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他又说:“所有思想都是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的——不管那是社会的、个体的、制度的或政治的。这便是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实验主义的处理。”最后他又说:“‘主义’的最大危险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

不久,李大钊写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载于《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该文的主要特点,是特别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李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提供了对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洛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都全部解决了。……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接着,胡适写了《三论》和《四论》。他在《三论》中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理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他在《四论》中,反对阶级专政,主张阶级调和。可见,胡适的《三论》和《四论》,依然是反对“根本解决”这个主题的。

李新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是社会革命论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通过论战,双方都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使改造社会中的两种不同主张,旗帜更加鲜明,并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陈独秀不作反驳之论,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叫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生以前的一种进化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胡适自己如此的武断、顽固,反而说共产主义者是武断的思想,真是颠倒是非,抹杀真理了。既然如此,为什么陈独秀始终没有写过反驳的文章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不奇怪,我在前一章已经谈到他俩有某些共同的思想,就可知道了。但是,为什么他俩见面时,一个谈“主义”,一个谈“问题”,常常争论不休呢?据胡适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14]原来陈独秀想拉胡适到革命阵线中来。一个硬拉,一个不肯,就免不了发生争吵了。

六、胡适、陈独秀谈“科学”与“民主”

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自从陈独秀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胡适跟着前进;他们向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非常猛烈的攻击。这是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昏睡若死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它标志着新旧思想与新旧文化的伟大战斗,已经开始了。直到今天,科学与民主还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他俩对科学问题并无多大差异,在此不说了,我只说他俩对民主的意见。

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

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辞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中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众和“普罗阶级”(Proletariat)的民主。因此“科学”和“民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但是,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唐德刚说:“胡先生在这章里对‘科学’‘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哪种‘生活方式’才叫‘民主’呢?……我认为他师徒二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虽然他二人都未用过这一名辞,换言之,‘美国主义’便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概念化。”据此可说,胡适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

再看陈独秀对“民主”的说法,陈在一九一九年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曾说:

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除贫富的阶级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过了一年,陈独秀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对民主的看法,与前有所不同了。他在《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中说: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产阶级在从前拿它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它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它。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家]和劳动[者]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俩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他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给朋友的信中又说: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实价值,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陈独秀在这封信中对民主的看法比起前面所引的《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中的看法显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前一文中他还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在这封信中他连这点也否认了。甚至公然把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民主混为一谈,认为两者在内容上并无不同,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而已。难道能把只代表少数有产者利益的民主同代表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民主画一等号吗?显然这是原则性的错误。(www.chuimin.cn)

总之,“五四”时代的胡适和陈独秀在民主问题的看法上,开始都是杜威的信徒,后来陈独秀变了,成了共产主义者,而胡适却没有变,始终是杜威的忠实门生。可是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观点也是不彻底的。

七、胡适与陈独秀争论的几个重要问题

胡适一生专门研究学问兼谈政治,陈独秀一生专心闹革命兼做学问,这是他俩的根本区别。我在前面谈了他俩有某些相同之点,现在谈一谈争论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新青年》的宗旨问题

一九一五年秋,陈独秀由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他为什么要创办《新青年》?首先谈当时的时代背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共和其名,专制其实。反袁斗争失败后,袁世凯则竭力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国外美国人古德诺为之鼓吹,国内筹安会诸人极力主张国体变更。在思想界文化复古派配合之下,大肆宣传。许多尊孔的团体纷纷出笼,迷信神鬼之说盛极一时。陈独秀气愤地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灾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15]同时,“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却发生了严重分化,有些人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成为新贵;有些人在复古逆流中重新倒在封建思想权威脚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虽然奋斗不止,却提不出明确的革命纲领,而且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结党方法。许多人苦闷彷徨,不辨出路”^[16]。

谈谈当时陈独秀的思想情况。陈独秀从十八岁开始谈政治,闹革命,屡遭挫折。每遭一次挫折,他的革命思想愈坚。一九一三年讨袁之役失败,他几乎丧身。一九一四年,他第四次去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当时他的生活非常贫困,过的是“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没有消沉,更没有退却,而是吸取了西方的文化来分析国内的情况,总结出了一条教训。什么教训呢?自海禁被打开以后,国危势弱,随时有被瓜分之险。无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运动,都是想以改革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可是结果都失败了。失败在哪里?失败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中的“中学为体”四个字上面。所谓“中学为体”乃是以中国封建思想为体。此时,陈独秀看出它的病根,而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于是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陈提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又提出:“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对青年提出了“六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又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陈独秀考虑到要使刊物能在反动统治下顺利出版,须要采取适当策略,不要对现实政治直接进行抨击,但并非真正的不谈政治。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答汪叔潜》一文中说:“《青年杂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告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是陈独秀创造《新青年》的宗旨。他是本着这个宗旨进行的。他一开始就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唤醒了许多有志的青年学生的觉悟。从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到一九一九年五月,短短的三年零六个月后,遂发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陈独秀抓住这个时机,不但大谈政治,而且和李大钊组织一批经受了“五四”革命洗礼的青年学生们来谈马克思主义。后来《新青年》就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陈独秀虽然达到创办《新青年》的目的,可是他知道反封建思想的任务仍然艰巨,他希望胡适继续与其合作。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致胡适的信中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汇总,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胡适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陈独秀失望了。

上面谈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宗旨是干革命事业。再谈胡适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目的是什么。

一九一五年十月六日汪孟邹致胡适的信^[17]中说:“此杂志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授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两个月后,汪孟邹又写信给胡适,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经汪的再三催促,胡适乃于一九一六年二月初,译出俄国作家泰来夏普的短篇小说《决斗》(载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这是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接着于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就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中的主要一员,与陈独秀并列。陈为总司令,胡为副帅,被视为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领袖。

胡适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18]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是把《新青年》杂志当作鼓吹“文艺复兴”的阵地,就无庸详说了。

胡适说:“我们如果回头试看一下欧洲的文艺复兴,我们就知道,那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因此欧洲文艺复兴之规模与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又说:“中西双方[两个文艺复兴运动]还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对人类(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胡适将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破弃旧学、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批评封建主义、鼓吹民主自由等方面,都纳入文艺复兴的范围。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他想把《新青年》杂志作为纯学术性的刊物,以达到他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的梦想。

(二)《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我在《闲话胡适》中说:“丁文江在《努力》第四十八期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的文章,惹起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胡适说:‘这一场大战的延长,参加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混战一场,只杀得个难解难分,只闹得个一哄散场。后来,亚东图书馆将这些文章搜集印行,名为《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先生要他俩为这一本书写序。胡适写了一篇长序约计一万二千字,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写完毕。陈独秀也写了一篇计五千数百字的序,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写好。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说:“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陈的序文的结论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适之先生:‘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论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于是,胡适写了一篇《答陈独秀先生》。文中说:“不过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胡又说:“其实独秀也只承认‘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他究竟还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陈独秀就于十二月九日写了一篇《答适之》。今将文中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我对于适之先生这篇序,固能赞其能成立一家言,但有不能同意之二点:

(一)这回的争论当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的人生观是否错误?”一个是“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后者的讨论多于前者,适之说是共同的错误,其实是适之个人的错误。……所以我们现在所争的,正是科学是否万能问题,此问题解决了,科学已否破产便不成问题了。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努力具体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而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适之只重在我们自己主观的说明,而疏忽了社会一般的说明,只说明了科学的人生观自身之美满,未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不能证明科学万能,使玄学幽魂尚有四出的余地;我则以为,固然在主观上须建设科学的人生观之信仰,而更须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毕竟证明科学之权威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二)社会是人组织的,历史是社会现象之记录,“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亦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适之好像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还不大清楚,因此发出了许多误会,兹不得不略加说明。第一,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第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世界上无论如何彻底的唯物论者,断不能不承认心的现象,即精神现象这种事实;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经济基础之本身;这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哲学者,是主张如下表:

　　　　　　　　教育

　　　　　　　　文化

　　　　　　　　道德

　　经济　　　　政治

　　　　　　　　思想

　　　　　　　　宗教

　　　　　　　　制度

之一元论,而非如下表:

　　　　　　　　经济

　　　　　　　　宗教

　　　　　　　　思想

　　　　　　　　政治

　　　　　　　　道德

　　　　　　　　文化

　　　　　　　　教育

之多元论。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适之说:“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云云。”我老实告诉适之,如果我们妄想我们的宣传本身的力量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我们还配谈什么唯物史观?……适之又说:“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我的解答是: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兄弟。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附与物有同样的作用。……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来向适之拱手道谢!!!

陈独秀将胡适的心物二元论,驳得体无完肤,胡适没有回手之力,就没有再写三论四论了。虽然一九三〇年写了一篇《科学的人生观》,却不提及与陈独秀争论的情况,而只有瞎说:“对于什么马克思、牛克思等主义都不敢盲从了。”

(三)联省自治与陈炯明叛变问题

胡适自一九二二年五月创办《努力周报》后,就以《努力》为阵地,大谈而特谈政治了。最初,蔡元培、胡适等十六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不久(五月二十一日),胡适参加了王宠惠、蔡元培、罗文干、梁启超、林长民、熊希龄、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的集会。他在日记中说:“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与一涵谈联邦制,请他作一文登《努力》”。该年六月二十日,他又参加了蔡元培、王宠惠等发起的茶话会,同时参加的人有丁文江、张君劢等。“讨论的总题是‘统一’。”那时,胡适和一些朋友们热衷于谈联省自治,并和吴佩孚的代表孙丹林往来。因此,陈独秀写了一篇《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载在《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五号,文中说:“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哪里,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省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治联省论,与之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增长乱源之政治主张,我希望爱国兄弟要慎重一点。”胡适看到陈的文章,就写了一篇《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发表在《努力周报》。陈立即写了一篇《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文中说:

最近的《努力周报》上,有胡适之先生和陈达材先生两篇赞成联省自治的文章,我现在略写点不同的意见如下:

适之先生说:“我们总不懂孙吴二氏怎能抹杀省的一级,我们至今不解国中研究政治事实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决省的问题,而能收军权于国,何以能希望不先许省自治而能使县自治!”我请问适之先生:怎见得不赞成省自治便是抹杀省的一级?不能收军权于国,如何能解决省的问题(即以安徽为例,不能除张马等人军权,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省内各问题?)。据何理由县自治必须建设在省自治的上面?

……

我常说,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必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我以为任何好名词好主义好制度,而不为社会实际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济社会的病痛;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取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恐无其他的结果了。所以我们主张救济中国,首先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断然不可怀苟且的心理,以为他是已成的势力,来承认他助长他。铲除这种恶势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所以我对于这种政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敢向我敬爱的朋友们垂泣而道之。

由此可知胡适所主张的是妥协的道路,陈独秀所主张的是采取革命的正确的手段。

当时联省自治论,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不久,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了孙中山,胡适为此事在《努力》十二号上作一短评,说孙党不应拿“旧道德的死尸”来压人,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针对胡适的胡说,陈独秀写了一篇《革命与反革命》,文中说:“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扰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动,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陈二人对联省自治与陈炯明叛变的态度了。可以肯定地说,陈的主张是对的,胡的主张是错误的。

八、陈独秀的被捕

陈独秀一生闹革命,屡遭逮捕,世人也只知陈被捕五次,鲜知他被捕六次。据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香港《大公报》上载有谷苇先生写的《刘海粟与陈独秀》一文,文中说:“海老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陈独秀来沪时,常住在渔洋里(即今日一面通淮海路——旧霞飞路、一面通南昌路——旧环龙路的一条胡同,那里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机关旧址,例如[外国语学社]旧址等等)。尽管陈独秀当时行止飘忽,但有一次,终于被终日追踪他的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们盯上了梢,捉进法国巡捕房。刘海粟得讯之后,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地界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性豪爽,重然诺,思想开明。刘海粟来找他营救陈独秀,他即一口答应,随即找到法捕房,保释了陈独秀。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故事,知者不多。海粟老人过去也不愿意多说。现在回忆旧事才谈及此事,其实也是一段现代历史上的故事,不可不记的。”文中没有提到年月日,估计是在《新青年》迁到上海出版发行后,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以前这一段时间。因为《新青年》迁到上海法租界后,上海法总领事即有封闭禁止出售的禁令。法捕房密探想借此敲竹杠,就将他捉到法捕房了。

陈独秀被捕是在一九一三年,被芜湖驻防军人龚振鹏逮捕,龚与柏文蔚同立在反袁旗帜之下,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于陈,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他,他很从容地催促说:“要枪决,就快点罢!”后经刘叔雅、范鸿偃、张子刚三人极力营救,当时刘任龚的秘书,范是龚的好友,张是龚的营长,龚的实力掌握在张的手中,最后张子刚兵谏,陈得免于难。那时,胡适在海外,营救的事情与他无份。但刘、范也都是胡适的好友!

陈独秀的第二次被捕,发生在五四运动后的六月。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继续写文章,热情地支持大众的爱国行动。为鼓舞大批被捕学生的英勇斗争,他写了一则《随感录》,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正是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这样誓言的人物。

一九一九年六月,陈独秀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下:

一、对日本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北京市民宣言》是中英文并印的。英文是胡适根据陈的原文翻译的。《宣言》传单是陈独秀和高一涵二人于夜间亲往一个小印刷厂招工人赶印的。六月十日下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去吃茶。吃茶的人,往往是坐坐走走,有时茶桌子上,只有茶杯,而无人在座。他们就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来,就可以看到传单了。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拍手叫好。当天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去,因而各个游艺场、戏院等地方,暗中布下密探。据高一涵说^[19],十一日下午,陈独秀、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民等五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吃晚饭。饭后,王星拱、程演生二人到城南游艺场去散发传单;陈独秀、高一涵、邓初民三人到新世界去散发传单。当陈独秀从楼内三层亲自往下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马上被混杂在游客中的侦缉队便衣侦探和步兵统领衙门密探发觉,当场被捕。当晚还被抄了家,搜去信札多件。但据胡适说:“此事发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做‘新世界’娱乐场所。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正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20]

陈独秀的被捕,立即引起全国的广泛而强烈的影响。自六月十三日起,北京、上海等地各大报刊,都以显著版面发表消息、评论,刊登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和学生的通电与函件。真是群情激愤,“函电交炽,多方营救”,要求北京政府速释陈独秀。

那时,胡适刚从美国归来不过两年多,虽然在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出了大名,可是在北京政府要员的眼中却没有地位。他只有用笔杆来揭发,他致上海《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的信中说:“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热,他的朋友听见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还不知能办得到否?”胡适又为陈独秀被捕事,在《每周评论》里,发表了两篇随感。一为《研究室与监狱》(随感录);一为《爱情与痛苦》(随感录)。他在随感录中说:“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忍得住痛苦。’”

胡适说:“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陈独秀[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所幸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的努力营救,终于把他于八月(应是九月)间保释出狱。”是的,逮捕陈独秀的是安徽同乡,出力营救他的,主要也是安徽同乡。

【注释】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五五九页。

[2]同上书,第六〇〇页。

[3]《＜安徽俗话报＞章程》。

[4]《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附录二《我的信仰》。

[5]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第五〇页。

[6]同上书,第七一页。

[7]李新等编:《伟大的开端》,第二二四页。

[8]同上书,第二二三页。

[9]同上书,第二二二页。

[10]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一期。

[11]《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12]载《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

[13]《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第二〇一页。

[14]《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第三三七页。

[15]一九一四年陈独秀致《甲寅》记者函。

[16]李新等编:《伟大的开端》,第一二页。

[17]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二七一页。

[18]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19]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一期,《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20]《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