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办《现代评论》-《闲话胡适》阐述

2024-09-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二十胡适办《现代评论》胡适停办《努力周报》时就说,他们要继续作新的努力,有的朋友也鼓励他再干。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约,由商务承办《月刊》,每月付编辑费四百元。于是,胡适在一九二四年就创办《现代评论》,作为宣传的阵地。《现代评论》的主将换了陈源,其他撰稿的人也都不要钱,销路比《努力》少些,但还可以维持。可是到了《现代评论》时期,他是倒退到中间偏右了。他就将《现代评论》迁到上海发行,不久也停刊了。

二十　胡适办《现代评论》

胡适停办《努力周报》时就说,他们要继续作新的努力,有的朋友也鼓励他再干。在《努力周报》上写文章的人,没有稿费,连搞发行的事务人员也没有报酬,他认为,这样办刊物是变态的现象,也不能持久的。他们决定改办《努力月刊》,应该格外注重文字的质量。他主张《月刊》每月应有最低限度的编辑费。陈独秀当时也是担任《月刊》撰文的人。陈也赞成他的意见,主张陈和胡的文章不受酬,保留版权。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约,由商务承办《月刊》,每月付编辑费四百元。后以种种原因,初则推迟出版,最后终于未能出版。于是,胡适在一九二四年就创办《现代评论》,作为宣传的阵地。当时北京行销的主要刊物分为左、中、右三种倾向,《语丝》是左派的,《现代评论》可以说是中间派的,《醒狮》是右派的。

过去,《努力周报》的大将有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任叔永、丁文江等,每期销售八千份。《现代评论》的主将换了陈源,其他撰稿的人也都不要钱,销路比《努力》少些,但还可以维持。《努力》以丁文江撰写的文章最多,计有十万余字。《评论》以陈源撰写的文章为最多,他与鲁迅的笔战一直战了几个月。他不善于说话,北大英文系有一些学生对他的讲课还有一些意见,原来名声不大,经过这一次笔战,反而使他成名了。胡适在《评论》上撰写的文章不多,主要的文章是《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胡适在办《努力周报》时期,是停步观望,还有进步的一面,可以说他是中间偏左。可是到了《现代评论》时期,他是倒退到中间偏右了。他原来是反对贿选,反对吴佩孚的。奉直战争发生,冯玉祥乘机回师北京,囚禁曹锟,驱逐宣统出紫禁城,取消清室保存的帝号,从此北京城中设有“小朝廷”的怪现象没有了,这本是大快人心的行动,然而胡适却写信给外交总长王正廷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并提出三点处理的意见。群众大哗,惹起许多人的责难,这是罪有应得的。

胡适原来反对安福系,这时,段祺瑞执政,召开善后会议,名为解决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开分赃的会议。段祺瑞聘他为善后会议的委员。许多好友劝他不要参加,但他却固执地要试一试。他致许世英的信中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他后来未待会议结束,感觉不对头,中途退出。羊肉没吃着,却惹了一身膻。难怪他要遭受非议。

章士钊在段执政时任教育总长。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校长,闹起学潮,章氏主张停办该校,改办女子大学,该校学生坚决反对。刘百昭奉部令,率军警打手女仆等破门入校,强拖女生出校。引起公愤,迁怒及《晨报》,发生焚毁《晨报》馆的事情。胡适和陈独秀谈及此事,胡认为是“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大不以为然。陈独秀问他:“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他就写信给陈说:“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样不容忍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是同章士钊一个鼻孔出气。(www.chuimin.cn)

以上所说的是他的右的具体表现,可是他那时也有一些进步的方面,例如: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致当时外交总长沈瑞麟的信中说:“此次上海惨杀事件,虽起于上海一隅,而其远因实在于八十年来外人在中国之特殊地位所造成之怨愤。……约言之,第一步之交涉似可分三层:第一为急待解决之事项,如解除非常戒备、惩凶、赔偿、道歉等项;第二为较难解决之事项,如公共租界之组织及会审公廨之废除等项;第三为根本解决之事项,即上文所言修改条约会议之要求。”

再如:一九二五年他赴英国参加英庚款的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途经莫斯科,住了三天,他参观了监狱,参观了“革命博物馆”,会见了苏俄科学院的负责人,阅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也见着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劝他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候。他因为要赶到英国去开会,所以没有久留。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们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在另一封信中说:“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为恨事。但我所见已是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苏俄的教育制度,用刘湛恩告诉我的一句话,可说是‘遍地是公民教育,遍地是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采用欧美最新的教育学说,如道尔顿制之类,养成人人有公民程度与生活能力,而同时充分给予有特别天才的人分途专习高等学问的机会。这种教育制度是不可抹杀的。”

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他是很悲痛的。所以他在《胡适文存三集》首页中,特写“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名列第一。

所以我说,他在这个时期是中间偏右的。他从英、美回到上海,没有回北京。因为那时北京城在张作霖控制之下,进步人士无法住下去,就连胡适也不可一日居。他就将《现代评论》迁到上海发行,不久也停刊了。

胡适办《现代评论》-《闲话胡适》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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