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创办《努力周报》：闲话胡适

2024-09-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一九胡适创办《努力周报》胡适未办《努力周报》之前,高梦旦、王云五、张元济、陈叔通等劝他不要办报,恐怕他要做“梁任公之续”。五月七日,《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他写了《努力歌》,作为《努力周报》的发刊词。不久,《努力周报》登载《我们的政治主张》。登载在《努力周报》后,引起了社会的反响,有些人批驳它,有些人赞成它。他就在《努力周报》上,辟了《这一周》一栏。

一九　胡适创办《努力周报》

胡适未办《努力周报》之前,高梦旦、王云五、张元济、陈叔通等劝他不要办报,恐怕他要做“梁任公之续”。他们劝他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但他感谢了朋友们的好意,而不能放弃他的感情的冲动,就办起报来了。

他要办的《努力周报》,最初被北京警察厅批驳了,他再请立案,措词颇严厉。直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才批准了。批上要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五月七日,《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他写了《努力歌》,作为《努力周报》的发刊词。歌曰: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了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

“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不久,《努力周报》登载《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的人是: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www.chuimin.cn)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行知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徵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以上是十六人的名次,蔡元培为首,胡适为末。实际上的主要人物为胡适。所以直至今天,一谈到“好政府”都知道是指他,而知道还有其他的人则很少了。他们的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如下:

1.政治改革的目标:他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地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2.“好政府”的至少涵义: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第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3.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4.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

5.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第一,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第二,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第三,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3)绝对地不准招募新兵。(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第四,还应有一个“裁官”的办法。第五,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s Laws),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3)大大地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第六,对于财政的问题,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1)彻底会计公开。(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他们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登载在《努力周报》后,引起了社会的反响,有些人批驳它,有些人赞成它。尤其对于胡适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其中梅光迪说:“兄谈政治,不趋极端,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孙伏卢说:“现在先生抛弃(或者不完全抛弃,亦必抛弃一部分)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常乃惪说:“总之,我认为民国六年的时代从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艺是很正当的,现在却又应当转过来从思想文艺鼓吹到政治才行。先生若能迎着这个趋势首先领着大家往前走……我们现在只能走这政治的一步,走了这一步再走到工艺的一步,只有科学工艺是康庄大道,但你非过了这政治的一关不成。”胡适遇着这种情况,他就写了《我的自述》说明他要谈政治的缘由。

他说,他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他在大学时代,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三分之一,他当过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他回国后,下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他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受。《每周评论》被封后,他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他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他激出来的。他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他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又说,他的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学是他的职业,文学是他的娱乐,政治只是他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他家中政治的书比其余的书,只成一比五十的比例,他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费一天在《努力周报》,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评。

以上叙述的是他谈政治的原因。他就在《努力周报》上,辟了《这一周》一栏。从一九二二年六月至一九二三年四月,每一周都写些短文,除了少数几篇外,其余都是政论的文章,一共写了六十七则。

胡适主张联省自治。陈独秀对联省自治一说提出批评。他写了一篇《对于现在本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文中说:“联邦制若建设在人民经济状况不同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倒也无可非难,奈中国的状况决不是这样。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这种主张,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上加上一层宪法保障。”又说:“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胡适针对陈独秀这篇文章,写了《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文中说:“我们可以大胆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可是后来他也觉得那时的政治,完全是“反动的政治”,他不得不说,“怪不得我们说的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政治生活的解嘲”。

从此以后,《努力周报》不再谈政论了,渐渐地朝着思想的革新的方向去努力。于是,丁文江在《努力》第四十八期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的文章,惹起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胡适说:“这一场大战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一方的大将是丁文江、唐钺、胡适、王星拱,对方的主将是张君劢、梁启超。两方都是名将出马,威风凛凛,混战一场,只杀得个难解难分,只闹得个一哄散场。后来,亚东图书馆将这些文章搜集印行,名为《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二人都做了序。陈独秀在这篇序中说:“……第二,因为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又说:“‘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敌人方面却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来;‘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这方面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我以为不但不曾得到胜利,而且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仗。”陈独秀认为丁文江和胡适是心物二元论者,他们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们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胡适自以为自己胜利了,可惜他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负陈独秀的希望了。

陈独秀在狱中曾对濮清泉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望一下;后来他走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一方面来。”我认为,陈独秀的话是对的。在《努力周报》时期,胡适停步观望的时候,尚有进步的一面,如“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他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安福系,反对曹锟的贿选,反对吴佩孚的镇压长辛店的罢工运动,反对吴佩孚屠杀工人和施洋等。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猪仔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也觉得真可谓碰了壁了。在这个时候,他决定把《努力周报》停刊。

《努力周报》从发刊到停刊,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胡适在这时,害病,养病,几乎休养了一半的岁月。该报的编辑事情,由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沈性仁负责,尤其以高一涵最卖力气。胡适最后写了一篇《一年半的回顾》,宣布《努力周报》结束了。

胡适创办《努力周报》：闲话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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