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拯救我？-《闲话胡适》

2024-09-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一九四八年一月,我在谢濬家被上海当局宪兵第三营逮捕,同时被捕的人有宋亦英、谢濬夫妇及其弟弟、汪伯威、华士润等。其他一切,我决不承认。第三天晚上,有一个年轻的特务,走到我身边,问我与胡适有什么关系。我至今不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陈妻有一族弟在宪兵第三营当特务。我知道是胡适叫他俩来的。邓与李大钊、路友于同时被捕,壮烈牺牲。金某、沈某因讹诈未成,有意诬陷。

一八　胡适在什么样情况下才营救我的?

从一九四四年起,我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七年夏,金某、沈某被捕后,供出我是新四军在上海的经济负责人,特务就到我家(上海四川南路四十九号)搜捕。适逢我赴山东解放区未归。我那时乘帆船抵天津,在天津发一电报到上海,告诉我的归期。船抵码头,华东局国区部(国民党地区工作部的简称)派出的“上海小组”负责人方向明和吴文瑞,叫我的从弟石原阜和胡评到码头迎接,他们告诉我,特务已到家中搜捕。我就不能回家了。起初住在仙鹤草素药厂,后来有事,乘三轮车夜出,两辆三轮车相撞,车翻,人跌出,我的腿骨折断,乃避居友人谢濬家(海防路),请中医骨科医生治疗。

一九四八年一月,我在谢濬家被上海当局宪兵第三营逮捕,同时被捕的人有宋亦英、谢濬夫妇及其弟弟、汪伯威、华士润等。我遭受了二次酷刑拷打,只承认我曾到新四军地区做过生意,认识一些共产党人,金、沈二人是诬陷我的。其他一切,我决不承认。特务又到我家,翻箱倒柜,仔细搜查,找不到可疑之物,只找出江冬秀存在我家的一些东西。第三天晚上,有一个年轻的特务,走到我身边,问我与胡适有什么关系。我说,亲戚关系。他轻轻地说了一句:“不要紧。”我至今不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从此,他们不再审讯我了。我遍体鳞伤,身体不能动弹,特务叫宋亦英代我盛饭。宋也是一九四五年夏(阴历)参加对敌工作的。一天晚上,她告诉我,她明天可以取保出去。我告诉宋,速通知方向明,叫他放心,我只承认与新四军做生意,别的都不承认;叫宋赶快离沪,到皖南游击队去;要我的家眷回老家;叫我的哥哥出来设法营救。第二天,宋亦英保释,华士润也花钱保出。我和谢濬夫妇、谢的弟弟、汪伯威等被押到南京,初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转到南京陆军看守所,再转到南京水西门外陆军监狱。我被捕的次日,方向明到谢家找我,未上楼,遇着谢的姨母,她告诉方,我等已被宪兵第三营捕去。方掉转头,赶快找着陈次泽的妻子商量。陈妻有一族弟在宪兵第三营当特务。要她把特务叫来,托他设法,打算用重金赎出。过了几天,特务来说,案情重大,报纸已登载;杜月笙、杨虎派人去保谢濬,也没有答应,决定日内押送南京惩处,现在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济于事。最怕的是特务捉了人,秘而不宣,私下干掉,来一个不承认;现在,他们既然登报捉了人,就不能秘密迫害,这样,就可以找机会设法营救了。不久,我的哥哥和方向明赶到南京,方叫我哥哥第一步探听关在何处;再请秉志、程士范写信给胡适,我哥哥也写信给江冬秀。一天,陆军监狱的看守人员对我说:“会客室有人等你。”我走出牢房,跟他到会客室,看见中央大学程仰之教授和吴铸人二人。我知道是胡适叫他俩来的。程仰之是同乡老友,在中大法学院当教授。吴铸人是中学同学,在北大时是同学又是同读生物系。约在一九二四年,他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的左派组织实践社。实践社的负责人邓文辉,也是北大同学。邓与李大钊、路友于同时被捕,壮烈牺牲。后来,吴铸人变了,参加了CC,赴英留学,任过边疆学校校长。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是CC的重要人物之一。我们三人,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寒暄了一会,吴又假惺惺地安慰我一番。然后吴说:“你是研究中国药物的,不要丢掉。特效药物研究所是专门研究中药的。研究员都是德国留学生,你到那里任研究员,发挥你的所长,我保你出去。”我一听,是来诱降的。我知道,特效药物研究所是陈果夫主办的,不禁心头火起,我发脾气说:“你升官发财了,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了。你不要妄想我帮你们做事。关也好,杀也好,听你们的便。我决不会帮你们做事。”程仰之见我发火,吴铸人很尴尬,程赶快打圆场,用话岔开。稍微敷衍了一阵,他俩遂走了。(www.chuimin.cn)

我在狱中,每星期允许我会见我的哥哥一次。过了两天,我哥哥来看我,我俩用徽州话谈话。看守人员是听不懂的。哥哥劝我说:“你假答应,待出去后,你立刻到皖南游击队去。”我说:“不!一答应就是示弱,就是投降,有哪一个知道是真是假呢?我决不干。”我哥哥知道我的脾气,不再劝说,只好同意我的意见了。胡适在南京尚未回到北平,我哥哥再去找他,看见桌上有吴铸人留下的名片,上面写着“石头还要管教”数字。我没有中吴铸人诱降之计,他向胡交差,留下这几个字,意思是要胡适不再管。同时,胡梦华在胡适面前也不好多说话。胡梦华是我的表兄,也参加CC,当时任天津市社会局局长。一九四七年秋,我从山东烟台带领几位同志,乘民船外出,取道汉沽,再到天津,直奔天津市胡开文墨店,问清楚胡梦华家中的地址,我到他家,他已上班。表嫂打电话把他找来。我告诉他,我同几个朋友到青岛做生意,顺道来天津,要他代我们找旅馆,买到上海的船票。他没有怀疑,热情招待,并派人找旅馆,把我们安顿了。他在家中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被捕后,他想起前事,认为我是共产党,虽然对我哥哥的营救工作,尽了一些微小的力量,但在胡适面前,却不愿意说话了。胡适原来不想管,经不起江冬秀一再吵闹,他不得不管。只好写信给国防部次长秦德纯,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他们都给他回了信。他到南京,把他们的回信都交给我哥哥了。我哥哥以为我很快就可出狱了。由于我不中他们诱降之计,胡适借口不管,回北平去了,他以为这样可以向江冬秀交差了。江冬秀认为他没有真正出力,还是同他闹。闹得他没有办法。此时,东北战役已告结束,国民党军全军覆没;淮海战役胜负也已成定局。他感觉到国民政府末日已临。一天晚上,乡友曹孔修看望他们,江冬秀闹着说:“曹先生,你看,石头这样的好人他都不管。现在时局一天紧一天,难保国民党不下毒手,石头的生命也很危险。真是急人!”曹孔修也帮着说话。胡适本来听了吴铸人的话,想压压我的犟脾气,胡适听着俩人的话,觉得有道理,他不能再袖手不管了。他提笔写信给陈雪屏等。这次信不是敷衍的,陈等也就不得不出力了。我哥哥和程仰之再去找陈雪屏,他满口答应,设法奔走了。最后,我被关在羊皮巷特种刑庭看守所。我哥哥聘请中大法律系教授戴修瓒大律师做我的辩护人。戴撰辩诉书,大意是:在一九四七年“勘乱法”未颁布以前,同共产党做生意,是允许的,是合法的。我和共产党做生意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金某、沈某因讹诈未成,有意诬陷。既无物证,又无其他人证和旁证。单凭金、沈二人一面之词,于法于理都不能定罪。不久,开了一庭,戴教授出庭辩诉。过了几天发下判决书,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准予取保释放。我由友人黄炳琳保出,汪伯威由某酱园店保出。方向明得知我出狱后,要我稍事休养,即去芜湖,与他一道投入迎接大军渡江的紧张工作。

胡适如何拯救我？-《闲话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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