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胡适：胡适的三朋四友及其他人物

八　胡适的三朋四友

胡适的朋友非常之多,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我现在略谈些人。

汪孟邹

汪孟邹,绩溪县人,家住城内白石鼓(现名南大街五十四号),是祖传的老屋。生于一八七七年。兄名希颜,比他大五岁。兄弟二人受业于胡子承老先生,先后中了秀才。戊戌政变后,即从家乡到南京进了陆师学堂。章士钊是湖南名士,少负盛名,也在陆师学堂读书。陈独秀十八岁赴南京乡试,曾去陆师学堂看望章士钊、汪希颜。

陆师学堂闹学潮,学校停闭。时希颜已不幸去世,汪孟邹乃回家。胡子承主张他到芜湖开设书店,以开风气。一八九九年,他卖了几亩田,计得银元五十余元。他在芜湖长街徽州会馆隔壁租了一间门面的房子,开设了科学图书社。胡子承和周栋臣等也投了资。

陈独秀要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安徽俗话报》,打算住在店里,贴伙食钱。汪答应了。陈就携着雨伞包袱来到芜湖,和严曙东厨师同住一房间。陈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在安徽公学教书,后又在公立徽州师范学堂(该校创办于一九〇六年三月)担任监学。从此,科学图书社成为革命活动的场所了。

科学图书社出售的图书文具,都是汪孟邹亲自到上海采办。汪经常到上海,住在群益书店内。许怡荪、程乐亭、程士范、胡祖烈等也都是胡子承的学生,他们与汪孟邹既是同乡,又是朋友。胡适与许怡荪的交情最深,当然与汪孟邹也成了朋友。胡适留美时,在《甲寅》杂志上撰文,并代售《甲寅》,都是汪孟邹的关系啊。

一九一三年,汪孟邹在上海四马路福华里开设亚东图书馆,只卖一些新书刊和文具。一年后,福华里收歇,搬到五马路棋盘街,他有了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三位鼎鼎大名的大台柱,就于一九一九年在牯岭路十四号添设编辑所。亚东共出了二百多种书籍。胡适在亚东出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英文《先秦名学史》、《短篇小说》、《尝试集》、《神会和尚遗集》等书。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胡适文存二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汪孟邹的二侄儿汪原放是我国整理和标点旧小说的第一人。他标点了《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醒世姻缘》等十四部旧小说,各书都有胡适的考证传叙或引论。因此,汪原放与胡适的通信最多,他将胡的信都保存起来了,可惜十年内乱中,这些信都被抄去,不知散落在哪些人手中了。

汪乃刚、汪原放、汪协如都叫胡适为“适之哥”。汪孟邹喊他为“博士”。胡适未得博士之前,就有“博士”的诨号。老孟翁这样称呼他,有二种意思,一是亲热,二是尊重。胡适对他也很尊敬,凡是老孟翁托他做的事,他能够做得到的,他都照办。

汪孟邹一生勤俭朴素,自奉甚薄,个性有些固执,什么人的话都不听,只听陈独秀一个人的话。陈独秀叫他做的事,他准去做,陈独秀说的话,他总是照听,从不讨价还价。他俩真是亲如兄弟。一九三七年,陈独秀赴四川江津县,每月至少与他通两次信。他得知陈胃病复发,血压高的老病又复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非常着急,于是写信给胡适说:“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尚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讲演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他未得陈独秀同意而写这封信,旁观者看来,觉着他不免有些急慌了。陈独秀的个性,决不会到美国游历旅行。同时,蒋介石也决不允许他离开国内。胡适也没有办法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赴美的川资。

胡适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美国写了一张明信片并汇了一些钱给汪,托他代买一些书。开出书名,是与《水经注》有关的书籍,地址和署名都是用别人的地址和名字。不久,汪买好书寄去。这是汪与胡适最后一次的联系。

杨杏佛

杨杏佛,江西省清江人,生于一八九三年,死于一九三三年。青年时,在上海中国公学与胡适同学,跟胡适补习英文,过从甚密。偕作狎邪游。后亦往美国,同在康乃尔大学,又复同学了。专攻工商学。也擅诗文,时常唱和。一九一五年,杨杏佛作《水调歌头》一词赠胡适,其下阙为:“羡君健,嗟我拙,更颓唐。名山事业无分,吾志在工商。不羡大王(指托拉司)声势,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各有千秋业,分道共翱翔。”胡适作《沁园春》答之,并说他“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词云:“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还相问:‘岂当年块垒,今尽消乎?’君言:‘是何言欤!祇壮志新来与旧殊。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颇思瓦特,不羡公输。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又一九一六年胡适和叔永题梅,任、杨、胡合影诗,其中有句云:“种树喜长杨,非关瘦可怜。喜其奇劲枝,一一上指天。”杨杏佛题合影诗中有句:“小子质鲁钝,于道一无获。作诗但言志,为文聊塞责。必欲道所似,愿得此顽石。既为生公友,餐久当莹泽。”他的为人,正如他的诗词中所言啊。

他回国后,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后升会计处副处长。他还是努力做科学社的义务工作。科学社是一九一四年留学美国的学生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章元善、秉志、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任叔永、胡适等发起创建的。他们都是康乃尔的同学。一九二三年,他要到杭州主持科学社的年会。上海总公司不要他轻离,他置之不理,还是去了。他认为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不久他就不干了。后来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以后南高改成东南大学后,他任东大工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他担任总干事。蔡先生只管重大事情,实际上他负研究院的全责。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采取宁可错杀千个、不可错放一个的残暴手段,大逮捕,大屠杀,人民的生命、自由毫无保障。于是宋庆龄、蔡元培和他等于一九三二年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胡适也成为同盟的一员,我想是与杨杏佛分不开的。他营救政治犯的工作,非常积极,长途奔波,大声疾呼,反对法西斯专政。因此,蒋介石派特务将其暗杀。一个爱国忧民、为人民请命的民主战士竟遭惨杀。胡适闻杨杏佛遭杀害,非常悲愤。可是后来胡适竟投入蒋介石的怀中了。真是令人可叹!

陈独秀

陈独秀的大名中外皆知,用不着我多谈。我只谈他与胡适的关系。

当陈独秀是康党时,胡尚年幼,未出家门。当陈独秀在安徽闹革命时,胡在上海,尚无渊缘。陈、胡二人的相知,完全是许怡荪和汪孟邹的关系。陈独秀先帮助章士钊办《甲寅》,后来,他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胡适先后向《甲寅》、《新青年》投稿,他与陈独秀就有了书信的往还,“志同道合,乃成神交”(陈独秀的话)。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底,陈独秀与汪孟邹为书局招股事赴北京,勾留月余。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力约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陈写信给胡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即于是年夏回国,任北大教授了。事之得成,孟邹起了作用。

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从上海搬到北京去办了。后来陈又办了《每周评论》。这两种刊物都是陈负责,胡为副手。一个是“弗峻之坡不上”的乱党,一个是少年气盛的新派,再加上一些先进的人物,把沉沉若死的旧中国,闹得沸腾起来了。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当时胡适到上海迎接杜威去了,陈在北京,为什么那几天没有看到陈在北大的活动呢?说来话长,听我道来。蔡元培德高望重,是一个忠厚的长者,无权位欲,无名利心,他长北大后,采取新旧俱罗、兼容并蓄的方针。于是,不但新旧之争存在,而且派系的吵闹很深。我仔细地看了沈尹默的《我和北大》的文章,翻阅了一九三五年胡适与汤尔和的通信及《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再加上我在北大读书时所闻所见,当时北大学生流传一句话:“北大北大,三沈三马”,北大实权操在他们手中。我认为沈尹默受了汤尔和的利用,乃演成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夜一场罢官图的闹剧。什么事情呢?请看胡适给汤的信:“三月二十六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沈与汤尔和的关系很好,汤是当日操纵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们包围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陈独秀的事件。胡适在十六年后(一九三六),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愤愤不平,对于沈尹默诸人还是毫不谅解,我才恍然大悟沈尹默与胡适互相攻击的原因。陈独秀于三月二十七日就离开北大,所以在“五四”那些日子里,看不见陈在北大的踪影了。

陈独秀那时是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有满腔热血的革命者,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怎能够按兵不动呢。于是就有《北京市民宣言》之作,并亲自印刷之,还和胡适、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等几个安徽老乡到新世界、城南游艺场去散发。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夜,陈被捕,坐了三个月的牢狱,取保释放。后来《每周评论》被勒令停刊,他又把《新青年》搬回上海出版。从此,陈独秀就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党人。胡适说:“……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中国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认为他和陶孟和等英美派能影响陈独秀,使陈不致十分左倾。那是大错了。实际上,胡不能影响陈,陈也不能影响胡。二人都有犟脾气,谁也说服不了谁,嗣后即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但二人的友谊依然存在,不因思想、立场的不同而来一个划清界限。

据汪协如说:“陈老伯(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他常来牯岭路亚东编辑所。来时不招呼任何人,直到先叔(孟邹)的房间,将房门推开,进去将房门闩住。独自个儿在房中写文章。没有人敢去打扰他,快到午饭或晚饭时,先母、先婶看见陈老伯还在房间,他俩赶快做些吃的东西,如面条、炒蝴蝶面、水饺子等,送进房间让他吃。吃过后,继续写,直到写完,他才出房间,将房门关好,扬长而去。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古怪,他直爽,不怕得罪人,坚持己见,是个急性的人。可是奇怪,他遇着适之哥,反而性情不急了。胡平时性情温和,他在上海时也常到牯岭路找陈老伯。他俩一见面就谈,谈不拢就争辩,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终至争吵。只听着适之哥的高声大喝和手杖敲地板声。陈老伯反而低声细语了。”从上面的这个例子来看,陈是爱护并关心胡适的。陈在原则上不让步,但在态度和语言方面让胡适一些。

再看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一九三五),还写信给胡适。信中说:“兄南游中,此间颇有谣言,兄应有纪行一文公表,平心静气描写经过,实有必要。弟私自揣测,兄演词或有不妥处,然圣人之徒不过借口于此,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先觉耳。”可见他是关心并爱护胡适的。

胡适与陈独秀,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但胡仍认为陈是心直口快的老朋友,陈托他办的事情,凡是他能办到的,他还是照办。陈被捕时,他也出力营救,他写信给罗文干,请罗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罗已早先办了。又请刘文佑律师代陈辩护,因陈已委托章士钊辩护,就谢谢刘律师了。陈在狱中,胡也去看过他。陈拟写各书,藉以维持狱中生活及治病的需要,胡也替他设法。

陶行知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又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近年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各地先后成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一九八三年陶先生九十诞辰,许多同志写了纪念他的文章。我这里谈他与胡适的关系。

1.他与胡适是同乡,又不是同乡。他是安徽省歙县人,胡适是安徽省绩溪县人。绩溪县原来属于歙县的北野,到唐朝始将北野划出,另建立一个绩溪县。歙、绩二县同属于旧制的徽州府,凡是徽州人都认为是同乡。从历史上说,从广义上说,他俩是同乡。

根据现实的情况,歙、绩是分开的两个县,陶行知的黄谭源村与胡适的上庄村相距一百数十里,二县的乡音又是不同,从狭义上说,他俩又不是同乡。

2.他俩是同年。陶行知生于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阴历九月十六日),胡适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阴历十一月十七日),他比胡适大两个月。

3.他俩是同学。胡适于一九一五年秋从康乃尔大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于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后来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同时成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

4.他俩是好朋友。他俩是同乡、同年、同学。海外相逢,自然地成了很知己的朋友了。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有两处谈到陶行知,一处是在杜威与胡天濬一图中说:“下附图乃杜威先生及安庆胡天濬君合影,陶知行(文濬)(作者注:陶先生名知行,后改为行知)所摄。杜威为今日美国第一流哲学家,其学说之影响及于全国之教育、心理、美术诸方面甚大,今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长,胡、陶二君及余皆受学焉。”图甚清晰,可见陶先生擅长摄影。

另一处是陶行知与张仲述一图中说:“上图右为歙县陶文濬(知行),左为天津张彭春(仲述)。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当时陶先生二十六岁。

他俩一九一七年先后回国,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书信常通。一九一九年杜威到日本游历,带着讲演。他俩闻知,写信给杜威,欢迎他来中国讲演。陶给胡的信中说:“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一个公司合力。”经过他俩的努力,杜威就到中国来了,住了两年,传播他的学说。陶说:“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从此传得广些。”这个时期,陶先生还是杜威的门徒。但后来他与工农群众接触,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就逐渐改变了观点,变成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了。胡适与他恰恰相反,走向倒退,走向错误,两人也就分道扬镳了。可是陶先生和胡适的关系,犹如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一样,他还是劝告他,爱护他。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俩在美国华盛顿相见,因时间匆促,未能畅谈。他对胡适不大放心,为国家、为民族前途计,转给胡一信,寓有劝告与爱护二情。陶先生不但“朋友我不卖”,而且是诚心诚意地爱护朋友的。

高一涵

高一涵,安徽六安县人,留学日本,与许怡荪是朋友,一九一六年和许一阵回国后,他在北洋军阀倪嗣冲统治的安徽、倪系掌握的一个教育团体中工作。吾师刘希平(后任芜湖五中校长)是陈独秀的密友,可以说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刘也是六安人,与高一涵也是好朋友。他力劝高离开安徽到北京去教书。一九一七年,陈独秀、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后高也到北大任教授,教政治思想史。高单身在北京,就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胡适家中。他们所办的《每周评论》,地址也就在这个地方。高负编辑责任。

一九一九年“五四”后几天,陈独秀写了一篇《北京市民宣言》,陈和高到一个小印刷所亲自印刷;五月十一日夜,他和陈独秀、邓初到新世界去散发。那夜陈独秀即被京师警察厅捕去,胡适遂负起《每周评论》的担子。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每周评论》被军阀政府勒令停刊,一九二二年胡适又主办《努力周报》,高一涵也负编辑之责。后来胡适迁居到钟鼓寺,高也迁到那里,与胡适仅一墙之隔。那时我住在胡适家。江冬秀爱打牌,高和他的妻子也爱打牌,三缺一时,遂拉我凑一个角色。高与胡适的私交很好,时有书信往来。一九一九年十月,胡适陪杜威赴山西太原演讲,胡给他一信中说:“……十年来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威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只有早死的人既能免了落后的危险,又能留下一段去思碑……”这几句话恰巧落在胡适自己的身上。时代是变化的,社会是前进的,历史是无情的,一个人的毁誉要经得起时代、社会和历史的考验啊!

一九二四年九月八日,胡适给高一涵的信中说:“……一个人要表示清高,就不惜把一切卖文的人都骂为‘文丐’,这是什么道德……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说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而你说的话太过火了……”高一涵确是爱说过火的话。北伐后,高做了官,在报上登了一个启事,说,高语罕不是高一涵。是的,高语罕是安徽寿县正阳关人,确不是同一个人。但他与高语罕是老朋友,当时高语罕是有点名声的共产党。他为了保住乌纱帽,登个启事,声明他与共产党人无关系,免得主子的怀疑。新中国成立后,胆子越小,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更不足怪了。

刘半农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据说他与胡适是在上海澄衷中学读书的同学。蔡元培主持北大后,主张学术自由,兼包并容。既请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也请老派人物,如辜鸿铭一类的保皇派教授。刘半农也以新派人物而任北大教授。刘也是《新青年》编辑人之一,他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算是文学知交,当时人们称他们是《新青年》的四支大笔。刘也名噪一时。

北大有一种规定,任了几年教授,可以出国进修。刘半农就到法国进修,学语音学。回国后,在北大国文系设了一个中国语音学实验室。他比胡适又稍进步一些,我有一次看见他给胡适的信中,极力赞成陶行知的诗,并举“风高谁放李逵火”等句为例。一九三四年,他到内蒙古,做蒙古语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幸患了回归热,不治逝世。胡适为之悲痛不已,曾写下了一副挽联来悼念他。上联是:“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下联是:“打油风趣,幽默情怀,当年知音者,无人不哭半农”。陈独秀说,此联写得不高明,但他有同感焉。

刘文典

刘文典(叔雅),安徽合肥人,擅长古文,尤其对于《昭明文选》很有研究。早年参加同盟会,与陈独秀友善。辛亥革命,陈为柏文蔚的秘书长,刘为龚振鹏的秘书。龚与柏面和心不和,讨袁之役失败,陈经芜湖,龚想杀他。由于张之纲的兵谏而得免,恐与刘的力劝也有关系。陈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刘任北大预科教授。因此,胡适和刘也成朋友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刘写信给胡适说:“你素来反对选体文,独独不反对我的古文,这一点已经很令我高兴了。”同年又致胡适信中说:“老大哥!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的?现在环顾一切故旧,最爱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个恶劣环境的也只有你。务请把我的事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自己躲在第五国际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讲学读书,把一个老朋友丢在W.C.(厕所)里受罪啊!”从这两封信中可见刘与胡的交情了。

刘文典离开北大后,就到南京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北伐后,安徽创立了安徽大学,刘到安徽任安大筹备委员会主任(校长)。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于一九二八年夏亲到安庆视察。安庆的文武百官都到码头迎接,只有刘文典没有去迎驾。蒋介石把刘叫去训斥,刘本不愿意久留在安徽,眼中没有蒋介石,怎能受这种气呢?于是刘大怒,当面责骂蒋是新军阀。蒋即将刘扣押。经蔡元培等急电营救,才得释放。刘就离开安徽了。刘文典也是皖人中狂狷之士,可谓威武不屈!

王世杰

王世杰,湖北人,一九〇九年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后又在伦敦、巴黎学习法律。任北大法律系教授。胡适和他都是清华的留美同学,他经常到胡适家中来高谈阔论,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一九二六年,北京的学生获悉日、英、美等八国借口“大沽口事件”,向我国提出无理的通牒,他们义愤填膺,爱国热情高涨,在李大钊的发动下,学生们到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李大钊和陈毅也都亲自参加了。段令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四十七人,打伤学生二百多人,血流满地,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三一八”大惨案。我也参加了,排在后面。那时,我住在沙滩的北大东斋宿舍,同房间的同学陈家珍,湖南人,读书非常用功,平常不参加学生运动,那一天,他爱国心切,也参加游行请愿,走在前面,不幸饮弹牺牲,我是非常悲痛的。次日,我到胡适家,恰值王世杰又在客厅高谈阔论,我进去听他谈什么。王大放厥词,大骂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诬蔑爱国运动的领袖是有意叫学生去送死,并信口雌黄地说,青年学生是盲动的,受了欺骗,白白地送死了。胡适静听他说话,一声不吭。我见此情形,即退出,非常气愤,背地骂他一声“毫无人性”。胡适的反共思想,我认为受王世杰的影响很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王当上了武汉大学校长,后来做过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新中国成立前夕去台湾,任蒋的秘书长,成了蒋政权中核心人物之一。

陈　源

陈源号通伯,笔名西滢,留学英国。北大英文系教授。他是胡适主办的《现代评论》的主将。《现代评论》与《语丝》唱对台戏,各有读者。进步的青年喜看《语丝》,保守的青年喜看《现代评论》。犹忆每逢两者出版的日子,北京沙滩和马神庙一带都要热闹一番。陈源既是胡适的主将,那么,鲁迅的反击对象,自然也有他。他也毫不示弱,来一个针锋相对。我想,若不是鲁迅的痛斥,他不会名噪一时的。据说笔战是由陈引起的。陈源误听人言,诬蔑鲁迅,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鲁迅对这种胡说八道,给予了有力的“回敬”。胡适为了这场笔墨官司,还写信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人,劝他们和解。鲁迅对胡适这种不问是非的意见,当然不予理睬。其实,鲁迅当时其所以奋起斗争,并不完全在于陈源的这一诬蔑,主要是作为《现代评论》派主将的陈源,那时极力为段祺瑞反动政府、女师大反动校长杨荫榆等效劳,反对青年学生及其支持者的革命运动。鲁迅自然不会放过。因此,笔战也就继续发展,而且扩大、激烈了。

陈源经常到胡适家来,来时一定带着一本书,每遇胡适不在家,他遂看书等他。事情谈过后即走,不善于高谈阔论。后来他们两家都住在陟山门大街,一家住在街南,一家住在街北,相距不远,来往更频繁。有时写信,叫他的妻子凌叔华送来。有一次他将陟山门写成陡山门,胡适笑起来,说他写字不小心。我那时住在胡适家,与陈源的接触比较多,我认为他才有所长,虽思想保守,读书倒用功,生活也俭朴,平常寡于言笑,有书生本色。

张作霖统治时,他不能在北京住了。他和凌叔华于一九二七年到日本去暂住了。后来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女作家,擅长英文翻译。

毛子水

毛子水,浙江温州人,北大学生,也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后,赴德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图书馆馆长。(www.chuimin.cn)

胡适的藏书房中有他的一架图书,是他出国时存放在胡家的,多数是外文理科书。他在北大没有教课,也不整天呆在图书馆里办公,闲得无聊,几乎天天都要到胡家来,不一定找胡适,而常与其家人谈天。他秃顶,头上有少许头发,好像张乐平所画《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我开他玩笑,戏呼为“毛三爷”,他毫不介意。他是胡适的信徒,思想保守,但他为人是忠厚老实的。他办事能力差。蒋梦麟借口把图书馆来一个“美国化”,另任他人。胡适劝他辞去图书馆的工作,要他到北大历史系,去整理科学史与地理学的工作。抗日战争时,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还是孤家寡人,与江泽涵望门而居,在泽涵处包饭。新中国成立后,他去台湾,年前在《参考消息》中见到他的名字,未知“毛三爷”近况如何,孑身栖孤岛,何日得归来!

钱思亮

钱思亮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抗战军兴,北大迁到云南,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西南联大,钱未随北大南往,住在上海,在新亚药厂谋一枝栖。当时新亚药厂的经理为许冠群,厂长为赵汝调。他与许、赵或有渊缘,否则不易进去。他的妻子认江冬秀为干妈,往来甚密。因此,我家与他家也有往来。抗战胜利后,北大迁回,胡适任北大校长,他又回到北大了。胡既出国,他全家也往台湾了;继傅斯年之后任台湾“中央大学”校长。据报载,他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为人诚实,不善于言谈。在上海时是不谈政治的。可惜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晚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只呼:“魂兮归来!”

蒋梦麟

蒋梦麟,浙江人,原是黄炎培的学生,后由黄炎培派他到美国留学,也是杜威的学生,他和胡适的关系很深,不足为怪了。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任北大校长后,增设教育系,聘请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时,蒋梦麟尚在美国,乃打电报催他回来。这件事情被黄炎培知道,黄大发脾气,说蔡抢他的人,此事就告吹了。蒋梦麟回国后,没有到北大,就在上海与黄炎培同办《新教育》。杜威来华讲学,是由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江苏教育会三个单位出面邀请。胡适代表北大,陶行知代表南京高师,蒋梦麟代表江苏教育会。其中以蒋为重要,因他与黄炎培有筹措经费的能力。

一九一九年,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北京政府逮捕了大批爱国的学生。蔡元培愤怒辞职,离开北京,回到杭州。五四运动结束后,北大师生推选沈尹默、马裕藻、狄膺等赴杭,欢迎蔡先生回校。沈等到杭州,不知蔡住在何处,沈先找汤尔和,第二天汤陪沈到杨庄找着蔡先生。汤又出主意,劝蔡不要回去,派蒋梦麟替他去做代理校长。蔡采纳汤的意见,蒋梦麟就于七月二十一日和汤尔和同到北京。汤尔和为什么要出这个主意?蔡先生为什么同意?黄炎培为什么肯放蒋梦麟走?根据沈尹默的《我和北大》,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的信,汤尔和与胡适的通信及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我仔细地分析,得出的结论:(1)汤尔和是教育界中德日派的总后台,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想利用蒋梦麟来搞一个蔡、黄合作,他从中操纵蔡元培,企图实现其控制全国教育界的谋划。殊知他的计划落空,致有“留蔡助蒋真乃孽障”的怨叹。到后来,汤堕落成汉奸。(2)蔡元培是忠厚的老先生,没有权位的私心杂念。他认为,汤是谋士,是真诚爱护他,于是言听计从,听汤摆布了。(3)当时江苏教育会掌握江浙的教育大权,雄心未已,还想占领北方,因此,黄炎培肯放走蒋梦麟,想遥控北大。

蒋梦麟是学教育的,他深知学生心理,又有办事的才能和手腕。他到北大后,不但没有听汤的摆布,而且跳出黄炎培的圈子,来一个与胡适紧密合作,包围了蔡元培,稳操了北大的大权。首先把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削弱了以沈尹默为首的评议会的实权。

新中国成立前,蒋、胡二人一直掌握着北大(到胡离开北大),从而做了英美派的首脑,把德日派、中法派打得落花流水。胡适没有办事的才能,真正起作用的是蒋梦麟。

我住在胡适家中时,常见蒋梦麟来找胡,一谈半天,经常留下来吃便饭。我觉得,蒋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人物。衣着俭朴,没有不良的嗜好。言谈谨慎,树敌不多,丧妻后,娶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为继室,一度遭受头巾见解的人的非议(陈独秀的话)。可见“旧道德尚有如此权威”!

蒋梦麟的一生,除做了浙江教育厅厅长、教育部部长数年之外,几乎全部的精力放在北大,他对北大是出了力的,对北大的故人也有些感情。如一九三二年陈独秀被捕,他也出力营救,也到狱中探望陈;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他代表北大师生致电陈的家属,电文曰:“闻仲甫遽归道山,曷胜悲悼。敬电奉唁,并希节哀。”可见,蒋梦麟对陈独秀的逝世也是有哀思的。

翁文灏

翁文灏,浙江省鄞县人,一八八九年出生,一九七一年逝世。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得理学博士。一九二一年回国后,参加丁文江、张轶欧等办的地质调查所。他注重培训地质人材,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他负责的地质调查所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当时有人说:“其成绩国内各学术机关中莫与比伦。”这并非过誉。所里的研究人员十之八九都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薪水比其他学术机关微薄些,徒以师生关系,不能离去。他和丁文江的关系很深,当然与胡适也有关系了。后来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他也加入这个团体。他原来专门搞学问,不问政治。自从参加《独立评论》后,就被蒋介石看中,初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后任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为什么任命他呢?一因《独立评论》是拥护国民党政府,二因他是学者名流,三因他与蒋介石有同乡之情。

翁文灏弃学从政,官运亨通,最后做到行政院院长。那时王云五做财政部部长,王出了坏主意,发行了一种“关金券”,来搜刮民间的金、银、硬币、外钞等,以致四大家族发了横财,人民遭受灾殃。翁也应该负一些责任啊。翁文灏的第一批学生是谢家荣、刘季辰等五人,刘起初也跟着他,后来离开了。一九五三年,我约刘季辰来皖工作。据刘说,翁只能搞好一个研究机关或一规模较小的大学,不是搞政治的人才。但他没有跟着蒋介石走到底,终于一九五一年从法国回到祖国,不失为爱国之士。他对于中国的地质事业,还是有贡献的。

丁文江

丁文江,江苏泰兴人,一八八七年出生,一九三六年逝世。少年留学英国,专攻地质学,回国后与张轶欧等创办地质调查所,从事我国的地质矿产调查研究工作,开我国地质工作之端。他有专长,知识面也广泛,中外的朋友很多,胡适的许多朋友,几乎也是他的朋友。如若他专心搞地质工作,也能做出贡献,可是他和胡适一样,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自负有些办事能力,也要搞政治,接受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委任,担任沪淞商务督办。他为虎作伥,亲者都为之惋惜。胡适办《努力周报》,他也是主将。在二十年代,国内有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争论,参加的主要人物为丁文江、胡适、张君劢、梁启超等。丁、胡为一方,主张科学。张为一方,主张玄学。争论虽激烈,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新的见解,最后不了了之。

丁文江对于地质有专门著作,有管理的才干。杨杏佛牺牲后,他继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三十年代初,他来北京,住在胡适家,是为找些研究人种学的资料。他每天测量人脑的容积、脑形等等。我到胡家,他也不放过我的头脑,只好听他摆布了。这个研究,后来没有结果。可是当时却引起我的兴趣。我认为,古代文化的发源与水有关。如埃及的尼罗河,希腊的爱琴海,印度的恒河,中国的黄河,都是文化的发源地。我国有一句成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有一句云:“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因此我想到,脑的智力或与水有关。于是我拟了一个计划,将鱼类、两栖类、鸟类、哺乳类的脑子的容量、重量、比重、水分等做了一个测定。再将北方的哺乳类(如猫、犬、兔等)、鸟类(如麻雀、乌鸦等)和南方同种的哺乳类、鸟类也来一个测定,做一个比较,看看环境(主要是水,南方空气潮湿,北方空气干燥)与脑子的水分是否有关系。这个计划,由所内同学熊懋桢担任,他只做了鸟类的部分,写成报告。后来抗战发生,这个计划就告吹了。以上是多余的话。再谈丁文江,后来他到湖南做调查研究,时值严寒,房内生木炭火,窗户紧闭,他不幸中一氧化碳气而逝。胡适闻之不胜悲痛,叹惜说:“一个搞科学的人,竟不科学而死。”丁生前知道因他的工作关系,可以随时随地而死,写了一个遗嘱说,死在哪里,埋葬在哪里,棺材不要超过百元。这个遗嘱交胡适保存。死后,他的朋友根据他的遗嘱办理善后,埋葬在长沙。他曾写信给胡适说:“你现在渐渐受儿女的累,使得我们无儿无女的人藉此解嘲。”谚云:“多男多女多冤家,无男无女赛仙家。”他可算是赛仙家了。可是我在抗战时期,见到他的遗孀,则不免伶仃孤苦了。他对于我国地质工作,是最早的开创人之一,也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是不能抹杀的。

丁西林

丁西林,江苏泰兴县人,丁文江的堂弟,留学伦敦,学物理,二十四岁时就在伦敦充物理学的助教。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北大的教授来到胡适家中的,以文法科为多,理科的教授除王星拱、丁绪贤、颜任光等外,到他家的很少。丁西林既是丁文江的堂弟,他也常到胡家。那时,他在北大教我们的普通物理课,名叫丁燮林。一天胡适对我说,你的老师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一只蚂蜂》。事先我阅读过,是一篇独幕喜剧,写得很好,是成功的作品,可以说是一剧成名了。我才知道丁西林就是丁燮林。我恍然大悟,他常到胡家来,是谈文学的。他成名后,就不搞物理,而专攻文学了。抗战前,苏联曾邀请他到苏联去,他怕遭国民党的迫害,起初犹疑不决,最后还是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原先还是一个物理学家哩。

傅斯年

傅斯年,山东人,北大文科国文系学生。五四运动时有些名气,他是《新潮》的主将。毕业后,胡适代他设法于一九二〇年留学伦敦,入大学学院,改学理科、社会科学等功课。他自己说,他在北大期间,以受胡适影响为最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专权任性,顾颉刚不甘俯首听他摆布,原来是两个好朋友,最后闹翻了。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成立,他任该所所长,所址在北海公园内,与胡适住的米粮库四号相距不远。他是经常到胡家来,胡在家即与胡谈,胡不在家,即与其家人谈。我们喊他傅胖子。胡创办《独立评论》,他也是主将之一,关于接洽登记等事,都是他跑腿。抗战后,他任参政会的参政员,拥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和左派人士。但他对于陈独秀的评价,我认为还是实事求是的。他在当时《陈独秀案》中说:“……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党自身对民众运动之注意,特别是在劳工运动上,不在共产党之下,则陈独秀当年之创路径,只可看做前驱,不能视为反动。凡以上三事——文学革命论、伦理改造、社会主义——是民国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没有这个动荡力,青年的趋向是不会改变的,青年的趋向不改变,则国民党之改组与国民革命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这个历史的事实,不能因陈现在缧绁之中而抹杀之!”又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他的这个观点,也是胡适所持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他跑到台湾,先任台湾“中央大学”校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患高血压病,早已不在人间了。

徐悲鸿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五三年逝世。他的大名垂中外,无庸我赘述。他遭婚变,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来到北京,住在胡适家中,我每逢星期六进城,也住在胡家。那时,胡家搬至米粮库四号,房屋宽敞,庭院也大。徐独居一室,没有人打扰他,终日画画,藉抒愁思。他的画以鸡、马等为最多,满壁满地都是他的画。大约住了四五个月,他的创痕稍消,精神重振,方告南旋。我当时对于书画不爱好,只挑选了一幅《金鸡独立》的精品,真是雄姿抖抖,引颈长鸣,大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之气概。这幅画,我存在老家,“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毁。惜哉!

徐志摩

徐志摩,浙江海宁人,一八九六年出生,一九三一年逝世。他家富有,父为上海某银行经理。自费留学美国,专攻文学。他与胡适、张奚若、张慰慈等都是好友。他是新月派诗人的主将。什么叫做新月派?听我道来。大约一九二四年,国际闻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讲学,徐志摩、闻一多、陆小曼、邵洵美等为欢迎泰戈尔的讲学,特在北京新月胡同租了房子,组织一个“新月社”,系俱乐部性质,经常聚餐,胡适也参加了。后来,他们在上海办新月书店,胡适、罗隆基、潘光旦等都有股子,出刊《新月》。

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来华这件事情与青年思想有关,请胡适做一篇文章,拟刊登在《新青年》将出版的反对泰戈尔的特号上。陈在南方,哪里知道胡不但不反对泰戈尔,而且参加欢迎泰戈尔的活动了。我在胡家,看见一张欢迎泰戈尔的像片,泰戈尔居中,陆小曼坐在他的左边。这时,陆小曼正在年轻貌美、娇小玲珑的妙龄啊!

陆小曼是罗敷有夫,她的丈夫叫做王赓,在美国西点军校学习陆军,回国后任宋子文的税警团团长。他与胡适等也是朋友。徐志摩也早已使君有妇,他的妻子是上海某银行经理的妹妹,两口儿感情不很融洽。徐与陆相遇,一见钟情,情投意合,就谈起恋爱来了。王赓究竟喝过洋水,思想开通,工作比较好做,可是徐的父母,脑筋顽固,极力反对。经过胡适等做了徐父母的工作,他们才心回意转。徐志摩得知消息后,写信给胡说:“你预告好消息的信,真使我快活,我恨不得亲你一口,你这样为我们尽力!将来总得想法子纪念你的功劳,好兄长!”后来徐陆终成眷属。

温源宁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时,徐志摩任北大英文教授,陆小曼在上海,他单身在北京,住在胡家。与徐同住在胡家中的,还有王徵(当时任平汉铁路局局长),他俩终日无事,找人打牌。徐恃其聪明,不勤于读,却是风流倜傥,有诗人的雅兴。那些日子,我不常去胡家,怕其三缺一,拉我打牌。一九三一年,他因事南旋,后乘飞机回平失事而殒命。胡适为纪念他,亲编徐志摩的遗著略目,并由凌叔华为志摩墓碑题字。结果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江绍源

江绍源,安徽旌德县江村人。他与江亢虎是同父异母,江亢虎早年闹革命,清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他的父亲在江西做官,怕连累家庭,将其逐出,他就改籍江西。所以,许多人说江亢虎是江西人,这是不了解真情之故。江绍源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时,他也是健将。火烧赵家楼,他在场,是被捕三十一人中之一。后来,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与江冬秀是本家,他的母亲一度常住胡家。他为了看望老母,也经常来胡家。所以,我们经常谈心,他来时,不一定找胡适谈话,而常与我们谈心。

罗文干

罗文干,广东人,与胡适是好朋友。性嗜酒。故有“你来时最好到八面槽长盛酒家买四五十樽陈酒来送朋友”的要求。他又有“我不见你许久,相思欲死,你何以太扫兴呢?”胡适就有“电报情书骗不来,胡涂真正不应该!一年不得一相见,罗十相思害杀哉!”的打油诗。可见他俩的交情了。罗也是《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中十六个签名者之一。后来,王宠惠组阁,罗任财政总长,廉洁奉公,财政公开,得罪了黎元洪、吴景濂等,他们借口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一案,吴景濂、张伯烈以国会议员的名义控告,罗被黎元洪总统下令逮捕。罗被诬逮捕入狱,全国哗然。北洋政府决心要办理罗文干一案,竟于一个月之内把大理院院长、高等检察厅厅长等换了人,从地方检察厅直到大理院,呵成一气,以便实现“瓮中捉鳖”的把戏。罗也请了著名律师刘文佑辩诉。胡适也尽力营救。罗被关押了很长的时间才出狱。胡适特在家中做徽州锅请罗吃饭,我也在座。罗大谈监狱中的黑暗情况,胡适劝他写出,未知他曾写否?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罗文干和胡适联名致函当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说:“此次上海惨杀事件,虽起于上海一隅,而其远因实在于八十余年来外人在中国之特殊地位所造成之怨愤。”提出:“以解决沪案为第一步,以修改条约,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为第二步。然于第一步交涉之初宜为第二步预留地步。”

一九三二年,胡适写信给罗文干,主张中日问题直接交涉。罗回他的信中说:“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不好将我们的气馁下去。国民的抵制,义勇军的捣乱,拿笔杆的口诛笔伐(外部在内);最好拿枪杆的不要把命看得太重(但是最难);有钱的拿钱接济义勇军……坚持一二年不怕小鬼不来请我们交涉。我怜我现在说的是醉话,现在的人不要钱、不要命,是没有的事。国可亡,家可破,钱同命是舍不得的。以此种民族,焉有天天不受人侮辱呢?……我们老了,不期到了中年的时候做上一个亡国奴,真是可悲痛的事。”悲愤之情,跃然纸上。

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不久即押解南京军政部军法司,由何应钦直接审问。国内学者名流,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国际上学者,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都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那时罗文干是司法部部长。胡适写信给罗,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罗也是陈的朋友,回信胡适:“你来信请将陈独秀付司法审判,其实我于你未来信时,已先电议接洽,你来电那一天,老蒋已复电照办。”

一九三六年,西南发难抗日,胡适为了拥护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罗文干,责他们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的大责任。罗文干回电说:“……去年弟闻北方来者言,兄因寇患猖獗,亦已改谈抵抗,今日西南发难抗日,而兄反又谓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之责任,弟实未解。……弟一生不偏不党,富贵贫贱皆尝过滋味,再无所求,但求一死报国。……兄望重一时,中外共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乞登高一呼,以正气号召天下。国家存亡,在此一举,望兄熟察之。”真是义正辞严。胡适应该有愧了。

以上事实证明,罗文干是一个爱国、求进步的人物。

罗尔纲

罗尔纲,广东花县人。高中毕业后,在家干了一些工作,后到上海入上海大学。上大被取消,他慕胡适之名,而转入胡适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并得到胡适的赏识。大学毕业后,随胡适到北京,住在胡适家,教他两个儿子的语文,每天除教一二小时语文外,他有余暇,做自己的读书研究工作。他原来想做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论文,并想整理旧书,如《九种纪事本末》、《日知录》、《癸巳类稿》之类。胡适因为他是广东花县人,鼓励他专门研究太平天国,不要搞别的题目。他听了胡适的意见就干起来了。胡的藏书很多,加之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都近在咫尺,他终日埋头于图书中,孜孜不倦。他今日成为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权威学者,我认为与胡适的鼓励和指导是有关系的。

秉　志

秉志,河南开封人,满族,一八八六年出生,一九六五年逝世。一九〇九年他考取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入康乃尔大学。康乃尔以农科著名,他读农科。一九一〇年,胡适赴美,也入康乃尔大学,初读农科,后改学哲学。他俩成了好朋友。秉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教授,桃李满国内。曾任科学社创办的生物研究所所长兼任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他往来于南北两地,经常坐三等车。

他比胡适大五岁,胡适非常钦佩他。胡适对我说,秉农山培养人材,奖掖后进,节衣缩食,资助学生赴国外深造,真是了不起。现在国内有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我对秉志有深刻的印象。卢沟桥事变后,他到上海改姓翟,埋名改姓,不是做隐士,更不是做寓公,而是继续做研究工作。他带一个姓陈的助手,借震旦大学生理实验室,继续做他的鲤鱼研究工作。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南进,接收英、法租界,控制震旦大学,使他不能继续在震旦大学做研究工作。

他在上海的生活费是由中美教育基金委员会从后方设法寄来,不能按时汇到,加之钞票贬值,物价飞涨,生活有些困难,更谈不上研究了。于是,我和友人请他到愚园路柳林别业五十五号仙鹤草素药厂,并资助他继续研究,他的住处与药厂相距很远,他很少乘车,总是手拿布伞当手杖使用,安步当车,每日来回不倦,生活非常俭朴。他还帮助我,动员科技人员到新四军七师工作。一九四五年春,他想离开上海到七师根据地皖江地区工作。我为他安排好,决定下半年陪他走。后来,日本宣布投降,他就没有走了。抗战胜利初期,他仍在上海,后来到南京任中大教授,仍搞研究。我被捕,他竭力营救。我出狱的当日,他和程士范邀我到小饭馆,吃我素所爱吃的炒蝴蝶面皮,并嘱我不要多吃,怕一时肠胃不能适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力劝我再做研究工作,重操旧业,我辜负了他的希望,至今思之,不胜感叹!

一九四五年,在他六十寿辰时,我和友人在上海为他祝寿,他说:“人的脑力,愈用愈灵,六十岁正是脑力旺盛、学问成熟的时期。我要再干二十年。”我每次到北京,都到中关村拜望他,一九六五年我到北京,他刚去世不久。他是我国研究动物学的创始人之一,长于动物的形态和解剖。

陈衡哲

最近几年海外报章杂志上,对胡适与陈衡哲的关系,竟成为讨论的题材。周策纵、夏志清、唐德刚等都参加这个讨论。夏志清说:“当时美国东部,留学生间成绩最优异的要算上赵元任、胡适二人,但胡适到处演说,发表英文文章和读者投书,风头比赵更健。这样一位当代才子盛赞其诗才,莎菲(陈衡哲)怎可能不被其感动?”“陈衡哲返国后,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号《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我认为,这篇小说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唐德刚说:“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莎菲!莎菲!黄河远上白云间,你就是天上底白云!人间的黄蝴蝶啊!”“而胡之于陈,虽只短短一晤(怨我只从胡君这一面去观察),真是桃花流水,一往情深!”“胡适之先生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文。但是他却把自己的偏怜独女取个洋名字叫做‘素斐’,周夫子(周策纵)哪里知道,‘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唐把胡适在一九二七年梦见亡女的诗,说成“这不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吗?”胡适在生前总是说唐的“大胆假设”为“胡说”!

究竟真相如何?让我道来。当时,陈衡哲在美国藩萨大学读书,专攻欧洲历史,有文才。貌仅中姿。《尝试集》所谓“我们三个朋友”,就是胡适、任叔永、陈衡哲(莎菲)是也。胡适在美国最后一年,和她通过四五十次信,却没有见过她,直到临走之前,胡同叔永到藩萨大学去看她,才见了一面。陈是任叔永追求的朋友,而任与胡又是最好的朋友。胡适在慈命难违和朋友之友不可友的情况之下,他确是流水无情,可是莎菲在未与任定终身之前,确是落花有意。这是当年胡适的朋辈中都知道的事情,胡适家中的人也都知道,江冬秀更是一清二楚。难怪胡适说唐的“大胆假设”是“胡说”。

江冬秀并不是夏志清所说的“那样庸俗”,也不是胡适“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胡适的大儿子叫做祖望(思祖),是纪念他的慈母的;小儿子叫做思杜,是纪念他的老师杜威的;女儿叫做素斐,是纪念他的朋友莎菲的,仅是纪念友谊,并非爱情,江冬秀完全明白。江不是“河东狮子”,胡也不是怕老婆的丈夫。她御夫有术,只要胡适交女朋友,或女的害单相思,而不损害她的基本权利——她的地位,换句话说,只要胡适不坠入情网,她是听之任之,没有醋意,不加干涉。唐德刚说,有一女士爱慕胡博士到“我不能活下去的程度。一天她往胡家,和冬秀夫人哭诉一番,却未言来意,使冬秀夫人手忙脚乱,不知她哭闹为何事”。江冬秀岂真不知道她哭闹为何事吗?非也!江知道她是害单相思,既不愿安慰她,又不能责备她,因此手忙脚乱了。至于梦见亡女之诗却是悼亡,如若唐、夏等人硬认为是“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那末,胡所怀的不是莎菲,而是珮声啊!

陈衡哲回国后,初在上海替商务印书馆编书,后在南京同任叔永都在东南大学教书,教西洋史。她著有《西洋史》,分上下两册。作文艺小品自遣,发表于《小说月报》、《努力周报》、《新青年》等刊物。一九二八年,出版了《小雨点》集。胡适为她作序,称赞她的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陈衡哲夫妇知道素斐病逝后,胡适夫妇很悲伤,打算送一个女儿给胡适夫妇。可见他们的友谊非常之深了。

程敷模

程敷模,号士范,绩溪县仁里村人,幼年在该村的思诚学堂读书,胡子承主持校务。程与许怡荪、程乐亭、胡祖烈、胡翼谋等是同班同学。思诚学堂毕业后,他同许怡荪、程乐亭到上海读书,他擅长数理,考入南洋中学,那时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两人就相交。程南洋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入北洋大学,专攻土木工程,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直到毕业都是如此。每年依靠获得奖学金,维持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店员,无余资供给他读书。北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他的老师胡子承任安徽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聘他任教务主任,师情难却,乃辞北洋来到安徽了。后来他任安徽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

一九二五年,唐山启新公司拟在河南六河沟建造启新水泥厂,聘请他为工程师,负责施工。他应聘,离皖北上。不久,直奉战争爆发,河南为兵家必争之地,他避难到北京,住在钟鼓寺十四号胡适家中。那时,我在北大读书,也住在胡家,与他共居一室,日夕相处,大摆龙门阵。一九二六年春节过了,六河沟启新水泥厂决定不办,他就离开北京,应安徽港口煤矿的聘请,建造港口到水东的轻便铁路。他著了《皖省轻便铁路刍议》一文,极力鼓动创办淮南铁路,以利淮南煤矿的运出。一九三四年建设委员会张静江委员长决定创造淮南铁路,张知道程士范建设上海宝山海塘工程及杭州自来水厂的成绩,就聘请他任总工程师,负责建设淮南铁路。全路计程二百一十四公里,再加各站的岔道,约计有八九十公里,共计三百余公里,总共投资八百五十万元,按公里只摊二万八千元(包括机车、煤车、客车在内)。那时,杭江铁路每公里的造价为六万元,宁芜铁路的造价每公里为五万元。淮南铁路是世界上造价最便宜的一条铁路,也是建造速度最快的一条铁路,只费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淮南铁路顺利完成,程士范就升任淮南路矿总经理。不久,中日战争发生,程主张彻底破坏路矿,以免被日方利用,这得罪了权贵宋子文。淮南路矿的人员到达汉口后,宋子文借故免去程的总经理职务。程就率领全家赴贵州,往云南,经河内,乘邮轮,于一九三九年春到达上海,住在老朋友金丹仪家中。我也在那年到了上海,江冬秀和思杜早在上海,我们几个人沪上相逢,心中有说不出的欢乐。后来,我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程也协助我做一些工作。一九四八年一月我被捕,程士范写信给胡适,要求胡急速设法营救。一九五〇年夏,我和程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同往华北大学看望胡思杜。新中国成立后,程历任安徽省工业厅厅长、省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省科普和科联的主席、省政协副主席、省参事室主任等职,并被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他为人耿直,遇事敢言,在极左思潮的控制下,哪能容得他!?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不幸于一九六〇年去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平了反。遗嘱将其骨灰撒在巢湖。他的家属遵命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