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背景及文学革命经历

2024-09-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四胡适留学时期一九一〇年八月,同往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到了绮色佳之后,胡适进了康乃尔大学。若没有许的规劝和鼓励,胡适哪里能出国留学呢?我在此要特别提出这一点,来说明他与《胡适留学日记》的关系。《胡适留学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的主张文学革命的经过。

四　胡适留学时期

一九一〇年八月,同往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到了绮色佳之后,胡适进了康乃尔大学。康乃尔以农科和土木工程著名。他先读农科,与秉志所学相同。习农事,学洗马,加笼辔,读生物学、上气象学的课程。他有“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的诗句。终以农科和他的性情不相合,就有“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之感。乃于一九一二年改入文科,专攻哲学。康乃尔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最大。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他的博士论文写完,约计九万字,费时九个月而成。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内容是:绪言哲学方法与哲学,第一篇记时代,第二篇

孔子之名学,第三篇墨家之名学,第四篇进化论与名学。据哥大规定,必须呈交论文一百本。他急于回国任教,无法付印呈交,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携带印好的论文到美国,补行手续,才了结“博士”的公案。

他在美国留学七年的情况都记载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原来题作《藏晖室札记》,一九三九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发行,一九四七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共四册,计十七卷,共计载日记三百五十一则及札记六百二十八条。这部几十万字的日记是他的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他的私人生活,思想演变的历史。“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一个基督教信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愤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作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朋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

现在我不谈他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乡思,也不谈他的世界主义,更不谈他的和平论及他的容忍精神,只谈下列几件事情:

1.许怡荪与《藏晖室札记》的关系:许怡荪是绩溪县磡头村的人,与胡适是同乡。两村相距一百四十里。他毕业于绩溪仁里的思诚学校,与程乐亭等同学,相约至上海求学,程等进复旦公学,惟许怡荪进中国公学,就与胡适同学。那时胡住在校外,他便和胡住在一起。怡荪是一个富于血性、富于感情的人。他待人诚恳,存心忠厚,做事认真,在胡适的许多朋友中,寻不出第二个。他待胡适真是亲如兄弟,若没有他,胡适一次大醉时,可能醉死了。胡适有一首诗,曰:“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这是实际的情况。若没有许的规劝和鼓励,胡适哪里能出国留学呢?有了他,胡适才得了许多益处;有了他,胡适才能戒除旧染,努力学问;有了他,这部日记札记才得替胡适保存起来。许怡荪与汪孟邹是绩溪老教育家胡子承的学生,因此,许与陈独秀也相识,他就把胡的《藏晖室札记》节抄一部,送给《新青年》发表。胡适说:“这部札记本来是为他记的。”我在此要特别提出这一点,来说明他与《胡适留学日记》的关系。

许怡荪是一个诚心爱国、热心救国的人。他少年尊崇孔子,认定孔教可以救国,而主张复古,这与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关。后来,他的思想有了进步,不相信孔教可以救国了。人的思想的转变是有过程的,许也难逃这种状况。许还主张“领袖人才论”,实质上就是一个“好人政治”。到了最后,他主张政治的改良需从“社会事业”入手,转变成为一个社会革命家了。可惜他的志愿丝毫未能实现,就短命死了!

我的朋友汪菊农和王子野(程敷铎)与许君有戚谊,他俩知道他的言行较为详细,希其能替他做一个详细的传记,登载在地方志上,教育后人,未知他俩见之为如何呢?

2.胡适的怪论:胡适的《留学日记》中有些奇谈怪论,那时正是少年气盛、意志奋发、佼佼不群的时候,高谈阔论,难免偏见。我现在仅举一例。

他曾说:“西方的男女是先恋爱后结婚,中国的男女是先结婚后恋爱。”又说:“西方之婚姻爱情是自造的,中国之婚姻爱情是名分所造的。”这在我国旧式的婚姻制度,凭着媒人的花言巧语,服从父母的命令,确是如此。然而不能说这种婚姻制度比西方的还好哇!

且看他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四日写的一则奇谈怪论,题目是:《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

文曰:“忽念吾国女子所处地位,实高于西方女子。吾国顾全女子之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男子生而为之室,女子生而为之家。女子无须以婚姻之故自献其身于社会交际之中,仆仆焉自求其偶,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则不然,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父母乃令习音乐,娴舞蹈,然后令出而与男子周旋。其时能取悦于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偶。其木强朴讷,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终其身不字为老女。是故,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此论或过激,然自信不为无据,觇于其精微者,当不斥为顽固守旧也。”

根据我国过去的婚姻情况,先谈恋爱而后结婚的男女,到后来不一定完全圆满。先结婚而后恋爱的男女,结果很好的,却也不少。但我极力主张婚姻自由。而胡适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竟说西方女子的地位不及我国女子,并说西方女子追求男子是“婚姻自由之罪”。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这是什么道理呢?其中有故。再看他的自供。他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的《容忍迁就》一文中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又看他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九日的家书中说:“……儿对于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据此看来,他的怪论实由于他对自己的婚姻有所感而发呀!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迁就与容忍,实行不反抗主义了。

3.胡适的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是以白话文运动为肇始。胡适是第一个主张白话文运动的急先锋,也是文学革命的代表者。《胡适留学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的主张文学革命的经过。一九一八年,他在《〈尝试集〉自序》和《谈新诗》两文中又将其经过概述了一遍。

他做白话文学,起始于一九〇六年,那年他替《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地理学》一文,都是用白话做的。这时已有不满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尚没有意识到文学的改革。一九一五年八月,他作的《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说:“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以其为仅有之各省交通之媒介物也,以其为仅有之教育授业之具也。”只是说,“汉文乃是半死亡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什么叫做半死亡文字?他说:“活文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尸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他仅谈教授汉文的方法,还是主张文言不可废置,更没有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直到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七日夜,他改做了一首《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他才提出:“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全诗凡六十句,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一为抽象名,十为本名。他说:“人或以为病,其实此种诗不过是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前不必有古人,后或可招来者。知我罪我,当于试验之成败定之耳。”他在这首长诗中才提出:“文学革命其时矣!”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七日,他在《吾国文学三大病》一文中提出:“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模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一九一六年七月六日,他又追记了一篇《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他力主张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作小说。他提出九点意见:

(1)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听得懂之故。

(2)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3)白话并不鄙俗,俗孺乃谓之俗耳。

(4)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言语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

(5)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6)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www.chuimin.cn)

(7)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

(8)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小说、戏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札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9)文言的文学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学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

自从他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就受到他的一班好友的反对,反对的人有梅觐庄(梅光迪)、任叔永、朱经农、杨杏佛、胡明复等。他独自一个,单身匹马,力战群英。他当时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同他们笔战,终于一个一个地战胜了他们。唯有梅觐庄不甘屈服,坚持反对,直到梅在东大时,尚与胡先骕、吴宓等主办《学衡》来抵抗新文化运动,怎奈新的潮流的声势,有如千军万马,锐不可挡。他们也知难而退,从事于各自的专长去了。

胡适于一九一五年提出文学革命,就同一班朋友打笔墨官司,否则他决不会有那样尝试的决心,他说:“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札记如下:

文学革命八条件

我主张用白话作诗,朋友中很多反对的。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强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对遂不主张白话。他人亦不必都用白话作诗。白话作诗不过是我所主张“新文学”的一部分。前日(八月十九日)写信与朱经农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陈套语。

3.不讲对仗。

4.不进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5.需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6.不作无病之呻吟。

7.不模仿古人。

8.需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能有这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话。白话乃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试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入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

同日(《文存》是一九一六年十月,《日记》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寄陈独秀》一文中,也就提出他所述的文学革命八项主张。他说:“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做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号上。此文一出,陈独秀就在《新青年》第六号登载一篇《文学革命论》,内中有一段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他极力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用“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胡适的《刍议》,希望“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至于陈独秀则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义正言直,旗帜鲜明,这是另一种气概呀!同时,钱玄同也是一马当先,参加战斗,加之杨杏佛、任叔永、朱经农等后来也擂鼓助阵。从此,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初时反对,终于也谈起文学革命了。

我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些,为的是说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情况。回想胡适当年,英姿焕发,谈笑风生,雄赳赳,气昂昂,首举义旗,一直向前。哪知昔日的大将,到头来竟成了“过河卒子”,这足以使人们深省啊!

胡适留学背景及文学革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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