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文化的特色与地位-长安历史文化概论

第二节　长安文化的特色与地位

一、长安文化的特色

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有这样一种说法，2000年中国看西安，1000年中国看北京，100年中国看上海，30年中国看特区。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大树，是由长安文化的根、京派文化的干、海派文化的叶和特区文化的花所构成的整体景观，根深才能叶茂。

（一）长安文化的核心是盛世文化

长安是十六朝古都，周秦汉唐根基所在，因此，长安文化突出表现了盛世文化的核心价值^[20]。

1.革新创造

无论是周秦汉唐等强盛的朝代，还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时期，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革新创造。

西周分封诸侯、设立井田、制礼作乐，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创造了新的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把奴隶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战国时期，秦变法图强，最终统一中国，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废分封、设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汉承秦制。西汉在秦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继续发展；在思想上由法而儒，“崇儒更化”；史学方面，《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纪传体史料记载方式；文学方面，汉赋铺排恢弘，辞藻富丽。隋唐时期，确定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影响深远的制度；思想方面，儒、释、道的融通交流成为隋唐思想创新的先锋；唐人在文学、史学、书画艺术等各方面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

2.开放交流

长安的盛世文化具有开放的气度和胸襟，重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秦国广招天下英才，任用客卿，成就统一大业。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创国际交流之路，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长安聚集了大量的国外客商和留学生，日本僧人晁衡埋骨盛唐，唐代高僧玄奘赴西取经，中唐鉴真和尚浮桴东海，他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长安文化是多源的，没有地域、民族、国家的限制，不仅有戎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还有楚文化与关中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外文化的汇集与融通。长安文化的开放与交流，既促使民族文化不断融合，也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汇融通，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3.浑厚博大

长安的盛世文化，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气势宏大、风格凝重，表现出浑厚博大的精神特质。长安文化的浓厚博大，表现在浑厚雄伟的黄土高原和富饶宽广的秦川大地这种自然环境中，表现在周武王兴兵灭纣、秦始皇一统中国、汉武帝开疆拓土、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等历代帝王展现的历史功业中。同时，在西周浓重的青铜器上，在秦代宏伟的长城上，在秦兵马俑恢弘的气势中，甚至在汉唐雄伟的宫殿陵墓建筑、恢弘富丽的汉赋唐诗中，都充满着恢弘之美、浑厚之质，展现出长安盛世文化凝重的风格和博大的境界。我们所说的“强秦威势”、“大汉雄风”、“盛唐气象”等，就是对这种浑厚博大精神的称颂。

4.乐观进取

长安盛世文化表现出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氛围。从周武王兴兵灭纣到秦人统一全国，到汉唐盛世，无论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显示出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

身处盛世，社会秩序比较安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百姓生活安居乐业，因此，人们的生活态度比较乐观，待人处世比较积极。如盛唐时期，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中外文化频繁的交流，都使得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高度张扬，形成唐人开放进取、自由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功业追求与世俗享乐并行不悖的时代文化心理。社会上洋溢着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人们有较强的建功立业意识。表现乐观进取精神最直接也最鲜明的莫过于盛唐边塞诗，无论是平中见奇的写景，还是悲中见壮的抒情，都饱含着一种奋发向上、昂扬乐观的基调和雄浑豪迈的风格特征，体现出盛唐气象。

5.重贤尚能

盛世之所以能够成为盛世，就是因为尊贤敬能，长安以其博大的胸怀，囊括四海，热情好客，不屈才、不排外，有容乃大，气度不凡。周文王启用姜尚，为后世树立了重贤尚能、求才若渴的优良社会风范。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蹇叔，独霸西戎；秦孝公拔擢商鞅，变法图强；秦王嬴政任用客卿，打败六国。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得非常明白：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秦国的强大，让有才之士羡慕不已，秦国的招贤纳才政策，又让这些人慕名而来。广用人才，才能成就大业。其后的汉唐盛世，均是如此。

盛世文化精神既是长安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对现代西安的文化建设仍有积极的意义。

（二）长安文化注重道德、崇尚气节

遵守秩序、重道德尚气节的道德文化是长安文化中具有浓重色彩的绚丽风景。

1.尊礼敬德

长安文化中尊礼敬德的源头是从西周开始的。周公制礼作乐，以礼治国，同时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

《周礼》是不同时代思想家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根据，虽然他们对政治制度的认识千差万别，对施政方法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其“礼乐教化”的观念依然强烈。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说：“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阐述了礼之本质“仁”的内涵。同时，孔子重视教化活动在价值观熏陶与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认为所谓“为国以礼”，其实质就是顺乎人性，推行仁政，以仁义教化实现天下大同。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要用《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熏陶，使之熟悉经典所承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然后将他们充实到国家官僚队伍中。由此，形成尊礼、重经的学习风尚，经学成为汉代以后社会上最有影响力的学问。汉代所形成的经学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也为后世历代王朝效法，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学说以及宋明清之际产生于长安的关学，使得长安文化中尊礼敬德的观念绵延不绝。

2.崇尚气节

所谓气，就是浩然正气；所谓节，就是节行操守。在个人操守修养上，强调“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语出《周易》）的奋斗不息精神，强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语出东汉杨震）的自律意识，强调“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语出西汉司马迁《史记》）的心志气节，强调“君子慎独”（语出《礼记·中庸》）的反思和自省。在国家民族问题上，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崇尚民族气节。崇尚气节方面，长安大儒张载一句话说明了长安文化的气节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3.崇侠尚武

西周、春秋时期，秦人地处西夷，本为游牧民族，为争得周平王口头赐予的岐西之地，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征战，“秦人头枕兵器，身穿盔甲，好与人拼性命”。战国时期，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诗经·无衣》描述秦人英雄精神：“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秦风》多叙车马、田猎、征战，表现秦人赳赳武夫、骁勇善战的尚武风气。秦国鼓励耕战的政策成为社会价值的导向，使之趋向急公好义、崇侠尚武的大勇。

汉代迁徙天下“豪杰”及“众乱之民”的“实关中”政策，导致长安地区各地豪杰云集，“五方错杂”，游侠之风兴起，“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加上关中地处胡汉军事对峙线的边缘，边疆与地方“高尚气力”、“不耻盗寇”的习尚长期积淀，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融合，绵延至隋唐，柳芳《氏族论》概括各地域士族特点时说：“山东人质，江左人文，关中人雄，代北人武。”以“雄”标示关中崇侠尚武的风气，意味深长。

唐代，由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高度张扬，同时，社会观感对复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旌扬的推动，加上边塞战事引发的向往立功边塞的时代精神以及唐代武举、府兵制的实行等因素，使得唐代的任侠风尚更加炽烈。王维《少年行》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社会发展到今天，游侠也发生了分化，铁肩担道义的成为正义化身，而鸡鸣狗盗之辈亦不少见。

长安的道德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源泉。

（三）长安文化蕴涵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长安民俗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俗习惯，如关中八大怪，婚丧嫁娶风俗等；二是口头传统，如民歌、方言、民间谚语等；三是传统表演，如秦腔、鼓乐、皮影、社火、秧歌等；四是手工技能，如剪纸、布偶等。

长安民俗文化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1.原发性

原发性即是从工艺开始就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走向，与嫁接和借鉴外来的文化相对。著名的长安鼓乐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长安鼓乐是我国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器乐乐种之一。它脱胎于唐代燕乐，后来融入宫廷音乐，安史之乱期间因宫廷乐师的流亡而流入民间，依托寺庙进行乐事活动，逐步分为僧、道、俗三个流派，明清时达到鼎盛。长安鼓乐至今流传于西安市以及长安区、周至县、蓝田县等县区。鼓乐是以鼓为主的打击乐和笛、笙、管吹奏联合演奏的大型乐种，民间称之为细乐，其形式有行乐和座乐两大类。行乐是行走时演奏的，所用乐器较为简单，多为单牌子散曲，节奏规律、严整。座乐为坐着演奏的套曲曲牌，乐器配备完整，演奏人员较多，场面也较为壮观。座乐的演奏者一般配合默契，演奏的乐曲舒展激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现存于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唐代鼓韵乐谱，它是长安何家营乐社老艺人何永贞保存下来的，谱上书有“大唐开元五年六月十五”字样，乐谱用俗字谱抄成，其字如云卷飞舞令人多不得识，唯有老艺人尚知其中奥妙。

2.原始性

长安民俗都是“土”得掉渣的东西，极具原始性特点。如剪纸。长安的劳动妇女，在劳动之余，用一把剪刀、一方红纸，不用事先画图，完全靠心灵的构思、剪尖的描摹，剪出古朴生动、强烈自由的风格。彩绘泥塑玩具也具有原始性。这种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泥玩，造型浑朴，色彩浓艳，对比强烈，内容表现极为广泛。

秦腔的原始性最具代表意义。秦腔被称为“乱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陕、甘、宁民间歌舞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相传唐玄宗李隆基专门设立培养演唱子弟的梨园，既演唱宫廷乐音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乐师李龟年所作《秦王破阵乐》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其后，秦腔受宋词影响，从内容到形式日臻完美。明嘉靖年间，甘、陕一代秦腔逐渐演变成梆子戏。清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蜀入京演出，轰动京城。秦腔是许多剧种的鼻祖，向西流落入川为梆子，向东进晋为晋剧，在河南为豫剧，在河北为河北梆子。秦腔的唱腔音色高亢激越，宽音大嗓，要求用真嗓音演唱，保持了原始豪放的特点。秦腔角色有老旦、正旦、小旦、花旦、媒旦、老生、须生、小生、大净、毛净、丑角等，其唱腔、道白、板路、脸谱、身段、角色门类自成体系。

3.古老性

长安历经周秦汉唐，其风俗文化具有古老性。如长安方言。语言的繁衍变化，总逃脱不了旧有的基础。长安方言是中国古文字的活化石。长安方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香古色的腔调和文字，如：嫽、咥等。又如埙。贾平凹在《废都》里提到这一魅力独特的乐器，它是我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它的雏形。我国古代把乐器分为金、石、土、木、革、丝、竹、匏八音，埙为“土”的代表性乐器，是一种音色柔和的旋律乐器，其音色幽深、凄婉、绵绵不绝，在整个乐队中起到填充中音、和谐高低音的作用。《诗经·小雅》有“伯氏吹埙，伯氏吹篪”的记载，《乐书》说：“埙之为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数也。中虚上锐，火之形也。埙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声。故大者声和黄钟大吕，小者声和太簇夹钟，要皆中声之和而已。”几千年来，埙一直作为雅乐之用，是一件沉思的乐器、怀古的乐器。

4.多样性

长安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尤其在传统表演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样性特点。如长安皮影戏、正月社火等。皮影的原型是用纸剪的，后来才改用皮刻制。其表演形式是将刻有图案的皮影透过灯光，映现出剧中的人物或背影。因皮影表演仅限于平面，人物形象只能以侧面表达，故对皮影的磨制、造型和雕镂都有极高的要求，只需几根线条，就把人物性格刻画得形神兼备。造型人物的颈、肩、腰、膝、肘等处有轮盘牵线，能够活动自如。演出时，操纵提线的“签手”在屏幕后表演打、跳、翻、跑等各种动作。在长安地区，正月要耍社火，社火指芯子、高跷、竹马、旱船、舞狮子、龙灯等，这是靠扮演、造型、技巧获胜的表演艺术，通过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和严密的构思，形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长安的民俗文化，扎根于长安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出色地运用传统文艺和技能，展现了长安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杰出价值。

二、长安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不断进步、走向繁荣的精神支柱和智慧源泉，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不可少的文化核心。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文化体系，是历史的文化、过去的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性与历史性。我们倡导“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不是为了复古、倒退，更不是要抱残守缺。认识传统文化，其着重点在于通过全面认识、创新发展，使祖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长安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长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www.chuimin.cn)

长安文化的形成，是以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文化发展也最具影响的西周、秦（含秦国与秦王朝）、西汉、隋、唐等统一王朝的文化为背景的，它吸收南北、利用东西、兼容并蓄，体现的是周秦汉唐的主流文化，反映的是统一的文化特征。周秦汉唐四个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它们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个重要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以周秦汉唐文化为主的长安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上处于重要的主体地位。

长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由周秦汉唐文化精髓构成并渐次发展演变而来。在以长安为都的政权当中，西周、秦、西汉、新、隋、唐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其中西周、秦、西汉、唐又是较为强盛的王朝，其文治武功均对我国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西周、秦、西汉、唐四大王朝的主流文化各有特色。有学者指出，周文化的主流可视之为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将“敬天保民”、“重农裕民”等治国理念推行到各地；秦文化之精髓为制度文化，秦统一全国后，废分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又实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等政令。秦始皇创建的许多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制度多为后世所继承，当然也有相当的变革。西汉文化的主流是汉武帝时获得独尊地位之儒学，经过董仲舒加工后的儒学，调和相关学说，既符合西汉实施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也促使西汉统治者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仁德之治，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唐文化的精髓是兼容并包、大气磅礴的精神，造就了唐文化之灿烂辉煌，并成为世界文化之高峰。

长安文化作为古代各政权认可并极力推动、普及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自古及今，均发挥了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教化育人培植各方英才、创新知识提升人类智慧、资政惠民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盛世文化

史学界有“治世”、“盛世”之说。“治世”一般在乱世之后新的朝代建立或者国力衰弱一段时间后有为君主即位，经过励精图治、任用贤良而出现的政治清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现象，称为“XX之治”。“盛世”的表现则是在“治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国力强盛，经济发达，在对外关系上处于主导地位。

长安虽是古都，但真正培育和塑造长安文化的是历史时期中的盛世。从朝代的历史地位来考察，周、秦、汉、唐是长安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秦是封建社会的开创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西汉是封建社会的发展上升期；唐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周、秦、汉、唐的灿烂文化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对长安文化的培育及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西周有“成康盛世”和“宣王中兴”，西汉有“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大一统以及“昭宣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等。这些所谓的“治世”和“盛世”，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们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兴旺、昌盛的时期，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由此而创造、培育并最终形成的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宝贵的精华，是盛世文化。

如果把中华传统文化比喻为一座建筑，长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祠堂，“就像每个家里面的祠堂，祠堂里面总是一些祖宗可称道的事情，放在那里可以激励子孙一样”，“西安市能够当做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祠堂，专门提醒汉唐两代的汉之所以为汉、唐之所以为唐这种精神的所在”。^[2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安文化是一种盛世文化，记载着中华传统的辉煌与骄傲。

公元前11世纪，西周伯姬昌（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长安沣水中游西岸营建丰镐，成为西周政权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从此，长安开始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引领时代风气。之后，周公以礼乐经营天下，从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文化而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长安从此在中华文化中占据正统地位，成为盛世文化的代表。周礼中所保留的大量古代氏族内部的相亲相爱的伦理情感，随着周平王东迁而传播于齐鲁大地并迅速为齐鲁士人所吸纳，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的内核，并且通过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齐鲁士人的演化改造和弘扬，构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核心——儒学的基础。以礼乐为中心的周文化是长安文化的萌生期。

秦、汉、唐的大一统，长安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她与中国其他各地不再是平行的，而成为一种统御关系。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借此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异域文化也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以制度建设为重心的秦文化架构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框架。西汉初期，推行黄老之术。到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开通丝绸之路，促进了与相邻诸国之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当时的长安文化，既吸收了前代周、秦文化相关内容，又具有西汉时期禀赋的主要特色，在西汉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领域均起着主导作用。唐代是长安文化的繁盛期。经东汉与魏晋南北朝印度佛教传入与国内多民族军事上的交锋、政治上的博弈以及文化上的融汇，加之唐代前中期一批名君贤臣的开放、开明的内外政策的施行，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国力至于鼎盛，声威远播，儒学有了新的发展，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行发展，民间、士人与宫廷之文化艺术活动多姿多彩、十分活跃，长安城作为国都汇聚了各界文化之精英，也产出了一大批文化精品杰作，因而长安文化在唐代达到高峰。

如果赋予周秦汉唐文化以人格化的内涵，那么，周人的文化性格是质朴与谦恭，秦人是强悍与暴烈，汉人是自信与宽容，唐人是大度与雍容。事实上，唐人较汉人而言，其文化精神更为刚健自信，而且仪态万方、风情万种。^[22]长安文化的核心就是周秦汉唐文化，处处显示着盛世文化的风韵。

（三）长安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从传统文化的地域视角看长安文化，我们发现，长安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地域环境，有适合其发育的地理母体。“长安文化相对于组成中华文化的其他一些地域文化，处于源头与核心地位，这是历史铸就的史实，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23]

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以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朱士光先生认为，关中盆地由于位居我国腹心地带，是我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区，又处在我国国土的第二级阶梯东部，因而面对其东部第三级阶梯上的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就处于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在地理区位上拥有先声夺人的优胜地位。加之关中盆地东临黄河，南靠秦岭，西阻陇山，北倚北山山系，四周又有函谷关（东汉末改在潼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金锁关、临晋关等多处雄关险隘拱卫；关内渭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与黄土台原，气候温润，地形平衍，河流纵横，草木繁茂，土壤肥沃，物产富饶，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政治家与地缘政治学者早有论断。

换个角度，从历史时期之政区建置沿革上，我们还可将长安文化涵盖的区域划定在秦内史、西汉三辅与唐代京畿道范围之内。其地域范围恰好与地理概念上的关中地区基本吻合。

因此，从地理区域概念与历史文化范畴两方面综合而论，现在陕西省中部的关中地区所涵盖的西安、渭南、宝鸡、铜川四市区域范围之内的“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就是长安文化。

关中地区，正因为具有地理区位、地理条件上的特点与优势，成为建都的理想之地，被称作“秦中自古帝王州”^[24]。这里的历史文化自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仅内涵丰富、积淀深厚，而且独具特色、自成体系。

历史时期的长安文化不仅反映了周、秦、汉、唐、明、清时期关中的地域特征，同时也折射了周秦汉唐王朝的首都风貌。作为首都，其政治影响力、经济辐射力、文化洞穿力都非常之大，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典型文化，因此，长安文化显示出明显的都城文化风貌。宋元明清时期，关中不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文化不再是全国文化的标尺，但由于西安是西北区域性中心城市，长安文化仍代表关中地区的文化特色，其中关学仍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发展代表着区域学术的前沿。

长安文化，从关中的丰镐、咸阳、汉唐长安传播到全国各地，影响了其他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荆楚文化等，在其形成的关键阶段，都从西周礼乐文化、秦代制度文化、西汉儒家思想、唐代的兼容并蓄精神以及后世的关学中接受了至关重要的内容。

（四）长安文化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

长安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长安文化反映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内容。长安地处西北，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但在长期的都城时代和后都城时代，旧的民族消失了，新的民族出现了，民族文化融合再融合，民族文化的界限逐步缩小以致消失。

周文化的兴盛，不仅仅是因为周文化具有周族生产生活的个性，同时，还依赖于周人尤其是王季、周文王时期持续不断地汲取商文化的精髓，这点从先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以及先周建筑可见一斑。秦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不断求变、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兴起的，随着秦国铁骑横扫六国，秦文化与六国文化的融合也达到顶峰，这不仅表现在《吕氏春秋》一书观点的博与杂，秦国对六国人才不拘一格的择优任用，还表现在六国人口大规模向咸阳的迁移和六国建筑艺术在咸阳的光大^[25]。汉初关中文化明显掺杂了楚文化，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主要来自楚地，新丰的楚居楚俗、宫廷的楚歌楚舞，都逐渐融入秦文化，形成新的长安文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对匈奴作战的胜利，胡文化与长安文化迅速融合。南北朝时期，长安成为从草原地带南下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必争之地，政权更迭之中，民族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旋律，长安文化也显现了新的生机。唐代胡风大盛，唐代长安文化的民族气息更为浓郁，不仅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还突出表现了国际文化的融合，音乐、舞蹈、诗歌、服饰、民俗甚至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融合的氛围，极大地丰富了长安文化大气、开放、融通、包容的内涵。宋元明清时期，长安成为军事重镇，作为出入西北地区的门户，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从未间断。

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过程中，长安文化的民族性是必须要保持的。毋庸置疑，我们当前研究较深入较宽广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正统文化、主干文化，而这虽然也是在历史长河中由众多民族不断融合、不断发展而得来的，但并不能完全代表全部的长安文化。长安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地区，长安文化包含着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

长安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体系，是历史的文化、过去的文化，同时，也是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视野下逐步更新的文化体系。认识长安文化，其着重点在于通过全面认识、创新发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为我们的城市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服务。

【注释】

[1]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8页。

[2]《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3]《古都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4]《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5]《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6]该文载《西安晚报》1993年9月22日。后作者又略作增补以同题刊登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7]朱士光、吴宏岐：《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8]原文载《西安社科通讯》，1993年第2期，又载《西安晚报》1993年3月18日。

[9]朱士光、吴宏岐：《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7页。

[10]王翰章：《西安——中国十四朝古都，兼论武周建都长安问题》，《文博》，2005年第2期。

[11]朱士光、吴宏岐：《古都西安的发展变迁及其与历史文化嬗变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2]该文先后分5次载于《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4期与1991年第1期。后又收入《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该书于1998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涉及西安十七朝建都部分，刊登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3]赵东：《西安建都朝代新论》，《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4]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15]《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1986年》，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出版社1986年版。

[16]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五，《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7]王书勋：《对西安历史上建都朝代和时间的统计研究》，《西安社科通讯》1992年第2期。

[18]王友福：《关于西安都城的几个问题》，《西京论苑》，2001年第4期。

[19]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版。

[20]赵馥洁：《盛世文化是长安文化的核心价值》，《三秦文史》2009年第1期。

[21]2006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在西安联合举办“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建设”研讨会，许倬云先生提出的观点。

[22]朱利民：《西安是中国人的祠堂》，《西安日报》，2008-03-31,第7版。

[23]朱士光：《长安历史文化丛书·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4]杜甫:《秋兴八首》，《全唐诗》卷二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

[25]《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层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