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历史文化概论：思想、史学、制度文献

2024-09-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思想、史学、制度类文献一、思想类文献《周易》五经之一，相传是周文王姬昌等著，具有中国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司马迁有史学之父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

第一节　思想、史学、制度类文献

一、思想类文献

《周易》五经之一，相传是周文王姬昌等著，具有中国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老子》亦称《道德经》，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西游秦国时所作。他用“道”说明宇宙万物起源和演变，包括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因素，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及门客撰于咸阳，被后人评价为“总绾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此书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言，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

《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于长安。其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杂以阴阳五行之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思想体系。书中将天道和人道比附自然与人事，阐述“天人感应”理论。

《原道》唐代韩愈作于长安。文中提出了道统的观念，为儒家的封建道德学说和社会政治理论辩护，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其活动，言辞激烈。

《性理粹言》10卷、《泾野子内篇》27卷、《泾野子外篇》2卷、《四书因问》6卷（均收于《泾野文集》）明代吕柟撰于西安。这些哲学著作上承张载的理学思想，批判王守仁“致良知”学说，提出“格物以究理”、“先知而后行”的观点，对促进关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关学编》4卷（附清代王心敬等人的《续编》）^[1]是明冯从吾（西安府长安人）为识“关中理学之大略”而撰。此书对宋元明时期推动关学发展的学者的事略及其思想给予记述，探明了关学发展的源流，总结了关学的发展，是研究宋明理学特别是其在关中地区发展的重要参考书。

《儒鉴》、《四书反省录》6卷（均收于《二曲集》）清代大学者李颙撰于长安。这些著作上承张载、吕柟的理学思想，推崇朱熹、陆九渊，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对于促进关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关学宗传》清末民初张骥撰。他亲访关学诸家门人及采集关学典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成《关学宗传》56卷，共收录宋元明清关中儒家学者近250人，系统记述了宋、金、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人物及学术。张载弟子门人颇多，知名之士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钟师道、潘拯、李复、邵清、张舜民、薛昌朝等，其中以吕大钧、吕大临最有建树。《宋史本》传载：“大钧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据张骥表白，其《关学宗传》是“以理学为范围”，所收诸儒又“仅以关中为限”，即“以地系人，纵讲关中之学”，明确了关学的“关中”地域性和性理学特征。可知“关学”“当时盛传于关中”，“誉满秦川”，长安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内容与哲理基础。

二、史学类文献

中国历史之有文字记载固然重要，但史学的真正创建则在汉代，而司马迁与班固之功尤著，在史学上的地位尤为重要。司马迁有史学之父之称。另外，中国的史学著作汗牛充栋，其中许多著名的史学大作撰于长安，为长安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陕西韩城人。司马迁自幼就有聪慧的天资，年十岁即诵古文，少时在家过着耕牧生活，《史记卷》130《自序》中有“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记载。19岁随父亲迁居到长安，刻苦攻读众多典籍，在父亲安排下投师于儒学大师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并阅读了宫廷藏书，从而增长了多方面的学术知识。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第一次漫游祖国的名山大川。从京师长安出发，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以及中原地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两三年。沿途搜集资料，采访求证，为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天汉元年（前99）因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被牵累下狱，第二年受腐刑。三年后出狱任中书令，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巨著《太史公书》。

《史记》全书130卷，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形式，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囊括了上古至西汉时期3000多年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及民族关系等历史资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被世界人民誉为百科全书型的史学名著。

从《汉书·司马迁》可知，他撰《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2]。记事上起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的唯一的史书。就史识而论，他能普遍注意到社会各方面的事，并不是给帝王宰相看的政治史，其学识在班固之上。而且司马迁是纪传体的创造者，能够把先秦以来的史体综合起来，作成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大著作，为研究汉以前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系统可靠的材料。《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所以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www.chuimin.cn)

《汉书》《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右扶风（今陕西咸阳）人班固撰。《后汉书》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异”，受其家学影响较深。班固的父亲班彪，是个史学家，曾著《后传》六十余篇，以续补《史记》。彪卒，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3]，被人告发私作国史，打入监狱。弟班超上书力辩，明帝亦得班固所撰史草，重其才，命他做兰台令史,掌管皇家藏书。永平中受诏完成其父所著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一直在撰写《汉书》。因政治上追随外戚窦宪，受牵连入狱而死。

司马迁与史记

《后汉书》本传记载，班固写《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共120卷。主要记述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囊括了西汉一代（包括短暂的王莽政权）230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是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及民族关系等重要资料。

《汉书》与《史记》相比，有其独到特点：第一，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第二，改《史记》通史体位断代史。并将《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把汉代勋臣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第三，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对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在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史大纲。第四，与司马迁无神论思想相比，《汉书》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

班固除撰写《汉书》外，还参加过《东观汉记》的整理与撰写。该书断限上起光武，下止灵帝，基本反映了东汉一代史事。在范晔《后汉书》问世之前，有相当大的文化影响，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极受读书者的重视。

班固还受命整理编写《白虎通义》。该书主要记载汉章帝建初四年（79）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情况，反映了两汉当时尊今文、抑古文的政治思想。

《南史》《北史》唐代李延寿撰于长安的两部纪传体史书，是研究南北朝史的重要资料，其中《北史》中建都于长安的西魏、北周、隋等相关资料，对研究北朝时期长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唐代时设史馆修史，纪传体“二十四史”中的《周书》（唐代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唐代房玄龄等撰）、《梁书》《陈书》（唐代姚思廉撰）、《北齐书》（唐代李百药撰）、《隋书》（唐代魏征等撰），六部著作中，《隋书》尤为重要。

《隋书》唐代魏征、孔颖达等撰于长安。全书共85卷，书中所记人物事件较详，叙述典章制度上溯至南北朝时期，是研究隋大兴、初唐长安的基本书籍，为追溯唐代长安典章制度、民俗风情、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缘起由来之必备书。

三、制度类文献

《通典》唐代长安人杜佑所撰，是我国第一部典制体著作。共200卷，书中记载了黄帝至唐天宝末年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以及边防等制度沿革，尤其对唐代制度记载尤详，是研究唐代长安政治制度、职官人事、礼乐法典、经济财政等方面不可缺少的资料。

《大唐六典》唐代李林甫等撰于长安，是研究唐代职官的基本史料。全书30卷，书中依据唐贞观六年（632）官令，分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按部门分列各种官职的职司、所辖官佐、各官品秩等内容，是研究唐代职官的基本史料。

《大唐六典》书影

《唐律疏议》唐高宗时，诏令长孙无忌对太宗时房玄龄等人所撰《唐律》进行的考证、疏义和补充。全书30卷，由12篇共500条律令组成，为研究唐代的治安、刑狱、司法以及各项管理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长安历史文化概论：思想、史学、制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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