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历史文化概论：音乐理论与百戏的繁荣与发展

2024-09-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三）音乐理论乐舞实践的繁荣，促进了理论的发展，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乐书》与汉宣帝时代戴氏叔侄整理的《礼记·乐记》被后世视为儒家乐舞思想的集大成者。（二）汉魏时期长安百戏“百戏”作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表演艺术形式，成为代表汉朝乐舞最高水平的艺术经常在宫中演出，并作为每年新年元旦或招待各兄弟民族和外国来宾的宴会上演出的节目。

（三）音乐理论

乐舞实践的繁荣，促进了理论的发展，汉武帝时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乐书》与汉宣帝时代戴氏叔侄整理的《礼记·乐记》被后世视为儒家乐舞思想的集大成者。

《管子·地员篇》和《国语·周语下》都曾谈到宫、商、角、徵、羽五声的确立。后又增加变宫和变徵，成为七音。此即有名的三分损益法，根据管或弦的长度加长三分之一或缩短三分之一，就有了不同的长度，由此产生不同的振动数而形成不同的音高。后又发展为十二律，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总称“六律、六吕”，或简称“律吕”。有了五音十二律之后，就可转移主调位置，取得“旋相为宫”的效果。一个调可以旋宫十二次，五种调式，共可得六十调。至此，十二律的音律体系已经完成，七声音阶已经开始应用了。

二、长安的角抵百戏

（一）百戏的起源与发展

百戏最初源于先秦时期的“讲武之礼”。所谓“讲武之礼”，即西周时每年于“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礼记·月令》）的活动，是一种采用“角试”比赛方式进行的军事训练或军队校阅。这种活动的目的是教习战法，熟悉号令，甄选士卒是一项重要的军事活动。

《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五引《汉元帝纂要》说：“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27]其实，这是指百戏达到一定规模、被集中起来为人表演以取乐是在秦汉之时。至于百戏中的有些项目，则起源较早。《庄子·徐无鬼》就曾谈到：南市宜僚以弄丸名于时。旧注称：“南市宜僚善弄丸，常八个在空中，一个在手。”《列子·说符》也记载宋国兰子弄七剑，五剑常在空中。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已擅有这种技艺，自然是难能可贵了。《史记·苏秦列传》也说，战国时，齐都临淄的人不仅“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而且也普遍参与斗鸡、走犬和蹋鞠。至于拔河，则相传楚将伐吴，设此戏“以为教战”；后遂流传民间，相沿不绝。还有角抵，“或曰战国时之戏”。秦二世也曾聚集艺人，表演过角抵、俳优之戏（《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五引）。只是秦代以前的百戏表演，尚处于肇始阶段，远不如汉代那样规模盛大、节目繁多。

秦统一六国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把“讲武之礼”改为角抵。秦二世时，增加了角抵的娱乐性和表演性，并引入宫廷，与歌舞、杂技等同台演出，成为宫廷贵族的观赏性娱乐活动，被称为“角抵戏”。特别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加强“乐府”对宫室消闲娱乐活动的主导作用，并多次举行较大规模的“角抵戏”表演活动，使其进入大发展时期。

（二）汉魏时期长安百戏

“百戏”作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表演艺术形式，成为代表汉朝乐舞最高水平的艺术经常在宫中演出，并作为每年新年元旦或招待各兄弟民族和外国来宾的宴会上演出的节目。

据张衡《西京赋》记载，在长安演出的歌舞百戏达数十种之多，色彩斑斓，盛况空前。随着宫廷和京师歌舞百戏的繁盛，陕西各地歌舞百戏也蓬勃兴起。

《西京杂记》云：“三辅人俗目以为戏，汉武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以《东海黄公》为代表的汉代“角戏”至此已经形成。

汉代角抵百戏中，逐渐出现了故事情节和戏剧化的现象。突出的节目就是《东海黄公》，我们不妨视之为中国舞剧的萌芽。据《西京杂记》记载：“有东海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现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汉代时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关中一带）人俗用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百戏”包括的内容异常丰富，每个节目都有很高的技巧，如“都卢寻橦”（顶竿，又称“木熙”）、跳剑弄丸、吞刀吐火、戴竿走索、冲狭（钻圈）、倒立、驯兽、马戏，还包括倡优、侏儒表演的情节化、戏剧化的节目。

古代的马戏

寻幢，又叫缘竿、都卢寻幢，汉代有额上顶竿、头顶竿、戏车顶竿等表演。履索，又叫走索、高絙之戏，即在高悬的绳索上，做出各种动作。叠案，即在一个或几个木案（桌、凳）上进行手倒立表演。冲狭，即钻火圈、刀圈之类的表演。燕濯，是一种跪姿鱼跃前滚翻表演。这些活动，熔力量技巧于一炉，体育与杂技兼而有之，具有显著的表演性特征。

汉武帝在称帝的第七年元光元年（前134）开始兴建未央宫，经过两年竣工使用。“未央宫前殿东西五十五丈，深十五丈，高三丈五尺”，雕梁画栋，殿前广场演出时，可以“受万”“纵民观看”。在《汉书·西域传》中还记载了汉宣帝刘询在元康二年（前64）演出百戏的情况，“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注：都卢是国名，巴俞是今渝州人，巴俞之人，所谓宾人也，劲锐善舞），海中砀极（乐名），曼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当时安息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28]“黎轩善眩人”即罗马的杂技魔术演员，他们为宫廷角抵戏增加了不少内容。

百戏在汉代宫廷和达官贵人之家颇为流行。史书记载，元封三年春（前108），汉武帝刘彻在长安未央宫举行了一场“角抵戏”的表演，招待外国使臣。京都周围“三百里内皆来观”，可谓盛况空前。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物，多聚观者。……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除此，长安的平乐观也是表演百戏的重要场所。元封六年，汉武帝在平安观又举行了一次百戏盛会，李尤的《平乐观赋》就有“歌舞俳优，连笑伎戏”的记载。上行下效，不少贵戚家中都蓄养专门表演百戏的倡优。西汉末年外戚王凤及王氏五侯，即以“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闻名于时。《汉书·贡禹传》记载，在汉代一般“豪富吏民”通常也“蓄歌者数十人”。

角抵

《西京赋》中所描写的角抵妙戏，较之西汉元封三年的大角抵，可以说在节目品种、技巧质量和演出规模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到东汉时，“角抵戏”的内容进一步增多，凡是歌舞乐奏、杂技幻术、角力演武、运动竞技等无不囊括其中，因此称之为“百戏”。百戏，又名散乐。它是杂技、歌舞及民间各种新的音乐技艺的总称。“百戏”一词源于秦汉，亦称“角抵戏”。《汉文帝纂要》上说：“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其中有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延”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至南北朝时，“散乐”与“百戏”合称“散乐百戏”，涵盖面更加广泛。俳优、民间舞和杂技都是当时“散乐百戏”中的主要项目。北齐时，百戏表演中有“俳优侏儒”，西魏时有“俳优角抵”。唐代时百戏十分流行，每逢节日都要举行歌舞百戏盛会。宋代习惯上沿用“百戏”，多专指杂技及竞技表演，并已呈现分化的趋势。而对于散乐，则认为以杂剧为“正色”，“散乐”逐渐成为戏剧歌舞一类的专称。而百戏在宋代多专指杂技及竞技表演。元代以后，百戏节目有所发展，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后百戏这个词逐渐少用。

百戏是用俗乐伴奏的，它广泛流行于民间，与俳优歌舞杂奏，合称为散乐。

百戏还有一种由“俳倡”或“俳优”表演的节目。“俳”《说文解字》释为“戏”，即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表演。“倡”，释为“乐”，即能使人发笑的滑稽性表演。《汉书·霍光传》记载：“击鼓歌唱作俳优”，也就是表演时边击鼓边唱歌。可见，倡优就是“百戏”中扮演逗笑说唱等曲艺节目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魏、北周等王朝在长安建都，歌舞百戏继续发展。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五年（539），太庙初成，四时祭祀，都有俳优角演出。北周宣帝，广召杂技，增修百戏，并征集散乐在长安演出。他自己夜以继日，通宵纵乐，“鱼龙烂漫之伎，常陈于目前。”（《周书·宣帝纪》）静帝于文阐大象年间，曾“大陈杂戏”于长安，“令京城士庶纵观”。（《北史·周本纪》）

（三）隋唐代长安百戏

隋朝时，杂技百戏艺术品种繁多。据《隋书·音乐志》载：“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隋炀帝杨广继位后，营建东都洛阳，组织众多乐工，成立了太常寺机构。公元606年，隋炀帝还召集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又六品官以下至于庶民，有擅长音乐倡优百戏的人都到太常寺当差。全国乐人和散乐（又称百戏，即杂技）大集东都。隋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隋炀帝还自制艳诗多篇，令乐官造成新声，教乐人演奏。乐人、舞人逐年增加到三万余人，都穿锦绣彩色衣服。

唐代长安设有教坊，“以隶散乐，倡优，曼延之戏”，已有技艺的侧重，“倡优”重说唱技艺曼延之戏指杂技表演。

百戏中有走索、倒立、打鼎、缘竿、戴竿、跳丸、跳剑、武术、冲狭、吞刀吐人、燕跃（翻筋斗）、蹴鞠、马戏等项目。百戏中也已出现了歌舞戏、滑稽戏、傀儡戏和各种杂技（包括武术、幻术、马术、体育表演）。

唐代的乐舞杂技艺术是空前繁盛的，唐代诗人墨客不少人吟咏过杂技艺术。白居易有“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新乐府·五部伎》）之句，元稹亦有“前头百戏竟缭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的诗句。唐张楚金的《楼下观绳技赋》生动地描绘了绳技艺人高超而优美的表演技艺：“掖庭美女，和欢丽人，披罗谷与珠翠，捕琼筵与锦茵……横亘百尺，高悬数丈，下曲如钩，中平似掌。初绰约而斜进，竟盘姗而直上，……”

宋人纪敏夫在《唐诗纪事》中赞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刘晏曾奉命写诗咏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人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唐李绰在《尚书故实》中记载：“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舞于竿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条载：“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但逛庙会的是什么人呢？讲经的多是尼姑，所以妇女为多。除此还有贵族子女，如唐宣宗李忱的女儿万寿公主就曾到慈恩寺去“观戏场”，甚至连唐敬宗李湛都到过兴福寺去听交淑的俗讲。敬宗李湛在诞辰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有技女石火明，本幽州人也。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持戟挥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这说明盛唐时期的杂技水平是相当高了。唐人所著《封氏见闻录》也描写了宫廷的绳技、高跷、“踏肩蹈顶”人上叠人“至三四重”的高超技艺。不少有名的乐舞如《破阵乐》、《圣寿乐》等，都与杂技有关。

玄宗时常在兴庆宫勤政楼举行宴会。宴会时，楼下大道百戏杂陈，走索、弄丸、舞剑、寻橦无所不有，观者数千人，喧哗聚语，湮没了鱼龙百戏之音。唐人“载竿”之艺极高，有“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等不同内容。

唐代的马戏与幻术均极发达，除各种马上技艺外，还有驯马为马舞的表演，唐玄宗有舞马五百骑。唐代幻术戏法在民间广泛流传，唐蒋防《幻戏志》载：“（马自然）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这位马先生还会纯手法的杂技戏法：“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

唐代杂技将多种技巧糅合在一起，充分展示杂技超凡入圣、人所难能的特点。除了前边提到的熔“歌舞”、“走索”与“顶竿”之技于一炉的石火明的竿上《破阵乐》，马术也把“冲狭”的高超技艺融合进来。唐赵的《因话录》记有“透剑门伎”一项，说用锋利的刀剑编扎成狭门过道，表演者乘小马从刀丛剑林之间穿驰而过。如果技艺不精，坐骑驾驭不灵，触及刀剑，人马立毙。这个“透剑门”，实际就是汉代“冲狭”的发展，它与马术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项在冷兵器时代，超卓而有用的技艺了。(www.chuimin.cn)

马戏在汉代就已初具规模，它是古代一种技艺。马是人类驯养较早的动物之一，“不鞍而骑”，在原野中奔驰。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载有“百马同辔，聘足并驰”的马戏表演。汉代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篇》中也记载了“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

唐代杂技，宫廷与民间共同发展，民间既有街头小艺，亦有戏场献艺，观者达数千人。有的在广场表演，有的则在寺院附近的戏场乐棚。当时的国都长安，大的戏场多在慈恩寺旁，小的戏场多在青龙寺旁。长安有名的杂技艺人解如海，剑、丹、丸、豆、击球诸艺皆精，他与两个妻子和几个儿女的家庭班子，每次演出都千人观看。

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喜欢马戏。皇帝每年过生日时，都要为他表演马戏节目，以示庆贺，舞于兴庆宫勤政楼下，“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四十匹，奏《倾杯乐》曲，奋首顾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扑转如飞。”表演得十分精彩，并出现“舞马四百蹄”的惊险动作，当时有“屈膝衔怀赴节，倾心献寿无疆”的诗句。

汉代和唐代是古代乐舞最兴盛的时代，是乐舞发展的集大成者，分别达到了俗乐和燕乐的高峰。无论在乐舞的发展、民间舞蹈的发展、还是乐舞机构、乐舞理论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古代乐舞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注释】

[1]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2][东汉]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杨虎城、邵力子修：《续修陕西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4]《全宋诗》（第二十二部）王安石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刘真伦、岳珍选编：《历代笔记小说精华》第一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全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上），见《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唐宋）中华书局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