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宗教概况：其他信仰揭秘

2024-09-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五节长安的其他宗教道、佛两教渗透到唐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由于对外关系的发展及唐文化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又使从波斯传来的祆教和摩尼教等其他一些宗教传入长安。北周时长安已有祆教活动。唐武宗会昌灭佛期间，敕令天下摩尼剃发作沙门形，并废毁摩尼寺祠，没收寺院财产及经卷，长安女摩尼教徒死于该事件的有72人之多。

第五节　长安的其他宗教

道、佛两教渗透到唐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由于对外关系的发展及唐文化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又使从波斯传来的祆教和摩尼教等其他一些宗教传入长安。

一、祆教在长安

祆教，又名火祆教、火教、拜火教，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地区）所创建，曾经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该教奉《波斯古经》为经典，认为火是光明、善的代表，要求教徒通过专门仪式，礼拜“圣火”。

祆教唐以前从波斯传入中国。大约西晋末期首先在居于国内的粟特人聚落内流行。北周时长安已有祆教活动。2002年西安北郊发现了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墓室中围屏石榻上的图像即展现了祆教的宏大画面^[23]。唐代长安城内波斯人很多，祆教便有许多信徒，也容易取得进展。在唐代，为安抚避乱来自西域各国的侨民，专门设立萨宝府，管理祆教事物，萨宝府隶属祠部。在西安出土的米萨宝墓志，记述了卒于天宝元年（742）的米萨宝是西域米国人，曾任祆教教长职务。据文献资料记载，长安城内最早的祆祠是武德四年（621）在布政坊西南隅建立的胡祆祠。后来在仪凤二年（677），逃亡长安的波斯王子卑路斯，奏请在醴泉坊西北隅建波斯胡寺（应为祆祠）。此外，普宁坊、靖恭坊等也有西祆祠、南祆祠。唐代西市是长安城内胡人最主要的集中地，当时信奉祆教的绝大部分都是侨居长安的外国人。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记载：“火祆不传教，亦不翻经，又称祠，简称庙而不称寺，盖中国人无信者，特胡人自奉其所信而已。”^[24]既然中国人无信者还能在京师和东都等地流行，可见长安波斯人很多，传教也是自由的。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毁佛，外来宗教同时遭到禁止。据史料记载，当时敕令祆教3000余人还俗，祠寺废毁。两年后，对外来宗教的禁令有所放宽，祆教活动也有所恢复。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西郊发现一方唐代祆教徒苏谅之妻马氏墓志，该墓志用中古波斯的婆罗钵文与汉文合刻。由墓志得知，墓主苏谅之妻马氏，夫妇二人都是祆教徒，并且都是波斯人。^[25]这些祆教寺在会昌法难时被毁坏，但祆教的影响却在中国民间长期存在。唐末五代以后长安祆教湮没无闻。

二、摩尼教在长安

摩尼教又称明尊教、末尼教、明教等，是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时，在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诺斯蒂教（公元初年的一种秘密宗教）的宗教思想而创立的。该教崇拜“四大尊严”，以二宗（光明与黑暗）、三际（初际、中际和后际）论为根本教义和世界观，并以“三封”（口封、手封、胸封）、“十诫”（摩尼教的十条戒律）为主要戒律。约公元6—7世纪开始传入西域各国。据南宋佛教史书《佛祖统记》记载，大约在唐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摩尼教神职人员第二阶中教监的称号，即传教师）携带摩尼教经典《二宗经》入朝，这是摩尼教传入长安最早的记载。以后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时，曾从洛阳携带四个摩尼教师回国，摩尼教又传到了回纥地区，并成为回纥的国教。大历三年（768）唐代宗准许回纥在长安建立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摩尼祠），后来又陆续准许在荆、杨、洪、越诸州及豫、晋地区创建摩尼寺。自此开始，摩尼教在民间并及宫廷传播。如：贞元十五年（799），德宗曾令摩尼师入宫祈雨；元和八年（813）十二月，“宴归国回鹘摩尼八人，令至中书见宰臣”；长庆元年（821），唐答应回纥和亲，“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26]。这说明摩尼教曾经参与唐与回纥的政治活动。

唐武宗会昌灭佛期间，敕令天下摩尼剃发作沙门形，并废毁摩尼寺祠，没收寺院财产及经卷，长安女摩尼教徒死于该事件的有72人之多。会昌之后，宗教禁令随之放松，但摩尼教始终未能在长安地区得到恢复。

摩尼教唐代依附佛教，宋代依附道教，经元、明两代，逐渐与其他教派相融合，到清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已不复见于文献。

【注释】

[1]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第五章文化信仰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2]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七七，见《大唐内典录》。

[4]参阅何磊：《三藏法师玄奘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3页。

[5]寺院资源详情见附表一“长安佛教寺院一览表”。

[6]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7]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8]民国间经康有为发现后而移存于西安省图书馆。(www.chuimin.cn)

[9]陈景富著：《论陕西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