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道教文化的发展与全真教的创立

第二节　长安道教文化

就中国道教文化发展、传播中的作用而言，长安一直是中国道教的道法重地。先秦时期，中国道家的经典《道德经》就诞生于此，秦汉魏晋时期中国道教在此又完成了由分散群体转变成相对统一的教团，以楼观为基地形成了北方大宗楼观道派。隋唐时期以都城的地位，长安又成为道教（李唐王朝国教）发展传播的主要中心。楼观、太乙、骊山、华山，“在之城南”，道观之盛，高道云集，实出自然。道经大量出现，成为选拔人才之依据；楼观尊为“宗圣宫”，成为道教圣地。此时道观的兴建，斋醮仪式的健全，科律的完整，体现了唐代宫观道教的特点。道门派别的繁荣，道官科举制度的改革等也都大大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使中国道教步入空前鼎盛的灿烂时期。宋金之际王重阳在此创立全真教派，全真七子马丹阳、丘处机传经布道，在成吉思汗的重视下，长安又成为中国道教全真教的中心，户县重阳宫成为全真教的祖庭。时至今日，长安仍是道教的重地。

一、长安道教的起源与发展

1.道教经典《道德经》诞生

老子被道教奉为始祖，《老子》一书是老子思想的精华和在陕西早已流传的黄老学说融合的标志。春秋时，函谷关令尹喜住秦地，结草为楼观望星气。老子西游入关，至楼观，将自己《老子》一书交给尹喜，不久即辞世。尹喜据《老子》的思想撰写了《关尹子》九篇及《高士老子内传》。尹喜与老子在陕的这次合作，是道家传承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老子的“道”和黄帝的“德”，成为《老子》书中的基本内容，所以后人称之为《道德经》并尊奉为道家圣典。尊老子为教祖，尊尹喜为文始真人和楼观道祖师，尊楼观为道教祖庭。长安虽非道教的创始之地，却是道教思想和理论的源脉之地。

2.道教传入长安以及由分散群体向相对统一教团的转变

西安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道教和神仙家活动的重要舞台。秦汉两朝，秦始皇、汉武帝等就在长安、骊山、醴泉、云阳等地建立礼神宫观，召幽逸之人、方术之士居于其中，修习黄老之学，合炼不死仙药。西汉初期尊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道家思想在长安乃至周边地区开始萌芽。汉武帝即位之初，窦太后仍执掌朝政，独尊黄老之术，不用儒者。汉武帝器重方士，迷信神仙，求药不断。采取了方士们的意见，在长安南郊修建了太一祠，如方祭祀，从此确立了至上神观念，并建立起宗教活动场所、专职神职人员等一系列国家祭祀制度，造成了社会上求仙修道的风气，并直接推动了道教丹鼎派的形成。随后武帝又下令在京师和各地修建了大批祭祀山川和迎候神人的宫观台阁。据《三辅黄图》载，仅上林苑内，即有昆明、平乐、望远、燕升、观象、便门、白原等20余观；甘泉苑内有甘泉、仙人、石阙等五宫观；在右扶风有属玉观；在华阴县境有集灵宫（现在的西岳庙）、集仙宫、存仙殿、存神殿、望仙台和望仙观。至成帝、哀帝之世，仅长安一带尚保存有各神洞700所左右。^[10]

窦太后死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道家和神职人员失宠，由衣食丰足变得衣食贫乏，无奈而再度走进山林和田野，并利用原有的宗教氛围和仪式，开始教团的创立，黄老之学逐渐演变为黄老道。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的200多年间，黄老道不仅完成了神学理论的创建，而且由分散的个人或小群体活动发展成为相对统一的教团。长安地区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地方。

东汉后期，黄老道大行于中国，在长安境内有两支大的教团活动于关中和陕南。汉安元年（142），张道陵在鹤鸣山（今四川崇庆境内）首创道教，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一称“天师道”。道教尊奉老子为教祖，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道德经》）、《还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张道陵四处传道，在24处名山福地广收信徒，势力扩展到咸阳一带。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兵攻汉中，张道陵孙子张鲁（号称“师君”）及部分道教上层人物投降。曹操将汉中10万户民众北迁，道教随之传入长安。东汉后期，由于黄巾起义的失败，道教曾一度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和排斥，后经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等人的改造，道教才完成了由民间宗教向完全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的过渡。

3.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楼观道派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成为形态完备的宗教。当时长安地区出现许多世奉五斗米天师道的世家，如冯翊寇氏、京兆韦氏等，其代表人物是寇谦之。寇谦之收拢滞留北方的五斗米道、太平道的流散道士和方士，创立了北天师道。北周时的北方道士云集终南山古楼观，道徒梁谌、王嘉等遂以楼观为基地，大力传播道教。此期，一个以长安地区（终南山楼观台）为中心，兴盛于中国北方的道教大宗——楼观道形成。楼观道派创立以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楼观道士王嘉“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曾受前秦苻坚、后秦姚苌的礼遇，问以政事；楼观道士马俭，姚苌曾遣使征召，赐给香烛，钦赏加厚；楼观道士尹通，北魏太武帝闻其名，遣使致香烛，俾之建斋行道，自是四方请谒不绝；楼观道士陈宝炽，西魏文帝钦异之，召入延英殿问道，朝野大夫亦从而师之；楼观道士严达，北周武帝迎聘于朝，待以宾礼。总之，北朝当时的统治者，尤其西魏文帝、北周太祖（宇文泰）、北周武帝等，都是道教的积极支持者，这样就使得以长安为中心的楼观道很快在北方地区发展壮大起来。楼观道不断承传演变，直接影响到北周、隋、唐各代的政治与社会。

4.隋唐时期长安道教的兴盛

（1）楼观道成为李唐王朝崇奉的官方御用流派

隋代和唐代，统治阶级利用道教，楼观因此被誉为道教圣地之一。楼观道住持岐晖“逆知真主将出”，乃尽以观中资粮供给唐军，及李渊兵至蒲津关，晖发观中道士80余人到关前接应。由于楼观道士有“接应圣君”之功，同时为制造“天命神授”的舆论，唐庭对楼观道格外扶持，除敕令整修殿宇、赠田赐产外，李渊还亲率百官两次临幸楼观台礼祀老君，并诏令改楼观为宗圣宫。由此，以长安为中心的楼观道进入鼎盛时代，成为了李唐王朝崇奉的官方御用流派。楼观道派本质上属于正一派，道士不出家（少数出家），俗称“火居道士”或“俗家道士”。强调“返本还真”，以《老子》为根本经典，主张以性命清修为主，同时又以符箓招鬼神、为人解病。唐时，这一道派的活动范围以楼观、京城为中心，东起华山，西至关陇，即整个终南山地域，在西北地区有重大影响。

（2）长安道教即是李唐王朝的国教

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道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高祖李渊下令规定道教在儒教和佛教之上为三教之首，确定了有唐一代的崇道政策。唐太宗李世民为推行“追祖之风”，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明确宣布道教在佛教之上。高宗李治在乾封元年（666）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出于兴周代唐的政治需要，在临朝称制后，明确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唐玄宗李隆基为了巩固李唐王朝的万里江山，表面容佛道共存，实则尤倡道教。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诏令道士、女冠隶宗正寺，位在亲王之次，视道士女冠为皇族宗室，极力提高道教地位。后来玄宗又规定，于崇玄馆置玄学博士，诸州置玄学士，令其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岁依明经考试方式取士，称为“道举”。并把《老子》奉为《道德真经》，列为诸经之首，又亲为注释，把《庄子》奉为《南华真经》，《列子》奉为《至德真经》，《文子》奉为《通玄真经》，对道教备加崇奉。玄宗还多次亲至玄元皇帝庙拜谒，加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并在长安及全国各地大建道观，据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著《历代崇道记》载，唐代共有道观1900余座，道士1.5万多人。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当时长安城内共有道观40多处（其中包括隋代建立的10处左右）。由于朝廷的提倡，使道教的地位在开元末到天宝年间扶摇直上，在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安史之乱后，处于顶峰的道教跌入低谷，道教经典遭受战火的焚烧，道教宫观福地也受到破坏。但唐统治者崇道尊祖的既定政策并未改变，中唐以后道教又逐步恢复发展，到唐武宗时，实行灭佛佞道的政策，在长安大作道场，大筑道观，又掀起一个崇道的高潮。至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及政治中心的东移，长安逐渐失去了延续数百年作为全国道教研究、传播和发展中心的地位，城中的道教宫观也几乎全部废毁殆尽。

楼观台

（3）唐代长安道教得到了自由的发展，道教经文大量涌现，开创了宣讲注释道经的风气

武德八年（625），上清观道士著《十异九述论》、道士刘进喜著《显正论》，刊刻《大唐宗圣观碑记》于石；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集30余万人于五通观译《老子》为梵文，以通西天竺；永徽四年（653），成玄英著《老子道德经开题》、《老子道德经义疏》、《老子道德经序决义疏》；麟德元年（664），孟安排著《道教义枢》；咸亨元年（670），尹文操著《玉纬经目》；弘道元年（683），王悬河建立《道藏经序碑》；久视元年（700），张万福著《三洞众戒文》；开元元年（713），玄宗命大清观主与昭文馆、崇文馆学士等修《一切道经音义》113卷，玄宗亲为作序；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733—735），玄宗御注《道德经》并著《老子修疏义》8卷，制《开元文学音义》30卷，颁示公卿；开元二十六年（738），敕修《三洞琼纲》共3744卷；开元二十九年（741），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等，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天宝十四载（755），颁御注《老子义疏》于天下。这些都为后世成书的道家经典总汇《道藏》奠定了基础。

（4）唐长安道教艺术成就与文化交流

唐代道教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以长安为中心亦得到了全面发展。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制《霓裳羽衣舞》、《紫薇八卦舞》荐献于太清宫；天宝四载（745），玄宗又制《将真召仙之曲》、《紫薇送仙之曲》并于太清宫演奏。又如：万安观内永穆公主影堂有李昭道画的山水，嘉猷观内的精思院有王维、郑虔、吴道子的壁画，吴道子所画老子像的刻石流传至今，敦煌仍保存有唐代的道教壁画。唐代以前，道观中的神仙塑像甚少，玄宗命全国各大宫、观、庙、院塑老子像。自此，道教雕塑艺术开始发展起来。总之，由于唐皇室，尤其是玄宗李隆基的倡导和垂范，道教艺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唐长安也是道教文化对外交流的中心。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唐王室遣使携天尊像赠高丽并令道士前往讲《道德经》；次年，高丽遣使入唐，请学黄、老；太宗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再遣使来唐学习道教，太宗命道士八人前往，迦设路国请老子像及《道德经》；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日本遣使请《老子经》及天尊像东渡；开元二十六年（738），唐遣使携《道德经》至新罗。这是中国古代道教史上少有的几次中外交流，而且均发生在长安。

5.宋元时期长安道教的鼎盛

宋元时期，长安道教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中国道教的全真教发祥于此。全真教是宋、金时期从东汉以来的天师道又衍生分化出来的一大派别^[11]，金大定七年（1167）由京兆咸阳人王喆（1112—1170，道号重阳子）所创立。创教之初，王曾在陕西户县南时村（今户县城道宫）掘一洞穴，称“活死人墓”，于洞穴中潜心精研道教奥理，糅合儒、释、道三教理论，深研古人养生学“内丹术”和天、地、人三仙大法，创立了全真教。一扫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魏晋时的玄虚外丹和隋唐时符禳除巫术，认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主张“三教同源”和“三教归一”，倡导清静无为和道德性命内丹修炼。功行圆满后在刘蒋村与道士李迎阳、刘玉蟾结庵讲道，称“祖师庵”，这个镇至今还被称为“祖庵镇”。从此，中国道教分为“正一教”（由“天师教”演变而来）和“全真教”两大流派，除教义上区别外，正一教的道教徒可以娶妻成家，而全真教道士不能娶妻成家，只能出家修行。

金朝大定十年（1169），王重阳去山东等地传道，先后收高徒马丹阳、丘处机、谭处瑞、刘处玄、王处一、赫大通和孙不二七人，人称“全真七子”。后来全真七子各立门派，门徒遍布大江南北。王重阳仙逝后，便埋骨祖庵旁。其弟子在这里修建了全真祖庭“灵虚观”。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大雪山，被元太祖成吉思汗封为国师，尊称“丘神仙”，全真教步入鼎盛时期。元太祖真后四年（1245）全真祖庭“灵虚观”御赐名为“重阳万寿宫”。重阳宫在元代全盛时，有成道宫、重阳宫、玉皇宫、北极宫等建筑5048间，道士1万余人，元朝皇帝还派有3500名道兵保道宫，成为全国最大的道教中心。

王重阳创立了全真教，但真正使全真教在金、元时期达到中国道教发展第二个鼎盛高峰的却是他的几个高徒——“全真七子”。王重阳死后，他的七大弟子分别在各地修炼、传教并创立全真道的各个支派。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中最负盛名的一位，称号长春真人，19岁时在昆仑山出家学道，王重阳仙逝后，他和马丹阳、谭处瑞、刘处玄扶柩入秦到户县祖庵为王重阳归葬并守丧三年，接着到宝鸡潘溪姜太公钓鱼台旁隐居修行六年，又移居陕西陇县的龙门山洞苦修，创立了龙门派并于华山创立龙门律宗。郝大通在华山创立新华山派等，其他如马丹阳、王处一（主要在华山）等也都曾在关中地区传教和进行宗教文化活动。

6.明清以来长安道教的衰落与新生

明清时代，长安的道教逐渐衰落。其间，虽有明代正一道的昌盛，清代全真道的中兴，但仍无法挽回日趋衰落的大局。尽管如此，西安城内及周边地区仍保留有不少的道教庙宇，继续发挥着道教文化延续及传播的功能。如明代除周边的楼观、祖庵、玉山观、太乙观、灵应院，城中主要有城隍庙、天宁观、八仙宫、真武庵、启圣祠等道教庙宇。在清代的西安府城图中，道教的宫、观、祠、庙更是星罗棋布，数量多达80多处。清代中期，长安道教逐渐向民间化、世俗化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光绪帝逃至西安避难，西安道教一度兴盛起来。民国时期，西安八仙宫兴办过一所义学（学生100余人），传过一次戒。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仙宫方丈郭静阳、道士周秋阳曾秘密掩护过林伯渠及抗日爱国人士刘子恒。

新中国成立前，长安道观拥有大量土地房产，道徒的生活主要靠租金，一部分靠自耕。八仙宫、楼观台于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20世纪80年代，政府拨款修整八仙宫、楼观台、重阳宫的主要殿堂，道观旅游事业日益发展。西安地区保存下来的道教宫、观、祠、庙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仍然是较多的。其中主要包括：楼观台及宗圣宫、重阳宫及祖庵碑林、八仙宫（全国全真道龙门律宗的重要丛林）、都城隍庙、湘子庙、东岳庙、翠华山（老君庵、金胜掌、金华祠）、骊山（老君殿、老母殿）、蓝田（汤屿三清宫、玉山观）、周至赵公明庙（财神庙）、太白山（太白庙、拔仙台等）、老县城扬泗将军庙（纪念扬幺）及雷神庙、万阁楼等。

二、长安的宫观庙院与名道仙人

长安宫观颇多，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弘扬和开发的重大价值。现今，在全国公布的30个重点道观中，长安（包括关中在内）就占了5个，在全国道教文化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宫观庙院资源^[12]

东汉至北周，长安及其附近所建知名道观有楼观、丹霞观、金天观、通道观、东岳庙等。唐时，具有国教地位的道教，在全国各地普建庙观，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也不例外。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唐两京城坊考》记述，在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3所、女冠观9所。^[13]在这些道观中，有些是唐皇室为皇帝、太子、公主祈福、追福建立的，也有些是为公主或贵戚出家而新建的。长安城的这些道观有的规模非常雄伟宏大，如隋开皇二年（582）建立的玄都观占据了崇业坊的大半用地；显庆元年（656），高宗为太宗追福在保宁坊建立昊天观（观主为唐代著名道士尹文操），该观占尽一坊之地，面积达24.5万平方米；同年，因立代王弘为皇太子，高宗为其建造的东明观，占了普宁坊东南隅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坊地，观内“长廊广殿，图画雕刻，道家馆舍，无以为比”。另外，皇室公主出家入道，多将自己的住宅改为道观，也有新建的。如中宗长女新都公主出家为道士，将其在崇业坊的故宅立为福唐观。唐长安城内的道观大都建立在东、西两市附近的坊里。这些里坊当时都是人口稠密、交通辐辏、工商业繁荣的地方。由于大多由王子、公主的宅第或达官显贵的故居改建而成，所以一般的庙观都规模宏大，建筑也多华美壮观。据记载，长安城内的道观内的殿宇墙壁之上，也多有名家精心绘制的壁画，如万安观内永穆公主影堂有李昭道画的山水，嘉猷观内的敕恩院有王维、郑虔、吴道子的壁画。另外，部分道观还有解倩、杨庭光、陈闳等所绘的壁画。这些道观壁画及建筑的藻饰，大都鲜明地反映了道教追求吉祥如意、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等思想。

唐末战乱，长安的道观多毁于兵火。至五代宋元以后，长安道观又略有恢复。如五代时，在长安城内新建了一批道教庙宇，作为地区级的道教文化传播中心继续发挥着作用，主要有天宁观、迎祥观、真武庙、资圣院、显圣侯庙，宋代创建的神农皇帝祠、城隍庙、佑德观、兴国院、龙泉院，元代创建的太白庙、三皇庙、西岳庙、玉清宫、朝元观、灵应观、后土祠、宜圣庙、资圣院、嘉祥观等等。至宋代，特别是宋徽宗，崇尚道教，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现在西安东关的八仙宫，即建于宋时。金代以后，由于王重阳弟子长春真人丘处机在蒙古贵族中的传教活动，使得全真教派达到极盛时期。从户县祖庵重阳宫的壮丽宏大，即可见一斑。明清以后，道教仍能踵佛教之项背，在统治阶级和民间具有一定的影响，西安城郊的道教庙观亦很可观，共有道观160多座，其中不乏全国道家名观。民国时期，西安道观大多凋敝。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安一些道观得到保护和修复，为道教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二）名观庙院及名道仙人

由于长安是中国道教的“道法重地”，因此宫观颇多。其中较著名者则有城南的楼观、太乙、太白、骊山、华山以及户县重阳宫、西安八仙宫、耀县药王山、陇县龙门洞、宝鸡金台观等。在这些道观庙院中，有许多高道仙人云集，除前面提到寇谦之、王重阳以及其弟子外，对长安道教文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孙思邈、刘海蟾、陈抟、张三丰以及八仙等。他们或在长安传经布道、创立教派，或炼丹养生，或以神以仙等多样方式，与长安道观庙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推动了长安道教的发展。(www.chuimin.cn)

（1）“楼观派”的祖庭——楼观台

楼观台：被称为“天下第一福地”。楼观自魏晋以来一直是“道法重地”，也是道教“楼观派”的祖庭。“楼观派”是金元以前北方道教第一大派，灵宝派、太华派、隐仙派均师于此。统治阶级利用道教，楼观因此被誉为道教圣地之一。道教所尊奉的“宗圣宫”，至今仍是关中道教的祖庭。

楼观道派主张道士不出家（少数出家），俗称“火居道士”或“俗家道士”。强调“返本还真”，以《老子》为根本经典，主张以性命清修为主，同时又以符箓招鬼神、为人解病。唐时，这一道派的活动范围以楼观、京城为中心，东起华山，西至关陇，即整个终南山地域，在西北地区有重大影响。

（2）全真道祖庭——重阳宫

户县重阳宫：中国道教全真道的发祥地，也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入道和葬骨之地。王重阳创教之初，曾在终南山刘蒋村穴居，自题为“活死人墓”。后赴山东传道，并于大定十年（1170）率诸弟子返回西安途中去世。王重阳去世后，弟子们将尸骨归葬于其开始传道的户县刘蒋村，弟子马丹阳在宫观内又专修了一个大厅并手书“祖庭心死”匾额。自此，该地成为全国各方全真道的祖庭，被称作“祖庵”，视为全真道的发祥地。承安三年（1198），其徒王玉阳奏立为“灵虚观”。元太祖真后四年（1245）全真祖庭“灵虚观”御赐名为“重阳万寿宫”，并增建殿阁楼台。扩建后的重阳宫规模宏伟，殿阁林立，成为全国七十二路道教的总汇合处。在元代全盛时，有成道宫、重阳宫、玉皇宫、北极宫等建筑5048间，道士1万余人，元朝皇帝还派有3500名道兵保道宫，成为全国最大的道教中心。

重阳宫附近至今给我们留下了“活死人墓”、“重阳成道宫”、“醉酒醒道泔河遇仙桥”、“刘处玄修道集贤观”等名胜遗址。千年的银杏树、古老的姊妹黄杨树、祖师脚汗石、金龙、金凤凰，特别是祖庵碑林中号称“七十二通蛟龙碑”，最高者达7.2米，最低也有3米以上，其中六通是元代御制圣旨碑，堪称元代书法荟萃之地。书法最著名的当属两通赵孟頫所书《大元敕藏御服碑》和《皇元孙真人道行碑》，被人们称作“大赵”和“小赵”。这些文物碑刻给我们展示着元代重阳宫全真教统领全国七十二路道教的崇高地位。

王重阳，陕西大魏村人，原名王中孚，字允卿。青年时读书醉心功名，但多次科举应考却累试不第，又弃文习武，金世宗天眷元年（1138）中了武举人。当时因民族矛盾激烈，不久便看破红尘。相传他在泔河遇仙桥遇到两个仙人指点迷津，“密付口诀，又饮以神水”，入了道教。他再次改名为王喆，号重阳。在陕西户县南时村（今户县城道宫）掘一洞穴称“活死人墓”，于洞穴中潜心精研道教奥理，糅合儒、释、道三教理论，深研古人养生学“内丹术”和天、地、人三仙大法，创立了全真教。金朝大定十年（1169），王重阳去山东等地传道，先后收高徒马丹阳、丘处机、谭处瑞、刘处玄、王处一、赫大通和孙不二七人，人称“全真七子”。后来全真七子各立门派，门徒遍布大江南北。王重阳仙逝后，便埋骨祖庵傍。著作有《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立教十五论》等。

户县重阳宫

刘海蟾：道教全真道尊为五祖之一。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记载，刘海蟾在五代仕燕主刘宗光为相，先遇正阳子点化，辞官寻道，后遇吕纯阳，授以丹道，从此，刘海蟾以王重阳、钟离权、吕洞宾为师，追随他们遁迹于“道教全真派祖庭”户县终南山下石井镇阿姑泉欢乐谷修道成仙。今西安市户县曲抱村玉蟾台有唐朝所建刘海庙和老子拴牛台遗址，大重阳万寿宫内有刘海蟾诗古碑一通——《十方重阳万寿宫记》。元朝世祖封刘海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武宗皇帝加封为“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刘海出家后，取道号“海蟾子”，称为刘海蟾。后来，由这名字又附会上了刘海戏蟾的传说，刘海遂成为能给人间带来钱财、子嗣的吉祥神。

（3）全真道华山派创始地——华山

华山是我国五岳之一“西岳”，是中国历史名山，号称“奇险天下第一山”。历史上许多传说都与它有关：《白蛇传》里白娘子为救许仙性命来华山盗灵芝仙草；戏剧《劈山救母》沉香神仙巨斧劈开华山救出华阴三圣母；太上老君在这山上修炼后离垢升天；陈抟老祖和宋太祖赵匡胤一局棋赢华山；陈抟老祖在华山一觉酣睡八百年……

华山也是道教名山，华山洞为“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四洞天^[14]，号太极总仙洞天，是全真道华山派圣地。也许正是华山的险峻和举世闻名，所以，小说家常让出世顶尖的武林高手来“华山论剑”。

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后，全真七子中的邱处机、马丹阳、谭处端、王处一等都先后到华山修炼过。据史书记载，全真七子中的王处一在华山修道时还编写了《西岳华山志》；但在华山影响最大的还是被封为“广宁通玄妙极太古真君”的赫大通。他是全真教华山派的创始人，现今掌门道长已传至14代。在华山玉泉院五楹堂前殿里就供奉着这位开山立派创始人赫大通的大型塑像。殿前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第一山”的题碑，有清代光绪皇帝御书“古松万年”匾额。玉泉院内有希夷祠，名称来源于宋太宗赐陈抟“希夷先生”的称号。华山脚下的西岳庙创自汉武帝时代，堪称世界最古老庙宇之一，有“五岳第一庙”之誉。

陈抟（872—989），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一说普州崇龛（今四川资阳）人。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老华山派的创始人，号“希夷先生”（希指视而不见，夷指听而不闻），常被尊称为陈抟老祖、希夷祖师等。早年读经史百家，后隐居修道，擅长睡功，可以卧百余日不起。据说在华山刻有《先无图》（又称《无极图》），宋代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太极图》即源于此图，另有《指玄篇》、《钓潭集》等著作，均遗佚。陈抟淹通三教，丹法在内丹流派中自成一家，而且后来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派也受到陈抟“佛道合一”哲学观的影响。樊光春先生在《西安道教两千年》一书中评价说：“在西安道教史上，陈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道士。陈抟与老子同里。陈抟隐居华山时，著有多种著作，以老子思想为基础，阐述了内丹修炼的养生思想。陈抟的学术思想与钟吕内丹学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并且他的这一思想还直接影响了北宋的学术发展，促进了宋明理学的诞生，因此受到理学大师朱熹的崇敬。”^[15]

郝大通（1149—1212），字太古，号恬然子，又号广宁子，自称太古道人，法名大通，宁海（今山东牟平）人，全真教祖王重阳之弟子，全真道支派华山派开山祖师。精通老庄易学，擅长卜筮占卦。金大定七年（1167）（一说大定八年）皈依全真教，大定十五年于沃州行乞时突有所悟，于桥下苦修六年，人称“不语先生”。九转功成后，往北传教。著作有《三教入易论》、《示教直言》、《心经解》、《救苦经解》、《周易参同契释义》、《太古集》。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广宁通玄太古真人”，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广宁通玄妙极太古真君”。他所创立的华山派，与全国许多重要丛林关系密切，在全真道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说郝大通师徒吸收禅宗、理学的心性思想，建立起以心为基点，以本心本性和“道三合一”为特色的心性论。本心、真心是其心性论重点，二者又称为心之体。同时有性、道、神诸范畴。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涤荡邪心、透悟本心。相应的，修炼过程中的所有问题都最终归结为如何明悟本心、磨尽尘心。该派活动无系统记载，仅见零星记录。

西安八仙宫

（4）“洞天福地”三十六小洞天——太白山

太白山道教活动有近千年的历史，属道教“洞天福地”三十六小洞天之一。八大仙人之一的吕洞宾及药圣孙思邈都在山间留下了仙迹。

（5）国内唯一供奉八仙祖师的宫观丛林——八仙宫

①八仙宫：又名八仙庵，是供奉八仙的场所。八仙宫所在地本来是唐朝的皇宫旧址。唐宋之际，由于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在道教文化及社会信仰中，出现了一些鬼神崇拜和神仙信仰的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八仙信仰”。传说在宋朝时有一位道士在这里看到了八仙，就开始修建道观。金元之际，道教的全真派盛行，在这里大规模修建道观，名曰“八仙庵”，奠定了现在的规模。明朝时它已经非常有名，到清朝康熙皇帝时，著名道士任天然在八仙庵开坛放戒，将其辟为全真道十方丛林，成为全真派的中心之一。清末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逃至西安，銮驾曾驻八仙庵。慈禧太后赏银千两让修复殿宇，并颁赐“洞天云笈”、“玉清至道”两块匾额。回銮后敕封八仙庵为“万寿八仙宫”，从此八仙庵升格为八仙宫。新中国成立后，对八仙宫几次修复，整修后的八仙宫总面积8200平方米，是西安城内最大、唯一的道教宫观。主要建筑有山门、灵官殿、八仙殿、斗姥殿、吕祖殿、药王殿等。八仙殿中，中央为东华帝君像，两侧为八仙祖师，而东华帝君和八仙祖师中的钟离权、吕洞宾正是全真教最为崇奉的北五祖的重要成员。因此，少阳、正阳、纯阳到重阳就将全真教的传统化的继承下来，奠定了它在中国道教特别是全真教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八仙宫的最大价值。药王殿供奉的是药王神孙思邈，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也是著名道士。

②八仙与长安

在八仙故事中，虽然人物各异，但是最后定型的八仙人物，大部分源于在长安活动的道士，或成仙于陕，像张果（张果老）、吕岩（吕洞宾）、钟离权（汉钟离）、韩湘（韩湘子）、陈陶（蓝采和）、李铁拐等，都与长安有不解的仙缘。

张果老：本于唐代的神仙人物张果。张果“开元二十三年曾受玄宗招请入宫，后又要妻以公主。玄宗问方外之事，皆诡对之”。唐玄宗好道，敬之若神，于是便逐渐传说为神。

韩湘子：唐代就有关于韩愈外甥的神仙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5431《仙传拾遗》；《酉阳杂俎》卷19云为韩愈疏从子侄）；最早直说韩愈侄韩湘成仙的则是《青琐高议》。西安湘子庙以为证。

蓝采和：据最早记其事的《续仙传》，五代时有长安名士陈陶，隐于山中，以修养炼丹为事，喜饮酒食鲊、醉午而歌云：“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争如卖药沽酒饮，归去探岩拍手歌。”后有人即以蓝采和为陈陶。

吕洞宾：又名吕岩、吕嵒，号纯阳子。其里籍不详，约生于唐末宋初。唐宋道士，道教内丹术奠基人之一。《全唐诗》选有他的诗作，据《中国道教神仙》载，他去赴试，“在长安酒肆，遇云房先生钟离权，被点化而得道”。他被道教奉为尊神后，有人便将他与唐宗室攀上了亲，说他改姓避祸，移居终南山。“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成内丹一代宗师。有《吕祖百字铭》传世，又有弟子施肩吾撰《钟吕传道集》，以师徒问答的形式论述内丹要旨，对后世内丹修炼影响甚大。

钟离权：咸阳人，《全唐诗》收有他的三首绝句，其中包括他留世的《题长安酒肆绝句》，诗中颇有些“仙味”，诗后附小传云：“遇华阳真人（即王玄甫），传道入崆峒山，自号云房先生，后仙去。”钟离权及吕洞宾、王玄甫、刘海蟾及王重阳一起被称为全真道派的“五祖”。

李铁拐：关于他有多种说法，一说他名李玄，“慕老子之名，往投华山向老子求道”；一说他名李元中，唐代人，学道于终南山；一说他名李岳，是吕洞宾的徒弟；还有一说他名李洪水，隋时的市中乞丐。等等。

三、长安道士的成就

长安道士对道教的发展有重要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道教经籍的汇录。在唐以前，已有数次道教经籍的汇录，其中两次在长安进行。一次是北周王延等在武帝支持下编辑《珠囊经目》，另一次是隋内道场收集编定《众经目录》。开元年间，唐玄宗又组织崇玄馆道士编集了《三洞琼纲》，即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2）对《黄帝阴符经》的传播。《阴符经》约成书于战国时，体现了黄帝的学术思想，是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但长久失传。唐开元中，李筌在嵩山虎口岩石壁间发现了《阴符经》，并注《阴符经》传世。之后，张果在长安一带活动，也注解《阴符经》，将其广为流传。

（3）长安道士在天文历算方面的贡献。李淳风、薛臣责二人均为隋朝道士，精通天文、历算、阴阳、占星之术，入唐后相继任太史丞和太史令，为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李淳风当年观测天象的地方就是现今的昭陵。

（4）在养生学领域的贡献。唐代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将道家的炼丹、调气等养生手段和医学结合并发展。

（5）唐代的炼丹术虽有不少负面影响并断送了唐代几个帝王的性命，但其实践也带来了新的发现。除了硫化汞的合成外，还有很多新的药物制备方法和关于矿物的观察记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唐代炼丹术《丹经》中已有关于火药的明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