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长安文学-长安历史文化概论

第五节　宋元明清长安文学

宋、元、明、清时期，长安地区虽然失去首都地位，但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仍然是极其重要的，长安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都是有所发展的，当然，就其发展的趋势、发展的水平和在全国的地位而论逊色于东南地区新兴的城市。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亦是如此。这一时期重要的长安地区的文学家有三位，均有一定影响。

一、寇准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诗人,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19岁时，宋太宗太平兴国中，赴汴梁（开封）会试，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擢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因他刚直不阿，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所以宋太宗就称赞道：“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太宗淳化五年（994），任参知政事。至道元年，加给事中。罢知邓州，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又徙凤翔府。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真宗景德元年（1004），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即任宰相之职。当时辽军大举进攻，他反对王钦若等南迁的主张，力排众议，主张抗辽，促使真宗往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与辽订立“澶渊之盟”。第二年被王钦若排挤罢相，任刑部尚书、知陕州。以从封泰山，迁户部尚书、知天雄军。祀汾阴，命提举贝、德、博、洺、滨、棣巡检捉贼公事，迁兵部尚书，入判都省。又权东京留守，为枢密院使、同平章事。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起为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天禧四年（1020）又被丁谓排挤去位，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又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后被贬逐任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初七日，已徙衡州司马。未赴任，死于雷州，终年62岁。归葬西京（今临渭区官底）。无子，以从子随为嗣。殁后11年，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曰“忠愍”。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

寇准从小就非常聪明，7岁时随父登华山就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他不是词家，但偶有所作，也颇可读。《全宋词》共辑其词4首。存世《寇莱公集》7卷，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朝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踏莎行·春暮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

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

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夏日

离心杳杳思迟迟，深院无人柳自垂。

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

二、戏曲大家王九思(www.chuimin.cn)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陕西户县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仕宦家庭，家学渊源促使王九思从小就苦读寒窗。加上他才学俱佳，聪明过人，到了青年时代便科场连捷，一路顺风，18岁成秀才，21岁中举人，28岁时参加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的朝廷会试，又一举考中进士，后官授翰林院检讨。他年轻有为，文辞华美，很得翰林院主管官员的器重，并多次受到当朝皇帝的褒奖赏赐。

正当王九思官场春风得意时，突然变幻的政治风云使他遭到一次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大宦官刘瑾因专横朝廷、贪赃枉法被处死抄家，其党羽或遭捕杀，或被贬官流放。作为刘瑾同乡，王九思被诬以“刘党之嫌”的罪名贬出朝廷，降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同知。如此飞来横祸使年已42岁的王九思心灰意冷，无心于政事，在寿州常与本地文人学士一起越游湖山，饮酒赏花，谈文论词，风流不拘小节。他才气横溢，出口成诵，且语多坎谐，使当地那些自恃才高的文人学士时时拍手叫好，击案称绝。一年之后，王九思又被当朝权医、大学士李东阳以莫须有的罪名削职为民，回到家乡户县定居，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仕做官。

43岁罢官回乡，成为王九思文学创作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文为主，大多流于形式，追求辞藻华美，只是在文学复古运动中写过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政治上的失意败落和生活道路的坎坷不平，使回乡后的王九思文风大变，由崇尚浮华高雅的“阳春白雪”变成脚踏实地的“下里巴人”，逐渐向民间文学靠拢，扎根于关中这块文明悠久、民风淳厚的沃土上，在散曲、戏剧的田野里辛勤劳作，不断耕耘，最终成为一代戏曲大家。

王九思与同时代的武功人康海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都是“前七子”文学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有着共同的文学改革主张和志趣，他们的政治遭遇也基本相同——都是弘治年间的进士，几乎同时做官，又同时因刘瑾之祸而被罢官。关中同乡和患难战友的关系使他们罢官回乡后情谊更深一层，结为儿女亲家。在享受天伦和田园乐趣之余，这一对亲家翁经常来往于古都长安、户县、武功等地，携手游历三秦名山大川，凭吊汉墓唐陵，搜寻古今胜迹，又四处访寻民间艺人，研讨地方散曲、戏剧，弘扬家乡文明，在关中父老乡亲们中间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王九思的诗文散曲大多收集在《渼陂集》和《碧山乐府》中。他的文学造诣很高，所写诗文既有古风又格调清新，既含蓄深沉又通俗流畅，散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极人情之致”。从其诗文散曲的内容来看，虽有不少寄情山水、吟风咏月的闲适之作，但也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的佳品，借以抒发他忧国忧民，怀才不遇的真实情感和寄希望于后来人的殷切心声。如他在题为《苍生》的这首诗里，就表达了一种叹政治之失意、哀民生之多艰的苦绪愁情。诗中写道：“睡少秋雨多，食寒晚觉晴。流离秦地泪，摇落楚人情。稻初尝饭，挑蔬得煮羹。吾生良易足，无术起苍生。”在题为《秋兴八首》的散曲中，又表现了一种甘愿老死村下，期望英才辈出的豪迈气魄，如其中一首云：“土阶步月青蓉枚，草阁看花浊酒杯。全老光阴吾愿足，补天自有出群才。”

王九思的文学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戏曲创作和研究上。蛰居家乡期间，他写了不少流传一时的现实主义剧本，其中的《杜甫游春》和康海的《中山狼》同被推为明代中期的杂剧代表作。《杜甫游春》一名《沽酒游春》，剧中描写唐代“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后的一个春天闲游长安曲江池，目睹宫室败坏、村郭萧条、人烟稀少的凄凉景象，痛骂奸相李林甫之流“嫉贤妒能，坏了朝纲”。后来在酒肆中典卖衣裳，沽酒求醉，拒不应朝廷翰林学士之召，以自由之身漂泊江湖，浪迹天涯。王九思借剧中杜甫之口，指斥影射当时的权臣李东阳等专横朝廷，误国误民，表达了他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愤激情绪，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王九思又以剧中的杜甫自喻，表示即使自己穷困潦倒于田园，也不愿丧失气节，与权臣奸侯之辈同流合污。由于该剧风格沉郁不俗，唱词高亢激昂，抨击时弊有力，所以很快就风靡三秦，饮誉全国，在社会中下层群众中广泛流传。此外，王九思还写过一折杂剧《中山狼》，与康海的同名四折杂剧并行于世，皆为一时上乘之作。

王九思被当时人推为全国文坛“十大才子”之一，他多才多艺，不止擅长诗文、散曲、戏剧，而且精于音律，通晓曲乐。他常常和康海一起将所作的曲词谱成曲子，组成乐班，在家乡一带为父老乡亲们巡回演唱。有时王九思兴之所发，还亲自登场参加演唱。这些曲词都是用“秦声”唱的，曲调抑扬清亮，慷慨激昂，风格自成一家，被人们称作“康王腔”，成为三秦以及整个大西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真秦腔”。经过王九思、康海及一帮民间艺人的共同努力，具有悠久历史的秦腔艺术在明代中叶声势大震，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罢官回乡后的40年间，王九思一直定居在户县县城北街，对乡里乡亲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疾苦颇为关心，经常以自己的声望在地方出头露面，为大家排忧解难。流经户县城西的涝河，每当夏秋多雨季节即因上游山洪暴发而河水充溢，河面宽二十余丈，行人、船只无法通过，给两岸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面对洪水，王九思手执长杖，忧形于色，决心在涝河上修建一座大桥，造福于乡亲。但修桥一无资金，二无人力，怎么办呢?经过几天几夜的深思熟虑之后，他胸有成竹地迈出家门，走村串巷，敲门叩户，劝说涝河两岸的大姓富室捐献钱粮，号召那些穷苦人家出人出力。大家都深深为他的诚意和信心所感动，纷纷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在王九思的主持筹划下取石于山，伐木于林，于冬春农闲季节趁河水干涸断流时加紧砌石造桥。两个冬春过后，一座高一丈六尺，宽三丈六尺，长二十五丈的十孔石桥，横跨涝河之上，任洪水在夏秋季节怎样泛滥，桥上行人、车辆也通行无阻。从此，王九思的名字便和这座石桥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今在周、户一带人民群众中间传为佳话。

户县在汉唐建都长安时一直属于京畿重地，山川秀丽，物产富饶，民风淳朴，文化发达，历来是帝王将相、文人学士游览寓居之所，名胜古迹甚多。但在王九思罢官回乡之前，户县还没有一部专门记载地方史事风情的县志。晚年的王九思决心弥补家乡这一重大文化缺陷，他白天扶杖出门，遍游名胜古迹，搜断碑残褐，访问青老名流，多方收集史料；夜间埋首于昏暗的小油灯下，精心著述。经过二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嘉靖十二年(1533)修成志书。全书文风简古，叙事详细，条理清晰，深受当时陕西巡抚王尧的重视和赏识，立即从府库拨出资金，将志书手稿在长安书坊刻印发行。王九思的这部《户县志》不仅是有史以来户县第一部县志，而且是明代三秦八部著名地方史志之一。可惜的是，这部珍贵的县志在明末社会大动乱中亡佚，清朝乾隆年间，户县知县汪以城曾以重金悬赏购求此书而不可得。

垂暮之年的王九思，家境已很贫困拮据，只有几间屋破漏雨的瓦房和数亩劣田，他经常不得不引着子孙采蔬拾薪，粗衣淡食，勉强度日。明嘉靖三十年(1551)，这位著名戏曲家、文学家在穷困潦倒中悄然谢世，享年84岁。

三、康海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西安府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六月二十日，死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十二月十四日，享年66岁。弘治十五年（1502）年高中状元的他，历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康海在殿试对策中，仗义执言，力陈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兴利除弊。考上状元步入政界后，依然性情刚正，不阿权贵。即使对当时权倾一时、横行霸道的宦官刘瑾，也同样看不起，耻于和这样的陕西乡党为伍。后来因被归为刘瑾余党被予以卸职。除此，他也是明朝知名文学家。康海平生著述甚多，主要有《武功县志》及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因为文学理念相近，加上同时尊崇复古文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才子”，亦即文学史上的明代“前七子”。

康海自幼机敏，童年以邑人冯寅为蒙师，习小学，“凡洒扫应对之属”。冯出仕后，又入关中理学名家习毛诗。成化二十二年，其父康镛从平阳知府任上归田，常为之讲授古今贤圣掌故，期其效法。父退，海嬉戏如忘，父怒欲捶楚，问所授，海从容复述无可责。孝宗弘治七年（1494）入县学，时提学副使杨一清督学陕西，见海文，盛赞其才，言必中状元。24岁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次年赴京会试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海28岁复参与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梦阳入狱，为救文友，海往见刘瑾，不日梦阳获释。八月，海奔母丧，途经顺德遇盗。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事发，被脔割3357刀，凌迟处死。海以同乡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梦阳不曾进一言以救。遂以文为身累，倦于修辞。乃曰：“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泉石间矣！”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以图起复，海断然拒绝。从此放形物外，寄情山水，广蓄优伶，制乐府、谐声容，自操琵琶创家乐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与户县王九思共创“康王腔”，扶植周至张于朋、王兰卿组建张家班，又名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为重振北曲，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康海放歌泉林30余年，初衷不改。殁时，遗命以山人巾服成殓。检其遗资“借金百余”，而大小鼓却存有300多副。

康海创作的杂剧《中山狼》是讲述东郭先生救一只中箭逃命的狼，自己几乎反被狼所害的故事。通过对狼的本性的揭露，骂尽一切负国家、负父母、负师友的无耻之徒，同时嘲讽了迂腐的东郭先生“无所不受”的“仁心”，颇有深意。全剧紧凑，富有戏剧性。曲白生动而自然，具有爽直古朴的特点，剧中狼、老杏、老牛开腔说话，情态逼真，饶有童话色彩。一说《中山狼》杂剧是为影射李梦阳负恩而作。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数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内容一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如“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与康”(〔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表现了他自认为无辜遭殃的满腹牢骚，并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倾吐其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如〔叨叨令〕《秋兴次渼陂韵》就着重表现了作者对“有时节望青山看绿水乘嘉树，有时节伴渔樵歌窈窕盟鸥鹭”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写得豪放爽健。

【注释】

[1]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杨朝明：《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

[4]张岂之：《陕西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费振刚等先生校注的《全汉赋校注》所收录汉赋91家（含1位无名氏）的139篇赋作，其中断定为全篇的约100篇，存目者39篇，其余为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