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文学与进士考试的关系

第四节　唐代长安文学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形成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就收集了2200多位诗人创作的4．89万首诗歌。在众多的诗人中，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享有世界声誉的艺术巨匠，也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杜牧、李商隐等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卓然大家，而像王勃、骆宾王、李贺、刘禹锡、柳宗元等独具风格、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更数以百计。这将近5万首唐诗，内容题材丰富多彩，艺术风格争奇斗艳，诗歌体制完备成熟，无论是古风、律绝、歌行，还是五言、七言、杂言，大都意境浑成，结构谨严，色彩绚丽，音韵铿锵。有唐一代，诗坛上真是万紫千红，盛况空前!

一、唐诗与长安

唐代长安是全国文士最集中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都到过长安，都在长安或长期或短暂的居住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凡是到过长安的诗人，都写有与长安相关的诗。翻阅《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都写有与长安相关的诗；存诗不足一卷的诗人，也往往写有长安诗。例如《全唐诗》三○七卷中，谢良辅存诗4首，有两首有关长安的诗；郑概、范灯、樊珣、刘蕃各存诗2首，都有一首长安诗；杜奕、陈元初各存诗1首，即长安诗。总之，要在唐代诗人中找出一位与长安无关的诗人，反倒是比较困难的。

1.发生在长安的“国家大事”，例如皇帝的一些活动：祭祀（郊祭、祭宗庙、祭百神）、宴会（设宴、敕赐、大酺）、降诞、出巡、巡幸、封禅、朝廷举行的祝捷、归降、会见外国使节、帝王的婚姻及死葬等都是牵动满朝文武官员的大事，《全唐诗》中自然有作品来反映这些内容。例如《全唐诗》中存有郭正一、刘袆之等人《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同题诗9首；再如《全唐诗》中存有李峰、徐坚等人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同题诗18首。

2.长安城中居住着数千名官员，朝廷每日举行的早朝，重要的朝会，退朝，一些官员的任命、罢免、赴任、休沐、请告，以及官员之间的应酬、交往等，也在《全唐诗》中有大量的反映。据统计仅标题出现“早朝”二字的诗篇就有55首，如：姚合的《春日早朝寄刘起居》、《和裴结端公早朝》，许浑的《秋日早朝》，白居易的《早朝和雪寄陈山人》、《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韦应物的《观早朝》，杜甫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沈佺期《和韦舍人早朝》等。

3.唐代科举考试，尤其是赴长安参加“进士试”是当时文人的重要经历，在他们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们实现个人价值，进入社会、参加政治活动的一种初始方式。唐代进士考试在每年春举行，各州郡的举子们大约在秋、冬季集于长安，准备来年的考试。考试前，举子们往往要拜谒长安官员或文坛前辈，以得到他们的荐举揄扬。拜谒者所呈送的个人写作，多是诗文，其中最有名的诗是白居易拜谒顾况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朱庆馀拜谒张籍的《近试上张水部》等，传为佳话。举子放榜及第、落榜写下了许多诗篇，仅《全唐诗》标题中出现“及第”的诗篇有102首，标题中出现“下第”的诗篇有173篇。

4.描写长安四时、节俗的诗篇。长安一年四季美丽的风景在诗人笔下也成为最主要的描写内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忆长安》，每一首诗中写长安某一月，现录下：

忆长安，正月时，和风喜气相随。献寿彤庭万国，烧灯青玉五枝。终南往往残雪，渭水处处流澌。谢良辅《忆长安·正月》

忆长安，二月时，玄鸟初至禖祠。百啭宫莺绣羽，千条御柳黄丝。更有曲江胜地，此来寒食佳期。鲍防《忆长安·二月》

忆长安，三月时，上苑遍是花枝。青门几场送客，曲水竟日题诗。骏马金鞭无数，良辰美景追随。杜奕《忆长安·三月》

忆长安，四月时，南郊万乘旌旗。尝酎玉卮更献，含桃丝笼交驰。芳草落花无限，金张许史相随。丘丹《忆长安·四月》

忆长安，六月时，风台水榭逶迤。朱果雕笼香透，分明紫禁寒随。尘惊九衢客散，赭珂滴沥青骊。郑概《忆长安·六月》

忆长安，七月时，槐花点散罘罳。七夕针楼竞出，中元香供初移。绣毂金鞍无限，游人处处归迟。陈元初《忆长安·七月》

忆长安，八月时，阙下天高旧仪。衣冠共颁金镜，犀象对舞丹墀。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吕渭《忆长安·八月》

忆长安，九月时，登高望见昆池。上苑初开露菊，芳林正献霜梨。更想千门万户，月明砧杵参差。范灯《忆长安·九月》

忆长安，十月时，华清士马相驰。万国来朝汉阙，五陵共猎秦祠。昼夜歌钟不歇，山河四塞京师。樊珣《忆长安·十月》

忆长安，子月时，千官贺至丹墀。御苑雪开琼树，龙堂冰作瑶池。兽炭毡炉正好，貂裘狐白相宜。刘蕃《忆长安·十一月》

忆长安，腊月时，温泉彩仗新移。瑞气遥迎凤辇，日光先暖龙池。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谢良辅《忆长安·十二月》

《全唐诗》中仅标题中出现“长安春”的诗歌有22首，皎然的《拟长安春词》、曹松的《长安春日》、潘咸的《长安春暮》、白居易的《长安春》、杨巨源的《长安春游》、温庭筠的《长安春晚》2首、武元衡的《长安春望》、罗邺的《长安春雨》、王建的《长安春游》、杜荀鹤的《长安春感》等。此外，在《全唐诗》中还有许多节俗诗，这些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长安的风光、社会习俗和与之相关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如春季有元日（正月初一）、有上元节（正月十五），上巳日（三月三日）、寒食（清明前一天）、清明，夏季有端午、七夕等，秋季有中秋、重阳，冬季有冬至、腊日、除夕等节日。

5.唐诗与唐代长安名胜。唐诗中与曲江有关的诗篇非常多，据统计有111首（仅题目）；与兴庆宫有关的诗篇，据统计有18首；与大明宫有关的诗篇有15篇；与未央宫有关的诗篇有6篇；与乐游原有关的诗篇有15篇。

6.富有故事性的唐代长安诗歌。

《唐诗纪事》是以诗叙事的唐代诗人及作品评论汇集，南宋计有功编撰。此书81卷，收唐代诗人1150家，内容极为繁复。计氏编撰此书的方法：凡是唐代诗人，有名必录；对每一诗人的作品，或录名篇，或存全璧，或记本事，兼采品评；凡其人可考的，则描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使“读其诗，知其人”。其编纂原则：主要是搜集诗歌，采集资料，述而不作。根据《唐诗纪事》记载，有许多写作于长安广为人们传唱的诗歌作品，例如《武则天腊日宣诏幸上苑》、章怀太子惧祸赋《黄台瓜辞》、《上官婉儿持秤衡文》、祖咏应试赋《终南望余雪》、《杨敬之逢人说项斯》；《唐才子传》中记录的王之涣、王昌龄、高适“旗亭画壁”等故事；《本事诗》中的“红叶题诗”、“崔护求浆”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其中“崔护求浆”一篇，记崔护口渴来到一户人家，求水于一女子，并钟情于她，临别时，女子含情回屋，崔护也眷恋而去。第二年清明节，崔护再度寻访，只见院门挂锁，于是在门上题诗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过了几天又一次寻访，女子见诗生情而死，又因崔护动情大哭，使女子死而复活并与崔护团圆。这首诗及所发生的极富传奇的爱情故事深入人心，使人们将长安与这些动人的诗歌作品自然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二、唐传奇与长安

唐传奇，也就是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代表作品列举如下：《古镜记》相传为隋末唐初人王度作，作品以古镜为线索，把十多个怪异故事连缀起来组成长篇，叙述较为细致。《补江总白猿传》，作者不详。《虬髯客传》相传为张说作，写隋末李靖在长安谒见司空杨素，为杨素家伎红拂所倾慕，两人随后出奔，途中结识豪侠张虬髯，后同至太原，通过刘文静会见李世民，虬髯本来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大志，看到李世民神气不凡，知道自己不能和他匹敌，便倾其家财资助李靖，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后虬髯入扶余国自立为王。《枕中记》沈既济作，写卢生在梦中做了丞相，权势煊赫，梦醒觉悟，皈依佛教，表现人世富贵如梦境之空虚。《南柯太守传》李公佐作，主题和《枕中记》类似。《柳毅传》李朝威作，写书生柳毅传书搭救洞庭龙女脱离困境后，几经曲折，终于与龙女结为夫妇。《柳氏传》许尧佐作，写诗人韩翊与柳氏相爱，经动乱离散，最后团圆。《李娃传》白行简作，写荥阳大族郑生热恋长安倡女，屡经波折，终获美好结局。《霍小玉传》蒋防作，写陕西李益与长安倡女霍小玉相爱，后登第授官，遂致负心。《莺莺传》元稹作，写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长恨歌传》陈鸿作，写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招致安史之乱；杨妃死后，玄宗日夜思念，有方士到蓬壶仙山访得杨妃。故事几乎都是虚构。《玄怪录》牛僧孺作，《传奇》裴铏作，《集异记》薛用弱作，以上三种都是专集。

唐传奇除部分记述神灵鬼怪外，大量记载人间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面较为广阔，生活气息也较为浓厚。在艺术形式上，“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语）。今人冯沅君《唐代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统计出的有姓名可考的48位唐传奇作者的出身中,确知进士出身的15人,举明经的1人,擢制科的1人,应举进士而落第的1人,有3人因其为翰林学士或校书郎遂推想他们可能是进士或制科出身,其余27人里,24人因行事不祥难以考证他们是否曾应科举,行事可考而无科举的只有3人。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唐传奇的许多杰作出自进士之手，如《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莺莺传》的作者元稹,《玄怪录》的作者牛僧孺更是官居相位,位极人臣。(www.chuimin.cn)

唐传奇作品基本上情节曲折动人，许多作品被元人改编成杂剧，如《曲江池》、《西厢记》、《倩女离魂》、《柳毅传书》等，在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人们记忆中不可缺失的一个个文化碎片。

三、唐代重要的长安籍诗人

1.杨炯，华阴人。幼聪敏博学，善属文。年十一，举神童，授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恃才简倨，人不容之。武后时，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迁婺州盈川令。卒于官。中宗即位，以旧僚赠著作郎。炯闻时人以四杰称，乃自言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也。”有《盈川集》30卷，今存诗一卷。共33首。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初唐四杰。

2.常建(708—765)，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与王昌龄同榜。仕宦不得意，来往山水名胜，过着一个很长时期的漫游生活。后移家隐居鄂渚。大历中，曾任盱眙尉。他的诗以田园、山水为主要题材，风格接近王、孟一派。他善于运用凝练简洁的笔触，表达出清寂幽邃的意境。这类诗中往往流露出“淡泊”襟怀。其实他对现实并未完全忘情，他有所感慨，有所期望，也有所指责，这在占相当比重的边塞诗中尤为明显。有《常建集》、《题破山寺后禅院》、《宿王昌龄隐居》。

3.裴迪(716—？)，关中人。官蜀州刺史及尚书省郎。其一生以诗文见称，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之一。与大诗人王维、杜甫关系密切。早年与“诗佛”王维过从甚密，晚年居辋川、终南山，两人来往更为频繁，故其诗多是与王维的唱和应酬之作。“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谖。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这首号称“诗中有画”的诗篇就是闲居辋川时王维答赠裴迪的。受王维的影响，裴迪的诗大多为五绝，描写的也常是幽寂的景色，大抵和王维山水诗相近。《辋川杂咏》组诗是裴迪的代表作。其中《漆园》一首：“好闲早成性，果此谐宿诺。今日漆园游，还同庄叟乐。”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说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可以和王维的诗相提并论。裴迪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他是裴氏最有成就的诗人，他以他的作品丰富了盛唐诗坛。从这一点上看，裴迪是注重诗的质量的。《送崔九》：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4.王昌龄（698—约757），字少伯，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官汜水尉、校书郎，后贬龙标尉，世称王龙标。安史之乱后，回到故乡，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他与诗人王之涣、高适、岑参、王维、李白等都有交往。

王昌龄以擅长七绝而名重一时，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他善于把错综复杂的事件或深挚婉曲的感情，加以提炼和集中，使绝句体制短小的特点变成优点：言少意多，更耐吟咏和思索。他的边塞诗充满了积极昂扬的精神，乡思和送别之诗，节奏明快，而抒情风格更以诚挚深厚见长。现存诗180余首，明人辑有《王昌龄集》。

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交友，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好处。代表作如《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慨叹守将无能，意境开阔，感情深沉，有纵横古今的气魄，确实为古代诗歌中的珍品，被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又如《从军行》等，也都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反映宫女们不幸遭遇的《长信秋词》、《西宫春怨》等，格调哀怨，意境超群，抒写思妇情怀和少女天真的《闺怨》、《采莲曲》等，文笔细腻生动，清新优美。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同样为千古名作。沈德潜《唐诗别裁》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王昌龄的诗以三类题材居多，即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王昌龄的边塞诗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另外还深深蕴含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诗人扩大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王昌龄在写作方式上擅长以景寓情，情景交融。这本是边塞诗最常用的结构，但是诗人运用最简练的技巧，于这情境之外又扩大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最平实无华的主题之中凝练出贯穿于时间与空间中永恒的思考。

5.韦应物（737—约789），长安人。玄宗时，曾在宫廷中任“三卫郎”，后应举成进士，历官滁州、江州、苏州等地刺史。由于他长期担任地方行政官吏，亲身接触到战火离乱的社会现实，所以写了不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好作品。在宦海浮沉的生活中，他对当时的政治腐败黑暗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又缺乏抗争的勇气，感到无可奈何。这样，就使得他的心情陷于苦闷的矛盾状态中。其诗多送别、寄赠、感怀之作，情感真挚动人。田园山水诸作，语言简淡，风格秀朗，气韵澄澈。著有《韦苏州集》。

6.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太白”。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71卷。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60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

白居易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箫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词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喻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喻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质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事、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7.杜牧（803—约852）唐代诗人，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20卷传世，为其外甥裴延翰所编，其中诗四卷。又有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矫之。七绝有逸韵远神，晚唐诸家让渠独步。

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牧之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工行草书。《宣和书谱》云：“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董其昌《容台集》称：“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杜）牧之亦名家也。”谓其书“大有六朝风韵”。传世墨迹有《张好好诗》。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旧唐书》卷147、《新唐书》卷166皆有传。《张好好诗》，行草墨迹，杜牧太和八年（834）所书，此时年32岁。帖为麻笺，纵28.2厘米，横162厘米，46行，总322字。从整幅诗卷中可以看出，其书法深得六朝人风韵。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篇书法作品气势连绵，墨笔酣畅，因是诗稿，所以更得朴实无华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题签、题跋印章。曾经宋直和分府、贾似道，明项子京张孝思，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及张伯驹收藏。曾著录于《宣和书谱》、《容台集》、《平生壮观》、《大观录》等。杜牧由于以诗称著，故其书名为诗名所掩盖。此书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帖大系》均有影印。杜牧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堪称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辞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8.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西安）人，唐初宰相韦见素后人，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为人疏旷不拘，任性自用。广明元年（880）45岁，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军攻入长安，遂陷于战乱，与弟妹失散。中和二年（882）始离长安赴洛阳。中和三年（883）春，48岁作《秦妇吟》。不久避战乱去到江南，58岁回到长安，一心想要应试，以伸展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乾宁元年（894）59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乾宁四年（897），时年62岁，被“宣谕和协使”李洵聘为书记，同至西川，结识了西川节度使王建，回长安后，改任左补阙。天复元年（901）66岁，应王建之聘入川为掌书记。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唐亡，力劝王建称帝，王建为前蜀皇帝后，任命他为宰相，蜀之开国制度多出其手，后终身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75岁卒于成都花林坊。诗词都很有名，诗方面今传《浣花集》十卷。韦庄曾经家陷黄巢兵乱，身困重围，又为病困。中和三年(883)三月，在洛阳，著《秦妇吟》。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后人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韦庄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此诗长达1666字，为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诗中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叙说，正面描写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称帝建国、与唐军反复争夺长安以及最后城中被围绝粮的情形。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一方面对起义军的所谓“暴行”多所“暴露”，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义军掀天揭地的声威及统治阶级的仓皇失措和腐败无能；一方面揭露了唐军迫害人民的罪恶，另一方面又夹杂着对他们“剿贼”不力的谴责。它选择典型的情节和场面，运用铺叙而有层次的手法，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矛盾，布局谨严，脉络分明，标志着中国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韦庄因此诗而被称为“秦妇吟秀才”。

韦庄又是花间派中成就较高的词人，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温、韦词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不外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但温词主要是供歌伎演唱的歌词，创作个性不鲜明；而韦词却注重于作者情感的抒发，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5首，学习白居易、刘禹锡《忆江南》的写法，追忆往昔在江南、洛阳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融注在一起，情蕴深至。风格上，韦词不像温词那样浓艳华美,而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表达比较真挚、深沉的感情，如〔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等。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直截决绝之语,或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如〔思帝乡〕“春日游”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于率直中见郁结；〔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的“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以终老异乡之“誓”，更深一层地抒发思乡之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许昂霄《词综偶评》评韦词“语淡而悲，不堪多读”，都指明这一特点。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韦词高于温词，指出“端己词情深语秀”，“要在飞卿之上”；“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也是从这点着眼的。所作词语言清丽，多用白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情凝词中，读之始化，以致弥漫充溢于脏腑。其词无专集，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等总集中，近人王国维、刘毓盘辑为《浣花词》一卷，凡54首，盖取其诗集为名者也。韦庄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温秾丽，韦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