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历史文化概论：先秦长安文学发源地

2024-09-0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先秦长安文学长安地区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三四千年以前，长安地区就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民歌，古代劳动人民运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诗经》保留下的长安早期诗篇,一方面是周孔“礼乐体制”的外现,另一方面也是长安文化富有“诗意”的最早文献确证。长安审美倾向偏于阳刚，确实大异于南国阴柔。

第一节　先秦长安文学

长安地区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三四千年以前，长安地区就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民歌，古代劳动人民运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一、《诗经》与长安

西周初年,诗、乐、舞三位一体之际^[1],周公出于对姬周江山永固的考虑,制定了适应宗法体制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其中包括制定了官阶礼仪,也制定了乐、诗、舞仪式,强化周礼,建设人心,史称“制礼作乐”^[2]。周公还亲制诗、舞、乐作品以垂范,从制度的层面设定了长安文化的“诗意基因”。当然,周公创设“礼乐制度”,目的并不在于建立地域文化的“诗意基因”,而在于通过“礼乐”维护西周宗法体制。

作为周公创设的“礼乐体制”的继承发挥者和理论宣传者^[3],儒家对周公“礼乐”的政治功能直言不讳,堪为信史。《礼记·乐记》一方面说明在周公典章中,“乐统同,礼辩异”,即诗、乐、舞的首要社会功能在于把因周礼而分异的人们“统同”起来;另一方面,它又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即诗、乐、舞的作用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世界的适应以配合外在周礼的落实。《礼记·乐记》还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这些话显示了周公“礼乐体制”的“诗意”特征,是与西周宗法的“德治”、“礼仪”等特征融为一体的。说到底,此种“诗意”的创设目的,在于建设适应宗法体制的心理结构。《礼记·经解》还以孔子名义提出了隶属于国家教育体系的“诗教”、“乐教”概念,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共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论语》之中,如此发挥“诗教”处也不少。大量文献记载表明,孔子正是按照其“诗教”整理和解说周代诗选《诗经》的。

《诗经》共收录了305篇作品，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诗经》中的《周颂》是西周贵族举行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时演唱的乐歌；《小雅》和《大雅》大部分作品是西周王畿(今陕西关中地区)的诗歌。《秦风》是春秋时秦国的歌谣，产地分布在今甘肃东部和陕西一带；《豳风》是西周时豳地(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的诗。《周颂》31篇,《小雅》、《大雅》105篇,《豳风》7篇，《秦风》10篇，合计153篇,占《诗经》305篇的一半,这些作品是西周时期长安及周边地区的诗歌,是长安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作品^[4]。在某种意义上,《诗经》保留下的长安早期诗篇,一方面是周孔“礼乐体制”的外现,另一方面也是长安文化富有“诗意”的最早文献确证。

《诗经》中《周颂》和大小《雅》等诗,体现着长安人重视农业生产，是周公着力发展生产以富民的治国理念的艺术展示；《诗经》中以《秦风》为代表的另一些诗篇，则体现着关中文化对雄健刚毅和壮美自强的崇尚。“关中文学雅好慷慨，悲歌雄壮，《秦风》、《豳风》已导夫先路”^[5]。关中即“诗意”中的阳刚、雄健基因,便是这样被设定的。梁朝诗人江淹说“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杂体诗三十首并序》)，大抵不差。长安审美倾向偏于阳刚，确实大异于南国阴柔。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黄土高原自然地理环境的雄浑辽阔被陕人在心理上“内模仿”的一种结果。

二、青铜铭文与长安

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周原就开始发现西周青铜器，此后各代，不断有重要青铜器出土，如毛公鼎，大克鼎，小克鼎，卫鼎，大、小盂鼎，史墙盘等，其数量之多，器型之大、造型之美、铭文之珍贵，实为罕见，陕西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青铜器的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或錾成的。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极多，单是西周有文字的青铜器即在三千件以上。铭文从几个字到几百字，是研究商周社会的重要资料；经科学发掘获得的青铜器的铭文价值更是巨大，尤其是具有明确纪年月日和月相记录的铭文。

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出现了铭文，较早的铭文只有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妇好”之类。西周青铜器多铭文，且多几百字的长篇。比如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相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腹内有铭文32行、499字，记述周宣王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

青铜器铭文，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内容，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的一处周代窖藏中出土的利簋，腹内底有铭文4行、32字，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之时，周武王伐纣，并很快就占有商都之事。利簋不仅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标准，也证实了《逸周书·世俘解》、《尚书·牧誓》等传承文献对武王伐商一事的记载。武王克商后二年去世，成王即位，周公辅政。管叔、蔡叔等不满，勾结商王之后武庚叛乱。周公决心亲自引军东征，三年平叛。这段重要的西周史实得到了小臣单觯、冉方鼎、禽簋、周公方鼎、鲁侯尊（明公簋）、沫司土迭簋（康侯簋）、刚劫尊等成王时青铜器铭文的证明。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何尊为周成王五年名何者所作,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铜器。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为了更好地对付商和东夷的剩余势力，在天下中心营造成周（今在洛阳东郊）的事。铭文内容可与《尚书》的《洛诰》、《召诰》互为印证补充。铭文中多有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的资料，如涉及土地制度的有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格伯簋、散氏盘等。鼎中有十分详细的奴隶交易过程记录，同时也是有关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

2003陕西省眉县出土的27件西周青铜器,通过对部分铭文进行拓印、整理，他们发现铭文多记录着西周“单”氏家族与周王的关系，其中还记录有战争史实，如“赵王、穆王争四方之战”和“践伐楚荆”。铭文多为漂亮的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每一段的最后一字为“谐韵”，其中“逑鼎”上的铭文共有19个谐韵字句。通过此次出土的“逑鼎”和已经出土且同样刻有铭文的“羌鼎”，基本可以认为西周时期有在鼎上记录家族宗谱的习惯，尤其是显贵人家。

三、先秦散文与长安(www.chuimin.cn)

《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尚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层次，已注意到命意谋篇，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时期的制诰、诏令、奏章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在“佶屈聱牙”的《尚书》里，《秦誓》是语言最通俗的一篇，这是秦穆公偷袭郑国无功,归途被晋国军队在崤山伏击而惨遭失败、三帅被俘的战事之后,秦穆公自悔自责,沉痛总结失败教训的散文名篇。文章一开始秦穆公引古训以自责,深忧悔过无日。进入正题后便总结教训,在识人、信人、用人上,运用对比手法,道出自己的诚挚态度。情辞恳切,理喻深刻,无论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方法可以看做先秦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

在《国语》中,虽然未列“秦语”专史,但叙事、写人都有关于秦的大量篇幅,特别是秦穆公,更是其中的重要形象。这一方面是由于秦的强大、称霸西戎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秦史资料丰富,可供选用、加工、润色的结果。

到了《战国策》中,不仅有“秦策”,而且在33卷里就占了5卷,行次也放在东周策、西周策之后的三、四、五、六、七卷。这固然同秦的统一中国有关,但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秦的史料丰富,选择余地大,史作水平高,加工、润色效果极佳。例如卷三的第二篇“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说秦王失败后的狼狈状貌,非常逼真,如亲闻亲见,特别是父母、妻、嫂前后态度的对比描写,更是活灵活现,入木三分。无论写人、叙事,还是文辞之胜,都获得空前成功,对于司马迁创作《史记》颇有启发、借鉴的功效。

在诸子散文中,《韩非子》无论在秦地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被鲁迅指出“法家大抵少文采”,但其长篇大论、波澜壮阔,发挥得淋漓尽致,确是前人少见的；其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缜密透彻,犀利酣畅,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特别是寓言故事,从数量上看可以同《庄子》匹敌;而从文学的角度上审视,韩非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加工、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专集,诸如《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这些寓言故事,取材于历史、社会、民间,既富于文学性,又深寓哲理,世世代代教育着人们,也给人以无穷的审美意趣。

与《韩非子》一书大体同时有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

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学术活动非常活跃，诸子百家，各持己见，著书立说，互相争鸣。战国养士的风气特别盛行，如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都养有一大批宾客，形成为自己服务的幕僚班子。吕不韦也效仿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广招天下之士，门下的宾客达3000人之多。这些宾客，多数是具有一定学识的文人说客，也有怀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平民。这些人给秦国带来了各派学术观点，使儒、墨、道、法、兵、农等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秦国流行，促进了关中与关东六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吕不韦把这3000门客组织起来，让他们各自撰写自己的见解，再加以剪裁整理，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出的文集。它规模宏大，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6部，161篇(现存160篇)，20多万字。它的内容，包括了战国诸子的各种观点，综合百家九流，畅论天地人物，涉及自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兼收并蓄，无所不有，号称包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集战国学术思想之大成，可以说是对百家争鸣的一个大总结，后世号为“杂家”之学。其议论多引古史旧闻、天文历数、音律乐舞等知识以证,并且包含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其中如《察今》等名篇皆富于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

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将《吕氏春秋》这部著作的成稿公布于咸阳市门，并宣称不论是什么人，只要能在这部书中加减更改一个字，就给予千金重赏，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这部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字千金”这个成语，就是从此流传下来的。

李斯的《谏逐客疏》最是文采斑斓的散文佳作,是先秦散文的压卷之作,也是秦地文学的顶峰。《谏逐客书》不仅思想可贵，而且辞采丰富，文思横溢，写作技巧十分出色。其主要特点是：①摆事实设比喻重铺叙，说辞有力，说理透彻。②结构上既曲折多变，又严谨有序。在论说秦王对物的态度时，几层的意思差不多，可是，一会儿顺说，一会儿倒说，一会儿正叙，一会儿反诘；或者略换几个字，或者稍变一下手法，真是跌宕生姿，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行文上前后呼应一气贯通，全文不枝不蔓，紧凑缜密。

这篇奏疏在艺术上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善于用比喻。从而增强了议论的形象性和说服力。最突出的例子是用秦王取物的态度为喻，来说明秦王对取人应该抱的态度，和不应该抱的态度。如文中写道：“夫击瓮叩缶……适观而矣已”这形象地说明了秦王想得意于天下，在取人方面也应该弃退秦国那些平庸之辈，而取用异国的贤能之辈。此外，用“泰山不让土壤……故能就其深”为喻来说明“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用“藉寇兵而赍盗粮”为喻来说明逐客是“资敌国”、“益仇”的愚蠢行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二是气势奔放，文采斐然。这与作者多用铺陈、夸饰手法和排比、对偶句子以及多选用华美辞藻有密切关系。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文中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文气通畅，而语调谐美，而且充满了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于文采。清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长安文学的产生,虽然晚于齐、晋、卫、郑等地,但其繁荣程度却不亚于中原诸国。特别是战国时代的文学,可以同齐、楚匹敌,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长安历史文化概论：先秦长安文学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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