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教育与科举：历史文化概论

2024-09-0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一）周汉唐时期的中央官学在长安建都的十三个王朝中，西周、西汉和唐代中央直辖的国学堪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三座丰碑。周人的司徒，也只是监管教育。隋文帝设“国子监”，负责全国的教育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设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此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六学一馆，均属高等教育性质。

第二节　长安的教育与科举

长安教育，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西周而迄隋唐，在长安（西安）建都的13个王朝大都在京城设有专为朝廷造士的最高学府——大学。西周的辟雍，集夏、商两代学制之大成，代表着中国奴隶社会学校教育的最高成就。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的西汉太学以儒术治教，标志着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基本奠定。嗣后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唐等朝代，均在西安设有国学等教育机构，使之在长达1000余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教育的中心地区。唐代的国家学府“六学二管”，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设施和一流师资，日本、朝鲜遣使入学者甚众，堪称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发展、制度完善的最高峰。

唐末以后，国都东移，西安地位下跌。但属于地方官学的府州县学却日臻兴盛。但最为突出的却是关学在书院的发展与兴盛。

两宋时，程朱理学曾长期主宰教育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濂、洛、关、闽”各竞其说，相互争鸣。“关学”创始人张载首开讲学之风于正学书院，西安一时成为“关学”徒众聚集的中枢，之后，关中儒者皆以承继关学而自任。著名理学家许衡和陕西大儒冯从吾等均于西安各书院聚徒讲学，以弘扬“关学”宗旨和学风。由此书院竞起，教育蔚兴，极一时之盛。其影响所及，乃至清末与民国。

一、长安的官学教育

古代长安的官学分中央国学和地方官学。西周、汉、唐，国力强盛，镐京、长安作为多朝国都，地位优越而显赫，中央直辖的国学相当发达。隋唐以后，国都东移，国学不复存在，但西北第一重镇的地位加之宋、元、明、清各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重视和一批贤达名流、文人学士的竭诚加盟，从而使诸地方官学的府学、县学、旗学以及众多的书院，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

即便是金、元等少数民族统治之时，也依然能够修葺学府，聘师劝学，并且颁立《公据》，严禁骚扰，有效保障了封建教育的照常实施。清代的西安，于府州县学之外，还设有旗学。

（一）周汉唐时期的中央官学

在长安建都的十三个王朝中，西周、西汉和唐代中央直辖的国学堪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三座丰碑。这几个时期长安的大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1.西周五学：西周的大学设于国都南郊。大学包括五学，居中的太学，周环以水形圆如璧，因又称辟雍。辟雍为周王室专有，是天子举行飨射、养老、自学及承师问道、举行盛典的场所。辟雍之外有四学：水南的名成均，专用于教授乐舞；水北的为上庠，用以教授典书；水东的曰东序，取夏代学校的制式，用于教授干戈羽龠与射御；水西的则称瞽宗，取自商代学校的制式，用来教授礼祀。五学中以辟雍地位最尊，成均次之。因此，西周的大学也统称辟雍。西周的贵族子弟，8岁入小学，习书数；15岁入大学，习礼乐射御。学成后，天子试射授官，进入仕途。西周的国学施行设科分教之制，其学制系统及其礼乐以“明人伦”的“造士”宗旨，影响后世达两千余年。

周时辟雍

2.西汉太学：西汉的太学兴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在长安“安门之东，堵门之西”。其规模宏大，王莽秉政时筑舍能容万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诗》、《书》、《礼》、《易》、《春秋》五部书为儒家的“经”，置五经博士。12年后所建太学，就以五经博士为教官，教授经过董仲舒等神学化和繁琐化解释的今文经学。太学生名额：武帝时50人，成帝时达3000人以上。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一般是每个博士专讲一经，各以家法教授。学生专选一经，学完一经可另选他经。另外《论语》、《孝经》时期必修课。西汉太学首次创新了教学方法，除讲授、自学外，还注重师生共同讨论和辩难；教授采用大班上课，并以弟子自相传授。哀帝时太学生王咸率千余学友赴阙营救司隶鲍宣，这是中国历史上太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记录。太学生每年须经考试，考中者任郎中等官职，也有老而无成自佣为街卒的。西汉太学已退去飨射、养老等职能而成为专门传授知识与研究学问的最高学府。

3.唐代“六学三馆”：唐代以前，一直上溯到汉代，国家教育都由太常监管。周人的司徒，也只是监管教育。隋文帝设“国子监”（长官是祭酒），负责全国的教育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设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唐循隋制，尚书省下设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

（1）六学：“六学”，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中央一级属国子监直接领导的学校。其中前三所属于大学性质的学校，后三所则是承南北朝学制所设的专科性质学校。此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六学校址都在皇城外务本坊国子监内（今和平门外偏西），教官设博士与助教。除四门学、律学招收八品、勋官官员子弟以及平民的俊异子弟外，其他诸学均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学生人数不等。另外还有广文馆，相当于进士进修班，名额70人。六学一馆，均属高等教育性质。

（2）二馆：“二馆”是中央一级但不属国子监直接领导的崇文馆和弘文馆。崇文馆（址在东宫内）归东宫掌管；弘文馆（址在太极宫内，公元663年迁入大明宫内）归门下省所辖。“二馆”是皇室的贵族学校，系大学性质，只录选皇室与三品以上命官子弟，教官设学士。秘书省所辖的小学系“二馆”的预备学校。唐代国学除“六学二馆”外，太一署还办有医学，太卜署办有筮学，司天台有天文诸学，太仆寺有兽医学，校书郎有校书学。各学校址皆在各署内。开元二十九年（741），在尚书省礼部下专设研习老庄诸子的崇玄馆，反映了唐代以儒为主、道佛辅之的文教政策（佛学教育在寺院）。开元中，唐玄宗于梨园自教法曲，学习的宫女称梨园弟子，是为中国戏曲学校的先河。具有大学性质的国学，其教材主要是儒学经书。唐太宗曾诏令训诂大师颜师古、孔颖达等撰写《五经正义》，将其颁布天下，每年依次考试。唐代国学最盛时拥有8000余人，这些学生多是皇亲与命官子弟，四门学以下才有庶人子弟。唐代完善了隋代所创的科举制度，与开元七年（719）诏命二馆及国子生徒可由学入仕，还可由科举授官。自此而始，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国学中不但有吐蕃等少数民族学生，还有邻近各国因仰慕唐代文化而被派遣来的留学生。日本元正天皇时代（715—723）就派遣留唐学生达550人，其中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膳大丘等人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9—10世纪，不少朝鲜人在唐中央国学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近百人，显示了唐代国学的巨大魅力。

4.唐代留学生

唐代时，中国的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发达，教育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不少人远涉重洋，来到唐朝留学，学习中华文化；有的还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还长期在唐朝做官。其中以日本为最多，仅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日本就向中国派了550名留学生。来唐朝求学的日本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中央的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法律、算学、天文历法和文学诗词，他们在唐学习时间大多在10年以上，有些甚至长达二三十年。唐玄宗开元五年(717)，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后来考取进士，留在唐朝做官。大批新罗学子来到唐朝留学。以至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登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20]。在唐国子监内，甚至特意设置了“新罗留学生班”。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东文选》、《东史纲目》等资料统计，自唐代中期至后梁、后唐之际，新罗留学生科举登第者有近90人。中唐时期，越南人姜公辅，精通儒家经典。他不远万里，来到唐朝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历官校书郎、右拾遗、翰林学士。《新唐书·姜公辅传》评价他“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发达的留学生教育，为传播中国文化及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往来起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地方官学教育

据史籍记载，长安的地方官学，西周时“乡有庠，聚有序，党有校，闾有塾”。至秦，始于乡间置“三老”吏职掌管教化。西汉平帝时，正式诏立地方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学校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经师一人。”唐时，京兆设京都学，京学学额80人，医学学额20人；长安、万年两县及京兆所辖诸畿县只设经学，学额60人和40人，各学教官都置博士与助教。自宋到明，西安兴起府学、县学，清时还曾设驻防旗学。元代以后，受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首创的关学讲学之风的影响，一些显宦鸿儒先后于西安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传道授业，书院由此蔚兴，并成为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府学：长安只有府学，始于北宋。所谓“郡邑之有学，自宋代始”。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知永兴军范雍以“寄住官员子弟不守家风，务为嘲谑斗讼”，奏请建立京兆学府，由权节度掌书记陈谕管理。宋廷颁牒拨地5顷“充府学支用及令国子监赐予九经书籍”。府学招收京兆府及诸州学生137人，两年后“关中风俗稍变，颇益文理”。至和元年（1054），京兆府内设提举府学2人，并于府学内设小学，立有“京兆府小学规”碑。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尹完颜活女、学正来昌国重修府学。正大二年（1225），京兆行省参政完颜合达以“自兵凶以来贵胄士族子弟流离关中者为多，伍庸隶，侪浮民，恣意于蒲搏弹戈之间”为由，修葺府学，聘师劝学。蒙古灭金后，忽必烈出任秦王，召儒臣许衡任京兆提学。许衡在府学亲自讲学，从学者甚众。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陕西行省平章廉希宪等“作成宣圣庙儒学于郡东南”，安西路学教授孟文昌呈请安西王府颁立《公据》，公告各官员军马使臣及民众不得侵占骚扰。明代府学更趋完备，但科举制度被严重神秘化。清代完全继承明代学制，而且规制更加繁琐严密。明清两代，西安府学授课内容均秉承皇帝旨意，“以程朱义理为宗”，清代更按“御制四经，钦定三礼”，不越雷池一步。生员考试谨遵箝制思想的“八股”文体，不得有丝毫发挥。

2.县学、旗学：宋元以后，西安地区共有县学七座，驻防旗学一座。县学以临潼学宫最早，高陵次之。宋咸平元年（998），临潼始设县学。宋绍圣元年（1094），高陵县学由知县朱革创建。其他咸宁、长安、蓝田、户县、周至五座县学大体皆创于明代初期。县学为生员进修场所之一，一般置教谕一人，训导一人。生员课业在明清两代一律因袭宋元程朱理学经义。考试施行“八股”文体，不许违背。县学皆有学田，学宫经费由学田田租支付。

嘉庆年间（1796—1820），清廷还于西安设驻防旗学，招收满洲与蒙古旗人入学。入学满洲与蒙古旗人子弟，以武生员为主，学额也不同县学，另有规定。

3.著名学府

西安府学：明洪武二年（1369）建立。设于西安府城南门（永宁门）内东侧，即金文昌门内西侧府学巷。府学面南而开，大门3间，前有坊，内有泮池。仪门内甬道直达魁星楼，正中原建有成德堂，高敞宏伟，惜毁于元末。明宣德年间（1426—1435）重建。有明伦堂5间。两侧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各三楹。东西号舍各36间。明伦堂后有尊经阁5间，上藏图书。明是府学设教授一员，正七品；训导一人，从八品。教授掌管教诲与考课生员，训导佐之。《明史·职官志》载：“凡生员癝膳、增广，府学四十人。”清《西安府志·学校志》载：“西安府，大学，岁科试额进文生员二十名，岁科试额进武生员二十名。”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学校》载：“学额，西安府，大学额进生员二十名，癝生四十名，增生四十名。一年一贡。”府学经费由长安、咸宁二县学组内支给，不另设学田。清光绪三十年（1904），废科举，改学制，西安府学停办。

咸宁县学：创自明初，设于咸宁县治西之（今西安市东县门街西段），历经明清两代多次增建葺修。主要建筑有儒学大门、明伦堂、博文斋、约礼斋、敬一亭及东西生员斋房等。县学明置教育一人，训导二人；清设教谕一人，正八品，训导一人。咸宁县学为大学，岁额进生员15名。咸丰四年（1854）、八年、十一年，因捐输军饷加额4名，癝生20名，增生20名。两年一贡。县学经费由学田地租收入支出。

长安县学：原在西安府城西门外，明洪武三年（1370）移于府城内西门大街县治西，成化九年（1473）巡抚马文升再徙于府城门东府学西侧。后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知县杨鹤和清顺治八年（1651）知县樊鸿达与训导张宏业以及乾隆七年（1742）知县杨毓芳等多次增修。其主要建筑为春风化雨坊、射圃、魁星楼、泮池等。明置教谕一员，训导二人；清设教谕一人，训导一人。明时县学岁额二十名。清乾隆时“岁科试额进文生员十五名，岁试额进武生员十五名”，咸丰十一年（1861）以捐输军饷加永远学额1名，癝生、增生各20名。两年一贡。县学经费由学田地租收入支出，计有学田3顷4亩5分8厘，租129石9升9合。

二、长安的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创立到清末改制，其性质归属主要有三种：官办、民办和民办官助。书院的主要功能一是研究学术的基地，二是传授知识的学校，三是祭祀先师乡贤、敦厉风俗的场所。一般情况下，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创建书院，主要是为了研究学术和传授知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创建书院，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教化百姓，以形成良风美俗。

1.长安书院的概况

据雍正《陕西通志》记载，中国最早的书院是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瀛洲书院在陕西（蓝田）县治南，由唐学士李元道建，创建时间应为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前，比官府的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书院）要早近100年。但从书院发展实际情况看，长安的书院始于宋代，盛于明清。开建书院讲学之先者为宋代关学创始人眉县张载。张载曾受聘为长安学宫教授，他“语学而及政”，主张“学则须疑”、“顽强不息”、“学为圣人”。后世关中儒者多继其讲学传道文风，书院便首选而成他们据以传播儒家思想、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至明而清，分布于西安地区的书院达20余处，其关中书院、正学书院、少墟书院、鲁斋书院、养正书院最为出名。尤其明代关中书院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书院，学生最多达5000多人。除城区而外，西安府属县尚有书院15座，即临潼的横渠书院、渼陂书院、二曲书院、明道书院，盩厔的集贤书院和对峰书院，高陵的渭上书院，景槐书院与吕泾野讲学处。

2.长安的著名书院

·鲁斋书院·鲁斋为许衡“居魏时所属斋名”。元仁宗延佑初（1314），“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祀衡”，因名鲁斋书院。主持教事的是“以书经魁乡校”的奉元学者同恕，“先后来学者殆千数”。院址“在府治东北，久废”。清光绪十一年（1885），署盐法道黄嗣东在东关长乐坊以春明学舍旧址重建。聘何瑞麟讲张载《西铭》，习乡饮酒礼，阐发关学要旨，“关中之风丕振一时”。后主院事的是蓝田大儒牛兆濂。书院附有塾馆，收教关内外贫穷幼童。

·关中书院·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布政使汪可受等为冯从吾退官后讲学而建。院址在府治东南（今书院门西安师范学校处）。院中有讲堂6楹，匾题“允执”，左右屋各4楹，东西房各6楹，二门4楹，大门2楹及亭、池、桥、阁等。关中书院建立后，冯从吾延请了周淑远、龙遇奇、萧辉之等一些学富德高的关学名儒共执教席，他自己在此主讲近10年。治学主张“调停朱王，互救甚失”，力图“恢复本旨”，务使关中之学秉承儒家宗旨。传阐程朱理学，四方从学者多达5000余人，使关中书院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学府之一。书院制定《学会约》、《关中士大夫会约》，并撰有《关中书院记》。明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逆党御史张讷诬奏书院“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建议“请废天下书院”（《明实录·熹宗实录》）。熹宗遂下旨：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俱着拆毁，变卖助工（《熹宗实录》）。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派爪牙乔应甲巡抚陕西，捣毁了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处于暂时的停办状态。明末复建。清康熙十四年（1675）盩厔李颙主讲于关中书院，订有讲授与自修两部分规程，期图沟通陆王（陆九渊、王阳明）与程朱（程颐、程颢与朱熹）两派之学，并主张“匡时”，培养“明体适用”的通儒。后来，关中书院教学重考课举业“关中乡省中试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一时称盛事焉”，但务实的学风依然存在。道光十六年（1836），林则徐为陕西巡抚，令关中书院以《关中水利议》为题进行考试，以征询筹划关中水利的意见。咸丰、同治年间，因太平军、西捻军、回民起义等战事不断，书院被迫停学。同治末年，布政使谭钟麟整顿书院，订立课程，恢复教学。光绪年间，长安柏景伟主讲于关中书院，“以外患日棘，思造士以济时艰，以经史、道学、政事、天学、地舆、掌故、算法分门肄习，士风丕变”。光绪三十二年（1906），关中书院改为陕西师范学堂。

·养正书院·清嘉庆七年（1802），由清军同知叶世倬在卧龙寺巷购屋建立。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四十年（1775），咸宁、长安两县各于城外郭内建立学舍，东曰春明，西曰青门，专教两县童子，后因年久颓废。叶世倬归并两学舍为养正书院，与关中书院分课生童，关中书院招收“附学生员”，养正书院招收未入学的“学童”。道光时改名崇华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迁府考院东。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建游艺学塾，当年十月改为陕西中学堂，校址即今西安高级中学址。

·少墟书院·清光绪十六年（1890）由陕西巡抚奏请重建。原是冯从吾专祀（青门学舍旁），附设少墟书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长安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即今西关正街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处。

·正学书院·地址在西安府城长安县治东南（详址无考）。原为宋代理学家、关学创始人张载讲学处，吕大钧等人皆受教于此地并得其传。元代省臣于此地建立书院，聚徒讲学，并设祠合祀张载、许衡以及乡贤杨贡懿。明代百年间遭兵、民占据，明弘治九年（1496）学使杨一清重新择地建立，定名“正学书院”（今正学街西侧）。明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毁废，“栋宇榱桷狼藉道左，即木主祭器亦持鬻民间”。万历十三年（1585）许孚远督关中，恢复书院，聘蓝田王之士、长安冯从吾共同“讲切关洛宗旨”，“多士兴起”。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并入关中书院。

三、长安的其他教育形式

（一）私学

私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它冲破了“政教合一”的枷锁，教育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从事实看，私学实际上是官学的辅助教育，同时私学也是学术活动的中心，流传至今的不少学术著作，都是私学名家的遗著。

1.长安私学的发展概况

西周时“学在官府”，广大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周室东迁后，官学废弛，典籍散佚，私学便应运而生。据史料考证，在中国古代私学最早开始于郑国和鲁国，影响最大的当属孔子。秦统一后禁止私学，但私学仍存。西汉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文化教育更依赖私人教学维持，长安私学便兴盛起来。汉代的私学可分为初等的书馆、学馆和高等的“精舍”、“精庐”两种。

隋唐时期，私学兴盛。不仅社会上每一种专门学术都有私学传授，而且基础教育也主要由私学承担。尤其是广大科举落第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教育，促使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探究原因，一般都是通过在家中或私学中接受教育而培养出来的。这一时期的私学，形式多样，举凡社学、义学，尤其是私塾，皆广布明间，不计其数。

宋朝，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都获得充分发展。许多学者致力于私学，如张载“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21]

明清时期，社会上士子求学积极性迅速增长，而官学不能满足需要，私学因之兴盛。这一时期的家学，多为自学和从师。私学大多为经馆、义学（对民间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私塾。私塾又分村塾（设于乡村的对学童进行初等教育）、家塾（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等。

2．长安私学的教学内容与方式

（1）教学内容

汉代的书馆，由书师自办，主要教识字，读《孝经》、《论语》。其识字教材主要是秦传下来的《苍颉篇》，是把李斯作的《苍颉》、赵高作的《爰历》、胡毋敬作的《博学》等字书三篇合编成的，仍称《苍颉篇》，60字一章，共55章，每四字一句，偶句押韵。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了《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体裁是每章以七字句五句领述，“请道其详”四字后，接三字句讲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和人事等应用字，偶句押韵。汉平帝时扬雄续《苍颉》作了《训纂编》。东汉和帝时，贾鲂又在《训纂编》之后作了《滂熹篇》。后人又把班固整理续篇的《苍颉篇》与扬雄所作《训纂编》、贾鲂所作《滂熹篇》合并，称为《三苍》。这类书都是将日常生活常用的字归类排列，以供识读。读完字书，转而读经。汉代的“精舍”“精庐”则是经师大儒开设的学堂。讲经授徒，有些相当正规，规模也大。如马融在家乡扶风施绛纱帐，所收门徒400余人，登堂入室者则50余人，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出自其门下。

唐代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在长安广为流行。唐人杜嗣先编的《兔元册府》，李翰编的《蒙求》，乡间塾师们编的《太公家教》也在长安流行。除此之外，唐代私学为了与当时的科举、制举相适应，也与官学一样，增加了科目，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的教学。如有讲史学的、书学的、算学的等等。宋朝的民间启蒙教材对后人印象很深，因印刷术的进步，教材编写更为多样。长安富有子弟认识相当数目文字后，再读《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神童诗》、《千家诗》等，进而读四书五经以应科举。一般农、商、手工业者子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或《弟子规》后，主要读些“杂字”书和格言成语汇编如《昔时贤文》之类书。《三字经》文字简练，善于概括，全书从教育的宗旨开始，进而介绍一些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朝代和历史上勤奋好学的事例。杂字书继承《急就篇》的优点，突出编纂了农事活动与农家生活需要的字、词，有的还编入了含有反抗思想的句子。历代蒙童教材都含有封建的说教，但它们确是自秦到清在西安民间传递汉字知识与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

（2）教学方式

长安私学的教学方式随形式不同也有变化，但一般采取个别授受的方式，点书教读，唱读自习，背诵默写。每日习大小字。认识相当数目文字后，授新课时才讲解，并作作文等练习。对没有完成课业及旷课的学生施行体罚。只有汉代的“精舍”采用大班讲授，属于弟子自相传授的，有的弟子学成后甚至还未见过老师一面。

私塾教师从事民间教育，颇受人尊重。清道光年间，长安私塾教师张克福科举屡试不中，教书自给，又竭力创办义学，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县令敬重他的品德，曾登门“问闾阎利病，茶话竟日，语不及私，卒年六十有四，葬前数日阴雨连绵，街泥没胫，比柩过，则生徒已负土修垫矣”。

（二）社学

社学的设立，始于元代，明、清相沿并得以发展。社学设于乡，虽为官方提倡，实由村民集资或官绅资助聘师办学。明、清长安、咸宁两县即今西安市城郊曾存在过社学18所。此外，临潼有2所，蓝田5所，高陵5所，周至4所。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户县知县刘璞复举社学，重建54处，但已无考。社学一般以劝农桑、习礼识学为主，学生来去比较自由，入学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课时制度。

（三）义学

明、清两代，西安地区的义学（亦称义塾）多集中在长安、咸宁所辖的今西安城郊地区。两县属内有义学23所，多为清代所建。乾隆五十一年（1786）建三兆义学。嘉庆十五年（1810）设江廒村阎家堡义学。道光时建南郭门内文昌宫、南关娘娘庙、饵王村义学3所。咸丰十一年（1861）建谷雨庄义学。同治十年（1871）建徐家寨兴文义学。光绪年间建东关北社文昌庙、城西三桥镇、姜仁廒、北张村、王寺廒、黄堆谭6所义学。建时不详的有城区糖坊街、北关马祠、西关留养局、北关娘娘庙、书院门香城寺、南城五火庙、杜曲镇、引镇等8所义学。另外，西安城内还有营立义学5所，再建时间已不详。5所营立义学即抚标中营义学（在老关庙）、抚标左营义学（在红埠街狮子庙）、抚标右营义学（在冰窖街仓库内）、协标左营义学（在贠家巷关帝庙）、协标右营义学（在九府街文昌庙）。营立义学除教授各营子弟外，兼收贫寒市民子弟。西安属县有临潼义学7所，高陵义学3所，蓝田、户县义学各1所。咸丰十年（1860），奏准陕西咸宁、长安、户县、蓝田、周至等16州县皆设回民义学。

（四）私塾

明、清时期，西安地区的私塾相当普遍。私塾也称村校、蒙馆、冬学等，其形式一般不外乎三种：乡绅官户延师于家教授子女的称家塾或教馆；较大村庄或三五小康之家连聘教师以教子女的叫村塾或义塾；塾师自设学馆招收就近儿童入馆施教的称馆塾或专馆。

私塾一般一馆一师，学童数名至数十名不等。入学年龄，小则六七岁，大者甚至二三十岁。学童初入塾曰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七言杂诗》等。嗣后再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诸书。学习方法以念、背、写为主，学资较深的则吟诗、联句、作八股文章，以求应试进身。(www.chuimin.cn)

私塾教师多为落第秀才，其中不乏品高学富的宿儒。民国中期，学校普遍建立，私塾大减，20世纪50年代初，私塾终被彻底淘汰。

古代西安，除国学和地方官学之外，秦禁未绝、西汉尤盛的精庐精舍和私塾、专馆之类的私学也是累代不绝，遍布西安城乡。这些众多的私学的教育宗旨与官学基本相同，大都由落第的贫寒知识分子私立执教，贫家子弟多赖以粗识文字，因为也是封建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陕西巡抚魏光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6）向清廷备案建立游艺学塾，具有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教育性质的学堂始在西安兴起。自此至宣统三年（1911）的13年间，西安及长安、咸宁两县境内，先后建立各类学堂375所。这些学堂皆以造就“抗外患、济时限”之士为教育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教育方式采取班级授课制，课程内容囊及西方自然科学与军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专科的应用知识，德育则要求“尊重经训，以端其趋；博览子史，以观其变”，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余绪。

辛亥革命以后，西安的各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由于军阀长期混战，兵连祸结，灾荒频仍，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教育发展比较迟缓落后。

古代私塾

四、长安的科举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举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这种制度最早产生于隋代长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一）隋朝科举制度起源于长安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二）唐朝科举制度完备于长安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科举士，因此，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1．常科考试

常科的考试科目较多，据《新唐书·选举制上》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等50多种^[22]。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国子监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23]，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24]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先由礼部考试录取，再经吏部考以身、言、书、判，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官。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藩镇节度使那里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唐朝的主要官员如太宗以后的宰相多由进士科出身，对社会影响极大。许多士人幻想“十载寒窗，一举成名”，把毕生精力都消耗在儒家的经书和文选等典籍方面。因此，科举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起着很大作用。

雁塔题名

至于明法、明字、明算诸科，均带有专门性质，但其仕途限制较大，一般不过六品官。

2.制科考试

制科，亦称制举或制举科，是朝廷不定期地举办制举考试。《新唐书·选举制》：“其天子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又云：“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可见，制科考试是由皇帝特旨召试，以满足社会各类“非常之才”的需求。其考试科目由统治者根据需要而定，名目繁多。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多至八十有六”，而以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较为常见。

制举考试一般由吏部主持进行，但由于其常“随其人主临时所欲”，因而皇帝本人往往亲自主持，甚至亲自考试。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25]《大唐新语·文章第十八》说，武则天时，“四方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26]。

制举考试内容主要是试策三道，至唐玄宗时始加试诗赋。《旧唐书·杨绾传》记载：“天宝十三载（754），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

从选举范围上看，制科不像常科那样需要参加事前的考试，同时也没有任何资格上的限制。应试制科的人，可以是常科及第者，也可以是低级官吏，甚至是平民百姓。制科与常科相比较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常科应试及第者需通过吏部的“释褐试”方能做官，而制科应试及第者“中者即授官”。故在唐代进士及第未得官者纷纷应制举考试以得官，低级官吏纷纷应制举考试以升官，平民百姓纷纷应制举考试以求官。强调一点，制举及第者虽“中者即授官”，但其地位却低于出身。《文献通考·选举考》云：“其次于出身。”《封氏闻见记》也说：“制科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著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3.武举

除常科、制科外，科举考试还有武科。武科亦称武举，它产生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据《册府元龟》记载，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初令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27]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代科举曾十度设有武科。曾为唐王朝屡建战功的郭子仪就是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即以武科异等成绩，被授官左卫长史的。

4．殿试

殿试也产生于唐长安。据史书记载，武则天载初元年（690）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以上常科、制科以及武科，构成了唐代完备的科举体系。

隋唐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成熟的标志。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宋、元、明、清时代相继延续，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影响深远。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七八世纪，随着“中国热”的出现，科举制度又传播到了欧洲，并产生了近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后来，中国的选官制度又模仿了西方。因此，也未尝不可以说，尽管科举制度废除于晚清，然而，今天的人们，仍然在享受着古代创举的恩泽。

【注释】

[1]〔清〕皮锡瑞撰《尚书大传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孔颖达《礼记正义·明堂位》引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3]〔清〕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5]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

[6]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

[7]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8]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在齐）田生；传《春秋》，于齐鲁有胡毋生，于赵（大河南北）则是董仲舒。

[9]范晔：《后汉书·贾适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5页。

[10]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页。

[11]房玄龄：《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