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学术思想：周秦汉唐时期的儒学发展

第一节　长安学术思想

一、周秦汉唐时期的长安儒学

（一）西周的礼乐文化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周的祖先姬姓部落发祥于关中邰（陕西武功县境内），长期活动在陕甘一带，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周文王时，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定都于镐京（今西安西南）。武王去世，其子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成王，摄政六年。《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两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1]《礼记·明堂位》亦载：“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2]周公集三代文化之大成，他对西周文化的主要贡献是“制礼作乐”。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或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起初曾佐武王伐纣，武王死后又辅佐成王，并摄政王，东征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和武庚等关东诸国。此后，周公一方面营建洛邑，立成周八师，同时又推行分封制，以屏护周王室。为了巩固分封制，周公又立宗法，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将政权及族权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从纵、横两个方面确立了周天子的金字塔形统治。关于周公的政绩与言论，《尚书》的《秦誓》、《康浩》、《无逸》、《立政》及《多士》诸篇均有记载。

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既包括周王朝的政治典章制度、王位世袭制度、宗法等级制度、分封世袭制度等，又包括体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按尊卑等级观念确定下来的政治法律准则和思想道德规范，还包括同政治制度、伦理思想观念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

周公所治的礼，既有内容方面的，又有形式方面的。从内容讲，一是“亲亲”，即贯彻血缘亲属宗族原则；二是“尊尊”，即贯彻公侯伯子男或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原则。从形式方面讲，就是“仪”，即各种礼节和仪式。周礼规定，各级贵族的祭祀、朝聘、用兵、婚丧娶等，都要严格遵循合乎等级身份的礼仪，以体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之间的上下尊卑等级。《仪礼》就是对周代礼仪制度的记述和整理。周礼从观念形态方面说，还包括一种文化观念体系，如天命观念、德政观念、仁爱观念、伦理观念、道德观念等等。周人提出“天命靡常”、“以德配天”、“惟德是辅”等说法，一方面既是讲王者应对天命所取的态度，同时又是讲王者对庶民应该实行德政，应该“敬天保民”、“君天下者当奉天以爱民”，不能乱施淫威，不应该自专其利，这种观念包含了仁爱和平的思想意识。《尚书·无逸》记载：“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3]这是周公告诫成王，应该重农务稼，知稼穑之难，并强调只有注重农耕，亲耕“藉田”，为天下先，才能徽柔懿德，怀保小民，思惠鳏寡，协和万邦。重农务稼，是周人始祖一贯坚守的传统，它不仅是解决人们衣食生存的根本途径，而且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种重农意识成为关中之民世代遵从的准则。

岐山周公庙

周公确立的宗法制度所体现的“亲亲、尊尊、男女有别”的原则，已经构成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人伦关系，又建立了一种以礼乐为形式，以孝悌、恭敬、惠爱、畏惧、忧患、无逸、节性等为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他强调孝友，反对子不孝父、父不爱子，弟不敬兄、兄不友弟。主张做事要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我受命无疆休，亦大惟艰”），不敢自暇自逸。

周公制定的各项制度，巩固了西周初期的政权，尤其是他确立的礼乐文化，构成了一种观念意识体系，成为长安文化的一种坚实基础。西周文化虽然在西秦，特别是秦王朝的发展中遇到过巨大的挫折，但却被孔子所创立的儒家继承和发展，并以强盛的力量影响着秦王朝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中国文化中的天命思想、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宗法伦理思想、忧患意识等等，大多肇端于西周文化。

（二）诸子百家与秦人的以法治国思想

春秋时期，活动于西秦大地的秦国仍然遵循西周文化所倡导的世卿世禄制度、井田制度、宗法制度及礼乐人伦、德政天命等文化理论。直到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才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法”的等级制度和思想观念取代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的“礼乐”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史学界有种说法，秦国的变法，对于西周思想文化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这一点从商鞅变法的内容即可窥见一斑。商鞅变法的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伦理文化观念等各方面，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1）“开阡陌封疆，民得买卖”；（2）“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记不得为属籍”；（3）“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信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4）“令民为什伍，而相牧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5）“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6）“集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7）“外劝战死之赏罚”等等，这些法令是对西周的井田制度、宗法等级的世卿世禄制度、“亲亲”宗法制度及其人伦关系原则、敬德保民的德治主义、分封世袭制度、“馈德不观兵”的和平仁爱思想的破坏。

秦国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实行强力战争征服兼并，被孟子攻击为“霸道”，孟子则将儒家继承西周“馈德不观兵”、实行德政仁政诩为“王道”。这大致概括了西周文化和秦文化的根本区别。西周的礼乐文化在春秋末期、战国中期，被生活在周公封邑鲁国的孔子、孟子全面继承，并发展为仁爱、仁政、人伦、崇德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文化体系。与此同时，主张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却被变法派人物商鞅从齐鲁大地嫁接在西秦大地，在秦孝公的积极支持下，在秦国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两种文化虽然在根本原则上是截然不同的，但却先后在三秦大地独具特色地发展起来，并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两种文化。西周的礼乐文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可以说是一种守成文化，秦的变法文化虽不利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但却在秦的社会变法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正是这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长安思想文化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长安文化以后发展演化的走向。

（三）以儒术为独尊的汉唐经学

1．汉初的黄老之学

西汉是在秦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大一统帝国，统治者为了医治秦末苛政和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推行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大力提倡道家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兴起于战国的政治思想流派，其特点是托始于黄帝、老子道法结合，突出刑德观念，主张恩威并施，从司马迁《史记》记述看，汉初统治者并没有独采道家之术，而在施政过程中又容纳、吸收和融合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4]，丰富完善了道家学说，使其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萧何、曹参、陈平以及窦太后等，很多王公大臣也是黄老之学的信奉者。《汉书·艺文志》里托为黄帝的书有21家，除《黄帝内经》外都已佚亡。1973年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4篇古佚书，是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

虽然“贵清净而民自定”的黄老之学得到了王公大臣的赏识，在汉初盛行了几十年，一度成为统治思想，但儒学从没有放弃争取统治地位的努力。后来在谋臣陆贾、贾谊等人的反复论证和朝臣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逐渐向贵儒、崇儒的方向发展。史书记载，陆贾“行仁义，发光圣”的建议，以及贾谊“仁义不施，攻守之术异也”的秦亡教训总结，都是儒学为争取主导所做的努力。当然儒学的兴起势必和已经占据主流地位的黄老之学发生冲突。这一冲突始于汉初，至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4）达到了白热化。《汉书》生动地记载了这一此起彼伏的过程：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元光元年……五月招贤良曰：“……受策察问或以书对，著之于篇……”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

建元二年（前139）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知《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2.独尊儒术

西汉王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到汉武帝时期统一思想文化的任务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当时，明确主张尊儒崇儒是被称为“汉代孔子”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他在写给汉武帝的献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下令表彰六经，崇奉孔子之术。儒学被定为一尊，经孔子删订整理的周文化史册的《诗》、《书》、《易》、《礼》、《乐》、《春秋》，被钦定为“六经”，孔子被尊崇为“大成至圣先师”。其实，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也并非单纯是儒家之思想。因为，汉初儒家受荀子学说影响很大，如“六经”之学中的《易》、《诗》、《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而荀子礼法兼用的思想也普遍为汉儒所接受。从董仲舒本身的思想来说，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原始儒学了。他不仅大力倡导礼法、德刑并用的理论，而且大量吸收墨家的“兼爱”、“尚同”理论，乃至墨家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这一过程从学派上看，自然表现为儒学对黄老学派主流地位的取代；从基本国策上看，则是从“无为”到“有为”的转换。实际上，这也是西汉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逐步强化中央集权的思想文化表现。其实，这种思想不是孔孟所创立的原儒家文化，而是参合了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文化因子，特别是融合了秦文化的另一支——法家文化的思想理论因素。《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宣帝曾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周政乎？”^[7]可见学术采取的是杂王霸之术，以儒学为主、子学并行的方略。

3.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

（1）区别

（2）由来

汉兴，欲立尚书，但无人能通，济南伏生能通此经，文帝派晁错往受业，伏生于是口诵29篇，并作《尚书传》41篇。因以当时流行的隶书书写，是为今文尚书。武帝时，鲁恭王破坏孔子故宅，在墙壁中发现蝌蚪文尚书。孔安国授命校对鲁恭王交来的《尚书》，增加16篇，此为古文尚书。其后鲁人申培教授《诗经》于浮邱伯，是为《鲁诗》；燕人韩婴传《韩诗》；齐人辕固亦传诗，是为《齐诗》。这三家诗在文景时被立于官学，称为今文《诗》，古文《毛诗》并不立于官学。

伏生授经图局部

西汉之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家。至哀帝时，刘歆求立《毛诗》、《古文尚书》、《周礼》、《左氏春秋》于官学。平帝时，除《周礼》外，其余皆立于官学。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又为《礼》立博士，于是古文经学始见于世，此为今古文家之由来也。

（4）经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经籍的学习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的主体。但是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学派之争的停止，恪守师法而垄断官方博士职位的今文经学与非博士师传系统的古文经学为争夺官方正统学术地位，经历了几次激烈的斗争，双方矛盾尖锐，形成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的局面。

西汉哀、平以前，立于官学的全是今文经；当时古文经未出，今古文的名称也未成立，还未出现争论。成帝发秘府，命刘向校理旧文，于是古文始显。刘向死后，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代理父职。于是引发了今古文之争。古文经与今文经，本来只是个别文字解释的不同，由于利禄的驱使，今文学家对经书任意发挥，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逐渐宗教化，离原经越来越远。至汉哀帝建平年间，刘歆请立《毛诗》、《古文尚书》、《周礼》、《左氏春秋》于学官。哀帝令刘歆与博士讲其义，诸博士都不愿与其辩论。大司空师丹，更责刘歆改乱旧章。刘歆便写公开信（《移太常博士书》）指责今文博士，结果激起更激烈的反对，刘歆也跑去地方做官了。

（3）今古文经各家派莽掌权后，诏刘歆回朝中，使掌儒林。于是刘歆再次争取古文经的地位，得到王莽支持，结果《毛诗》、《古文尚书》、《仪礼》、《左氏春秋》被立于学官，设立了博士，使古文经典第一次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古文经学由此得到了发展。

到了东汉，古今文经又经过了三次激烈争议。第一次：韩歆、陈元（古）与范升（今）之争。光武时古文经家韩歆、陈元与今文经家范升发生争议，光武最终立《左氏春秋》于学官，又选陈元为博士第一人，以李封为第二人。这一次之争论，支持古文学的人渐渐增多，而且皇帝也渐渐倾向古文。由此可见两汉学风的转变与古文学渐兴之现象。

第二次：贾逵（古）与李育（今）之争。章帝建初元年（76），召贾逵入宫讲经学。章帝很喜爱贾逵的学说。贾氏认为《左氏》论大义优于《公羊》、《谷梁》两传，又以图谶附会《左氏》，以讨好章帝。此时今文家李育认为《左氏》得不到圣人的深意，又多引图谶，于是作《难左氏四十一事》。建初四年（79），章帝诏诸儒五经于白虎观议五经异同，认为《公羊》义理难明，贾逵之说有理。古文家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第三次：郑玄（古）与何休（今）之争。桓帝时，今文学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之遗意，以责难《左氏》及《古文尚书》。郑玄反击。

经过三次今古文之争，古文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后汉书》中今文家寥寥可数；而古文家则有郑众、杜林、桓谭、贾逵、马融等，皆声名籍籍。今古文学盛替的趋势几乎成为东西汉一切政治学术特征之一。

到东汉末年，古今文开始出现了融合，著名经学家有郑玄等。他注经书皆采今古文二家之说，融会今古学派学说，取长舍短，沟通今古文的差异，使两汉支离破碎的经学得以会通且普及化。

所以说，自郑学产生，今古文经之争始息，经学最终合流而治，经学亦逐渐无师法、家法之分，并以私学代替官学。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了经学。

4.大师云集的长安经学(www.chuimin.cn)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很快得到汉王朝的重视，成为统治阶级御用思想。尤其是东汉受京都主流文化的熏陶，关中经学十分兴盛，某种程度上说关中经学是汉代经学的大宗。围绕此学术，长安出现了一批整理、注释、研究经书的大家，如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及班彪、班固、班昭,关中经学大师贾逵、马融、杜预、颜师古；训诂学家颜子推，加上客籍陕西的董仲舒、刘向、蔡邕、孔颖达以及在关中求学的郑玄等，对汉唐经学的繁荣和我国古代学术史具有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与《公羊春秋》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经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祖籍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官居长安。《汉书·匈奴传》赞“仲舒亲见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并治公羊《春秋》，是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八大硕儒之一。^[8]《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董仲舒与胡毋生虽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因此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刘向、刘歆整理经书刘向（前77—前6）：中国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原名更生，字子政。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图籍进行官方性质的整理活动。刘向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刘向著《九叹》等辞赋33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其中《别录》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刘向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目录学之祖。

杜林与《尚书》漆书派杜林（?—47），字伯山，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古文经学家。自幼从学于张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初为郡吏，王莽败亡后，避难流落河西，为当地豪强隗嚣所拘，意欲任用，被杜林婉言谢绝。隗嚣由此敬重，认为是“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后返关中，光武帝征拜为侍御史，与京城士大夫交，都服其博洽。杜林流落河西时，曾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极为珍视，从不离身，并以此传授东海卫宏和济南徐巡。卫宏和徐巡都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学者，杜林也由此成为《尚书》漆书派的开创者。

贾逵与《春秋左氏解诂》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尤长于古文经学。曾任左中郎将，位至侍中。父贾微曾从刘歆、涂恽受学，最擅长《左氏春秋》与《国语》，是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之一。贾逵自幼即从其父学习古文经学，“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古文经学)，兼通五家《谷梁》(今文经学)之说”^[9]。东汉盛行谶纬之学，皇帝每每信奉谶纬，贾逵就以古文经学来附会谶纬。汉明帝时，贾逵“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写其传访，藏之秘府。章帝时，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与历东汉明、章、和三帝颇受礼遇的今文博士李育，就《左氏传》与《公羊传》的经义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得到皇帝特诏：从诸儒各选高才生，授《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此四经并列于世。贾逵对古文经学的官学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唐晏在《两汉三国学案》中评价说：“《左氏》之立学官，刘歆倡之而不能成，韩歆争之而不可得，乃以贾逵一言而定之。”^[10]贾逵一生，著述颇丰，所撰经传义诂及论难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著作主要有《春秋左氏解诂》30篇，《国语解诂》21篇，《尚书古文同异》3卷，《毛诗杂义难》10卷，《周礼解诂》等，均已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爽《汉学堂丛书》均有辑本传世。

马融与《三传异同说》马融（79—166），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博通古今文，世称通儒。他自小好学，随从名儒挚恂游学，博通经籍。曾任校书郎、郎中、议郎、武都和南郡太守等职。他知识渊博，但因触犯当权的外戚邓氏，滞留东观十年，典校秘书和从事著述。他遍注《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孝经》等。他曾想训解《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的著作，就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后汉书·马融列传》）他综合了贾、郑二家的优点，撰成《春秋三传异同说》，是贯通古今经学的集大成专著。他曾和刘瓌“争论古今学”，辩论《公羊》与《左氏》的得失，所言有理有据，扩大了古文经学的影响。除注群经外，他兼注《老子》、《淮南子》、《离骚》、《列女传》。晚年辞官居家，设帐教授，门生多达400余人，登堂入室者有50余人，以郑玄、卢植最为有名。他的著作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都有辑录。另有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等21篇，有集，已佚。明张溥辑有《马季长集》9卷。马融一生的重要学术就是在儒家经学的发展史上，开始了综合各家、遍注群经这种带有开创性的工作，他的经注成就，已跨过今古文之争，成为两汉以来经学的集大成者。

赵岐与《孟子章句》赵岐（约106—201）初名嘉，字台卿，后改邠卿。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经学家。年少时已熟读经书，娶名儒马融侄女为妻，但因马融投靠外戚豪族，鄙视马融常不与之相见。初仕州郡，因廉直疾恶，抨击宦官，为人所畏。延熹元年（158），因得罪宦官唐衡兄京兆尹唐蘖，惧祸与从子赵戬逃避四方。后易名卖饼于北海。遇赦，荐拜为并州刺史。复遭党锢免官，闲居十余年。汉献帝时，迁太仆，终官太常。赵岐通明经学，《后汉书》本传说他“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后汉书》卷六四）。《孟子章句》收入《十三经注疏》中，《三辅决录》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佚文七篇（有些已残）。其中《孟子章句》成为流传至今最早的《孟子》注本，在孟学诠释史上有着开创性的地位，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

汉儒讲经图

杜预与《春秋左氏传集解》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群书，所以博学多通，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自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11]。父亲杜恕因与司马懿不和，被幽禁而死，杜预年过三十仍未出仕。后来娶了司马懿的女儿，在司马昭执政后渐受重用，先后参与了伐蜀和《晋律》的修订。晋代魏后，杜预多次被晋武帝启用出镇边关，在任期间杜预提出了50多项安边兴国的建议，均为朝廷采纳，并修订出通行于世的历法。因料事如神、满腹谋略，人称“杜武库”。在学术上，杜预固守汉人师法，是当时有名的经学大家。他特别爱读《左传》，自言有“《左传》癖”。所著《春秋左氏传集解》30卷，为历代《左传》注本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对后世的《左传》研究颇有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参考众家谱第，写成《春秋释例》15卷。他又撰著《春秋盟会图》、《春秋长历》等，自成一家之学，直到晚年才完成。另有《女记》10卷以及他的文集18卷。当时虽有人评论杜预的这些著作文义质朴直率，可是，世人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有秘书监虞挚大加称赏，他说：“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晋书·杜预传》)

颜师古与《五经定本》颜师古（581—645），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字籀，以字行，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后迁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父是名儒颜之推，父亲为颜思鲁。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唐太宗时，以儒学经典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多有厘正。撰成《五经定本》，诏诸儒详议，师古随问辩答，人人叹服。贞观七年（633）朝廷将《五经定本》行于天下，作为学生法定课本。从此以后，五经文字统一，儒家诸经文字完全统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释经各异的弊病，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唐代经学家颜师古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五经定本》颁行以后，太宗又因“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令著名儒家大师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训^[12]，颜师古、王恭、王琰等人也参加。“五经”义训共180余篇，号称《义赞》。后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令中书、门下两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朝廷每年明经考试，均以之为准，所以被天下士民奉为圭臬。

陆德明与《经典释文》陆德明（约550—630年），本名元朗，字德明，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居官于长安。隋大业中，入殿中授经，对儒、道、佛三家理论都有研究。由隋入唐后，任国子监博士。所撰《经典释文》是唐人最有价值的经学著作之一。他广泛参考两汉以来的诸儒训诂音训著作，考辨同异，慎重去取，以音释为主，注儒家经典12种，另外兼取玄学，注《老子》和《庄子》，共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撰成《经典释文》30卷。该书开首是《序录》，阐说经学演变及传授源流，然后依次为《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仪礼音义》、《礼记音义》、《春秋左氏音义》、《春秋公羊音义》、《春秋谷梁音义》、《孝经音义》、《论语音义》、《老子音义》、《庄子音义》、《尔雅音义》。《经典释文》是关于儒家经典之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是汉魏六朝以来“音义”学之总汇，对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和传播有重要功用。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关学

关学，是北宋张载以来，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形成的一个重要理学派别，也可以说是关中的儒学或关中的理学。^[13]这门学问作为古代关中学人缔造的灿烂的思想文化成果，在唐宋以后名震四海，它既包含博大精深的内容，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可以说是关中人的文化、历史，甚至世界观。如果说关中早期以周秦汉唐文化遗存闻名于世，那后期则以关学而彪炳史册，它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一）关学的形成

1.思想渊源

魏晋以来，兴起的佛道思想历经隋唐，宗派繁盛，如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宗派，不仅有固定的庙宇、稳定的物质基础，各宗派之间根据一定的经典阐发自己对佛教认识的高妙理论，使佛教思辨哲学达到相当深刻精致的阶段，在中古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中唐以后形成的禅宗进一步将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广泛吸引了从硕学名流到布衣白丁各阶层的信徒，佛学佛教发展到了高峰。同时，道教吸收各方面的文化成果，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中唐以后，道教由以烧丹炼汞的“外丹”向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发展。通过对自身精神、心理、生理状况的改变来进行修炼，主张“炼形化气，炼气化神，炼升化虚”，以此达到与道的和合，超脱凡胎。相应的对宇宙论及心、性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而汉唐以来，儒家学者专注于对典籍的章句训释，“知人而不知天”，忽略或弱化了对义理的阐发。至宋初“大道精微之理”，儒家已不能谈，自然无法与佛道抗衡。“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知识分子普遍游心于佛道而不能自拔，儒学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动摇。如何挽救日益衰落的儒学，构建精微之理以对付佛道特别是佛教的挑战，成为宋初儒家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些忠诚的儒者出于忧患意识认识到儒学面临着不容乐观的形势，因此积极进行理论创发，与二教一较是非短长，张载、程颢、程颐就是其中的代表。

2.张载与关学

张载（1020—1078）北宋哲学家，“关学”创始人，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后移居凤翔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因讲学关中，学生又多为关中人，故称其学派为关学。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张载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他的“太虚即气”和“一物两体”学说就是见证。他一反“二程”以“理”为万物本源的说法，而把“气”作为万物的本源。他认为由于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质现象，气聚拢时而为万物，气散开时就成为无形的“太虚”。他认为气分阴阳两端，即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形成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他把矛盾运动称为“参”。这个“两端一参”论，是他和“二程”学说的最大区别；再比如他的“地球中心”学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本身有自转，由太阳、月亮和其他五颗星宿组成的七曜，与地球同时向左旋转，只是因为转速不同而形成了在地面上看有左旋、右旋。这样的科学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可贵的。

张载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反映了他视民如同胞的平等原则。这样的思想在张载之前是没有人提出过的，不能不说是他的独创。在人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危机的今天，他的这一思想显得格外珍贵；他还主张恢复井田制，认为井田制可以使百姓贫富均匀，丰衣足食；他主张爱护天下所有的人和物，不要贪婪，不许霸占。这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仁民爱物”的观点。

张载

张载治学主张具有科学性。他提出并主张“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他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张子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4]，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

张载的教学方法具有先进性。他在教学方面提出四种原则和方法：一是勤学博文，以求义理。他认为“学愈博则义愈精微”，博学可以从中求到义理，“勤学可以修身”；二是“尽人之材”。认为人是有差异的，教人要根据差异尽其才，乃不误人；三是提出可接受性和渐进性原则。他认为“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所以，教学要注意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并注意渐进。四是教学相长。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四益”：“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以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堕，四益也。”

总之，张载关学，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眉县张载祠

（二）关学的延续

自北宋末年，陕西相继沦陷于金、元（蒙古）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关西一代，长期处于宋金对峙的前线，关学学脉在战乱动荡中延续发展。

蒙元一代，书院极盛。关中兴建了鲁斋书院、横渠书院、正学书院等影响颇大的书院。在赵宋灭亡后，一些理学家基于民族气节，不愿仕元，纷纷退居讲学于各地书院，也有效地推动了元代理学的发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宪宗四年（1254），著名学者许衡（1209—1281，号鲁斋）应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学。许衡在关中大兴学校，提倡程朱理学，推动了关中朱子理学发展。总体看来，在金元时期，虽然关中没有形成严格的学派，但是涌现出了奉天的杨奂之学，高陵杨天德、杨恭懿父子之学，奉元萧、同恕之学。他们一方面注重传播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又持守关学注重礼制、以礼为教，及其尚气节的特点。其中，以杨奂、杨恭懿最为突出，故略介绍之。

杨奂（1186—1255，号紫阳）为元代关学的重镇，被时人誉为“关西夫子”。杨奂为人正直、颇重气节，“金末，尝作《万言策》，指陈时病，辞旨剀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诣阙欲上之，不果。元初，隐居讲道授徒，抵户县柳塘，门生百余人”。杨奂著述丰富，且论述博杂。诸如：其论历代政权，总结出“德”（笔者按：“德”当为“得”）、“传”、“衰”、“复”、“与”、“陷”、“绝”、“归”等八种形式；论建筑古迹，则详细描述了北宋大内遗迹、孔林古迹等；论礼制，尤为熟知朱子家礼神主之式。可见，杨奂不仅思想敏锐、注重讲学授业，而且是关学史上少有的以文献见长的学者。故元好问评价说：“秦中百年来号称多士，未有出其右者。”

杨恭懿（1225—1294，号潜斋）为元代关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为学具有强烈的学以致用倾向。值得注意处，大致有以下数端：其一，注重史学，通过史鉴以观古昔兴亡之事。其二，博览群书，但“尤邃于《易》、《礼》、《春秋》”。且耻为章句之儒，常思有纂述。其三，崇奉朱子理学。“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书集注》、《太极图》、小学、《近思录》诸书，读之喜而叹曰：‘人伦日月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今入德有其门，进道有其途矣。吾何独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穷理反躬，一乎持敬，优游厌饫，俟其成功于潜斋之下。”其四，躬行礼教。杨恭懿治其父丧礼严遵《朱子家礼》，尽祛桑门之法。冯从吾誉之：“三辅士大夫知由礼制自致其亲者，皆本之先生。”可见，杨恭懿之学深得程朱学髓，穷理敬义，表里相贯；又具关学躬行实践，注重人伦纲常、推崇礼教的学风。

（三）关学的发展

1.明代关学概况

明建立以后，明政府承袭元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之绪的传统，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以程朱注解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颁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理学典籍。自明初期以来，程朱理学即已在全国占据独尊的地位。而这一时期的关学，虽不绝如缕，但无有力学者。直到明成化（1465—1487）之后，以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启，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人的弘大，三原学派开始名播关中，乃至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据记载：有明以来前后三百年间，关中的理学家就达百人。其中最有名的学者当属高陵的吕柟和长安的冯从吾。迄至冯从吾一出，统理学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

2.吕柟与关学

吕柟（1479—1542）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陕西高陵（今陕西省高陵县）人。字仲木，号泾野。武宗正德间进士。授修撰，以忤权贵刘瑾，辞官。瑾被诛后，复官。吕柟官至礼部侍郎，处庙堂之高，学宗张载、二程、朱熹，在京师（北京）与王阳明竟然能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其才德影响声震四海，就连当时朝鲜国的使者也上奏乞请：“状元吕柟，主事马理为中国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颁赐其文，使本国为式”^[15]。吕柟一度外放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判官。他从政之余，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为己任，曾主持建造解梁书院，后来被召晋入京。为官之余，又讲学于南方的东南书院等地，吴、楚、闽、越等“东南学者，尽出其门”，多时达千余人。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高陵，倡导并建立北泉书院（精舍）授徒讲学笔耕不辍。主要著作有《四书因问》、《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吕柟是张载之后关学名副其实的代表人物。明人赞评他的学说是“真醇道学”，在关中可继承张横渠（载）者，唯吕柟一人。

3.冯从吾与关学

冯从吾（1556—1627）是继吕柟之后为倡扬关学最力者。陕西长安人。字仲好，号少墟。他的外祖父冯友，官至保定郡丞，笃信王阳明的“心学”。受其儒学士大夫家族的影响，冯从吾自幼得益于家学，精研孔、孟、程、朱、王等家著述，20岁即脱颖而出，“以恩选入太学”。卒业回到长安，先后讲学于正学书院，潜心钻研宋明理学，对关学在陕西的再度兴起，发挥了很大作用。万历年间，冯从吾担任监察御史，看到朝政日益败落，危机重重，十分痛心，多次上书乞休讲学。万历二十七年（1592），冯从吾因抗疏谏诤，得罪明神宗，罢官归陕。从此，他“身退里居，掩关九载，精研挈悟”，与朋友萧茂才诸人在长安城南门内的宝庆寺（今西安市书院门西安师范学校附小）讲学，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从者如流，门下士多至千余人，一时称关西夫子。”慕名来宝庆寺参加会讲的汪氏等人，见数千人挤在狭小的寺院内不是办法，特建此院（今西安市师范学校校址）作为冯从吾讲学的学堂，并取名关中书院。晚年与当时浙江的大学者邹元标相比肩，共同讲学于北京城隍庙并创办首善书院。冯从吾虽两度位列朝纲，终因秉性刚直，冲犯皇威，得罪阉党而两度下野。官场跌宕，使冯从吾切身领悟到“夫世道隆污系士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冯从吾《关中书院题词》）。于是他身体力行，承前启后，聚士授徒，讲习儒家的要言妙道，刊刻关学先贤的著作精华，发微探幽，著书立说，形成一家之言。他以自己的《冯恭定公全集》、《陕西通志》、《关学编》等著作，丰富了关中学派的理论，使关学更加系统化，为明清之际关学的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