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建置沿革：西安的历史文化概论

第三节　西安建置沿革述略

西安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开罗、罗马、雅典）之一，也是中国八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安阳、郑州）建都历史最长的一个。西安，古称长安、京兆等，《史记》中载其“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整个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由周文王建立，大约建于公元前12世纪，距今已有3100多年未间断的城市发展史。西安不仅是我国古代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就是以西安为起点的。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西安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2009年国家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西安被列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三“国际化大都市”。

西安又曾称为“西京”、“西都”、“凤城”、“大兴城”、“斗城”、“京兆城”、“奉元城”，曾简称“镐”（与“皓”同义同音，寓意“光明之都”）。从古到近曾用名：酆京、镐京、酆镐、咸阳、长安、常安、京兆、大兴、永兴、奉元、西京，以“长安”最为常见和著名。在西安曾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隋、唐等六个统一王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五个分裂时期的政权，东汉献帝与西晋愍帝等二个末代皇帝以及汉更始帝刘玄、赤眉帝刘盆子、大齐皇帝黄巢、大顺皇帝李自成等四个农民起义政权建都。历为地方行政机关——州、郡、府、路、省和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元代设安西路（后改奉元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西安府，西安由此得名。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从此以后，西安历史迈入了完全崭新、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1954年6月西安改为陕西省辖市，为陕西省省会，至此西安一直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现今的西安市辖新城、碑林、莲湖、雁塔、未央、阎良、临潼、灞桥、长安9区和周至、户县、蓝田、高陵4县。市人民政府位于西安市北院门159号，新址定于城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辖区总面积998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106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75平方公里（截至2007年年底，未包括长安区、临潼区及阎良区的建成区面积）。截至2008年底西安市常住人口837.52万，其中城镇人口570余万，市区人口约510万。

一、都城时代

（一）史前^[17]时期的西安

西安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这里自古就成为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境地。旧石器时代就有距今五六十万年的蓝田人在此活动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在西安的浐河、灞河、沣河两岸，以及临近的临潼、渭南等县，先后有半坡人、姜寨人等在此活动。半坡人和姜寨人属于仰韶文化。

在夏朝，今西安市境内即有扈国（禹同姓，夏禹之后分封之国有有扈，故城在今陕西户县北20里，后为启所灭，其子孙以国为氏）、骆国（在今周至县）。

商代在今西安市境的方国和封国，有崇国（在今长安、户县一带）、

害夫国（在今蓝田县）、郝国（在今户县）、丽国（在今临潼县东部）等。

（二）周都丰镐

丰镐二京是西安地区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都城。自公元前11世纪中期武王灭商，至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的近300年间，它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丰镐遗址位于今天的长安区沣河两岸，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前12世纪末，已进入稳定的农耕时期，这个时候在陕西的渭水流域，周人开始扮演历史的主角。周人最早兴起于关中平原的武功县一带，后来经过不断迁徙到了今天的彬县等地定居了下来，但是后来又受到彬县以北一带少数民族的侵扰被迫迁于岐山之下的周原，并定国号为“周”。相关考古发掘证明，今扶风县的法门镇和黄堆镇，岐山县的京当乡，是周人活动的中心。《诗经·大雅》所载的：“周原膴膴，堇茶如饴”，证明了这一带土地的丰美富饶。周人就是以周原为基地，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翦灭商在关中地区的诸侯国。为了适应周商矛盾的新形势，充分做好灭商的准备，周文王姬昌灭有崇以后作邑于丰，史称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18]，把国都向东迁徙，缩短了与商人的距离。

周人把他们的国都迁到沣水流域，是与这里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分不开的。沣水是渭水的重要支流，它流经关中平原最开阔的地带。根据考古发掘，沣水两岸是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最为密集的地方，今天位于这里的村庄几乎都是建筑在古代遗址的基地上。这说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关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周人建都于丰既可以控制东来西往的水陆交通要道，又便于发展农业生产，比较周原要优越得多。

关于丰京，程大昌的《雍录》记载：“《长安志》曰：其宫今在户县，灵台、灵沼、灵囿皆其属地也。台、沼、囿，诗人皆尝颂其美矣，而不载其制，今无可考，独灵台遗址至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公元627—649年）尚在，故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雍灵沼今悉无复初，惟灵台孤立，高二丈，周围一百二十步也’”。

周文王姬昌迁丰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为了做好灭商的准备，把国都从丰迁到了镐。关于镐京，宋敏求《长安志》说：“郦道元《水经注》曰：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此，镐京基构沦陷，今无可究。”这是说汉武帝修建昆明池时破坏了镐京。关于镐京的位置，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说：“武王宅镐。”《括地志》则曰：“镐京在雍州西南二十五里。”颜师古也曰：“今昆明池北镐陂是。”由此可见，镐京在昆明池北。

从1951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陕西省文管会、西安市文管会在沣河两岸的丰镐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正规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51年、1953年沣河两岸的考古调查，确定沣东地区留有仰韶、龙山、周代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19]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客省庄村北和村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遗址面积2838平方米。1956年至1957年，在张家坡村东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遗址面积约5888平方米。1983年至1984年，陕西省镐京考古队在沣河东岸斗门镇至洛水村一带地区进行了较大范围的钻探，发现并勘察了西周时期夯土建筑基址10余座。这10余座夯土基址均分布在沣河东岸与滈河故道南岸斗门镇至洛水村一带高岗地段上，这刚好与前人勘察和在沣东地区所获考古资料推定的镐京遗址相吻合。总之，丰镐的地理位置和范围已经基本理清，部分遗址得到了考古发掘的印证。

商王朝自武丁以后，社会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加之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激起了人民的反叛，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商后^[20]，丰镐正式成为全国性的国家首都。关于丰与镐的关系，《诗经·六月》记述北方游牧民族狁侵扰到丰镐城下时说：“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关于这个方字，郭沫若先生认为当为“丰”字，丰镐在古代是经常连用的。只是在西周时期，武王居镐后，诸侯宗之，国家首都以镐京为主。但是，由于周王室的宗庙仍然留在丰京，国家每有大事，周王都要去丰告庙，丰京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与镐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丰、镐近在咫尺，隔水相望，可以说它们是一个城市的两个分区；沣水纵贯期间，一桥相通，实际上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国家的首都迁往洛邑，丰镐也就不再成为国都，地位也一落千丈，不久就遭到了破坏。

西周时期，今西安市作为王畿中心，分封在这里的诸侯国有杜国（在今雁塔区杜城村一带）、函国（在今未央区）、弭国（在今蓝田县）、荣国（在今户县）、樊国（在今长安区）、骊戎国（在今临潼区东部）等。尽管这些封国与后来设置的县有密切关系，但还不是属于地方行政建制。

在西周近300多年中，在以丰镐为国都的时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

1.以丰镐为中心，分封诸侯。这是周奴隶制国家的第二次分封，这次分封比在岐下时，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受封的人更多。西周的分封制相当发达，是西周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2.出现成康之治。分封诸侯促使西周政权在全国建立起来，加上统治者制定礼乐制度，协调了贵族中的等级关系，社会得以稳定。当时贵族取得政权不久，注意发展农业，生活比较节俭，西周社会出现了繁荣景象。成王、康王时“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3.实行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分封。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法定继承人，首先是嫡长子中的长子，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也不能作为继位者，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21]。前者针对嫡子而言，后者是针对众子而言的。

4.国人暴动。丰镐国人举行反压迫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西周中期以来，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到周厉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戾的统治者，他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雅”的荣夷公等人，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不让平民前往采樵渔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同时，他还任意兴师动众，征伐淮夷，又多次南征荆楚，都以失败告终，这又给一般平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的横征暴敛，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曾经有人警告他说：“荣公若用，周必败。”但是他听不进去，仍旧任用荣夷公。周厉王的暴政，激起了广大国人的愤慨，普遍地出现了“国人谤王”的情况。

所谓“国人”，是指居住在“国中”的群众，其中以平民为主。还有一些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他们下降为平民。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以及其他一些居于社会下层的群众，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是各种矛盾的汇合点。面对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以巫师“监谤”，想以严密的监视来制止人民的议论，造成一片恐怖气氛。国人相见，都不敢多说话，“道路以目”。周厉王的这种残暴统治，使广大国人群众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群众暴动，称为国人暴动。这次暴动以国人为主，包括工匠和胥徒之属。这些人冲入王宫，四方的人民也纷纷起义，向首都进攻。周厉王仓皇逃出王宫，渡过黄河，逃到彘(山西省霍州市)。太子静躲藏在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只好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国人杀死，才保存了太子的性命。国人暴动后，周厉王出逃，周公和召公主持政事，号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次暴动，沉重打击了周王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灭亡。

（三）战国秦代时期

西安市境内的地方行政建制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周室东徙后，关中大部分地区被戎族控制。居于今天陇山以西甘肃天水地区的秦人，在平王东迁时因将兵救周和护送平王东进有功，平王赐秦岐西之领土，并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22]。这就为秦人伐戎并进而不断西进占领整个关中找到了合法的理由。

秦受赐封后开始了对关中诸戎的征伐，随着国力的不断发展，逐步沿渭水南下，向东扩展。与此同时，也不断迁徙他的都城。据统计，秦国的迁都先后有11次之多^[23]。春秋时期，秦人以雍为都的时间最长^[24]。雍在今天的凤翔县南，恰好在周原的近旁。尽管如此，秦人并未遵循周人的旧迹，都于岐山之下，而是选择了在它西边的雍。这个选择比周人更胜一筹。《史记·货殖列传》早就指出：“秦文、孝（德）、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这就说明雍是控制东西交通的枢纽和通往巴蜀的咽喉，是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春秋时代，秦穆公不断向外扩展，建立了赫赫武功，遂霸一方，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晋经过多次大战，秦国终于把晋人赶到黄河以东，在关中东部与晋国以河为界。秦穆公为了炫耀武功，还把滋水改名灞水，以彰霸功^[25]。今西安附近的灞河就是这样得名的。秦国虽然称霸西戎，占据关中，但是多次出兵函谷，问鼎中原却没有成功。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为秦国向东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晋国一分为三。这时作为国都的雍城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从秦献公二年（前383）到孝公十二年（前350），栎阳一直是秦国的都城。栎阳位于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东北，是秦在今西安市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都城。秦国迁都栎阳是为了夺回河西并与三晋争霸。秦孝公也正是在这里任用商鞅励精图治，充分利用栎阳“东通三晋”、“北郤戎翟”的有利条件，使秦国逐步强大起来，为其后的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约在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的首都又迁到了咸阳。从此直到秦亡，咸阳一直是秦的都城。后世人们还用它来指代首都，如杜甫诗：“快活八九年，西归到咸阳”^[26]。秦国以咸阳为大本营，顺应历史的发展，经过十年的兼并战争，在公元前221年终于消灭了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设内史辖京畿各县，内史政区与官职同名，为郡级建制，辖境相当于今关中和商洛市。

定都咸阳和统一六国后秦国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国家政权的措施：

1.实行郡县制。把天下划分为36郡，郡置郡守、尉、监^[27]，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郡下设县，秦时县的数量大约有1000个。郡县制度后来成为我国古代历代王朝中央政权控制地方行政的基本形式。

2.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还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秦国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丞相李斯鉴于文字差异影响政令通行的现象，提出统一文字的主张，实行了“书同文字”的政策。以秦国通行的小篆统一六国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在琅琊台刻石记功时，特地写上“书同文字”一条。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统一文字的运动。行同伦是指人们的日常行为要遵从统一的道德规范。

3.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便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公元前211年，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四十字的诏书。制造陶器不能刻字，便用刻了字的十个木戳印在陶器上连成一篇诏书。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有丞相隗状、王绾两人列名。可以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民间私造。

秦始皇还进行了货币改革，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二十两为一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半两钱。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克服了过去因标准不同而换算困难的混乱状况，从而便利了经济交往，也便利了封建国家赋税的征收。

4.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治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重提恢复分封制的主张，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指出，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28]，如不禁止，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统一局面将遭破坏。因此建议：凡《秦纪》以外列国史书皆焚毁；除博士官外，私藏《诗》、《书》、百家语者，限期交官府烧毁；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面，罚四年筑城劳役；仅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不烧。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李斯建议，下令施行。这就是焚书事件。次年，又发生了坑儒（实际上坑的是术士）事件。从性质上讲，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但起因有所不同。

5.在经济上，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29]。在全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拆除战国时期各国用于阻塞河道的堤防，修筑驰道、直道、五尺道以及开凿了沟通湘江、漓江的灵渠，有利于交通运输和农业灌溉。

（四）两汉时期

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极大地冲击了秦朝的残暴和腐朽统治，进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随着刘邦大军进入咸阳，子婴投降，秦帝国灭亡。刘邦进入关中后，欲为王，项羽听后大怒，在攻破函谷关后率40万大军进驻戏下，准备攻击驻军霸上的刘邦军。之后刘邦在鸿门宴上侥幸逃跑。而项羽却进入咸阳，烧杀抢掠，焚毁宫殿，导致咸阳城的彻底毁灭。后来经过楚汉之争，刘邦打败项羽，公元前206年建立汉朝。

汉高帝刘邦在打败项羽后，最初想建都洛阳。但后来娄敬和张良建议说关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国”^[30]，进可攻，退可守。刘邦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以长安为都，这样直到西汉灭亡，西汉一直以长安为国都。西汉高帝二年（前205）在原秦内史地置渭南、中地、河上三郡，分别领有今西安市辖地。其中渭南郡驻咸阳渭河南，在今西安市区，辖渭水以南关中东部。高帝七年（前200）建都长安，九年（前198）撤销三郡，复设内史。汉景帝二年（前155）分内史为左右内史^[31]，其中右内史辖长安以东，渭河以南和长安以西地区。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右内史，左内史和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均为郡级建制，同治长安城中，合称“三辅”，直属朝廷。征和四年（前89）置司隶校尉部（监察区），三辅属之。京兆尹管辖长安城郊，辖区约今西安市区及以东至今河南省灵宝西的秦岭以北、渭水以南地区。平帝元始四年（4），分京兆尹置前辉光和后承烈二郡。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于公元8年篡夺皇帝位，建立新政权，仍都长安，只是改长安为常安，该政权止于地皇四年（23），历时15年。王莽新朝天凤元年（14）分三辅为师尉、翊尉、光尉、京尉、扶尉、列尉六尉郡，取代原来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公元24年二月，汉更始帝刘玄到长安，以长安为都，居长乐宫。第二年，樊崇率赤眉军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为帝。九月，攻占长安，更始帝仓皇逃走。十月，更始帝投降赤眉军。赤眉帝刘盆子都于长安，公元26年一月，由于长安城中无以为食，赤眉军不得不撤离长安。赤眉帝在长安的政权始于建世元年（25），止于建世二年（26），历时2年。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斗争中，刘秀乘机夺取了政权，建都洛阳，是为东汉（25—220）。

东汉初年关于建都问题曾经过了一番争论。建武中（25—55），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形势险要，认为不宜改都洛邑，乃作《论都》一篇，主张迁都长安^[32]，而徐州刺史王景则认为洛阳宫庙已立，不宜改动，乃作《金人论》一篇，颂扬洛邑之美^[33]。直到东汉章帝刘恒建初中（67—83），关中还有许多人希望迁都长安，班固便作《两都赋》，以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问答形式，批评主张迁都长安的人是“习见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可外也”^[34]。尽管都城没有迁成，但在东汉一代，长安仍旧维持京兆府的名义。刘秀也屡次巡视关中，祭扫西汉皇帝坟陵，命令修理西京宫殿^[35]，令第五伦管理长安市场。“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36]，商业贸易逐渐恢复起来。

光武帝建都洛阳后，长安为西都，复设京兆尹，辖区约今西安市及以东渭河以南和商洛地区，隶属于驻雒阳（后改称洛阳）的司隶校尉部（初为监察区，后逐步变为行政区）。同时复设左冯翊（治所移驻高陵）、右扶风（治所移驻槐里）。建武二年（26）置雍州，治所驻长安，辖京兆尹等郡。建武十五年（39）裁雍州，京兆尹复归雒阳司隶校尉部。

东汉末年，贵族、宦官、军阀、豪强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中平六年（189），董卓擅行废立皇帝，引起关东军阀群起反对。董卓孤立恐惧，于初平元年（190）挟汉献帝刘协西迁长安，并以长安为国都，分左冯翊西数县置左内史郡（驻高陵），不久废。尽管为不得已而为之，但还是带来了长安的暂时繁荣。这其中包括未央宫得到维修，使其具有西汉初的景象。从洛阳迁来人口，一时之间长安人口大增。但是这种繁荣只是短暂的，伴随着董卓集团的覆灭，长安城的一时繁华也随之灰飞烟灭。特别是止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东归后，长安城空40余日，两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37]。这样，东汉时期历时6年以长安为都的历史也宣告结束。建安十八年（213）在长安复置雍州，辖京兆尹等郡。

两汉时期以长安为都时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主要如下：

1.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随着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初年，诸子百家的各派任务都还很活跃。诸王门下聚集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的政策，指责中央，对中央集权很不利。汉武帝为改变这种局面，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到排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统一了思想，巩固了统治，但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文化和思想的进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还使儒家思想成为主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3.服务于大一统的经济政策。这主要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均输与平准、算缗和告缗等。

4.召宣中兴。汉昭帝、汉宣帝相继在位，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一系列政策，使汉朝危而复兴，史称“昭宣中兴”。

5.王莽改制。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以托古为名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魏黄初元年（220），改京兆尹为京兆郡，辖11县，约今西安市（不含周至、户县）和渭南市渭河以南、华县及商洛市大部，驻长安，隶属于雍州。黄初二年（221）魏文帝封其子曹礼为秦公，以京兆郡为秦国，三年（222）改为京兆国，六年（225）复为京兆郡。青龙三年（235）魏明帝封其子曹洵为秦王，复改京兆郡为秦国，正始五年（244）复为京兆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虽然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它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西晋的愍帝及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先后7次在长安建都，共130多年。因此这一时期西安的特点是，以此建都的政权或国家较多，但每次立都的时间较短，最长的前秦35年，最短的西晋愍帝为4年。

建兴元年（313），西晋愍帝以长安为都，仍置京兆郡，隶属于雍州，辖区较三国时缩小，约今西安市（不含周至、户县），渭南市渭河以南及华县。晋愍帝以长安为都止于建兴四年（316），历时4年。

西晋灭亡后，进入东晋十六国分裂割据时期。这一时期以西安为都建国的主要有前赵、前秦、后秦。

西晋末年，战争频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永安元年（304），匈奴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汉王。永嘉二年(308)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四年，其子刘聪即位，建兴四年（316）灭西晋。二年后，渊侄刘曜迁都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占据今陕西渭水流域，以及山西、河南、甘肃各一部分。《十六国疆域志》载其全盛时“东不过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据有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各一部分。推行胡汉分治政策，笼络各内迁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民族矛盾尖锐。设置学校，传习封建文化，任用了一些汉族地主。东晋咸和四年（329）为后赵石虎所灭，前赵亡。历十二年。前赵都于长安，仍置京兆郡，隶属于雍州，辖区同西晋。后赵沿前制，始于刘曜光初元年（318），止于光初十二年（329），历时12年。

公元352年，氐族人苻健称帝，以长安为都，国号秦，史称前秦或苻秦。改京兆郡为京兆尹，隶属于司隶校尉，辖区同后赵。后来，苻健的侄子苻坚继位，去帝号，称大秦大王。苻坚是前秦的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比较重视改革，重用家世寒微的汉族政治家王猛。王猛辅政时政治上采取打击氐族豪强，缓和民族关系的政策；经济上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劝课农桑；文化上大力提倡儒学，兴办学校，还同新罗、大宛、天竺等60余国友好往来，通过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关中地区的经济一度呈现繁荣的局面，也大大增强了前秦的经济军事实力。370年，苻坚派王猛率6万军队攻前燕，俘慕容，灭前燕。接着攻取仇池。降服巴氐，又命杨安攻蜀，并于373年攻下益州。376年，苻坚又攻灭前凉，凉王张天赐投降，凉州豪右7000余户被迁于关中。灭前凉的同年，又遣大将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10万，进攻代王什翼犍，俘获什翼犍，灭代。于时整个北方大部分被苻坚所统一。这时前秦的国力也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375年，王猛病危，临终之时曾向苻坚建议不要进攻东晋，要巩固前秦的统治。但王猛死后，苻坚日益骄傲，置王猛忠告于不顾，欲统一中国，太元八年（383）率兵南下，向东晋发动了进攻。淝水一战中被晋军打得大败，这之后前秦逐渐衰弱下去，太安元年（385），为后秦所灭，整个北方又陷入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公元386年姚苌攻入长安，并称帝，都于常安，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统治地区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的一部分。后秦仍置京兆尹，隶属于司隶校尉，辖区同前秦。姚苌虽然取得了关中，但以苻登为首的前秦氐族势力，始终与姚苌为敌。393年姚苌病死，其子姚兴继位，他消灭了关陇一带的割据势力。西燕灭亡，姚兴又占领河东地区。他又乘东晋衰弱，攻占洛阳。后秦的版图，“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河西，北守上郡”。姚兴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整顿刑狱，废除苛法，改变了前秦末年的混乱局面。他还提倡儒学佛教，请名儒讲学，又请龟兹名僧鸠摩罗什在长安大量翻译佛经，后秦政治有所转机。416年姚兴病死，太子泓继位。东晋太尉刘裕乘姚兴之死出兵讨伐后秦，并攻下洛阳，417年攻破长安，姚泓投降，后秦灭亡。后秦始于姚苌建初元年（386），共3主，止于姚泓永和二年（417），历时32年。

北朝时期，北魏神四年（431），复置雍州，改京兆尹为京兆郡，治所移至霸城，辖区缩小为今西安市除渭河以北和周至县地以外的地区。西魏建都长安，仍置京兆郡，治所迁回长安，仍隶属于雍州，辖区同北魏。

534年北魏被一分为二，孝静帝以邺城为都，政权为高欢所控制，称为东魏；元宝炬以长安为都，大权为宇文泰所控制，称为西魏。东西魏对峙之初，东魏势力较强，高欢试图凭借优势消灭长安政权，因此发生了多次战争。大统三年（537）九月高欢曾亲率10万大军进入渭北，试图一举攻陷长安。宇文泰引兵入关，渡过渭水，将大军隐蔽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高欢军队被打得大败，被俘杀者达8万余人。接着宇文泰挥师东进，河东（郡置在今山西永济西）豪族10万余户归附西魏，河南地区也尽归西魏。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陇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失去对西魏的战略优势。这之后，东西魏在河南和山西多次发生大战，互有胜负，但东魏的军队再未突破潼关和黄河，进入关中。这之后，宇文泰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夺取了汉东、益州、襄阳等地，并一度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控制了长江上游和汉水。554年正月，宇文泰诛杀西魏文帝的继承人废帝元钦，另立元廓为帝，是为西魏恭帝。恭帝三年（556）九月宇文泰病死，十月，其子宇文觉嗣为太师、大冢宰，其侄宇文护辅政。十二月，宇文觉加封号周公，西魏恭帝禅位，西魏亡。西魏始于文帝大统元年（535），止于恭帝三年（556），历时22年。

557年正月宇文觉建周国，称天王，都于长安，史称北周。仍置雍州京兆郡，明帝二年（558）改郡守为尹，辖区较西魏增加今渭南市渭河以南地区。北周始于闵帝元年（557），止于静帝大定元年（581年），历时25年。

（六）隋唐时期

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这之后到618年李渊灭隋，建立唐朝，直到907年唐朝灭亡，长安一直为隋唐时期的国都。隋唐时的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十分宏大、布局异常整齐合理的国际大都市。今天的西安城及其附近郊区就是它的所在地。隋唐长安城是隋文帝杨坚时开始修建的，当时名大兴城。用名大兴一是与杨坚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郡公”有关，一是“可能和太极殿所在地的大兴村有关”^[38]。但从城到宫均名大兴，显然是取其永远兴隆昌盛之意。开皇三年（583），撤销京兆郡，治所驻大兴城，辖区约今西安市境内东至潼关县，西至武功县，北至铜川市，南至宁陕县北部地区。

隋朝建立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在政治方面，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还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精简了机构，裁减了冗员。经济方面，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唐时在大兴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改名长安城。武德元年（618）改京兆郡为雍州。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制度与文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唐王朝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一个意气风发、大气磅礴、充满活力的全盛时代。隋唐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为之瞩目的成就。

政治方面出现过开皇之治、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元和中兴、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牛李党争、大中之治等。经济方面出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开元盛世。

载初元年（690），67岁的武则天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天授元年（690）复改雍州为京兆郡，同年又复为雍州，隶属于关内道（监察区）。武则天在位期间，极力打击反对势力，大兴告密之风，致使多人受冤惨死；同时改革科举制度，初试武举，亲自考试贡士，并首创武举、殿试，重用了大批有识贤能之士；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尤其提出“劝农桑，薄赋徭”的号召，她颁布的《兆人本业》中又提倡发展贸易，疏通丝绸之路；非常重视整理文化典籍等；提倡佛教,使寺院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在加强国防、改善和边境各民族关系方面，收复安西四镇，恢复和亲,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巩固了西北边疆。这些措施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造成了一个相对繁荣稳定的局面，形成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桥梁。

开元元年（713），改雍州为京兆府，治所依旧。辖区约今西安市及东至渭南市，西至武功县的渭河两岸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改隶京畿道（监察区）。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十三日，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即皇帝位，建立大齐政权，年号“金统”，以长安为国都，止于金统四年（883），历时4年。

天祐四年（907），随着唐王朝的灭亡，长安失去了作为国都的地位。此后，我国封建王朝的国都开始东移，关中一隅之地完成了作为国都所在地的历史使命。

二、西北重镇时代

唐代以后，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从五代以后开始扮演西北重镇的角色。

（一）五代北宋金元时期

后梁开平元年（907）废京兆府置雍州，同年撤雍州置大安府，辖区约今西安市及东至渭南市，西至兴平、盩厔县，北至三原县，南至宁陕、柞水县北部地区，隶属永平军。后唐同光元年（923）改大安府为京兆府，曰西京。后晋京兆府隶属于晋昌军，后汉京兆府隶属于永兴军，后周沿前制，辖区均未变。

北宋建都开封，太祖赵匡胤欲都洛阳，未能实现，因而发愿说：“迁河南未已，终当据长安耳”^[39]。元代建都燕京（今北京），明代建都南京（后迁今北京），但这两个开国，都是把仅次于皇太子的儿子封王关中，甚至对秦王这个名义也十分重视。在宋代西安属永兴军路，等于一个府城。从行政上看，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但有关西北各路的漕运使驻在西安。在北宋和西夏的长期战争中，西安总是主要补给中心。北宋置京兆府，初隶属于关西道，至道三年（997）隶属于陕西路，熙宁五年（1072）改隶属于永兴军路，大观元年（1107）升为大都督府，四年（1110）又复为京兆府，辖区约今西安市（不含周至县）及北到泾阳县，西至兴平县，南至镇安县。

金天会八年（1130）占据西安，沿置京兆府，辖区较北宋京兆府增加今周至县东部。皇统二年（1142）改永兴军路为京兆府路，京兆府属之。从五代起，京兆府治所移驻长安城指挥街（今西大街东段路北社会路口西侧）。

蒙古太宗三年（1231）沿设京兆府，隶属京兆府路。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奄有整个北方地区。由于陕西地位的重要，在蒙哥汗统治时期，蒙哥汗以其三弟忽必烈在诸弟中最有贤能之名，遂封王于关中，称“秦王”，开府于京兆府城，即今西安市。当时的京兆府城具有西控陇右，南制蜀中的作用，对刚刚统一北方的蒙元政权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若致力经营关中，一方面可镇服“西土”，另一方面又可作为南下攻宋的军事基地。忽必烈以亲王身份镇陕，不几年，竟使“关陇大治”，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蒙元在西北地区的统治，而且关中的物资供应也有力地支援了蒙古军队南下灭宋的战争。就藩关中初步显示了忽必烈的治国才能，后来，他果然在蒙哥汗之后继任为蒙古大汗，并成为建立大元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行省是元代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初置陕西四川行省，其管辖范围包括了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四川等省区，即是一个既管辖今天的西北地区又兼辖西南地区的大政区，治京兆府。于时，长安城便成为当时西北、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

在元代，西安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刺的安西王府所在地，安西王所部兵马有15万人^[40]。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发兵三道伐北宋时，在四川一路的行军事务，便归安西王府节制^[41]。之前长安城所沿用的京兆府名称，到至元十六年（1279）被改为安西路总管府。从此以后京兆府的名称已经成为历史，而安西一名揭示了它的真正含义，安西是安定西北的意思，名为安西路可谓名副其实。当然，由京兆府到安西路也反映了元代长安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事实上，在元代是把安西路作为控制西北和西南的军事重镇来使用的。这时的安西路也是一方政治经济都会，据说城内“工商繁盛”，居民制造“种种金锦丝绢”以及武器等，总之，“凡人生必须之物，城中皆有，价钱甚贱”^[42]。由李好文的《奉元城图》可以知道，安西路城四面仅各一门，且不对称。

关于安西王的辖区与权力，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刺传》记载：“至元九年十月丙戌，封安西王，出镇京兆，分兵驻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置王相府，以商挺、李德辉为王相。”这里的河西是指原西夏王朝的辖地，因其大部分领土在黄河以西，故元时将这一区域统称之为河西，元初曾在这一区域置西夏行中书省。至元十年（1273）罢此行省，其军民之事统归安西王忙哥刺。由此可知安西王忙哥刺管辖区域的范围及其广大，大致包括了今天西北地区的山西、甘肃、宁夏、青海诸省与西南的四川、西藏等省区。而且安西王在这一辖区内，总揽军民之政，遂成为凌驾行省、行枢密院之上的又一权力实体。王府下设的王相府，还曾一度代替了行省的丞相府，故在这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一切权力归于王府。

自至元九年（1272）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忙哥刺之子阿难答被废黜，共存在了35年。在这35年中，安西王一直是我国西北兼西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而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心仍是京兆长安城。当然也毋庸讳言，忙哥刺在位期间是这个王国的鼎盛时期，阿难答即位后，则出现了权力不断被中央王朝削弱的趋势。

至元十四年（1277）改京兆府为安西路总管府，京兆府城亦因之改称安西府城。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大皇庆元年（1312），由于安西王的叛逆，安西路被改为奉元路，安西府城被改为奉元路城。奉元路辖1司、11县、5州，州领15县，共26县，在今西安市境内有录事司和长安、咸宁、蓝田、临潼、高陵、鄠县、盩厔7县。

奉元，顾名思义，就是尊奉大元的意思。名称的改变并没有意味着安西路城地位的下降，因为元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奉元路城的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有关奉元路城的面貌，《马可波罗游记》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京兆府的珍贵资料。由该游记可知当时的长安城中工商业很发达。在手工业生产中尤以丝织业最为兴盛，从加工生丝到生产丝绸锦缎等各种丝织品，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其他日常生活制品也极其丰富。这些都与关中地区自古为一重要的蚕桑产区有关，再加上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割不断的商业贸易往来，都刺激了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由于工商业兴旺发达，物质产品极其丰富，故市场上的物价普遍比较低。这也是符合商品生产规律的现象。其次，当时的京兆府长安城还是兵器等军需物资的重要产地。这可能是受时代特点的影响。因为在宋金时代，陕西长期作为对夏战争的前线，京兆长安城不仅是对夏战争的指挥中心，而且也是供给前线军需物资的重要基地，因而兵器生产的发达就不言而喻了。

至元二十三年（1286）安西路隶属于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二）明清时期

明洪武二年（1369）三月，大将军徐达从山西渡河入陕西，元朝的守将逃跑，徐达进兵奉元路，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隶属于陕西行中书省（后改为陕西承宣布政司），这是古都西安发展历史上首次出现“西安”这一名称，今天西安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自此以后，除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西安后，曾改西安为长安外，西安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西安府所辖地东至潼关，西至武功，北至同官，南至镇安，约今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不含宜君县）、渭南市和商洛市。在明初，朱元璋封他的次子朱樉为秦王，这一时期秦王府的修建与西安大城的开拓是同时进行的^[43]。在西安城建设规模初具，成为西北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军事重镇和商贸流转中心后，朱元璋曾考虑将国都迁往西安。据《明鉴》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帝念天下形势在西北，欲迁都关中。”是年八月，特令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前往西安“相宅”——审度地形，踏勘可以建造宫殿之处。秦王朱樉经营西安多年，“闻帝欲迁都，有怨言。”朱元璋由是大怒，立即把秦王“召至京锢之”。直到十一月，太子朱标巡视西安后为秦王说情，朱元璋才把秦王放回，“始令归藩”。不过朱标对西安的地理形胜还是有了一些了解，在还抵京师之后，“上陕西地图，遂病，病中犹上言经略建都事。”可惜朱标命运不济，竟然一病就卧床不起，于次年四月病逝。这样，朱元璋的迁都西安计划遂不了了之。明在西北对元裔骁将王保保作战中，西安是策应中心；最后朱元璋竟册封王保保之妹为秦王妃，也是有政治作用的。

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兼并，政治黑暗，加上长期旱灾，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因此，首先在陕北爆发了农民反抗地主统治的武装斗争。斗争的范围最初仅陕北一隅，但很快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大联合作战力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和明朝政府军经过几次会战，取得了胜利，在襄阳会商进一步进攻明朝统治者的进军路线时，大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燕都运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帮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攻退守，完全无失”^[44]。李自成接受了兵政府从事顾恩军的意见，认为先下西安，以关中为根本，平定西北，再取燕京，的确是个万全之策。于时向西安进发，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连克潼关、华阴、渭南、临潼，不久进入西安，改西安为长安，称为西京。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大顺政权是继唐末黄巢之后，在西安又一次出现了由农民起义军所建立的政权。李自成在建立了大顺政权后，在政治上扩大原来的中央政府组织，恢复五等爵，造新历，铸永昌钱，废除八股，改用散文，开科取士；在军事方面，整顿军队，严明军纪，去弱留强，还亲赴教场练兵；经济方面，平定市场物价，奖励垦荒，发展生产；他还“大修长安城，挑壕堑，治楼橹，视前制倍加壮丽”。同年二月，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亲率百万大军由龙门飞渡黄河，直指明王朝的首都北京。三月十九日，明崇祯皇帝在万岁山（今北京景山）自缢，由此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www.chuimin.cn)

顺治二年（1645）正月，清军占领西安城，沿袭名之仍设西安府，隶属于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康熙三年（1664），隶属于左布政使司，后属陕西布政使司。乾隆年间在省下设道级巡视区，西安府属西乾鄜道。西安府辖区缩小为东至今渭南市，西至周至县，北至铜川市，南至宁陕县一带。作为西安府与陕西行省的治所，明清时期的西安城不仅是当时西北最大的军事重镇，其城市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比之宋元时期出现了诸多显著的变化，同时经济与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亦成为西北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城市。

（三）民国到解放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民国时期，全国行政区划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撤销府、州、厅，改省下设道、县两级制，西安城相应成为陕西省和关中道治所。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未恢复西安府建制，原西安府辖地由省民政府（后改为民政部）直辖。1913年1月8日，北洋政府颁布《划一现行中央直辖特别官厅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废府设道”；2月，西安城东部原咸宁县辖区被撤销，一并归入长安县管辖，结束了自隋唐以来沿朱雀大街由长安、咸宁两县分治城区的局面，使城市管理和建设更为统一；同年11月12日陕西省置中、东、西、南、北5道，为省派出机构，中道驻西安，西安地区归属中道。民国三年（1914）5月23日，合并中、东、西3道为关中道，成为一级行政建制，与汉中、榆林并为全省三道之一。关中道辖地东至潼关县，西至陇县，北至铜川市，南至柞水县，共43县。

1921年，冯玉祥第一次督陕时住在“王城”（即明秦王府），并在这里盖了不少新房，驻扎军队。1926年西安解围后，曾一度改“王城”为“红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伪陕西省政府从北院门移至“红城”，同时改“红城”为“新城”。今天“新城”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

民国十三年（1924）元月，北洋政府通令撤销道级建制，撤销后各县归省直辖。民国十六年（1927）11月25日，陕西省政府决定设立西安市，初名西安市政厅，同年12月7日改名西安市政委员会，这是西安首次设市。第二年9月22日，西安市政府正式成立，驻五味什子（今西安市第六中学西侧大院），辖区以原属长安县之西安城内及四关为范围，面积15.5平方公里。民国十九年（1930）5月，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市组织法》，提高了设市标准，西安由于人口不足20万，未达到规定的标准，故在同年的11月8日，陕西省政府通令撤销西安市建制，辖区复归长安县。同年11月19日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向行政院呈报裁撤西安市理由为：西安“僻处西北，交通阻滞”，“连年荒旱，户口减少，商业萧条，原无设市政府的必要”等，行政院准予备案。这样，西安历史上第一次设市就这样匆匆收场。

1931年伪陕西省政府虽迁回北院门，但“西安绥靖公署”却设在新城，内设营房、办公厅、军需处、参议处等机构，此后新市区内一直设有省级或市级的行政机构，新城则成为西安的行政中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为了应付时局的突然变化和适应巩固战略后方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确定行都与陪都决议案》，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开始进行陪都的设计与建设工作。后来，为了便于实际运作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西京筹备委员会”还与陕西省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合组成立了“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从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前后存在了13年之久；1934年9月到1942年12月，“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也前后存在7年多时间。这两个有关陪都西京筹备与建设的专门性委员会，为当时故城西安的城市建设做了不少具体的工作，并曾提出过几套完整的陪都建设计划。尤其是“西京筹备委员会”所提出的西京市分区方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借鉴国外先进都市规划经验并结合当时的陪都建设需要而制定的，有一定的科学性、前瞻性。尽管由于受到当时种种因素尤其是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实施，但它依然是西安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具有近现代意义而且比较成熟的城市建设计划，且对后来西安城市布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5年开始，根据国民政府规定，陕西省逐步设立行政督察区。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伪省政府又移至新城，一直到西安解放。1937年8月，国民党匪军胡宗南部在上海对日作战，吃了败仗，退守信阳；信阳失守，撤到陕西。从此以后，胡即长期盘踞西安，号称“西北王”。“西北王”的老巢西安，是蒋胡匪军进攻延安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大本营。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设立第九、第十行政督察区，今西安市境内的长安、临潼、蓝田、户县、高陵隶属于第十行政督察区，周至县隶属于第九行政督察区。

胡宗南统治下的西安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钟楼、鼓楼和各个城门均驻有军队，行人出入必受检查。处在白色恐怖下的西安，特务横行，人身自由毫无保障，钟楼地下室和太阳庙门的“西北特种拘留所”，就是专门扣押、刑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地方，是不折不扣的活地狱，与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毫无二致。类似这样的秘密监狱遍布各地，就连韦曲兴国中学的后山坡、杜曲山下和杨湾坡等地也不例外。仅太阳庙一处，解放后就挖出了被迫害而死者的大批尸骨。

民国二十九年（1940）9月重庆定为陪都后，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将原西京市改称西安市。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安虽失去了“陪都”的地位，但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仍不失为军事重地。民国三十二年（1943）3月11日，西安市政府行政院批准了陕西省政府呈报的“将西安市政处改组为西安市政府”的申请。民国三十三年（1944）9月1日，西安市政府正式成立，辖区除省会城关外，将长安县在西安市郊的4乡划入，东至浐河中心线，西至皂河中心线，南至毛家寨（今缪家寨）、新开门、朱家花园（今瓦胡同北侧）、吴家坟、丈八沟一线，北至光太庙什子、白花村、翁家寨、刘家寨一线，东西长18公里，南北宽13公里，面积230平方公里。

民国三十六年（1947）8月1日，西安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全国12个直辖市之一，简称“镐”，与之一道升级的城市有沈阳、广州和汉口。由省辖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辖市，这种升格其实徒有其表，尤其在临近解放前夕，国民党已成强弩之末，忙于应对解放战争和做溃退前的准备，早已无暇顾及西安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西安市抗战以来形成的较快发展速度明显放慢下来。1949年5月18日黎明，胡宗南从西安仓皇出逃，向汉中、四川方向溃退。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古城西安终于获得了新生。从此以后，西安进入了它快速发展、完全崭新的新时代。

（四）解放到现今

1949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安，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属陕甘宁边区辖市，先后建立12个区与20个乡。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后西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国家的需要，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计划，结合西安市的实际，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道路，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建国60年以来，西安城市发展以科学规划为先导，沿着“保护古都风貌与推进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向前发展，城市规模不断发展。

1950年1月19日，撤销陕甘宁边区建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安市为西北首府，改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为西北行政区辖市。1953年1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西安市随西北行政委员会。1953年3月12日，西安升为中央直辖市，为全国12个中央直辖市之一。在此期间西安还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1954年6月西安改为陕西省辖市，为陕西省省会，至此西安一直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同时将原12个区调整为9个区，即碑林区、新城区、莲湖区、灞桥区、草滩区、未央区、雁塔区、阿房区、长乐区。1957年4月又撤销长乐区和未央区，将草滩区更名为未央区，至此，西安市共划分为新城、莲湖、碑林、雁塔、灞桥、未央7个区，城市范围已大大超过民国时期的旧城区。1958年10月将长安、临潼、蓝田、户县等4县划归西安市管辖。1960年5月20日，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撤销新城、莲湖、碑林3个区，其辖地划归雁塔、阿房、未央、灞桥4个区。1961年8月又将蓝田、临潼、户县3个县划出西安市。1962年4月7日，又恢复新城、莲湖、碑林3个区建制。1965年9月20日，撤销灞桥、雁塔、阿房、未央区建制，辖地合并为一个郊区。1966年6月2日，将咸阳市及临潼县阎良镇划给西安市管辖，并组建阎良区；到1971年又将咸阳市划归咸阳地区管辖。1966年11月，将新城、碑林、莲湖、阎良区更名为东风、向阳、红卫、东红区；1972年4月14日，又将东风、向阳、红卫、东红区复名新城、碑林、莲湖、阎良区。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出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西安的城市建设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折，新的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西安市总体规划》）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编制了出来，并于1983年得到国务院批准。按照“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以及“保护环境，造福人民”，“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提出了“严格控制，保护改造，充实提高，发展远郊”的原则，以20世纪末西安国民经济翻两番为目标，开始了西安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新阶段。1980年3月2日，撤销了西安市郊区，恢复设灞桥、未央、雁塔3区建制。1983年10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周至、户县、蓝田、临潼、高陵五县划归西安市管辖，到1998年又改临潼为西安市的直辖区，2002年长安又撤县设区，至此，西安市共十三个区县，其中辖区9个，分别为新城、碑林、莲湖、雁塔、未央、阎良、临潼、灞桥和长安。辖县4个，分别为周至、户县、蓝田、高陵。县下共有176个乡镇，其中镇55个，乡121个。

现如今市人民政府位于西安市北院门159号，新址定于城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辖区总面积998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为1066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75平方公里（截至2007年年底，未包括长安区、临潼区及阎良区的建成区面积）。截至2008年底西安市总人口772.30万人，总户数为216.52万户，常住人口837.52万人。

9区4县基本情况如下：

新城区　面积31平方千米,人口64万。位于市中心东北，跨越城墙内外，因境内清朝满城（又称新城）得名，该区为西安市三个老城区之一，五个城市核心区之一。

碑林区　面积22平方千米，人口83万。位于市中心南部，跨越城墙内外，因境内西安碑林得名，西安市三个老城区之一，五个城市核心区之一。

莲湖区　面积38平方千米，人口64万。位于市中心西北，跨越城墙内外，因境内莲湖公园得名，西安市三个老城区之一，五个城市核心区之一。该区内有8万回民在城墙内西南部聚居。

雁塔区　面积152平方千米，人口112万。位于市区南部，因境内大雁塔得名，是西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曲江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所在地，西安市五个城市核心区之一。

未央区　面积262平方千米，人口59万。位于市区西北部，因境内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得名，是西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汉长安城遗址所在地。五个城市核心区之一。西安新行政中心设立于此，为未来西安城市新中心。

阎良区　面积240平方千米，人口25万。位于西安市区东北，距市中心60公里，因成语“闾阎良善”得名，是亚洲最大的航空城，境内有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长安区　面积1583平方千米，人口103万。位于市区南部和西部，长安区北部有大学城、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等，西部有周丰镐城遗址、昆明池遗址，南部为秦岭山区，有翠华山世界地质公园。2002年撤销长安县，设置长安区，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人民政府驻韦曲镇。

灞桥区　面积322平方千米，人口55万。位于西安市东部，因境内古灞桥遗址得名，西安浐灞生态区、西安国际港务区、欧亚经济论坛会址所在地。灞桥区是中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

临潼区　面积898平方千米，人口67万。位于西安市以东，因境内临河、潼河而得名，境内有秦始皇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骊山、西安事变旧址等。

蓝田县　面积1976平方千米，人口63万。人民政府驻蓝关镇。

周至县　面积2956平方千米，人口56万。人民政府驻二曲镇。

户　县　面积1213平方千米，人口56万。人民政府驻甘亭镇。

高陵县　面积290平方千米，人口27万。人民政府驻鹿苑镇。新的泾渭区即将批复，高陵县将成为西安的第10个区。

西安另有7个统筹城乡资源改革示范开发区和基地，统称“四区一港两基地”，分别是：

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西安高新产业开发区

西安曲江新区（西安曲江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

西安浐灞生态区（西安浐灞国家级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

西安国际港务区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附：西安市建制沿革表

续表

续表

注：加括号者为监察区。

【注释】

[1]《太平寰宇记》卷三二“陇州”。

[2]《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二“陇坻”。

[3]胡渭：《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在“原隰底绩”条下辑录了关中各地的原，有五六十处。

[4]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5]《水经注·渭水》。

[6]胡渭：《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史念海：《古代的关中》，出自《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版，32页。

[8]《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简论周都丰镐位置》，《考古》1963年第4期。

[9]《汉书》卷九八“元后传”。

[10]马正林：《汉长安城兴起以前西安地区的自然环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第3期。

[11]白建钢：《秦公陵墓之迹》，《光明日报》1996年7月13日。

[12]《诗·周颂·良耜》。

[13]《诗·周颂·丰年》。

[14]《诗·小雅·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诗·豳风·七月》有“十月穫稻”等。

[15]《诗·大雅·生民》有“麻麦幪幪”。

[16]《诗·大雅·生民》有“艺之荏菽，荏菽旆旆”。

[17]史前是相对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的，是指没有或缺乏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阶段。

[18]〔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19]考古所陕西调查发掘队：《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分类和分期》，《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20]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简报），世纪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21]《公羊传》隐公元年。

[2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

[23]史念海：《河山集》，第60页。

[2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

[2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九《渭水注》。

[26]《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二《壮游》

[27]〔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28]《史记·秦始皇本纪》。

[29]〔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3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卷五五《留侯世家》。

[31]分左右内史时间：《汉书·地理志》为武帝建元六年；《汉书·百官公卿表》为景帝二年。

[32]〔南朝〕范晔：《后汉书·杜笃传》。

[33]〔南朝〕范晔：《后汉书·循吏传》。

[34]〔南朝〕范晔：《后汉书·班固转》。

[35]〔南朝〕范晔：《后汉书·光武本纪》。

[36]〔南朝〕范晔：《后汉书·第五伦传》。

[37]〔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

[38]〔宋〕程大昌：《雍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

[39]《续资治通鉴》卷八。

[40]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卷上。

[41]《蒙兀儿史记》卷七六。

[42]〔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中华书局，第431—432页。

[43]朱士光，吴宏岐主编：《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4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