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历史文化发展脉络-《长安历史文化概论》

第二节　长安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

长安自古以来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周秦汉唐时期，长安是国家的都城，唐代以后，长安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长安文化在不断传承中发展与演变，并且在发展与演变中获得新生。

长安历史的发展脉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都城时期、都城时期与后都城时期，其文化发展虽然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总的来说，也可分为前都城文化、都城文化与后都城文化三种不同类型。

一、前都城文化

这是长安文化的孕育期。历经距今80万至7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猿人时期、距今9000至8000年前仰韶文化白家人时期、距今7000至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半坡文化和姜寨文化时期、距今5000至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客省庄文化时期，到距今4000至3000年前的夏商时期。长安地区的先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与艺术活动，孕育了长安文化。

（一）蓝田猿人文化

蓝田县位于西安东南、秦岭北麓，距离西安市仅40公里。这里南有秦岭，北有骊山，白鹿原横卧西南，灞河水滔滔不绝，就像一条银链贯穿其间。蓝田猿人就因为在这里发现而得名。

1963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西安市蓝田县城西北的泄湖镇陈家窝村发现了一具猿人下颌骨化石，第二年又在县城东南的公王岭发现了一个中年女性的猿人头盖骨化石。经科学鉴定，公王岭猿人化石距今约有115万年的历史，陈家窝猿人化石距今约有95万年的历史。这两处的猿人化石，属于同一个类型，按照国际惯例，命名为“蓝田中国猿人”，简称“蓝田猿人”或“蓝田人”。

人类学家可以依据这些化石，再现蓝田人的面貌：蓝田人的体质形态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一些特点，能够直立行走，但是，还保留了古猿的许多特征：前额低平，明显向后倾斜；眼眶略呈方形，眉骨粗壮，像屋檐一样向前突出；颧骨突起，鼻子短而宽，嘴巴前伸，唇部突出；牙齿粗大，齿冠粗短；头骨的骨壁较厚，脑容量小，约为780毫升，大于南方古猿（430—700毫升），小于北京猿人（860—1225毫升）。与现代人的脑容量（1430毫升）相比，几乎相差一半。这些特征说明，蓝田人是一种刚刚脱离古猿不久，比北京人还要原始的人类远祖。

蓝田人使用的生产工具是刮削器、大尖状器、砍砸器、手斧、石球等，刮削器是用来剥取兽皮、刮削木棍的，大尖状器可以挖掘植物根茎，砍砸器可以砍砸东西，石球是一种狩猎工具，可以用来攻击猛兽。这些工具都是打制而成的极其粗糙的石器，非常原始，一次成形。蓝田猿人就是用这样的石器挖掘根茎、猎捕猛兽。

蓝田人已经懂得利用天然火。在公王岭蓝田人化石和石器的地层中，发现了木炭和炭末，这是蓝田人使用天然火的证据。

蓝田人遗址中有鬣狗、剑齿虎、大角鹿、小古熊、猎豹等40多种动物化石。据此，我们可以恢复大约100多万年前蓝田人的生存环境：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森林茂密，一派亚热带风光。凶猛的鬣狗、剑齿虎时常威胁着原始人的安全，成群的野马、斑鹿等是蓝田人猎取的对象。灞河的河床并不宽，但是水量充沛，蓝田人就生活在灞河的二级阶地上。

蓝田人的社会组织是几十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原始群，已经出现了最早最原始的社会分工，男子主要是外出打猎，妇女负责照顾老人和小孩、采集植物的根茎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依靠极其简陋的生产工具，共同劳动，分享劳动果实，不断战胜自然并改造自然，它们顽强地生存着，创造了世界，也改造着人类自身，推动着社会向前进步与发展。

蓝田猿人化石的发现，填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实物证据。它生动地展现了100万年前西安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风貌，为西安这座历史名城增添了无限光辉，使它成为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二）白家人文化

白家人可以说是我国最古老的农业氏族部落，他们生活在距今9000至8000年以前，西安市临潼区油槐乡境内。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距离水源较近，十分适合早期人类生活。

白家遗址是一个氏族公社生活的聚合体。这里有居室、窖穴、墓地，还有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生活器具。这些都反映了白家人的社会生活状况。

白家人所处的时代，是原始人从山上走到平原的第一站，他们开始经营原始农业文化，处于从采集农业过渡到耕植农业的初级阶段。从白家遗址来看，白家人的主要原始农作物有粟（谷子）、稷和油菜子。白家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种植古粟的人。白家人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原始，但工具种类还算齐全。白家遗址出土的石质耕作工具非常少，有石耒、石斧、石铲或石耜、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其中犬舌形石耒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典型的耕作工具，制作优良，使用方便。另外，还发现有蚌刀、蚌镰（蚌镰分为有锯齿和无锯齿两种），还有骨刀，是把兽肢骨劈开，做成扁长体小刀，再在一侧磨出弧形的扁刃。

白家人还对禽畜进行了驯化和饲养。在白家遗址中发现了狗、猪、黄牛、鸡等家畜和家禽的骨骼，尤其是鸡的发现，改变了过去动物驯化史上以中南亚（缅甸）鸡为最早的传统认识观念。可以说，白家人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饲养鸡的人。

白家人还是关中地区最早制造和使用陶器的氏族部落。白家人的制陶工艺是黄河流域氏族部落文化后中较早的制陶工艺，虽然还没有脱离原始状态下分类少、制作粗糙、文饰简单、质色不纯等缺点，但它开启了仰韶文化制陶技术和彩陶制作的先声，脱离了最原始的阶段，达到了相当的发展水平。白家遗址中，有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食器、水器、盛物器，基本都是以圜底圈足和三足为主要特征的。这些陶器，造型已经规模化，有成组的用具组合，有较清楚的工艺流程，绘制火候相当高。这些都为研究仰韶文化前身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三）半坡文化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类不断地进步，猿人进化为古人和新人（即现代人），工具从旧石器时代进步到新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文化遗存当以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为代表，而西安半坡村文化遗址又集中地反映了仰韶文化的典型特征。这说明不论是猿人还是新人，都对秦川大地情有独钟。因为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代，能否寻找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空间将直接关系到人类种群的生存问题。八百里秦川便是上古先人的理想天堂，而后人在此建邦置都就更可以理解了。

半坡遗址因发现于西安半坡村而得名，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4840年到公元前4085年之间。半坡遗存具有鲜明的特征，展示了仰韶文化的概貌。当时，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制造和使用着各种较精致的磨制石器，发明了原始农业，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粟壳和菜种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弓箭的发明，猎获物增加，人们又开始了家畜的饲养。同时，制陶业和原始纺织业作为氏族的副业而出现了。更为重要的是，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面，有的刻画着X、T等符号，这可能是中华汉字的先声或萌芽。由此可见，我们说秦川大地孕育着中华文明之源不是没有道理的。

半坡的村落由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三部分构成。

居住区约有3万平方米，中间是一所约有60平方米的大房间，可供全体村民聚会和娱乐。大房间周围分布着46座小房子。房子的形状有圆形的，有方形的，有地上的，有半地下的，房子的大小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房子的门窗一律向南。居住区周围有一条长300米，宽7米，深6米的壕沟，以防止野兽和敌对部落的侵袭。

制陶区出土了1000多件完整的陶器，有细泥陶、粗砂陶、细砂陶，有饮食器、炊器、盛器等，颜色以红色为主，并绘有花纹，所以又称彩陶，当然也有黑色和灰色的陶器。这些陶器大部分可能是使用陶轮制作的。

居住区的北面是墓葬区，这里有成人墓葬250座，有仰身葬、俯身葬、二次葬、同性合葬等，随葬品只有少量的生活用具或装饰品。夭折的小孩用瓮棺埋葬在居住区附近，不进墓葬区，而且每个瓮棺上都开有一个小孔，大概是不愿让孩子远离，小孔是为了让孩子的灵魂自由出入吧。

半坡遗址中出土了石刀、石锄等735件农业用具和渔叉、鱼钩等644件渔猎用品，还发现了腐朽的谷壳、白菜子或芥菜子等实物。这些都证明，农业和渔猎是半坡先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我国是世界上农业生产最早的国家之一。出土的陶罐和陶甑（用气蒸制食物的炊具）上，有用火烧过的痕迹，这说明半坡人除了食用烧烤食物外，还可以吃到煮和蒸的食物。在半坡还发现有骨针、石纺锤、陶纺锤等，并且在一些陶器的底部有清晰的草席纹或麻布纹，这表明半坡人已经会编制草席并编织麻布了。半坡遗址还出土了许多装饰品，用料有石、陶、骨、牙、蚌、玉等，造型有环、珠、耳坠、簪子、璜等。在一个女性遗骨的腰部发现了一件漂亮精美的艺术品——由60多粒骨珠串成的珠带。出土的陶器上有大量彩绘和塑造艺术，彩绘有花卉、动物、人面和几何图案，其中鱼纹图案最多，塑造艺术有立体的鸟兽和人，其中人面网纹盆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这些珍贵的装饰品和艺术品，反映了半坡先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不懈追求。

半坡人被牢固的血缘关系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群居在村落里，过着母系氏族时代的原始平均生活。大家按照性别或年龄的分工而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生在一起聚，死在一起葬。人人平等，没有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的差异。妇女是农业生产、采集野生植物、家庭饲养动物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当高，氏族首领都是由妇女来担任，世系按照母系来计算。这一阶段，全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阶级和剥削，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

（四）姜寨文化

姜寨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城北一公里处。1972年春，临潼姜寨村农民正在村南临河边搞农田建设时，发现了一处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经过几年的挖掘证明，姜寨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它与半坡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时代，反映的都是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情况，但姜寨人比半坡人要晚约1000年，所以，姜寨遗址包含着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是一个罕见的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典型，反映了由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

姜寨原始居民的建筑布局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渭河的支流临河沿着村落西面流过，是这个村落的天然屏障，村落的南、北、东三面是人工挖成的壕沟，宽、深都在1米左右。壕沟内侧还有一排木栅栏，保护着居住区。村落的中心有一个约3000平方米的广场，广场的四面有5组房屋建筑群，以广场为中心呈梅花状，这是典型的母系形态建筑分布；每组建筑群中都有1座大型房屋和十四五座小型房屋。房子旁边，成群或单个埋葬有小孩的瓮棺葬。各居住区的房屋之间，交错分布着储藏东西的窖穴。居住区东部还有一座约120平方米的特大房间。壕沟的东面是姜寨原始居民的公共墓地。

姜寨遗址的这种建筑布局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以“家庭”为主的氏族公社结构。人们按照血缘关系组成一个个氏族，亲属关系按照母系确定。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姜寨遗址就是由五个母系大家庭氏族组合起来的部落聚居点。村落中心的广场和那座特大的房屋就是这个部落一起活动和召开部落成员会议时的公共场所。周围五组建筑群中的所有房屋，都把门开向广场中心。建筑群中的大型房屋是各氏族活动的公共场所。小型房屋是若干家庭的住所。根据测量，每个小型房间可容纳三至四个人，在姜寨有130座这样的小房子，可以推测，这个村落是一个拥有500多人的部落。

姜寨先民主要经营农业，从事狩猎和采集，主要生产活动是种植粮食、饲养家畜、烧制陶器。姜寨先民的原始农业相当发达。人们是采用烧荒的形式进行农业生产的，他们先用锋利的石斧砍倒杂草，放火烧荒，草木灰变成天然肥料，然后种植粟米，再用石锄、石铲等工具松土、中耕，庄稼成熟后，用石刀、石镰等工具收割，粮食用石磨盘及石磨棒加工。整个生活过程都是在妇女的领导下集体进行的，姜寨遗址中发现了200多个窖穴，是储存粮食和作物的，它说明农业的收获量比较大。遗址中还有两处牲畜圈，留下五六寸厚的粪便堆积层，也说明了姜寨人的畜牧业发展的程度。

姜寨原始居民的绘画艺术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村落中有六七座陶窑，陶器上有精美的动物图形和几何图案，几何图案有人面纹、鱼纹、网纹和蛙纹等。那面蛙纹彩陶盆是姜寨居民留下的最卓越的原始艺术品。陶器上还有各种刻画符号，比半坡陶器上的符号更规整更复杂，似乎已经有了文字的性质，它为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姜寨遗址中还发现了石砚、磨棒、陶水杯和五种矿物质颜料，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绘画工具，是研究我国美术史的珍贵资料。

（五）客省庄文化

客省庄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以新石器时代陕西龙山文化和西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20余公里处的沣河西岸，地处古代丰镐地区。1933年曾在这一带做过考古调查。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伯洪主持发掘，并由该所编著了考古学专刊《沣西发掘报告》。最下层为很少的仰韶文化堆积，出有红地黑彩和白地赭彩的弧线圆点纹彩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陕西龙山文化(有人称之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从这里首次集中地揭示了这类文化遗存的面貌和性质；西周时代遗存主要有51座墓葬；还发现了东周墓葬以及战国时代水井。

陕西龙山文化的10座半地穴式房址，以吕字形的双间房子最具特色。前、后室有过道相连，屋内为平整的硬土地面。后室(内室)圆形或长方形，居中设烧灶。前室（外室）呈长方形，挖有龛形“壁炉”和小窖穴，分别用以炊爨取暖和藏粮放物，并有斜坡道出口通向屋外。居址范围内存在大量的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窖穴，形状颇为固定。还发现3座陶窑,窑室底部均为“北”字形的火道。农业工具以长方形石刀为代表,数量众多,其穿孔多接近刃部。该遗址出土了不少的狗、猪、水牛、黄牛、羊等家畜骨骼。陶器多数是饰篮纹的灰色陶。宽肩小平底瓮是具有特征性的器形之一。鬲、斝、鬶、盉、鼎等三足器的发达，盆、盘、碗、豆等食器的多样，表明饮食生活水平较高。当时氏族成员信仰占卜，用羊的肩胛骨进行烧灼，依照出现的兆文以断吉凶。

西周墓葬为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少部分墓底中央有腰坑。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常见死者口中含贝或手里握贝。随葬品多为陶器，青铜器极少，有的殉狗，两座墓内各有一个殉人。

时间距今越近，人类发展的步伐越快。母系氏族公社之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的时代，我国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当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传说黄帝和炎帝部落起初都生活在今陕西境内，人身牛首的炎帝生长于姜水边，姜水是渭河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岐山东。至于黄帝和炎帝部落与半坡文化遗址有何传承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愿哪位博学的游客在考察半坡遗址、黄帝陵和秦川古迹、民风民俗时能有所发现，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则是炎黄子孙之幸了。黄帝和炎帝后来都向黄河中下游发展，在中原大地建立伟业，终于被后人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和炎帝发迹于秦川，黄帝死后又葬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桥山便有一座黄帝陵，这证明他们与秦川都有着难解之缘。他们的后代纷纷在长安建都，大概也算是继承祖风吧!

二、都城时期的历史文化

都城在国家社会发展中处于主流地位，引领着全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历史时期长安为都历时千余年，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

长安都城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人文背景。关中自古为天府，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由于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长安的制度文化、思想宗教、建筑风貌、节令习俗等文化的发展繁荣，使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周、秦、汉、隋、唐几个重要王朝的文化中心，传播统治阶级的精神信仰及道德需求，推动各地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一）西周时期长安文化的兴起与特征

西周时期的都城是丰镐，但是为了前后一致、论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西周时期的长安文化。

西周时期是教化兴起、礼制形成的时期。礼制在社会生活中不仅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同时，也构成了家天下统治的传统政治格局。通过西周统治者的强力倡导和后期的发展，周礼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成为儒学的源头。

思想方面。周人发展了“天命论”的思想，认为“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国。宁王惟卡用克绥受兹命……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10]。同时，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认为上天授予的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正如《诗·文王》篇里所说的“天命靡常”，因此，《康诰》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天乃大命脉文王殪戎殷”。正因为周人有德，才凸显出天命在周。“天命观”成为长安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主流。另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也在关中兴起。

文学方面。诗、书、礼、易等文化典籍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诗经》中的部分歌咏可以说是长安文学的源头。《诗经·周颂》是西周贵族举行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时演唱的乐歌；《诗经·小雅》、《诗经·大雅》、《诗经·秦风》及《诗经·豳风》等大部分作品是陕西关中地区的诗歌。

教育方面。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使得周都丰镐附近的国学与乡学规格最高，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内容，关中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

另外，西周的农业文化、青铜文化、史官文化等也颇有成就和影响。

（二）秦汉时期长安文化的兴盛及特征

秦汉之时，时代造就了天下一统的封建帝国和一统的文化格局。

秦文化秉承着神话时代特别是炎黄以来自强不息的奋斗创业精神，承传着周文化的现实、理性精神，保持着自身固有的尚武精神。同时，在精神文化方面还有以下特征：虚怀开放、招贤重客的尚贤精神；杂采百家、综合为一的学术精神；不拘成法、勇于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秦人为创建一个新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在政治体制上废除分封、创立郡县，同时，还有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措施，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符合时代潮流。这也是秦人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综合体现。

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秦王朝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汉朝巩固和完善了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以关中长安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一统、多民族的集权制国家。秦汉王朝的历史与长安的发展历史是粘连在一起的。这个时代，文化的基本特性体现出包举宇内的伟大气度。有学者称之为“三辅文化”^[11]。三辅文化在武帝以后的迅速发展，有三个最直接的原因：其一，京师文化机构的建设促进了三辅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在京师设立太学，昭宣之时，逐渐发展，元帝时博士弟子增至千人；石渠阁、天禄阁等藏书机构不仅收藏了大批图书，而且成为学者们讲经论义、校理图书、著书立说的场所。其二，官僚集团的结构变化对三辅文化产生较大影响。西汉初年的高级官吏大多出自军功集团，初级属吏也多如此。但此后逐渐变化，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从高级官吏到一般曹掾属吏逐渐为儒生所任。这种官僚结构的变化，仕宦与经学的结合，促使三辅一带形成“世家尚礼文”的风气。其三，三辅文化在西汉后的迅速发展，与关东向关中的移民有很大关系。西汉继承了秦帝国的徙民政策，为了“强本弱末”，自汉高祖五年（前202）至宣帝黄龙元年（前49），自关东向关中徙民不绝。关中诸陵县区成为大族权贵的密集之地。这些移民虽然成分复杂，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齐鲁梁宋一带的文化发达地区，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部分凭借着经济实力，为了仕宦转而习文。翻检《汉书》、《后汉书》，三辅的许多政治、文化人才，都是关东移民及其后裔。^[12]这种重大的社会变化，给三辅地区文化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文风日盛，促进了三辅文化发达区域的发展，并使得原有的齐鲁周宋文化发达区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西汉一代文化发达区域的完备格局。另一方面，经学与仕宦的结合，使得西汉后期文化最发达的鲁郡、东海、琅琊地区与京兆尹、右扶风地区成长起最早的世代读经、世代高官的士族，而士族的出现，反过来又促成了地区文化的繁荣与稳定。

这一时期的长安文化，从思想上来说，由战国后期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和礼制反映在都城、宫殿、陵墓建筑并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自西汉开始，儒家思想在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在诸多方面影响着汉文化的成长与发展，儒学成为历代王朝思想统治的支柱。

从教育上来讲，汉武帝在京师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国学校，推广儒家教育，致使经学成为仕宦的阶梯。这些措施，逐渐促成了西汉后期读经尚文的风气，都城的教育、文化风气为之一变。

从科技方面来看，取得了较大的科技成就。司马迁领导制定了我国古代著名历法——《太初历》，西汉末期刘歆在此基础之上又制定了《三通历》，被称为我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同时天文观测技术也趋于成熟，有了较为精确的计时设备；数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九章算术》，是长安数学史上最为灿烂的一页，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以算筹为计算工具、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数学体系的形成；农业方面，有著名的《汜胜之书》，是活动于关中地区的著名的农学家汜胜之所撰，为后世称道；除此之外，在医学、地理学等方面也是成果斐然，这固然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有关，更为重要的是都城在全国的中心地位所致。在工程技术方面，汉代关中地区的建造技术、工程水利技术以及酿酒、造纸、冶铸、机械与造船等技术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从对外交往来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长安与周围相邻国家和地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长安文化逐渐传到了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朝鲜、日本等国。在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也为长安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儒”、“释”、“道”鼎立的局面，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个性。

从城市面貌上来看，长安建筑风貌主要表现为随意与整齐的结合。蜿蜒曲折的汉长安城形状极不规则，有“斗城”之称，但是整个汉长安城的布局很整齐，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当时的宫殿主要有三组，位于城的南部和西部：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除了三大宫殿群以外，长安城内还有北宫、桂宫、明光宫等建筑群。长安城内有“八街、九陌、九府、三庙、九市、十六桥”。生活区域被各条街道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市场和闾里。汉长安城内有闾里160处，“居室栉比，门巷修直”，整齐划一。(www.chuimin.cn)

从习俗方面来看，长安的习俗文化还在形成与发展之中。西汉建立之初，由于宗法的崩溃以及长期战乱的破坏，周代的礼仪制度淹灭殆尽，因时而立的节令习俗也因此难以详知。西汉王朝建立后，历代皇帝都致力于恢复古代礼仪制度，一些节令礼仪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从文献记载来看，我们仅知一些节令开始定型，如正旦。正月初一称“正旦”^[13]或“正日”^[14]，标志新年伊始，朝廷要举行大型朝会，皇帝要接受百官臣僚的祝贺，即“大朝受贺”^[15]。秦“以十月为正”^[16]，西汉王朝“因以十月为岁首”^[17]，汉武帝太初元年才开始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并一直延续至今。关于西汉朝廷庆祝新年的活动，史书记载不多，但从东汉已经形成完善的庆祝程式来看，西汉应该是正旦节令开始形成时期。

（三）东汉魏晋长安文化的发展及其特征

这一时期长安是陪都或是短暂的都城，文化与西汉时期有明显的不同。

东汉以降，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洛阳，关中地区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地位，长安的城市文化更多地显示出了地域的特点。不过，由于这里毕竟是皇族刘氏列祖列宗的埋葬之地，有“陵园之守”，故西汉时确立的“三辅”之名仍旧保持下来，东汉皇帝大部分都有“幸长安谒诸陵”之举^[18]，长安成为东汉王朝的陪都西京。再加上这里也是京师洛阳的西方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东汉“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的情况下，三辅地区“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用以加强管理，防备羌人。东汉之世，豪族势力普遍有所发展，关中豪族则显出其独具的特色。一是外戚豪门较多，如茂陵马氏、平陵窦氏等。二是经学世家较多，如弘农杨氏、平陵贾氏、茂陵杜氏和马氏等。这些构成了东汉时期长安城市文化的基本背景。

东汉末年以后，中国从一统大国，转入一个动荡、分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长达400年。在此期间，战乱频仍，关中成为西北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同时“各民族长期接触，经过痛苦的战乱磨炼和共同的社会生活实践，在经济、文化，甚至血统、语言方面逐渐融合，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又加上各族文化因素的新的民族共同体”^[19]。魏晋南北朝时代，长安处在民族融合、文化交融、有破有立的文化发展时期。

三国直至西晋，由于许多世家大族的存在，长安文化仍保持着较为发达的状态，主要表现在经学与教育方面。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里有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这时世家大族比较集中，有习经传统，因此，这里文风浓郁、人才辈出。然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关中地区仍然保持着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和教育形式，这一时期学术文化上的一个重大变革——玄学的出现，并未在关中地区形成思想文化的高潮。文学方面，与关中文坛在汉赋、唐诗方面的辉煌相比，长安文化在骈体文领域中的成就无法与关东及南朝匹敌。在宗教方面，这一时期的长安不仅是民族大融合的主要熔炉之一，文化多元交融的基地，而且也是外来文化——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三教”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而民族融合与“三教”的交融互争，实为隋唐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出现新高潮的主要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长安文化是汉、唐两个高峰之间的中柄环节。

（四）隋唐长安文化的繁盛及其特征

隋唐是长安都城文化的繁盛时期。

经过长期的分裂对峙，隋、唐王朝完成了统一，不仅是国家的统一，在文化和思想上也实现了高度统一。隋文帝完成了南北统一大业，并实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的措施。隋文帝所创建或确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新制度，包括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等，为唐及以后所遵循沿用。隋代建立了颇具规模、构思精巧、宏伟壮观的都城——大兴城，为唐长安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唐朝的盛世文化开辟了新天地。唐朝制度基本承袭隋朝，又进一步完善，使之愈加周密。唐代在空前统一与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文化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是一个文化大交流和大融合的时期，因此文化内涵体现出多元化与一体化相结合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从宗教、思想方面来看，由于隋唐时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与前代和后代相比较，它在学术思想上是开放的，因此，隋唐统治者实行的是一种所谓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长安出现了繁盛的宗教热潮与多样的宗教支派。唐代长安以其广博的包容性，不断吸收外来文明，宗教文化空前繁荣，佛教、波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以及本土的道教都得到充分发展，长安城内外寺观林立。^[20]

教育方面，由于科举制的确立，导致长安城的教育机构发展较为完善。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由国子监统领，属于中央教育机构。同时，设有崇文馆、弘文馆二馆，为收藏书籍、校理书籍、研究教授儒家经典三位一体的场所。同时，长安城还设有府学、县学等地方学校。长安也是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城市，突厥、大食、吐蕃、高昌、渤海及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丽等都派遣留学生来长安。长安的文化教育达到新的水平。

文学方面，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诗歌、散文、小说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部分文学家都曾到长安，有的甚至长期居住在长安。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著名诗人均长期在长安活动。散文方面，韩愈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与柳宗元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形成文风的改革运动，对后世影响甚大。由于长安迅速发展，人口增多，文化繁盛，适应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传奇”出现，其中许多传奇是以长安为社会背景的，如《李娃传》等，这些传奇对长安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史学、艺术方面，长安作为都城也对全国有着深远影响。唐太宗设立史馆，官修八史，确立了后世官修正史的传统制度；长安史学家杜佑历经30年时间，编成《通典》200卷，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史学专著。艺术方面，隋唐时期我国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均具有盛世特色。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人的书法，在长安引起轰动。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的绘画以长安人物、风俗、景物为素材。隋代的九部乐、唐代的十部乐常在宫廷演奏，立部伎与坐部伎、健舞与软舞等形式多样，精彩纷呈，著名音乐家李龟年、舞蹈家公孙大娘等聚集长安。

科学技术方面，隋唐长安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唐代初年长安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史书记载唐太宗曾将长孙皇后撰写的《女则》“梓行”天下^[21]，玄奘也曾以回锋纸印制过普贤菩萨像，到唐代中后期，雕版印刷逐渐推广。长安设有政府机构太史局^[22]，这一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焯制定了《皇极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僧一行被唐玄宗召到长安，从事天文历法研究，制定了《大衍历》，还进行了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和计算。在医学方面，政府在长安组织编写了《唐本草》，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一直在长安及其附近活动，先后写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著作，为我国医药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对外交往来看，长安的对外交往反映着隋唐时期中国在当时世界的地位。隋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达到新的高度，加上政策较为开放，与亚洲各国的交流也更加频繁，长安成为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极大地丰富了唐长安的社会文化生活。西方的物产不断输入中国，而中国的冶铁、水利、漆器、金银器制作、丝绸、纺织技术等科技发明输出国门，对亚洲、欧洲、非洲的社会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城市面貌方面，长安的城镇空间艺术走向成熟，展示了城镇空间意象的深层意蕴，对后代城镇建筑艺术有广泛影响。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长安城，以其宏伟庞大的规模、有序的布局和与自然地形协调的理性，显示了其独特的东方魅力，是中华文化高度发展的印证。隋唐长安城的建筑风貌表现为布局严整、规模宏大的特点。长安城的城市布局整齐大方，各种地形得到充分利用，高低错落，发挥了城市建设的立体效果。其总体布局是：城中有城，把皇族居住区和政府机关与居民区分开；市坊分立，把市场和居民区分开；坊设围墙，把居民区划分为东西、南北排列整齐的坊。唐长安城的宫殿也有三组，宫城内的太极宫（西内），龙首原上的大明宫（东内）和春明门内的兴庆宫（南内）。三组宫殿还可以分为两大类。太极宫和大明宫属于同一类型，倚龙首原而立，地势较高，在建筑上非常讲究对称整齐，都有一条明显的建筑中轴线，政治区在南、生活区在北，明显分开。兴庆宫与之不同，它地势较低，不讲究整齐对称，没有明确的区域划分。

从游赏的角度来看，唐长安以山水为主布设风景区，在风景区的建设上别具匠心，它娴熟地利，巧用地形，为自然之美更加增辉。其主要代表是城东南的曲江池、城东的骊山华清宫和城南的樊川、灞浐之间的辋川。这些风景游览区既包括皇家园林，又有市民游览区，体现了皇家文化与市民文化的融合。

隋唐时期长安习俗主要表现为节令习俗。唐代京城节令习俗主要包括传统节日、宗教节日和利用政权力量新增设的节日三种。传统节日主要有除夕、元日、上元、立春、晦日、社日、寒食、清明、上巳、端午、七夕、重阳、冬至、腊日等；宗教节日主要有浴佛节、盂兰盆节等；利用政权力量新增设的节日主要是皇帝的诞日，如玄宗的千秋节、肃宗的天平地成节、代宗的天兴节、文宗的庆成节等。

由于唐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独特背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一方面能融合外来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其文化的先进性，又具有较强大的传播功能，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正因如此，形成了隋唐时期长安文化博大包容、开放进取、崇文好诗等特征。

隋唐时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在与各个国家的交往和文化的传播中，体现了国家鼎盛时期文化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能力。长安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政治中心与中华人文荟萃之地，无疑成为人才辈出和文化成果丰硕的文化之都。

从长安都城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以都城文化引领文化的地域性是其主要特点。突出表现为都城文化的丰富与先进及其所具有的强大扩散和传播功能，其文化地域性特征隐含在都城文化的光芒之中；同时地域文化又受到都城文化的强烈影响，体现在其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地位及影响方面。当然，都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量，使得先进的文化不断地增加新的内涵，体现出多元文化的聚合发展。

三、后都城时期的历史文化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这一时期全国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经济中心南移，长江流域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过黄河流域。这一阶段的政治斗争和民族军事斗争也比以往各个时期更为复杂而激烈，先后兴起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分别建立起辽、金、蒙古及清等强有力的军事政权，南下进占黄河流域，甚至建立起统一全国的王朝。民族间的长期对峙及互相交兵，都使中原地区比之南方经受更多的摧残，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更加迅速。对外关系方面，先有蒙古帝国远征西亚、东欧，又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海上东来，使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面临诸多新问题、新考验。

宋元明清以至近代，西安由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降为西北区域性的中心，在民族矛盾与战争主题相互交织的前提下，西安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军事形势的影响，同时也由于统治者对关中的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视，使西安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文化也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曲折前进。这一时期，西安文化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作为历经千余年的古都，其文化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全真教的兴起以及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学”的发展，表明西安地域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同时，关中依然保持尚武的风气，这与其所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军事重镇的性质是息息相关的。

从学术宗教思想方面来看，宋元明清时期西安地区主要有两个值得称颂的方面：一是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是道教融合儒、释的典范。全真教以《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孝经》为经典，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通过“正心诚意，少私寡欲”的清修，达到克己、忍辱的超脱境地。王重阳死后归葬陕西，埋骨于西安户县的祖庵镇，这里在元代成为北方道教中心，也是道教碑刻的中心，号称“祖庵碑林”。另一个值得称颂的是关学，是这一时期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学由宋代张载开创，但宋元时期关中的理学在全国并不发达，到明中叶尤其是嘉靖以后，“关学”才出现群星灿烂的繁荣局面。薛敬之、李锦、马理、冯从吾等关中学者的学术活动，提升了关学的影响与价值。清代前期文化界有“关中三李”的说法，其中李颙（二曲先生）是清初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的学术界代表人物之一，与黄宗羲、孙奇逢并称清初三大儒，从理论与实践上发扬了“关学”重实的传统。

文学方面，宋元时期西安文坛较为低落，明清时期有了一些复兴迹象，尤其是明中叶，以诗、文、杂剧而称雄中国文坛的“前七子”中有三人是陕西人，对西安文坛有很大影响。

教育方面，宋代开始的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直接导致长安孔庙第一批修复，为兴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全国性图书印制发行网络也以国子监为中心，以州县地方为脉络迅速铺开，长安（宋代称永兴军）作为这个网络的一环，图书事业也是蓬勃发展，这间接促进了永兴军教育事业的发展。北宋的三次兴学，以及宋代“右文”政策，都对关中地区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永兴军城中另一项重要建设是元礻右年间把许多汉唐石刻集中收藏到当时的府学之北（今碑林所在地），奠定了今西安碑林的基础。明清时期的西安城内书院门是其文教区域，这里有关中书院、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义学、文庙、碑林等，向东延伸，有长安考院、咸宁考院、西安府考院、崇化书院、社学等，都位于今端履门街以东。

科技方面，西安地区在宋元明清时期表现得明显落后于东部，这与西安由都城转为军事重镇的政治地位有很大关系。

从对外交往来看，宋元明清时期西安作为地方性区域中心已失去了代表中国对外交往的地位，西安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对外交往基本是以武力做后盾的。

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唐代末年节度使韩建放弃外郭城与宫城，以九三高地的皇城为中心改筑新城，与唐长安城相比，城市面积大大缩小，奠定了五代宋金元时期的城市范围。明代，“西安”名称出现，以五代宋元城市的南墙和西墙为基础，向东、北方向扩充约三分之一，城市面积大幅度增加，形成现在的西安城圈轮廓。扩建后的西安城，周长11.9公里，南墙3.4公里，北墙3.3公里，东西墙均为2.6公里，大致是一长方形。

从市民习俗来看，现代的西安风俗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具有雏形。

近现代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其文化的发展受到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促进，近代历史延续了百余年，而走向现代化历程却仅仅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段时间。城市工业化卓有成效的迅猛发展，使西安从一个畸形消费的城市成长为一个集现代高科技产业、科研教育、现代旅游产业和轻纺、重工、电子等多个工业部门为一体的具有多功能的地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发挥着在西北地区的龙头作用。

总的说来，长安的后都城文化在唐代以后废不为都的千余年里，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愈益明显，对外文化交流也很有限，文化的影响力度与都城时期相比明显减弱，但仍在若干领域，例如“关学”和传统学术领域对文化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继承推动作用，使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保持了区域性文化中心的地位。

【注释】

[1]见《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项羽本纪·集解》。

[3]史念海：《古代的关中》，《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版，第26页。

[4]《元和郡县志·河南府》。

[5]《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

[6]耿占军：《中国历史地理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8]《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9]朱士光：《关于长安文化之形成及深入推进其研究的管见》，《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

[10]《大诰》。

[11]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12]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9页。

[13]《续汉书·礼仪志中》。

[14]《四民月令·正月》。

[15]《续汉书·礼仪志中》。

[16]《汉书·律历志上》。

[17]《汉书·郊祀志上》。

[18]见于《后汉书》各帝纪。例如开国的光武帝，便先后四次“幸长安”、“谒高庙，有事于十一陵”，一次“行幸长安”，“祀长陵”。

[19]黄新亚：《长安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20]据宋敏求《长安志》引韦述《两京新记》载，长安城内僧寺64，尼寺27，道士观10，女观6，波斯寺2，胡寺4。因韦述为唐玄宗开元以前的人，故天宝以后寺观增减不在所记之数。《长安志》所记寺观数较《两京新记》为多，共计寺观100所，道观38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又有所增补，共计寺观108所，道观40所。据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载《唐研究》第二卷，1996年，第19页）研究，“在长安城及迄今较有一定规模的佛寺就应有二百所以上。此外，还有大量不知名的山寺、野寺、佛堂、僧舍、兰若等”。

[21]《旧唐书·唐太宗纪》。

[22]太史局这个机构名称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