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的侍从为何一聋一哑进入桂香殿,宫殿正中是文昌帝君像,两侧是两尊侍童像。由此可见文昌帝君的知人善任,重用天聋地哑,意在“教人归真守朴,莫聪明外露”。在文昌帝君身边安排这样两位聋哑童子作为亲信侍童,更是反映了仕子们对科考黑幕的愤愤不平和希望考场能够公平公正的美好愿望。......
2024-09-06
文昌正殿侍臣数量之谜
现在,在文昌正殿的文昌像两侧,立的是八位侍臣像22,身姿挺拔,表情庄重。一直以来,正殿内侍臣像的数量、他们的身份始终没有定论,成各家之言。但好奇好像真的就产生在扑朔迷离当中。我仔细端详着殿内的神像,期望能找到解开谜团的那把钥匙。
在我翻阅书录的过程中发现,单是关于正殿侍臣数量的记载就有七到十不等之说。就连神像背后的铭文,也让人费解。在神像背后的铭文上,标明的铸造时间即使同属一年,相差仅一个月,也有“文昌正像侍神一堂十位”和“文昌圣像一堂七位”两种不同的记录。那么殿内究竟有几尊神像呢?我们不得而知了。
这些侍臣又是谁呢?根据装束和制造工艺,可以断定天聋、地哑、太白金星和顺星四尊铸铁神像是出自同一个年代的,而且年代久远。包括两尊藏匿于天聋、地哑身后的泥像在内的其余四尊泥像很明显是新塑的,很难确认建于哪朝哪代,也无法准确确定他们是谁,这四尊也是争议最大的。
顺星:主管国运、人运之星。
董仲舒23:公元前179—前104年,曾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胶西王刘端国相。
地哑24:文昌帝君的侍童之一,掌管文人禄运簿册。
我并没有找到过多详细记载的史料,只听说一些民间的传言。现在新塑的是董仲舒和韩愈像。有人认为,原来的两尊在“文革”的时候被捣毁了,至于那两尊是谁就没有准确记载了。殿内诸多神像,“文革”时期单单捣毁两尊,很多人对此产生了怀疑。我倒认为合情合理。“文革”时期全国上下“批林批孔”,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韩愈是有名的大文豪,如果泥像当真是他们两位,在当时就是“大儒”,被毁坏完全有可能。而现在人们认为另外两尊是寇准和文天祥,也大多来自民间猜测,史书上同样找不到建造年代和身份说明。
关于八位侍臣的诸多争论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停止,争论之一是关于新塑的泥像是否值得保护。我认为我们不能把时间理解得过于狭隘。宇宙自身有自己的运行轨道,时间,是人为赋予岁月的标记。今天的文物,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而来,对于我们,那是无法复制的,但回想制作的那个年代,再平常不过,就像后人看待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一样。历史绵亘不绝,先人的事情我们叫做历史,而我们同样是创造历史的人。思辨一想,一代代华夏子孙都是中华民族文化承前启后的传承者,这种传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要为了子孙后代保护好传下的文物。(www.chuimin.cn)
天聋27:文昌帝君的侍童之一,手持文昌大印。
韩愈28:公元768—824年,曾担任唐代礼乐官。
太白金星29:玉皇大帝的特使,负责传达各种命令。
争论还来自儒、道两教。道教认为侍臣中的六位,代表着的是文昌星中的六颗星。儒教认为代表着四位千古名相、四位忠臣孝子。我想这样的争辩永不会分出结果。自古以来,儒、道教文化在中国统治者统领思想的领域,交替扮演着工具的角色,但两者之间的碰撞和争论却恰好促进了二者的交流和融合,儒、道两教在中华儿女身上,更多的是以和谐的方式存在的。自古以来的诸多历史名人莫不如此。唐代大诗人李白,作千古佳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其中蕴涵着深刻的道教思想,而他一生又始终逃不过追求功名利禄的儒家出仕之道,单从某一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全面地去解读李白的。
洞经古乐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清朝学者顾嘉衡写在河南南阳孔明祠门前的对联,一语道破了玄机。我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只要有益于中华民族繁荣兴盛的东西就是好东西。儒家所讲的忠臣良相只要可以树立起衡量贤臣的标准,成为后人的榜样,民族精神能深植在中华儿女的思想中,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左页)桂香殿前的四株桂花树 (右页)桂香殿上的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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