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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认定标准:以价格为准确标准的探讨

【摘要】:大多数商品生产国家有标准,企业有检验。这就说明以价格为标准判定物品好坏是不一定准确的。大众的“比较法”还是要以选择价廉物美为目标,以自己适用为目的,以物有所值为基准,以物尽其用为“好”,以闲置浪费为“坏”,才是正确的标准。衡量事情好坏常以“计利法”为标准。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人们通常是用对自己是否有利作为衡量标准。

第二节 好坏认定标准

人总想买到好的东西,总希望与好人交往,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样的人就认定为好人,这是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实际生活中,人们有一些共识,但也有分歧,特别是面对数也数不清的商品,面对许许多多的面孔,具体把握什么样的尺度标准,就千差万别了。本节从客观公认和主观判别两个方面阐明一些观点。

一、衡量好坏的社会通常标准

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总要对物、事、人的“好与坏”进行判别,以避免选错物、做错事、交错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许许多多经验,也有过不少教训。正是这些经验和教训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被公众互相效仿的通常衡量标准。

衡量物品好坏常以“比较法”为标准。大多数商品生产国家有标准,企业有检验。人们在消费商品时,一般采用比较的方法来辨别“好坏”。其实,许多物品只是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已,并没有本质上的“好”与“坏”。一些被冠以“好”的东西,是相对于不中意的东西选出来的。一些被斥之为“坏”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有害的物品。被大众普遍看中的物品,自然就是好的。有时,人们也会受从众心理的驱使,跟风选择。总以“紧俏的就是好的”为标准。甚至,有人以价格为标准,价格最贵的,就认为是好的。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能把这种方法视为唯一的、万物通用的标准。质次价高的物品诱导人上当的例子并不少见。收藏界就有“打眼”和“捡漏”的说法。有的人花大价钱买了赝品假货,有的人花很少的钱却捡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珍品。这就说明以价格为标准判定物品好坏是不一定准确的。当然,天天都买的大白菜,人人都看得见它的质量好坏,价格只是随供求关系有些浮动。那么,好点的白菜肯定是贵的。那些品质很次的当然要便宜。对于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等大宗商品,品种价格多样,多多比较,就是正确的选择。大众的“比较法”还是要以选择价廉物美为目标,以自己适用为目的,以物有所值为基准,以物尽其用为“好”,以闲置浪费为“坏”,才是正确的标准。

衡量事情好坏常以“计利法”为标准。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人们通常是用对自己是否有利作为衡量标准。天灾是自然造成的坏事,人祸是人为造成的坏事。宏观上讲,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事,就是好事,反之就是坏事。现代社会,尊重人的个人利益,人们为获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所做的事,应该归结为好事。不过,在获取的过程中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就是说,利己不损人的事是好事;利己又利人的事是大好事。如果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事,那就是具有共产主义高尚品质的人的崇高表现,非常难能可贵。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人是趋利的。如果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的事,并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大家并不反对。如果损害公众的利益,大家势必认为这是坏事。损害的程度越大,大家反对的声音就会越强烈。就像开车,一个人驾驶自己的车,按交通法规行驶,对别人没有妨碍,这是好事。如果不按交规行驶,造成拥堵,甚至造成车祸,那就变成了坏事。一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得应得的利益,大家感到很正常,对于社会进步,对于个人发展,都是好事。如果超越了“诚实”和“合法”,非法获利,那就是坏事了。人们总是以是否有利的结果来判别好坏。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结果对人们不利,大家都会认为是坏事。哪怕是出于好心好意,结果不利于人,也会被认为是坏事。

衡量人的好坏常以“带帽法”为标准。衡量人的“好与坏”要比判别物品的好坏复杂得多,也比确认好事、坏事要难。因为坏人不等于每时每刻都在做坏事,好人也不等于就不会犯错。好心办坏事,坏人做好事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于是,通常人们衡量的办法是用两顶“帽子”去套。一是违法犯罪的帽子。一个人被抓了,判刑了,就说明他干了坏事,就是不可饶恕的坏人。一般大人总这样去教育小孩,这就是坏人,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学好。二是用大家反对的帽子。一个人大多数人说他的不是,这就是“坏人”。用这两顶“帽子”套,一般来说,有一定的道理,信任国家的法律,信任群众,一般情况下是对的。但是,也不能绝对化。高墙内关着的人也不等于全是坏人,除去极少数冤假错案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懂法或者虽然懂法但一时失足触犯法律的人,真正十恶不赦的坏人,需要坚决镇压的坏人并不多。群众口中的“坏人”也有被冤枉的,比如,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为了群众的长远利益严格执法而得罪了部分人的工作人员,许多群众只看到表象,就把他们看成是“坏人”,这就不准确也不公平了。

二、判别好坏的个人主观感知(www.chuimin.cn)

判别好人坏人要比判断物品的好坏、事情的好坏要复杂和困难,然而,三者是有联系的。人们往往通过物和事来“感知”人。如果买到了自己满意的商品,对这个商品的生产者、经销者都会心生好感。如果有人赠送某个主体一件珍贵的礼品,没准两人就可能发展成好朋友。如果两个心仪的男女偶然相遇,雨中之伞也许就成全了一对好夫妻。办一件困难的事情,有人鼎力相助,肯定心生感激。求人办事,对方热情相帮,总认为这人很好。该办的事不肯办,能帮的忙不肯帮,心中肯定认定这人不是好人。由此可见,判断人的好坏,是通过对物的交流和工作、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情的感受形成的。其实,人的主观感受也不一定准确,也有看错人,误把好人当坏人,错把坏人当好人的时候。如果送“礼”者并非礼尚往来,而是另有所图,甚至是拉人下水;如果帮助做的事情是违背常理之事,甚至是违纪违法之事;那么,这些人就不能称得上是好人了。

认人不能“脸谱化”。中国的传统戏剧表现人物的好坏,从脸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奸臣总是“大白脸”,英雄总是一脸的豪气。这种表现形式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还很盛行。无论戏剧还是电影,好人总长得高大漂亮,坏人总长得丑陋不堪。连不怎么懂事的小孩一看也明白,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如今,舞台和屏幕上这种现象已不多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看人看“脸谱”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就是只重表面、不深入了解。有的人只看人的表态和应承,不去考察他的行为和办事的结果。有的领导只看考察对象的文凭、奖章等光环,不愿深入考察其实际的品行和能力,就轻易地下结论。这些看人“脸谱化”的现象,从选择学的角度看,是在识别人的标准上的非理性,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表现。

识人不能“感情化”。人是情感动物,接触多了,容易有感情。人总是对熟人比较信任,对生人心存戒心,这是常理。在判别人的本质好坏的问题上,感情化、情绪化往往会影响识别的准确度。有的人信奉“有奶就是娘”,有的人轻信“对我好就是好”,因而容易被假象所迷惑。如果你是一位领导,就一定要清醒,“听话”的不一定是“忠诚”的,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不等于就是“不听话”的。如果你的家庭婚姻出现了裂缝,这时,“骂”你的人、指责你的人,不一定是坏意。“安慰”你的人,送来温暖、送来“玫瑰”的人,不一定安好心。经常当面说你好话的人,不一定是真朋友;经常批评“敲打”你的领导也许是真爱你的好领导。

识别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对自己的感情,还要看他对别人的态度。如果仅仅是对你好,就要分析一下原因,想想自己的有什么特别吸引对方的地方,理性地判断一下对方的动机。再看看他对其他人的态度,做一些比较分析,判断就会准确许多。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有利益关联和相互吸引之处。识别人的标准和决定与之交往的程度,还是要以双方是否具有共同正确的人生观去度量。千万不要被飞来的甜言蜜语所陶醉、被大把的“慷慨馈赠”所左右、被献上的鲜花美酒所迷惑、被热情的投怀送抱所晕头。

看人不能“极端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好人与坏人的概念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似乎坏人到处可见,地、富、反、坏、右,还要加上“臭老九”、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满眼都是敌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认识也在变化。“坏人”似乎“少”了许多。其实,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受各种各样的影响,绝对的“好人”并不存在。人总有缺点和不足,但是,都可以划入“好人”的范畴。不过好的程度不同而已。有基本品质一般说得过去的,有品质较好的,有公认十分优秀的。像毛泽东评价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说没有,但也不是很多。在许多媒体上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高尚的形象,但相对于人口的总数,比例还是非常之小的。另一方面,所谓“坏人”也有区别。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也有政策界限,在反动政府做事的,在反动军队当兵的,“副连长级别”以下的,只要登记交待清楚,并不以坏人论处。就是伪满政府的皇帝和许多战犯,共产党也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最后让他们回归自由的人群。在现实社会中,真的“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人”也非常之少。即使是做了坏事,被关在高墙之内的犯人,除必须处以极刑的死囚之外,也都称之为“可以改造好的人”,而不叫他们是“坏人”。这就是说,人的好坏品质只是程度不同,看人不要极端化。

对于人的识别,中国自古就有“盖棺定论”之说。因为,人生道路艰辛而坎坷,人也会变化的。林彪曾是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战功卓著,一度官至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副统帅,但后来,变成叛党叛国的坏蛋,在叛逃时摔死他乡。现实中,有不少人也曾经是口碑很好的“大好人”,由于放松警惕,放松自己,放纵私欲,结果变成了贪污人民血汗的“大坏人”。许多人小时候曾经是众口一词的“小坏蛋”,后来经过社会风雨的磨练,变成了有突出贡献的大慈善家。所以,看人不能看一时一事,要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去看。不要用僵死的标准去套。人在选择中进步,好与坏在选择中变化,人要在感知现实中学会判别好坏,而不要用所谓的“标准”束缚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