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关系研究综述及其在中国-阿拉伯经贸论坛中的影响

中阿关系研究综述

宁夏社会科学院　孔炜莉　赵晓东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阿关系源远流长，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有着绵延不绝的接触与交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与阿拉伯各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60年来，中阿友好关系不断进步和发展。

2004年，中国与阿拉伯联盟共同宣布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建立平等与全面合作的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中阿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在中阿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数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阿合作论坛初步形成了以政治、经贸、文化合作为主，兼顾其他领域的合作框架，并建立了一系列具体合作机制，论坛已经成为中阿加强集体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政治上，中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各自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经济上，中阿坚持务实合作，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双方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扩大了在经贸、能源、投资、金融、旅游和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效；在文化上，中阿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国已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并在这些协定的框架内，签署了一系列文化合作执行计划。^[2]综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是历史的潮流，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就中阿关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和综述。

一、中阿政治和外交关系研究

（一）中阿历史研究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间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中阿两个伟大文明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此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张俊彦的《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海洋出版社，1986年），此书论述了古代自秦汉起直到明代我国同西亚、非洲的海上交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双方的社会、生产、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江淳、郭应德的《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该书从历史学角度系统阐述了汉至清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往关系，为学界同仁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王铁铮的《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中阿交往的同时，探讨了中阿交往对科技和文化的影响。此外，张一纯的《中国和伊拉克的历史友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9）、黄盛璋的《中国和索马里的传统友好关系》（《世界历史》，1981.3）、沈福伟的《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世界历史》，1982.1）、艾燕的《中国和叙利亚的历史关系》（《阿拉伯世界》，1984.2）、时任阿曼驻华大使阿卜杜拉·侯赛尼的《中国与阿曼苏丹国的历史关系》（《阿拉伯世界》，2002.1）分别回顾了中国与伊拉克、索马里、阿曼、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的交通联系、人民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的中国与当时的阿拉伯国家正是繁荣昌盛时期，中阿文明处于世界文明高峰，中阿双方各领域更是频繁交往，许多学者就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对唐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利用汉、藏、阿文文献和突厥碑铭、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汉文文书等原始材料，对唐朝与中亚关系史有争论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考述。王怀德的《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8.1）主要论述了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友好关系。许序雅的《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重新考证了《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的有关昭武九姓的史地记载并论述了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张日铭《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全面运用中国唐宋文献和古代阿拉伯文献、西方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公元7～10世纪初近300年间（618～907年）唐王朝与阿拉伯大食帝国、突骑施、吐蕃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以及中国与波斯湾地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通道的商贸文化交流关系。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阿赫默德和金波等著的《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讨论了中国唐朝时期（618～907年）阿拉伯世界与中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并对二者军事、商业、文化等各种关系进行了讨论。薛宗正《中亚内陆大唐帝国》（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中亚内陆（主要是河中地区和狭义上的西域地区）为考察区域，论说中亚的游牧部族、亚洲内陆腹地的政治演变以及大唐边政建置等问题。马志峰、丁俊的《唐宋时期中阿交往及其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4）认为唐宋时期中阿文明的交往，不仅在中阿关系史和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这种交往对今天中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及对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都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二）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阿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直保持着极其广泛的友好合作。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实现发展目标上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国内专门研究中阿关系的著述很少，论文则多是以阿拉伯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论述，而中阿双边关系论述则相对较少。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阎玉瑾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发展的演变》（《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4）对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并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张宏的《阿拉伯对华政策与中阿关系》（《阿拉伯世界》，2000.1）对中阿关系处于阿拉伯国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第三、第四等的原因，作者根据阿拉伯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如何把中阿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姚匡乙的《阿拉伯国家的变革与中阿关系的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5.3）着重探讨阿拉伯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趋向，改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转型时期中阿关系的发展。杨福昌的《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阿拉伯世界》，2006.2）、《发扬传统友谊再创辉煌未来》（《西亚非洲》，2006.6）、《论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阿拉伯世界》，2007.2）和《新中国外交六十年中的中阿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1）等文章对中阿关系进行了历史性回顾，讨论了中阿经历的3次建交高潮，探讨中阿当代各领域的合作经验，并对未来双方合作和交往前景作乐观展望。

对于当前和今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严峻挑战，钱学文的《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中阿合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6）、李伟建的《试论新国际环境下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阿拉伯世界》，2005.6）、李荣的《当前中阿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阿拉伯世界》，2005.6）、张颖的《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5）认为新时期中阿关系从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目前中阿合作已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应一如既往地支持中东国家振兴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除通过中阿论坛双边交流机制继续推动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外更应注重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针对当前不少阿拉伯国家在政权交替时政坛新人对中国了解不多或不够重视的情况，做好新生代领导人的工作；加强与阿拉伯国家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交流改革的经验教训，与阿各国分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侯赛因·伊斯梅尔的《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变幻世界中的阿中关系》（《阿拉伯世界》，2004.3）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阐述了阿中关系。姚继德《“大周边”战略与未来中阿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6）认为中国必须在“大周边”外交战略视野下对未来中阿关系做出重新定位，在未来的中阿关系构建中应当立足长远战略，矫正目前单一的能源优先的外交政策，避免短视和功利性，牢固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将未来中阿关系全面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唐志超的《中阿新型伙伴关系持续快速发展》（《西亚非洲》，2009.10）认为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阿关系的发展。中阿关系的特点是：中阿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呈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发展的态势；双方在彼此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中阿合作框架成为推动双方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平台与合作机制；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与影响力明显增大，参与中东事务的力度加大。

近年来，中东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重要性，成为国际热点地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东方晓的《中东政治格局与中国的中东外交》（《西亚非洲》，1995.6）就中国应该如何看待中东的局势，如何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李伟建的《关于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分析和思考》（《阿拉伯世界》，1998.11）、《当前中东局势及中国与中东关系》（《西亚非洲》2006.9）和《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中东外交》（《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6）等论文从国际关系角度，以历史总结与现实考察、理论思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时期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的变化、特点，探讨在新形势下双方关系如何突破，提出自己的政策思考和建议。姚匡乙的《新时期中阿关系的发展和中国中东政策的演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5）和《中东热点问题走向和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1）指出近年来双方在中阿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展开全方位互利合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中东地区形势动荡，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因素对未来双边关系发展构成了新的挑战，认为中国不断调整的中东政策将为中阿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安维华的《开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新天地的三十年》（《西亚非洲》，2008.11）、刘中民的《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宁夏社会科学》，2008.6、2009.1），在回顾了在中国与中东关于政府、经贸、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认为，虽然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挑战，但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王建的《中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4.1）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角度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进行了分析。买买提艾力的《试析中国的中东政策》（新疆大学硕士论文，2004.6），讨论了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历史和中国的中东政策的调整、发展，分析了中国的中东政策和中国对阿以冲突，海湾危机及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三个对中东影响很大的事件所采取的政策及产生的影响，并从影响中国的中东政策的因素及走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后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对国际战略态势和中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刘建飞的《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与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4）、余建华的《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外交》（《西亚非洲》，2004.6）着重分析了中国对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外交立场、策略及特征。靳希民的《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战略形势及中国的战略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1）分析了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战备对策。钱学文的《中国对伊拉克外交中的国家利益取向》（《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2）正确理解了中国与伊拉克关系中的政策取向，从而客观认识中国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对伊拉克局势的官方立场及其基本出发点。张宏的《埃及的国际地位与中埃关系》（《国际论坛》，2000.1）探讨了埃及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非洲、发展中国家、欧美等的关系，进一步回顾和论述中埃两国的关系。安惠侯的《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6）和《中国与埃及友好关系六十年》（《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3）回顾了新中国与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建交的过程以及新世纪中埃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让我们更加怀念两国伟大的领导人、政治家周恩来和纳赛尔。李振中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对中国穆斯林事业的贡献》（《回族研究》，1999.2）肯定了沙特对中国穆斯林事业的贡献。王猛的《中沙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5）认为，从1979年始，中沙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点：阿富汗抵抗运动与中沙接近；宗教联系与中沙建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中沙的危机管理。胡特赐的《21世纪中沙关系研究》（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09.6）回顾了建交前至21世纪前中沙关系的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军事等方面来分析两国关系发展现状及两国关系特点。同时分析了两国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阻碍因素。余建华、王震的《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力》（《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2）就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形成，它为何与中国北京奥运会发生联系，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积极态度等进行深入探讨。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的《试析中国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冲突中的立场》（《国际展望》，2009.2）主要分析了2003年到2008年12月中国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冲突中的立场，并指出国际上对中国立场的误读，忽视中国立场的转变和为解决冲突发挥的积极作用。王猛的《从苏丹个案看中国对阿外交之成长》（《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2）认为，中苏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始终彰显着“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对阿外交的成长轨迹，还指出中国外交必须重新审视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应对技巧，在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向成熟，实现外交转型和国家形象重塑。澳大利亚学者露西塔·蒂罗丝和土耳其学者纳迪尔·伊尔梅兹的《从土中关系看中国的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5）从经贸发展和国际关系两方面来考察对称性和双边关演出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夏路的《也门统一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4）以复合权力结构为视角，通过对也门一体化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六项内容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也门一体化统一对中国“一国两制”一体化统一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中阿经济关系研究

（一）唐朝中阿经济关系

唐朝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双方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郭应德的《唐代中阿经济关系》（《阿拉伯世界》，1994.2）从贡赐与自由交易、阿拉伯商人、唐代的国际港口、唐朝商船等方面具体分析唐代中阿海上经济关系。景兆玺的《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海路贸易的发展及其原因分析》（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04.4）以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间的海路贸易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唐代中阿海路贸易发展及原因。高红梅的《唐以前中阿贸易关系概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6.3）概述了唐以前以陆路为主的中阿交往、贸易。张玉霞、景兆玺的《唐代中国入阿海路贸易品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8.6）对中国入阿海路贸易品种、中阿海路贸易交通线、海路是唐中期以后中阿贸易的主要通道等问题作了简单探讨。黄慧的《公元7～10世纪中阿贸易交流考略》（《生产力研究》，2010.3）着力探讨了唐朝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交流，包括双方的陆路与海路贸易交通路线，贸易主体和主要贸易语言，进出口商品构成以及双方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二）现代中阿经济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阿政治关系的不断发展，经贸关系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双方更加重视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中阿经贸合作的政策方针，从而使双方的经贸合作有了长足进展。国内中阿经贸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安宝钧的《阿联酋市场及中阿经贸关系》（《西亚非洲》，1996.6）、刘凤华的《中阿经贸合作及中阿联合商会的作用》（《西亚非洲》，1997.2）、王健和周国建的《试论21世纪中国与中东经贸关系》（《阿拉伯世界》2001. 2）、马青的《展望21世纪中阿经贸协作前景》（《阿拉伯世界》，2003.2）、林勇的《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这些论文主要回顾了中阿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特点，并指出了在中阿经济合作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制约因素，就此提出加强中阿经济合作的若干构想建议，对中阿关系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安维华的《关税税率与中阿贸易》（《西亚非洲》，1997.2）从关税税率角度深入探讨了90年代以来，中阿贸易额大幅度增加的原因，认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较大幅度下调关税，为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会，促进中阿双边贸易更大的发展。吴富贵的《中阿经贸优势互补与我中西部引资策略》（《阿拉伯世界》，2003.6）认为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西部地区在许多方面与阿拉伯地区有相似之处，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中国应加强双边合作，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实行灵活多变和有针对性的贸易方式，鼓励双向投资及充分发挥中阿经贸的互补性等措施。王有勇的《现代中阿经贸合作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从双边贸易、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双向投资合作和信贷合作等方面，对现代中阿经贸合作展开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展望了21世纪的中阿经贸合作关系，得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吴磊的《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兼谈伊拉克战争的影响》（《西亚非洲》2003.4）、杨帆的《伊拉克战争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和《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改革与理论》，2003.4）、张震的《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现代经济探讨》，2003.6）、杨运忠的《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战略态势以及中国安全的影响》（《当代亚太》2003.7）、周继红的《伊拉克战争与中国的能源安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3）分别探讨了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经济、周边安全环境、能源安全产生的重要影响。周国建的《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与中东经贸关系前景探讨》（《世界经济研究》，2003.11）对未来中国和中东的经贸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和预测。李伟建的《中东在中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及双边关系》（《西亚非洲》，2004.6）、唐宝才的《对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与中东经贸关系的思考》（《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3）对加强中国和中东经贸关系提出几项建议。刘璇的《中国与海湾六国的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分析》（《阿拉伯世界》，2005.2）在介绍海湾六国的经济状况、我国与海湾六国经贸关系的基础上，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李红杰的《刍议冷战后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主要利益变化》（《世界》，2006.5）和《中国—中东：全球格局下的利益相关》（《中国报道》，2006.4），阐述了冷战后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利益、国际政治利益和经贸利益四个方面的变化。虞卫东的《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经贸合作现状和前景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12）在简述了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现状的同时，进一步对双边贸易、投资、经贸合作进行了探讨。王猛的《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全球视角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4）认为，以全球视角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含义是：在具体层面上，应正视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从推动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来实现整体顺利参与；从整体角度看，中国应以中东经济事务为平台妥善处理与世界大国关系，推动能源领域的国际化和市场化。

新中国成立后，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最早与华建交的国家，双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1999年，中埃建立面向21世纪战略合作关系，加快了两国经贸关系全面合作的步伐。梁瑞骅的《世纪之交中国与埃及经贸合作前景和发展潜力》（《外交学院学报》，2000.增刊）、赵苏的《中国与埃及经贸关系的发展与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2.4）、周国建的《入世后的中埃经贸关系》（《阿拉伯世界》，2003.1）、王林聪的《中国与埃及经贸关系简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1）等文章在对埃及市场、中埃经贸关系进行分析与回顾后，探讨影响中埃经贸关系发展的因素，认为中国入世后的中埃经贸关系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陈略的《中埃贸易如何应对埃及新经济形势》（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论文，2006.1）和牛雪峰的《中国对埃及投资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4）分析了埃及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以及埃中经贸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并结合中埃两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中国对埃及投资的类型和中国对埃及投资的企业战略。张群生的《中国和埃及农业合作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4）从优化农业技术和资源互补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和埃及农业资源进行研究。高玲的《埃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因素浅析》（《管理观察》，2009.6）分析了影响埃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因素，为埃及企业提供了建议。孙昌庆的《沙特市场状况及我国工程公司的对策》（《工程设计与建设》2004.5）对沙特宏观经济环境和建筑市场状况进行了介绍，说明了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在沙工程的总体情况，并提出了解决目前问题的对策。杨莲娜的《中国农产品出口沙特阿拉伯市场分析》（《世界农业》，2008.7）指出，要想促进农产品对沙特的出口，中国应在继续加强优势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基础上，详细了解沙特的食品法律、标签要求和市场准入限制，并重视对沙特市场的开拓，积极参加各类商业展会，与沙特进口商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

（三）中阿能源合作研究

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合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阿的石油合作方面。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不断加大。石油已经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最大的商品贸易，也是双方经济合作的主要项目，石油在中阿经济合作中将处于核心地位。为此，国内外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苏丹学者加法尔·凯拉尔·艾哈麦德的《论中阿在油气和石化产品方面的合作》（《阿拉伯世界》，2001.2）分析了中阿在油气和石油化工产品方面的合作，探讨其性质、规模及合作的机遇，并就这两个友好民族在这一领域的互惠合作，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李伟建的《中东石油与中国能源安全》（《阿拉伯世界》，2000.4）、杨光的《从能源联系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西亚非洲》，2004.5）、金良祥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与中东能源关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4）、钱学文的《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国际观察》，2008.1）客观地指出，在中国对中东能源依赖程度日益增加情况下，双方合作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探索在互利基础上解决问题的措施，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并使中国与中东关系不断深化。王有勇的《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能源合作》（《阿拉伯世界》，2005.6）在介绍了中国与海湾六国能源合作现状的基础上，简要分析双方能源合作的特点、优势及其挑战。他的《中国与叙利亚的能源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3）分别分析了中叙能源合作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钱学文的《中东油气与中国石油发展的战略思考》（《阿拉伯世界》，2007.3）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对于国内的油气资源，要充分重视、关注并不断加强它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同时应心怀忧患意识，合理利用中东的油气资源，将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高东岳的《中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外交》（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6）主要通过探讨海湾地区各国的政治现状和石油管理体制、各大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努力，来阐明中国开展能源外交需要应对的挑战。刘国臣的《伊拉克战后石油工业重建情况及中国公司参与的条件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07.12）综合大量第一手访谈信息，介绍了伊拉克重建进程特别是石油工业重建的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公司参与伊拉克石油工业重建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并提出了建议。范鸿达、洪正的《中国在中东的风险分析：以海湾地区为例》（《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4）着重研究了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在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一些规避风险的建议，以期为更好实现国家利益学理分析。

沙特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石油消费量日益增加。因此，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但涛波的《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业及其对外经贸合作》（《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5.2）介绍了沙特石油政策特别是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沙特和中国的经贸联系，认为中沙在石油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抓住此次沙特重新开放石油领域的机遇，努力开拓沙特和中东石油市场，满足国内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张立哲、周云亨的《试析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5）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法对中沙石油合作作出理性分析与判断，指出两国在能源领域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并推动中沙关系的稳步发展。胡娟的《简论沙特能源政策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5）在分析沙特能源赋存状况、能源工业和能源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归纳了沙特能源政策的目标、影响因素和内容特征，进而结合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以及沙特与中国的能源经贸合作现状，论述了沙特能源政策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www.chuimin.cn)

安宝钧的《阿联酋市场及中阿经贸关系》（《西亚非洲》，1996.6）介绍了阿联酋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市场、对外贸易等经济情况，以及我国与阿联酋经贸关系的发展情况。张峰的《中国和阿联酋经贸合作关系初探》（《沧桑》，2007.5）概述了中阿经贸往来，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发展中阿关系的相应对策。易处的《阿尔及利亚油气工业现状及中阿合作前景展望》（《国际石油经济》，1997.5）通过介绍阿尔及利亚油气、石化工业发展情况，认为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应积极开展中阿双方在石油、石化领域的合作，争取早日进入阿尔及利亚市场。王有勇《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能源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2）和《中国与利比亚的能源合作》（《国际观察》，2007.3）分析了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两国能源合作所具备的优势，进一步阐述了两国合作面临的挑战。刘辉的《走进非洲，中国利益遭遇的挑战————以苏丹为例》（《学术论坛》，2008.3）、邓向辉的《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两篇论文对中苏石油合作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刘明慧、侯仔明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环境分析————以苏丹为例》（《经济论坛》，2010.1）着重分析了苏丹石油工业发展态势，以及未来影响苏丹石油工业发展的因素。

三、中阿安全问题研究

在西部边疆安全问题研究领域，丁建伟等著的《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中的相关内容与中国在中东面临风险的整体内容较为接近，綦常清等著的《中国现代化下西部开发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08年）对中国在中东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因素有了确切的分析。吴冰冰的《中阿安全合作》（《阿拉伯世界》，2005.6）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中阿安全合作问题。关于能源安全问题，钱学文等著的《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与杨中强著的《当代中国石油安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两书对中国油气需求及其战略在中东面临的风险和博弈做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吴磊的《中国的石油安全与中东五大产油国的石油政策》（《西亚非洲》，2002.4）、王粉萍的《中东石油与中国石油安全战略》（《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 5）、杨中强的《中国石油安全及其中东石油战略》（《世界经济研究》，2001. 1）普遍认为，中国未来石油安全问题的实质就是“中东石油问题”，就中东石油对我国在制定石油安全战略起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杨中强的《中东石油与21世纪的中国石油安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从石油安全角度对中东石油与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进行探讨，认为中国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中东石油安全战略，不利于中国石油安全。舒先林的《冷战后大国中东石油之争与中国石油安全》（《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旨在考察冷战后美国与世界其他大国中东石油之争及其互动关系，从而对于中国实施石油安全国际化战略的启发。钱学文的《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和中东、里海油气》（《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认为，解决石油安全的关键是以充分利用国际油气资源为目标，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关各方应遵守游戏规则，直面国际博弈，认真参与国际竞争，以合理的价格、安全稳定地获取国际油气资源，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

四、中阿文化交流研究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拥有灿烂的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古老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把两个文明紧密连在一起，二者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为中阿关系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方面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揭示了中阿文化交流的融合和影响。杨怀中、余振贵的《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该书在资料挖掘和理论建树上都有所突破，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具有高层次研究的史学巨著，它系统论述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回族文化的内涵，而且更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彭树智的《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可谓又一代表性论著，是一部具有较强理论性和指导性的佳作，作者从文明交往视角探讨了文明问题，并运用文明交往理论分析了中世纪阿拉伯经济思想、唐代袄教、巴以冲突等大量历史个案，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文明交往理论的提出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宋岘的《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根据中国、阿拉伯史料，对中阿文化交流的史实，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丁明仁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介绍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着重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语言文字、建筑风格、精神生活、服饰、饮食文化、工艺美术、音乐舞蹈艺术、体育活动等。张宗奇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东方出版社，2006）从文化间相整合产生新文化这一角度出发，较为清晰地阐明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这两个文化体系于中国本土上，在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环境中相整合而产生的一种全新文化。关于此方面的论文有丁克家的《唐宋时期我国与阿拉伯帝国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阿拉伯世界》，1990.4）论述了唐宋时期，中阿两国商品货物、科技成就、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指出我国伊斯兰教的形成和发展，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历史象征，也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马碧黛的《元代中阿科技文化交流》（《阿拉伯世界》，1994.2）介绍了元代中阿在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技文化的交流。黄培炤的《唐代的中阿文化关系》（《阿拉伯世界》，1992.3～4）运用中阿史料，结合唐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各自特点，阐述了唐朝时期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往及交往的过程、渠道和作用等情况，从而揭示出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郭应德的《古代中阿交往路线》（《阿拉伯世界》，1994.1）对古代中阿两条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进行了概述。马明良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历程与交往前景》（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4）从历史学角度回顾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认为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助于构建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景兆玺、高红梅的《论科学技术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5.1）从天文定位、地文导航、利用信风、造船技术等方面，探讨了科技因素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刘魁的《中阿古代科技文明兴衰的比较研究与启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结合中古阿拉伯帝国时期科学文明的兴衰，探讨了影响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剖析了我国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迫切需要处理的三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虽然处于不同地域，但两者在交往中不断地相互交融与影响，却又都各有特色。王蕾的《中阿古典诗歌中的差异》（《阿拉伯世界》，1991.3）从中阿诗人的生活环境和道德标准等方面探讨中阿古典诗歌的差异。朱立才的《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张薇的《阿拉伯语汉语比喻辞格比较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齐明敏的《中国回族日常用语中的阿拉伯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8）从语言学角度，对汉阿两种语言进行比较，深入探讨两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成因。朱威烈的《创建传统，彰显特色——新中国阿拉伯语专业—甲子谈》（《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5）梳理了中国阿拉伯语专业自1946年以来的成长历程，阐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阿拉伯语专业建设的成就和特色，并对新世纪阿拉伯语专业的发展作了高屋建瓴的展望。劳凌玲的《从日常词汇看中阿文化特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8）分析以语言为载体体现的中阿文化特色，尤其是通过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来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丁俊的《论20世纪的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5）从教育学角度探究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演进历程，尤其是对中阿关系建立以来，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总结其发展规律，为阿语教育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和成功经验，有利于促进阿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中阿全面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王有勇《中阿教育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从中埃教育合作谈起》（《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1）在简要回顾了中国和埃及教育合作现状和分析中阿教育合作有利因素的基础上，对中阿双方如何进一步加强教育合作提出几点具体建议。韩中义的《文明的本土化及其传承载体——中国阿拉伯字母体系汉语拼音“小经”文字历史演变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6.3）论述了“小经”文字的出现和历史演变过程，肯定了“小经”文字的产生对穆斯林文明传承发挥的重要作用。张舰戈的《阿拉伯数字在中国古代没有被推广使用的原因分析》（《管理观察》，2009.2）通过对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后，为什么没有被广泛地推广使用做出了和一般学者不一样的结论。丁俊的《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论述了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与中国“和谐社会”理念的区别和联系。

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之间在漫长的交往过程必然在各自古籍中留下记载。有关中国的记述，阿拉伯古籍中数量非常多，如《伊本·自图泰游记》《道里邦国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黄金草原》等，这些著作集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经常被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中国学者在著作或论文中，经常会提到阿拉伯古籍中对中国的记载。葛铁鹰的《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5）从外交与政治、军事与战争、贸易往来与司法民俗等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归纳和研究，通过发掘和考证阿拉伯史学著作中关于中国的记载，为我国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提供信息资源。盖双的《〈文苑观止〉中的中国长城》（《回族研究》，2007.4）认为《文苑观止》是截至目前笔者浏览过的近百部阿拉伯古籍中提到中国次数最多的一部。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这些古籍中唯一记载了中国长城的一部。宋岘、艾力·吾甫尔的《阿拉伯文献对新疆历史地理的若干记述》（《西域研究》2007.2）介绍了阿拉伯文献对喀什、和田的一些记述。王根明的《刘智著作参阅的阿拉伯文文献考释及其研究评述》（《西北民族研究》，2008.1）根据中国经堂教育现存的文献资料，考证了刘智著作参阅的阿拉伯文文献并对有关研究进行总结，对研究中阿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历史悠久，周年的《阿拉伯医学在中国》（《阿拉伯世界》，1985.3）和李德杏等的《浅析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的实现途径》（《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4.3）简述了阿拉伯医学在中国的情况，并讨论了阿拉伯医药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沈劼的《唐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着重对唐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进行了论述，并评价分析这一阶段医药交流的特点及对双方发展带来的影响。李少华的《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史及其对中医药的影响》（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将阿拉伯香药与中国香药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阿拉伯香药输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及其对中医药产生的重要影响。程龙的《开拓与传通——中医学的中东之旅》（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6）从医学角度分别对中医学的理论发展和阿拉伯医学发展史进行了回顾与思考，通过对历史文献及理论考证等内容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青花瓷的发展得益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入，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优秀外来文化有机结合的最好例证，阿拉伯文化对青花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青花瓷色料、装饰、造型等三个方面。蒲瑶等的《从文明交往看中阿古代纹饰文化的交融》（《社会科学家》，2006.4）运用文明交往理论对阿拉伯纹饰的形成及其特点进行分析，从而寻求文明交往的内在规律，深化对文明交往理论的认识。海俊亮的《青花瓷器，中阿友谊的见证》（《中国穆斯林》，2007.2）和廖蒨的《阿拉伯文化对青花瓷的影响》（《中国陶瓷工业》，2008.6）阐述了阿拉伯文化对青花瓷的影响。

张文德的《阿拉伯人与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历史教学》，1994.2）简要介绍了阿拉伯人将中国的造纸术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刘晖的《简析中阿颜色词的文化内涵》（《阿拉伯世界》2003.3）通过对比分析，尝试展现中阿文中颜色词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内涵。李荣建的《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江汉论坛》，2004．1）从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等方面探讨了阿拉伯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蔡纲的《中国武术在阿拉伯地区的发展现状及推广对策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3）对阿拉伯地区开展武术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肖端的《我国维吾尔族民族民间音乐中使用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之源流探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围绕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是如何在维吾尔族民族民间音乐中产生和发展进行探究。埃及学者哈赛宁的《现代中国文学在埃及》（北京语言大学，2008.6）在介绍埃及和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交流的同时，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鲁迅、老舍及其作品在埃及的传播和影响，梳理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作品在埃及的译介与研究状况。“玛卡梅”是阿拔斯时期出现于阿拉伯文学史上的一种崭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我国江浙一带民间流行的“苏州评弹”也以同样的特点风行于中国南方水乡。李瑾的《阿拉伯“玛卡梅”与中国“苏州评弹”比较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通过比较这两种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文学艺术形式来揭示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文学的共同发展规律。

我国的专家学者在中阿两种文化、两种思想交流和融合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佳作和学术成果，帮助中国穆斯林正确地深刻地认识伊斯兰教，也帮助中国非穆斯林用全面的、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认识阿拉伯文化。杨正旺的《马坚教授对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贡献》（《中国穆斯林》，1985.4）、李振中的《王岱舆与中阿文化交流》（《回族研究》，1999.4），分别阐述马坚、王岱舆先生对中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杜平的《夏鼐先生与埃及学》（《殷都学刊》，2002.2）和颜海平的《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历史研究》，2009.6）对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博士——夏鼐，在埃及学领域的刻苦钻研、勇于开拓、辛苦耕耘的一生进行了回顾，并肯定了他在中国的埃及学界的地位。

自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新华社先于路透社10秒钟，成为世界第一个报道美英联军已向伊拉克开战的新闻媒体。刘海贵的《关于中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业务思考》（《新闻记者》，2003.5）对中国媒体传播的规模、声势，开展业务的方式、方法，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等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新闻事业的一次历史性变革的序幕就此拉开。金泰来的《伊拉克战争中国媒体报道效果分析》（《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6）从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方面分析了媒体报道策略，以及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发展方向。孔静的《中英电视新闻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对比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通过比较研究中英电视新闻伊拉克战争报道，旨在探讨中国和英国的媒体制度和新闻工作准则对其战争报道的影响。马晓霖的《中国媒体中的沙特阿拉伯形象》（《阿拉伯世界》，2005.1）通过对中国各种媒体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相关报道，介绍和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国家与民众在中国媒介中的正面或负面形象，并剖析导致这些形象的原因。纪焕祯的《中阿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西亚非洲》，1997.2），从中阿建立友好城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巨大的旅游投资、与日俱增的经济合作、朝觐人数逐年递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中阿旅游发展前景广阔。

五、中阿法律研究

近年来，由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猖獗，严重危及了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商船的合法利益。2008年12月，中国派出军舰赴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我国海军首次赴国外维护国家利益。而我国对海盗犯罪是否具有管辖权，则是关系我国海军进行护航活动是否合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我国惩治索马里海盗犯罪是否具有法律依据至关重要。黄汀的《论中国军舰赴索马里护航的国际合法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认为，以普遍管辖权原则为依据行使管辖权，其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李方的《我国海军赴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法律基础分析》（《法学研究》，2009.11）认为，我国政府向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派遣军舰护航，其法律基础是安理会先后通过的数项决议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体现的国际法，也确立了适用于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以及其他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刘杰花的《我国惩治索马里海盗犯罪的法律依据》（《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则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方面来探讨我国惩治索马里海盗犯罪的法律依据。贺鉴、乔建平的《中国与埃及现行宪政法律制度比较》（《西亚非洲》，2010.6）对中国和埃及的宪政法律制度在国家形式、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国要加强在宪政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与借鉴，为进一步完善本国的宪政法律制度而不懈努力。马晓玲的《论中阿合作论坛为回族聚居区域带来的发展机遇》（《回族研究》，2006.4）认为，中阿合作论坛建立的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区域合作关系，缺乏实质性的法律制度保障。而我国国内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我国回族对外发展受到制约，因此，我国回族要实现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需要依靠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制定实质性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我国国内法律制度与措施的完善。郑贵贤的《中沙（沙特阿拉伯）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3）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上展开，分析两国的立法特征，彼此可以相互参考借鉴的方面，以及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两国外资法发展的方向和共同面对的问题。

六、结　语

纵观中阿关系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主要表现在：第一，中阿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多，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第二，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的采用，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借助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研究方法，以及多层次的角度研究国际背景下的中阿关系，获得了对国际问题更深层次的认识。第三，史料运用越来越丰富。

尽管学术界对于中阿关系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研究结构上看，学者们重视宏观研究，而微观研究较少。第二，中阿关系研究倾向于从历史角度进行叙事性的追溯，回顾、总结性文章占不少篇幅，缺乏系统地、深入地的分析研究。第三，注重国际焦点、热点诸如伊拉克、沙特等国家的研究，而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较少。第四，在中阿经济研究上，注重能源方面的研究，而其他商品、投资领域合作的研究成果凤毛鳞角。第五，中阿双方在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前景广阔，深层次文化交流有待全面开拓，而目前中阿文化研究虽然面面俱到，但过于零散，缺乏深入、系统地研究。以阿拉伯语教育为例，长远来看，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是中阿双方共同关心的事业。可是，我国的阿拉伯语教育研究，基础薄弱，资料匮乏，与我国对英语教育研究相比，明显滞后。^[3]第六，中阿法津方面研究非常薄弱。现有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军舰赴索马里护航合法性进行探讨，而关系中阿法律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随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频繁接触，双边贸易的商务往来机会日益增多，使双方合作的范围更加广阔。但是中阿合作论坛建立的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缺乏实质性的法律制度保障。而且，我国非常缺乏中阿双边贸易的法律人才，企业也因此存在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法律人才的缺乏使中国公司在阿拉伯国家遇到了发展瓶颈。^[4]因此，国家应注重中阿贸易法律人才的培养，加强中阿法律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阿交流，增进中阿合作，具有一定的国际交流价值。

【注释】

[1]王恬、徐平：《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日报（3版）,2004年1月31日。

[2]刘顺：《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跨越丝绸之路的友谊》，中国政府网，www.gov.cn，2010年5月12日。

[3]丁俊：《论20世纪的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4]《中阿贸易法律人才奇缺》，http://www.sina.com.cn，2006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