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同推进伊斯兰金融机构实践

伊斯兰金融机构实践探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　马玉秀

伊斯兰银行是伊斯兰信用体系的独特产物。伊斯兰银行系现代部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依据《古兰经》禁息原则建立的金融信贷机构的统称，亦称“伊斯兰银行运动”。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银行是在伊斯兰公正框架下收集资金，有责任性的为伊斯兰社会服务，实施公平分配，并沿着伊斯兰路线分配资金的银行”^[1]。这意味着伊斯兰银行是遵循伊斯兰信用思想，运用资金的正确经济投资政策寻求体现伊斯兰经济基础，并将其理论运用于实践，从宏观指导到微观的现实寻求合法所得的实体。

一、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建立

1963年，上埃及建立了第一家伊斯兰金融机构——米特贾母斯储蓄银行（Mit-Ghamr Savings Bank），银行先驱艾哈迈德·纳贾尔是位在（西）德一家储蓄银行有过实践经验的埃及学者，他将德国经验带到了尼罗河地区。银行运作建立在借贷者与储户都无息的盈亏共担的伊斯兰原则基础之上，但该银行并未被冠以“伊斯兰”，因为当时的埃及正在快速迈入纳赛尔总统称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有化法令势不可挡，在这种环境下，米特贾母斯储蓄银行冠以“伊斯兰”似有难度。但如纳贾尔所言，只要银行在伊斯兰无息基础之上运作，冠名与否似无大碍^[2]。与当时埃及的所有银行一样，米特贾母斯储蓄银行属政府国有，隶属于财政部，但银行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运作权，这在当时已属不易。银行业务主要有储存和借贷、参与股权、直接投资、社会服务等。银行宗旨是动员当地储蓄与小型商业和企业主融资，这一宗旨也能被官方权威部门接受。

20世纪70～80年代，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更多的银行和公司，如1975年的迪拜伊斯兰银行，1977年的科威特金融社，1978年沙特的拉吉希货币兑换和商业有限公司（al-Rajhi Co.for currency exchange and commerce）。1978年的约旦伊斯兰金融与投资银行，1979年巴林的伊斯兰银行；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银行和卡塔尔的交流和投资公司；1980年埃及的国际投资与发展银行；1983年孟加拉的国际伊斯兰银行；1983年苏丹的Tadamon伊斯兰银行；1983年的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1984年的beit ettamouil saudi tounsi和西苏丹伊斯兰银行。埃及和苏丹还于1977年，土耳其于1985年出现了以已故的沙特费萨尔国王之名命名的银行。上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了the al-barakah group：1982年苏丹的the al-barakah银行和沙特的the al-barakah投资与发展有限公司；1984年巴林的the al-barakah伊斯兰投资银行和the al-barakah土耳其金融社。此外，伊斯兰银行也进入欧洲：1977年巴哈马的伊斯兰投资公司；1978年卢森堡的伊斯兰银行系统；1980年英国的拉吉希（al-Rajhi）伊斯兰投资公司；1981年瑞士的Dar-al-Mal al-Islami；1983年丹麦的国际伊斯兰银行和英国的al-Barakan国际PLC。

泰国穆斯林是少数，不到总人口的10%。伊斯兰银行建立前，非伊斯兰银行如泰京银行（krung thaibank）开设了伊斯兰“窗口”。其后，泰国首都曼谷设立了伊斯兰银行，又在泰国南部和北部建立分行。此外，泰国南部的奥斯曼·本·阿凡金融学会（Othman-ibn-Affan Financial Society）也得以成功运作，该协会尤其迎合了泰国南部省份居人口多数的穆斯林的需要。协会的成功运行，代表了泰国的伊斯兰银行在资本、收入、贡献、运作活动的多样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两大因素促成了诸多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设立：

首先，基层民众伊斯兰意识的增长。当同一市场运行着两种体系，客户一定会在这两种系统中做比对，顾客受宗教理念驱动选择其金融交易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如若客户不信奉伊斯兰的规约和理念，就不大可能建立伊斯兰银行，也很难营造伊斯兰金融。如若没有储户和资金用户愿以沙里亚法作为储蓄和投资方式，伊斯兰金融机构即便能成功推出，也会缺少持续发展、生存的因子。

其次，富裕穆斯林以及政府的财政支持。其赞助初始资金，要求建立银行。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第一，富裕的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他们相信伊斯兰银行系统取代利息银行的可行性，给予雄厚的财力支持，例如Dar-al-Mal-al-Islami和the al-Barakah group。第二，政府的财政支持，如科威特金融社和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第三，广大民众的贡献也意义非凡，如约旦伊斯兰银行，其98.7%的资金为私人拥有（1.3%的资金属约旦住房银行/the Housing Banking of Jordan），其股东都不是大股东，也并非由典型的富裕石油国家建立，约旦伊斯兰银行的建立是即便没有政府或富裕发起人的支持，也可建立伊斯兰银行的一个很好的实例。

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建立直接或间接的鼓励了伊斯兰商业企业的建立，伊斯兰商业企业涉猎的商业和工业活动非常广泛，产品覆盖纺织、家具、电子设备、建筑、住房、医药设备、塑料和建材等，金融机构向愿意实施伊斯兰法的企业提供资金，这些倾向于实施伊斯兰法的企业也吸引了乐意追随沙里亚法的穆斯林参与者的资金。

二、伊斯兰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

正统的伊斯兰律法认为放息即为非法，因此，从理论层面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银行系统在坚持伊斯兰律法的国家都成为不可能。建立在平等所有权而非利息基础之上的伊斯兰银行系统有其不同的运作手法，如较之西方资本主义银行，它有可能在贷款额方面有一些“保守”并拥有较高的存储，但其基本角色与功用与西方社会银行类似——存储投入或投资的资源。伊斯兰银行信贷不计利息，即贷款不收利息，存款不付利息，主要和客户实行盈亏共担模式，即银行与客户建立融资伙伴关系，双方须关心相应的投资项目。伊斯兰银行大多为国家所办，少量为私人设立。和世俗银行一样，伊斯兰银行也以货币兑换、贸易融资、产权投资、购房融资、投资服务等方式开展业务，其金融信贷活动一般采取成本加费用销售、股本参与、利润分成、租赁、公司债券、远期协议、组合债券等方式。

伊斯兰认为参与者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报酬和风险分配的合约（特别是资本转让合约和私人合约）须符合伊斯兰教的公正性原则；只有劳动才能使生产要素具有生产性，不允许脱离劳动单靠土地或资本的占有获取报酬；货币作为一种潜在资本不能自动直接地生产自身，只有运用到实际经济活动中，通过劳动和其他要素例如土地、人力和生产资源相结合，才能形成实际资本且产生利润，因此，伊斯兰银行的资金信贷要符合沙里亚法（阿拉伯语音译，即“伊斯兰教法”），根本点是不能预设固定的资金回报而无视项目经营实况。伊斯兰银行采取的借贷投资和合作融资不仅解决了这一问题，且带来了丰厚利润。借贷投资的不利之处是投资方（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不能参与项目的直接管理，银行投资不仅可能遭受亏损，且有可能分文无收，如此，银行经营资本的首要原则——“安全性”受到损害。合伙融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投资方式，银行作为投资方积极投入项目的经营管理，其投资可以是永久性的，但永久性参股投资易使银行资金失去流动性，而资金的流动性是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伊斯兰银行多倾向于逐步收回投资，其投资人地位可渐渐被其他合伙人替代，作为回报，银行可分得部分项目收益。合伙融资在交通业和建筑业中得到较广泛应用。

伊斯兰银行的两种合同方式与常规银行的同类实践没有区别，学者们认为它只是绕过利息的一种变通手段。伊斯兰银行真正与常规银行有所区别的一项资金利用活动是“善债”（Aard Hasan），即为福利机构或慈善团体以及有特殊需要的贫困者提供无息借贷。伊斯兰银行在实际运作中包含了天课等宗教基金的筹管，兼有慈善机关的职能，如开罗纳赛尔社会银行在全国建有700多个宗教基金委员会，筹集和监督宗教基金的分配和使用。伊斯兰发展银行（IDB）亦复如此，其金融信贷除依靠固定资本外，还包括由偿还贷款的现金及投资项目股份收入所构成的现金储存、各成员国征收的天课等。

伊斯兰银行在1975～1985年间发展迅猛，其后发展态势有所减缓，缘由如下：伊斯兰银行客户多为中小企业，逢及经济发展的多事之秋，遭受的打击较为严重，难以承受经济危机的压力；伊斯兰银行更直接参与生产和贸易活动，不似传统商业银行在资金的利用方面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伊斯兰银行在许多国家金融体系中所占比例很小，欧洲市场中其比重更是微乎其微，不能与国家商业银行的功能相比；伊斯兰银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同世俗化的经济、律法、思想意识形态等冲突愈加凸显，其结果是伊斯兰银行往往做出妥协和让步；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伊斯兰银行由于不能参加有息业务往来，如不能收取和买卖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券作为自己的流动资产，因而在有些西方国家不能作为全职能银行登记注册，被排除于某些金融活动外，使大量本可在流通中获利的储备资金闲置，削弱了与普通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

部分穆斯林学者认为伊斯兰银行资源配置除却借贷投资、合伙融资，还应包括天课的利用和征集。为穷人牟利的这部分资金其原初功能是让贫者富裕起来，使其有稳定收入，无需进一步帮扶，如若帮扶困窘者的资源很充裕，则可利用这些资金建立工厂或其他的职业中心。伊斯兰银行在实际的运作中亦包含了天课等宗教基金的筹管，兼有慈善机关的职能，如开罗纳赛尔社会银行在全国建有700多个宗教基金委员会，筹集和监督宗教基金的分配和使用。伊斯兰发展银行（IDB）亦复如此，其金融信贷除依靠固定资本外，还包括偿还贷款的现金、投资项目股份收入所构成的现金储存、各成员国征收的天课等。

善贷是伊斯兰银行的重要特征，善贷思想源自《古兰经》：“谁以善债借给真主？他将以许多倍偿还他。真主能使人穷迫，能使人宽裕，你们只被召归于他。”（2∶245）“谁以善债借给真主呢？真主将加倍偿还他，他还受优厚的报酬。”（4∶21）善贷存款分为活期存款和定期储蓄存款两种，银行不给存款者支付任何利息，但银行为鼓励存款会以抓阄的形式向部分存款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财物奖励，同时向需要借贷者提供无息贷款。

伊斯兰金融机构比西方银行承担着更多的管理角色，以确保银行的有效运行^[3]。

三、伊斯兰金融的理论研究

伊斯兰银行是直到20世纪中叶才出现的新概念，事实上，商业银行本身是19世纪的发明，这一主题的早期著作吸引了20世纪中叶伊斯兰经济学家的注意力。1969年第一次用乌尔都语和1973年用英语出版了“无息银行”，萨迪格（Siddiqui）（后改为Siddiqi）从伊斯兰的视域讨论了银行操作，提供了在他之前对无息银行的写作做出贡献的作者这一有价值的信息^[4]。关于伊斯兰银行已经有乌尔都语、英语、阿拉伯语的成果。乌尔都语方面：1961年的赛义德·阿布·阿拉·毛杜迪（Syed Abul Ala al-Maududi）的“里巴”、1964年谢赫·艾哈迈德·伊尔哈德（Sh.Ahmad Irshad）的“无息银行”。英语方面：1946年出版的安瓦尔·伊克巴尔·库雷希（Anwar Iqbal Qureshi）的“伊斯兰和利息理论”、1955年穆罕默德·乌宰尔（Mohammad Uzair）的“无息银行概述”、1979年艾夫宰路·拉赫曼（Afzalur Rahman）的“伊斯兰中的银行和保险”。阿拉伯语方面，穆罕默德·艾布·沙特（Mahmoud Abu saud）的“建立伊斯兰银行是可能的吗”、1965年穆罕默德·阿布杜拉·阿拉比的“当代银行”、1974年伊萨·阿布杜（Isaa Abdou）的“无息银行”。这些作者的共同看法是，尽管有困难，只要国家银行法允许，伊斯兰银行还是能在盈亏共担基础上运作。银行作为独立方可以与储户签订合作协议，储户若不愿投资也可只办理存款业务。萨迪格关于“无息银行”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更多的技术讨论，澄清了一般原则，1973年，萨迪格邀请伊斯兰经济学家就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讨论^[5]。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早期阶段，关于伊斯兰银行的写作来自银行学者和从业人员。为反映1963年在埃及建立和运作伊斯兰银行的经验，纳贾尔介绍了在上埃及的米特贾姆斯村庄建立米特贾姆斯银行的情况。储蓄银行成功运作了10年左右，直至政府介入，将银行纳入政府的监管与规则之下^[6]。接管米特贾姆斯银行的纳赛尔社会银行依然运转，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在于征集和分配则卡提，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社会贷款。

对伊斯兰银行这一主题的写作出现20年左右后，有关伊斯兰银行的文献出现了不同侧重点。阿里夫对19世纪60年代中叶至80年代后期这一主题研究成果的调研引起了广泛关注^[7]。虽然阐述重点不同，程度有异，但伊斯兰经济学家一直赞同伊斯兰银行的运作应建立在盈亏共担而非利息基础之上。直至20世纪末，伊斯兰银行理论渐趋丰富，但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孟加拉、埃及、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苏丹有一些个案研究^[8]，但数量很少。从这些实地研究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国家将盈亏共担模式原则应用到伊斯兰银行的相似性和不同点，例如，孟加拉的伊斯兰银行提供了盈亏共担存款账户（PLS Deposit Accounts）、PLS特别通知存款账户（PLS Special Notice Deposit Accounts）、PLS定期存款账户（PLS Term Deposit Accounts）。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运行了两种投资存款，一种针对一般公众，另一种针对机构客户（institutional clients）^[9]。研究表明，利润分配比率和支付方式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马来西亚按月发放利润，埃及按季发放，孟加拉和巴基斯坦每半年发放，苏丹一年发放一次^[10]。此外，增加业务技术性问题，除却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或类似的标准，伊斯兰银行在穆拉巴哈运作模式或其他方式中对利润的计量都没有一个标尺，为了帮助伊斯兰银行解决这一问题，或许需要建立盈利指数，应用到穆拉巴哈和其他投资业务中。艾什克尔（El-Ashker）已开创了建立这一指数的理论框架^[11]。

关于伊斯兰银行的著作一直延续至20世纪末，但视角受两点限制：其一，作者的分析基于应该没有里巴（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利息”“重利”）这一前提。其二，他们没有讨论，或者至少没有彻底关注货币和财政政策。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即“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的最好的福利。”用以说明追逐个人利益为动机的经济行为整体上的互惠性与合理性，这一观念的基础是经济人假设，随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建立在这一人性假设基础之上。20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尤其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盛行，经济人观念在不同理论中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了所谓的经济人神话，认为人天性惟我、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不择手段为人性的自然流露。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西方经济学界长期盛行“经济人”理论，认为天性唯我、唯利是图为人性的自然流露。霍布斯的“人对人是豺狼”理论、孟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命题均基于人性本恶的前提。杰里米·边沁亦认为：“社会完全屈从于个人并溶解于个人之中。社会只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虚构机体’，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准则，人人都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功利主义，即寻求私欲的无限满足。”^[12]此类理论成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道德原则的典型，凸显经济价值与伦理道德价值的冲突。伊斯兰信用经济思想彰显“社会人”“道德人”特质，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时社会责任、道德价值应置于首位，逐利是走向圣道和道德至善的途径而非目的，倡导道德价值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价值导向。伊斯兰信用经济思想与伦理的交互涵化，对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时至今日仍发挥着巨大的集束效应和聚集效应。伊斯兰教因其信用经济思想的正面教化而彰显了其对“真、善、美”普世价值的追求，进一步促成了其发展与传扬，但同时亦彰显出对现代金融发展的弱化特质。

在没有创新的静态经济中，视收取利息为不利于社会的行为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利息自身并不能增加生产。愿意付出利息的借贷者是那些身陷困境之人，但借贷者多有不能到期偿还本息者，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偿还的负担愈加沉重。伊斯兰教产生伊始，能带来盈余的投资尤其是远距离贸易并非靠借贷，而是靠经商者的自有资本来筹集，利息事实上被等同于高利贷，被当作不利于社会的行为而遭拒绝。时至今日，为集资而进行有偿借贷已是普遍现象，伊斯兰的禁息律令与现代金融体系的成功对接问题就日益彰显。

金融全球化源于西方深刻的文化背景。西方经济文化深受早期的商品拜物教及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属利益至上型文化，这种主导文化决定了金融全球化的基本理念和特征。金融领域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柱，也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金融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竞技场，它向以机构投资者，还有大银行为代表的集中货币资本，提供了在高度流动下实现增值的一切乐趣”^[13]。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利润最大化，自由竞争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强有力机制。与儒家文明同属东方文明的伊斯兰文明则属伦理型文化，文化特质决定了伊斯兰金融在全球化过程中始终无法游离于自身文化和价值观之藩篱，“当《古兰经》要求人们共同努力的时候，伊斯兰急切地呼唤在实实在在的竞争和利他主义之间有一个完美的和谐”^[14]。正因伊斯兰金融向全球化发展有着这样的文化积淀，决定了其信用活动蕴含着深厚的伦理内涵，但这种伦理精神在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却显得力不从心，其信用理念及文化体系不断遭受异质文明的冲击。此外，伊斯兰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亦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其顺利发展，如未能形成类似巴塞尔协议的统一监管和法律框架；缺乏权威性的伊斯兰金融中心；创新步伐较为缓慢；缺乏健全的会计方法和标准。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伊斯兰金融业不仅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就是在伊斯兰世界甚至本国内也同样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可能。要想做到理论上的创新并建立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就必须运用理性、科学和务实的精神作为指导性的原则^[15]。

伊斯兰金融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比发展仍然滞后，不能完全融入全球化之中。伊斯兰力倡之公正、平等、福利等宗教倡言其立意无疑有其积极性，但在实践操作中却凸显了其负面功能，彰显了宗教的慈善本意与其客观功效的二元悖论，伊斯兰银行业亦复如此。伊斯兰银行和世俗银行一样，充当资金的中介者，不过比世俗银行更多地参与了资金的经营管理。但伊斯兰教本身寻求社会正义的伦理规范无形中约束了银行的这种职能，出现了自身发展的二律背反^[16]。

首先，按照一些学者对《古兰经》的解释，在货币借贷中不管其用途如何，对一般的利息亦加以禁绝，并非仅仅针对高利贷，但允许商贸或租赁交易中获取利润。因此，伊斯兰银行往往不为其客户办理用于购买必要商品和机械设备的货币借贷业务，而是乐于为其直接提供实物，以后一次或分期加价偿还，借贷合约一般用购买或租赁合约来替代。实物交易只是一种形式，其根本是促使借贷者最终能够具备以“规定价格”偿还借贷的能力。为使借贷者具备偿还能力，银行会与客户签订一个伙伴合作协议，双方约定按各自的资本份额分担借贷者赢利和亏损的比例^[17]。这种无息银行的技术运作，将分配与资金的使用和配置联系在一起，这种筹资方式对银行来说是相当有风险的。

其次，现代银行业中的利息已超出了一种纯粹的剥削，还起着刺激和调节社会化生产的作用。尽管当代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提出了一些适应现代社会的变通办法，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敢突破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这样就使伊斯兰银行运动只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很难自圆其说的^[18]。(www.chuimin.cn)

再次，伊斯兰银行运动带有非常浓厚的理想色彩和感情因素，它反映了穆斯林群众的平等、团结、互助的良好愿望，“伊斯兰银行是在经济领域中执行真主旨意的宗教机构”^[19]。然而，经济活动有其本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利息是现代银行制度的核心，“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方式，一切阶级的货币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20]。虽然伊斯兰银行采取了盈亏分担、加价、手续费等办法，实际上只是将利息变换了一下形式而已。这些做法比起直接采用利息来，只会给银行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马克思说过，“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21]伊斯兰银行企图以理想的、人为的办法去取代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才形成的这种“最精巧”“最发达”的银行制度，看来是不大可能的^[22]。

四、结　语

很多伊斯兰学者认为，西方经济思想、政策和机构都是对伊斯兰文化认同的严重威胁。伊斯兰信用经济思想的主要目的是彰显伊斯兰教对人类福祉的关心，以对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日益兴起的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抵制，彰显了伊斯兰世界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冲击时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伊斯兰银行的建立，对股票、保险、证券、奖券与彩票等新生事物的诠释，均体现出传统的伊斯兰文明试图适应现代社会的某种尝试，基于社会正义与平等理念的伊斯兰信用思想亦为其经济学说提供了道德框架。但问题在于，任何经济体系的创建须源于现实经济状况。“作为一种现代经济学……必须对于货币、金融、工业和生态等一系列问题做出回应，而这些问题在伟大宗教兴起的时代是前所未闻的”^[23]。伊斯兰无论对利息的解释越来越宽容也好，还是以“天课”制度的“正论”^[24]。来抵消利息禁令的“反论”也好，都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有根本性的突破。当前的时代要求文化必须成为开放的系统，并且主动和异质文化进行切磋、交流，而不仅仅是被动应战，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当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具有开放机制的文化外化在金融活动中时，在维持其伦理、和平与福利精神、保证金融稳定并强化国内总体经济实力和金融体系竞争力的前提下，伊斯兰信用体系需开放资本项目，拓展业务种类，引进先进的业务经营方式，扩大投资人群，这是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当然同时还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金融全球化对于伊斯兰而言不仅是一场经济、技术上的较量，更是理论、文化和政治上的较量。

当前，源于西方社会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强力冲击，蕴含独到特质的伊斯兰金融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思想库的有力补充。日前，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IFSL）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表示伊斯兰金融业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损失有限，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慌，股市大跌、实体经济发展受阻。在此，以往在国际金融界并不引人注目的伊斯兰金融展现了它的优势，特别是位于海湾地区的迪拜，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不收利息的伊斯兰银行的理论分析》研究报告中指出：“伊斯兰金融体系，能更容易地解决金融危机，它比西方金融体系更加稳固。在穆斯林国家实施这种金融体系，显示了经济理论重要的优越性。至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在负债的负面值不变的情况下，产生资产损失，将导致资产的真实值同负债值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动摇了整个金融体系。”^[25]伊斯兰金融涉足实体的经济生产活动，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均以实在的资产为基础，绝对禁止诸如“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正因如此，伊斯兰金融体系较好地规避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注释】

[1]Research paper by Dr Ahmed EI Naggar presented at the scientific seminar on the organizational studies of Islamic Banks,the Islamic Banks International Union,Cairo,1979,P33.

[2]al-Naggar,A.,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the Islam Approach,Muqaddimah lil nazariah al-iqtisadiah: manhagal-sahwah al-Islamiah,Dar-al-Fikr,1973(in Arabic).22.

[3]Ahmed EL-Ashker and Rodney Wilson,Islamic Economics a Short History,Leiden·Boston,2006,P337.

[4]Siddiqi,Muhammad,N.,Banking Without Interest,Islamic Publication Limited,Lahore,1973.

[5]同上。

[6]Al-Naggar,A.,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the Islamic Approach,Muqaddimah lil nazariah al-iqtisadiah:manhagal-sahwah al-Islamiah,Dar-al-Fikr,1973(in Arabic).　——Banks Without Interest,bunuk bila fawaid,King Abdel-AzizUniversity,1976(in Arabic).

[7]Ariff,"Islamic Banking",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Vol.2,No.2,September 1988,P46～62. El-Ashker，1995

[8]Ariff,"Islamic Banking",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Vol.2,No.2,September 1988,P46～62. El-Ashker，1995

[9]同上。

[10]同上。

[11]El-Ashker，1995.

[12]［英国］杰里米·边沁：《道德和立法原理概论》，周炳琳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789年。

[13]［法国］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齐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14]Aidit Ghazali＆ Syed Omar ed.,Reading in the Concept and Methodology of Islamic Economics，Pelanduk：Pelanduk Publications,1989,P107.

[15]冯璐璐：《宗教善举与发展的悖论——论伊斯兰与金融全球化的理论文化与现实的冲突》，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

[16]李艳枝：《浅析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阿拉伯世界》，2003（4）。

[17]［美国］乔治·恩德勒等主编：李兆雄、陈泽环译，《经济伦理学大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6页。

[18]肖宪：《伊斯兰银行运动初探》，载《西亚非洲》，1987年第6期，第50～51页。

[19]《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评论》，1986年2月号，第5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3页。

[22]肖宪：《伊斯兰银行运动初探》，载《西亚非洲》，1987年第6期，第50～51页。

[23]Homa Katouzian,"Shi'ism and Islamic Economic:Sadr and Bani Sadr",in NikkiR.Keddi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Shi'ism from Quietism to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1983,P164.

[24]刘天明：《伊斯兰经济思想》，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收利息的伊斯兰银行的理论分析》（研究报告），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