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垄断：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发展中的大跨国公司

2024-08-0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五章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发展中的大跨国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空前加快，形成了近代史上又一次科技革命。在社会经济的这一巨大变革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作用。当今的科技进步更是空前迅猛，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问世，其速度真可谓是一日千里，不仅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可比拟，即使上一代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当今科技革命也是在前人已达到的基础上发生的。

第五章　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发展中的大跨国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空前加快，形成了近代史上又一次科技革命。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发生了质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又掀起新高潮，势头迅猛，推动传统的工业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

在社会经济的这一巨大变革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作用。大跨国公司是当代科技革命的推动者，而它们自身也在科技革命和社会经济的变革中迅速发展，并进行着重大改革。从科学技术与跨国公司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前进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第一节　当前科学技术进步的特点和前景

一、当前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

对于当前科技革命的特点，不少学者已有论述。但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当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应看做是其规律性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体现。下面就从这个角度列举当代科技革命的一些特点。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加速进行的，越来越快。自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后，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从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加速进行。当今的科技进步更是空前迅猛，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问世，其速度真可谓是一日千里，不仅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可比拟，即使上一代人也是难以想象的。

为什么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会加速发展呢？这是因为:①科学的发展，是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到理论知识，又从理论到实践的往复循环的过程。这是实践和理论相互促进的过程。每一循环都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因而是加速的过程。②人类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是不断积累的。一定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总是在前一时期已有成果和已达到的水平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当今科技革命也是在前人已达到的基础上发生的。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社会化也在不断加强。当今的科技研发事业早已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分散活动，而是依靠社会集体的力量，其中，企业特别是大跨国公司是重要的参与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是加速的，而且是波浪式前进的，即有时呈渐进式发展，前进较平缓；有时则飞跃式发展，前进异常迅猛。从18世纪中叶至今，已发生三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浪潮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会超过上一次。

为什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时会呈现波浪式发展，有时会出现科技革命高潮？首先，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本身来说，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需要一定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科学理论的形成到技术的创新，再把创新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每一步的实现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只有当技术成果被认定具有相当商业价值，从而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并促进了新产业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时，才能显现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飞跃。而当这种科学技术的大突破和生产力的飞跃所促成的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和大变革已经完成，新产业的生命周期走向终结，这个革命高潮就会逐渐消逝，并转入下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准备时期。其次，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只有当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生产的发展时，科学技术才会迅速发展。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如统治者固守旧体制、不进行改革、社会不安定、政治不稳定、战争和危机等等，都会阻碍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当前科技革命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有利背景下发生的，科技革命浪潮遍及全世界，以空前强大的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

（3）科学技术专业的划分愈益深化、细化、高级化。这也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是因为，人类生产活动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认识也不断扩大和加深。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学科划分自然也就越来越细，越来越专。第一次科技革命所涉及的学科是力学、热力学等，与此相应的技术发明有蒸汽机、纺织机的问世。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电学、化学发挥了其伟大力量，在此基础上，金属冶炼、化学工业技术、电机、电报和电话等通信技术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奠定了今天新的科技革命的理论基础。目前的科技革命所涉及的科学领域更多、更广，包括电子学、生命科学、光学、天文学、地质学、海洋学等。与这些学科相关的技术则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纳米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环保技术等。每一大学科和每一技术领域又细分为若干更细的独立学科和专业。同时，它们之间的互相融汇和交叉也越来越加强，例如信息技术，就不仅应用于通信，而且渗入几乎所有其他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4）各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发展不平衡，有先有后，参差错落。目前这次新科技革命，因涉及的学科和专门技术特别多，这种现象也更加明显。迄今为止，在上述高新科技群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广泛应用于生产、产生了最广泛和深刻影响的，是信息技术。因此，这次科技革命，也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根本不同。传统技术制造的生产工具是各种机器，主要是用以代替和减轻人的体力劳动，而信息技术产业的设备（计算机、电脑，还有其他各种信息技术设备、网络等），其功能是代替和减轻人的脑力劳动，从而不仅无可比拟地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而且与其他高科技相结合，有助于人进入更广大和深层的新的领域，如深远的宇宙、生命的起源、海洋和地层的深处等等，探索和揭示其奥秘。

（5）科学成为直接生产力所需时间越来越短。科学理论、技术创新和生产是一个完整链条的三个环节。在过去，这三个环节之间的衔接并不十分密切，从一个环节到下一个环节，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例如，蒸汽机发明后约100年，用它作为动力的机械才开始出现，并掀起了一场产业革命。但以后，这个间隔逐渐趋于缩短，在当前的科技革命中，从科学发明、技术创新到生产应用，已经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完整过程。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大大加快。在20世纪初，美国花了36年时间才使国内1/4的人口用上了电；电话花了35年，电视机花了26年，计算机用了16年，移动电话用了13年，而因特网仅仅用了7年。由此可见，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越来越短。

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景

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有把握地说，今后科学技术仍将遵循上述规律，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创新。

国内外许多科学家在展望21世纪科学发展的前景时，都列举了一系列将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并将有重大突破的学科和课题。如在生命科学中，对生命的起源、人类大脑活动和机能的研究；在地理学方面，对地球的深层结构和活动、地球的起源和归宿的研究；在天文学方面，对浩渺无垠的宇宙和宇宙生命的探索；在量子理论方面，继续深入研究量子效应，等等。实际上，在这些重大的引人入胜的科学领域，科学家早已在着手工作，这预示着21世纪将是一个科学成就更加辉煌的时代。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近十多年来，西方不时有人发出关于科学即将走到尽头的警告，如美国一位作者约翰·霍于1996年写了一本名为《科学的终结》的书，说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始于古人，在技术大发展的20世纪已达到顶峰，历经4000年的漫长求索，到现在已经结束了。他说:“关于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来自哪里的知识探索，已进入一个报酬递减的时代。”“天文学家已看到的宇宙与他们未来将看到的宇宙一样大。物理学家对物质的探索深度已与实际实验所能允许的程度一样深。自达尔文于19世纪50年代提出进化论以来，生物学家已经能够解释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生物规律。”他的这本书，立即引起注意和讨论，普遍的反应是不同意和反对。大多数科学家看到他们各自的领域中仍然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相信科学已接近终点。有人说:“我们现在能够提出的问题至少与我们以前提出过的问题一样令人感动。……令人感动的发现很快会接踵而至。”

即以目前的科技革命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它肯定仍将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次科技革命所涉及的上述诸多科技领域，几乎都尚在它们大发展的初期，有的还只是蓄势待发。即以进展最快，成为目前高科技群的中心的信息技术而言，有人认为它已完全成熟，似乎到了其生命周期的晚期，但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事实也并非如此。当前信息技术正如日中天，其发展尚有很大余地，因为无论是世界电脑的销售量和拥有量或上网户数，都正在大幅度增长之中，电子商务、电子邮件、网上金融、医疗、教育等正方兴未艾。更不用说信息技术本身的创新正一日千里地进行。有人认为，信息技术目前最多也只是发展到了它的中期阶段。例如，美国《时代》杂志曾载文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时期的中期，到21世纪20年代晚期才会结束。”那时，廉价和高效能的芯片把一切事物都连接在一起，网络已覆盖全世界，因特网的潜力已充分发挥。比尔·盖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网络对生活的主要影响在于:把因特网技术用于医疗研究，基因信息迅速高效传递，使某些疾病的治疗取得巨大进展，而这大约是20年后的事，恰恰在这时，网络将对人类生活产生最深远的影响。但是，现在与那种程度还相距很远。而在这之前，其他各种高科技将加快步伐，递次崛起，展示出它们特有的神奇。其中，人们对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期待更殷切。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生物技术才在制药业、保健业和农业中才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形成独立的产业，但规模并不大，许多令人惊异的发现都还在试验阶段，这是生物技术产业的形成阶段。直到2001年，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和公布标志着生物技术进入第二阶段，即成长阶段。今后5～10年，生物技术产业将有大发展，并与信息技术产业并驾齐驱，主导经济形态的转变。生物技术产业不仅应用于人类疾患的治疗，更重要的是用于人类疾病的预防、保健。在农业方面，则把农场变成真正的生物工程工厂，大量生产生物技术改造过的奶类、肉类和其他农产品。此外，生物技术还将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许多方面，如生态、环保、旅游、保险等。《时代》杂志的文章认为，“生物经济是下一种新经济形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经济形式中，它对人类的影响将使信息经济相形见绌。”

纳米技术是对分子、原子等微观世界控制和操作的技术，这种技术将可能应用于生命科学、医疗、环保、信息技术等多方面。通过这种新技术，将创造出许多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应用于广泛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这种神奇的技术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它被认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如2000年1月，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把发展纳米技术列为国家高技术战略，认为这一技术“将领导下一次产业革命”。为此，美国政府在2001会计年度拨出近5亿美元预算发展纳米技术。日本政府在其科技发展规划中，总是把纳米技术放在优先发展地位，作为今后5年科技战略的重点之一，并已拟订以20年为长远目标的“纳米技术战略”，建立相关研究的机构，确定发展方向和重要课题，决心在这一领域保持世界领先优势。可以预料，一个纳米技术大发展时代即将到来。

与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时代呼之欲出的同时，今后一二十年内，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其他高科技也将会有惊人的发展，形成在科技方面的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在这些方面，各国间的竞争和合作都将进一步加强。

在今后科技大发展的道路上，也并不是没有阻碍和困难，如优秀的、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的短缺，科技研发资金的不足，科技体制的不适应，发展科技的政策措施的不力和不当，以及经济的衰退和金融的动荡，世界局势的不安定，国际合作的种种阻力，等等，都会影响科技的发展。此外，科技进步在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同时，也会被用来作为犯罪的手段，还会成为加强少数人的特权和聚敛巨额财富的工具。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会引起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这些都是人们在致力于科技发展时，同样应特别关注，并加以防范的大问题。

第二节　大跨国公司推动科技进步

上面所说的科技进步的规律性和当今科技革命的特点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其中，人的主观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上面已经提到，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科技革命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研发的社会化。在19世纪以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基本上还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个人的事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确立了它在社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得到空前发展，它们把大量的科技工作者集中起来，投入大量资金，有组织地开展科技研究与开发，科技研发开始进入社会化阶段。列宁曾指出:“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2]他还说:“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3]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也特别重视垄断组织对科学技术进步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如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在巨型公司和不完全竞争者存在着创新与技术变革的源泉。^[4]不仅大企业，国家也成了科技事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国家拨出巨资，制订计划，组织全国力量，联合攻关，成效更非过去所能比。近十多年来，科技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合作又有了广泛发展。国家之间、跨国公司之间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进行合作，其成效自然更大。而无论是国内或是国际科技合作，归根到底都通过企业，特别是大跨国企业，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来实行，其中，大跨国公司是当代科技进步的重要组织者、实行者和推动者。

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取超额利润，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改进生产技术，采取新工艺，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不断推出新产品。在当前科技革命中，对企业增强竞争力来说，科技更是起关键作用。即使是小企业，也要特别重视开发和采用新技术，至于大跨国公司，则更是把开发新技术看作是企业的生命，无不为此投入大量资源，采取各种方法，全力以赴。

一、增加科研投入

各国的科技研究与发展（R&D）经费来源，一部分是国家财政拨款，另一部分是私人企业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为促进本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无不尽可能增加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这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如美国1996年，这一比重为2.6%，日本更高，已达3%，欧盟国家稍低，平均为1.58%，其中英国1996年这一比重为2.0%，法国1997年为2.3%。但它们投入研发的开支绝对数量都十分巨大，并且不断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增加研究开发投资方面，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它们在这笔经费总额中的比重，各国有所不同，但近十多年来，这一比重普遍有所提高。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与政府在国家科研经费总额中约各占一半，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迅速增加，90年代后5年中，每年平均增长11%。结果，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占这笔经费总额的比重不断提高，现在已达2/3，政府占1/3。美国工业研究所（华盛顿一家代表大公司的组织）于1999年底发表的一份题为《工业界的基础研究》的调查报告指出:从1994～1999年，美国的工业研究与开发费用从971亿美元增加到约1660亿美元，增幅为71%（若把通货膨胀因素计算在内，则略有减少），这一数字比联邦政府的开支高一倍以上。1999年，联邦政府投入研究与开发的经费约为700亿美元，虽然联邦政府的这项开支也在迅速增加，但不如企业增加得那么快。至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企业所占比重向来很高，在70%以上。其他各国，企业也在大幅增加科研经费。如瑞典企业1999年投入的科研与开发经费约60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12%，企业的这笔投资在全国科研与开发经费总额（近80亿美元）中，已占到75%。又如德国公司2000年一年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约387.5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11.6%。

企业的科技研发投资，大部分出自巨型跨国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的R&D开支占全球这项费用总数的65%以上，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许多大跨国公司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占它们收入的比重（即R&D密集程度）都很高，一般都在5%～10%之间，各行业的这个比重有所不同，像制药业大公司的这个比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约占其收入总额的30%，但无论哪一行业，大公司用于研发开支绝对额都是十分巨大。如各大汽车公司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都在40亿～50亿美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每年的这笔开支更多达80亿美元。微软的这笔投资也有30亿美元，2002财政年度，它计划把这项投资增加到52亿美元。杜邦公司这个老牌企业自创建之初，就把开展研究与开发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为此投入巨额资金。如今，该公司每年都要拿出10亿多美元用于研发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研发开支总的增幅大于政府这项费用的增幅，以至二者比例在不长时期内就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工业研究所的上述报告认为，这些原因包括:

（1）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风险研究带来的巨大回报，吸引了工业企业投入巨资。工业研究所的报告说:“工业界正从事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长远的高风险、发现型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因为以往企业总是把资金投入那些风险小、短期能获回报的研究与开发项目上。

（2）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大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如思科系统公司、康柏计算机公司、朗讯科技公司、默克公司、微软公司、孟山都公司、太阳微系统公司等，它们的科技研发开支一般都很大，因而，在工业公司研发开支的增加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老牌大公司，为了进行技术改造，跟上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也把大量资金投入研究与开发。

（3）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科技研究与开发虽然总体上说领先于世界，但在市场竞争中却落后于日本。日本的研发开支总额虽远远少于美国，但日本企业的这项开支占其总额的比重却大大高于美国，日本的应用科技迅猛发展，产品开发，设计创新花样翻新，竞争力领先于世界，这迫使美国企业想在这方面急切赶上并超过日本。换句话说，美国企业研发费用这种狂热的增长是对激烈的全球竞争的反应。

（4）20世纪90年代，知识对经济的推动力越来越大，知识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在发达国家，工业经济开始转变为知识经济，增加知识资本是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扩大销售、促进利润和增长股东收益的良方，而这有赖于加大企业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如此看来，新科技革命是促使企业增强其科技研究与开发的基本力量，而企业研究与开发力量的增强，又大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二者形成了良性循环。

一般来说，企业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的增加，要求企业利润的增长。而企业利润的增长与否，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当经营业绩不佳，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它的研发费用也就难以继续增加。对这样的企业来说，上述良性循环将被打破，企业也就可能一蹶不振。如此看来，在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和全球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企业一方面出于获得高额利润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出于对企业落败的恐慌，被迫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科技研发力量。

目前，企业在研发方面不断增加的投入已成为各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美国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应归功于由私人企业资助的各种科研与发展进程的推动。现在，由私人部门提供的用于新技术的资金比政府提供的资金要高出一倍。

政府出资进行的研发活动与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有一定的分工，政府的研发开支一部分用于基础研究，即从理论上研究未来长期科技的新发展，研究可能出现的重要新产品和服务，以及研究一些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技项目。这部分开支数额巨大，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原子对撞机和轨道太空望远镜等创新技术探索新的前沿领域，至今仍处于领先地位。这部分费用增长并不慢，甚至超过了总的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增长速度；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后，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其中用于军事目的的研发经费，如导弹战略防御系统的研发费用也大幅增加。但政府的这笔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最终也是大部分落在企业身上；政府的研发项目，也是大部分为企业所承担；研发成果更是为企业所利用。而研发费用支出的主要受益者则是大跨国公司。这些研究项目的开支，绝大部分都由有关大跨国公司获得。

二、科技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

大跨国公司的特殊优势在于，它有可能在海外进行科研投资，进行科研活动的国际化合作。这样，大跨国公司可获得多种好处:一是它们可招聘当地的科技人才，吸取和利用当地已有的一些科研条件和成果；二是可针对当地市场的特点，开发适合当地需要的产品；三是可以把设在全球各地的科研机构联系起来，形成科研网，便于加强科研活动的协调和科研成果的交流。跨国公司所推动的科研全球化，是科研社会化的更高阶段，它大大促进了科技研究与开发，以及先进技术在全球各地的传播。

目前，世界各大跨国公司都在大力发展海外研究与开发，这从表5-1可见一斑。

表5-1　世界部分著名公司的研发密集度与海外研发活动的份额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研究组提供，转引自《经济参考报》，2001年4月11日。

从表5-1可见，大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占其全部研发经费的份额，即研发国际化程度，各不相同，其中有行业的差异，也有国别的差异。在各行业中，家用电子、化工制药、信息和通信等行业的大公司海外研发份额最高。特别是化学和制药企业的研发全球化程度更高，在世界研发投资最高的21家公司中，有7家在化学与制药行业，其中6家海外研发费用的份额在50%左右。在国别方面，欧美大公司的这一份额明显高于日本。美国各行业跨国公司研发费用国际化程度平均水平为13%，其中医药行业和汽车行业的这一水平最高，分别为33.1%和27.0%，而日本只有个别大公司的这一水平超过10%。

大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当然要选择最有利的地区和国家，美国和欧洲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它们建立海外研发机构最多的地方。如在美国境内，仅信息与电子行业就有242个外国跨国公司建立的研发机构，生物与制药行业有116个，化学与橡胶等行业有115个。^[5]

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居于世界前列，大跨国公司纷纷来此寻求新技术，特别是移动因特网技术。例如，瑞典就特别受到大跨国公司的青睐，微软公司、奥拉克尔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等都在斯德哥尔摩以北的基斯塔建起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来此建立研发机构的公司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已经把基斯塔这个巨大的科学园区称作“无线谷”或“移动谷”。芬兰也有相当于基斯塔的科学园区，它位于西海岸的奥卢。

澳大利亚也为日、美、欧大企业所看中，纷纷在此建立研发机构。它们认为这里设施、技术力量、研发人员数量等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劳动力和地价也都比较便宜。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墨尔本设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产品工程中心”，其目标不仅是在澳大利亚增强技术优势，而且以此为据点，进行面向中国、泰国、印度市场的汽车设计工作，该“中心”仅为此目的，就安排了160名技术人员。日本丰田公司也把澳洲丰田公司作为面向亚洲的设计据点。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和日本的佳能公司也都认为澳大利亚具有进行开发新产品的独特的有利条件。

近些年来，大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研发机构。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南亚的印度，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国，既是它们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它们着意建立海外研究机构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因市场潜力特别巨大，劳动力价格低廉，有人数众多的优秀科技人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发展前景广阔，跨国公司纷纷前来进行投资，并建立研发机构，早在1990年美国惠普公司就率先在中国设立第一个研究开发机构，到2001年，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100个。

外国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研发活动的方式和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方式是直线式的，即在母国或母公司形成技术优势后，再向全球扩散，大部分海外研发机构所使用的技术是来自母公司的。在这种模式下，海外研发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限于使产品和服务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知识从中心流向边缘。此类研发机构主要建立在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市场基地附近。这种模式，自然有利于保守技术秘密，减少其泄露的可能性，也有利于在当地取得技术优势，但却难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科技人才，吸收当地科研成果，增加自身的科技力量。目前，这种方式已在改变，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使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从海外研发机构向母公司流动，海外研发机构的主要使命是从东道国获取公司发展所需的专门技术和知识，这种改变是出于跨国公司获取外部研发资源的动机。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海外研发机构主要设立在世界性技术高地周围，与当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有非常广泛而密切的合作。目前上述两种活动方式同时存在，但是跨国公司越来越看重后一种方式。^[6]

跨国公司在海外开展研发活动方式的另一变化是内部化趋势的加强。这是指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发展战略，把研发资源集中在本公司少数领先技术中心上，同时，加强各研发机构之间协调的合作和技术转让，减少重复研究，使跨国公司的各研发机构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样，既可节省研发资金，又能提高效率。加强科研活动的内部化，在管理方面，就要求一方面保证海外研发机构加强自治，放手让它们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过去那种对它们进行严密控制的做法；另一方面，又要求各部门都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强调它们互相配合、交流和沟通，使各机构的活动都成为实现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7]

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的研发机构，有的是单纯进行研发活动，但更多的是与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生产活动密切结合，在组织上隶属于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它们的经费来源，有的是母公司独资建立的，但越来越多的海外科研机构实行股份制，吸收当地资金；在与东道国的关系上，有的完全是由跨国公司所有，但越来越多的是与东道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合资，还有的是与东道国的企业建立密切关系，或成为合资企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第二章中，曾经对跨国公司组建战略联盟进行了具体说明，组建战略联盟的动机和目标是多样的，但是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是跨国公司的主要动机和目标之一，而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科研机构，有很多实际上就是这种技术联盟的实现方式。

第三节　大跨国公司的科技创新

上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高潮，实际上是在已有进步的基础上的创新。它既不能脱离原有基础而凭空发生，也不是对原有成就的完全继承。总之，它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而企业则是创新的实践者。

一、关于创新的理论

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不断地自我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8]列宁也说过:“资本主义不可能有一分钟停止不动。它必须不断地前进。”^[9]列宁在过分强调垄断会引起停滞时指出:“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10]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用创新这个词，但他们所说的不断革命、不断前进，自然也包含了不断创新。

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也着力于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但却并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主要是指某些因素和变量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11]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式，它从来不是并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进程的基本推动力出自创新，即来自被引入经济领域的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市场和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些因素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部革命，不断毁灭旧的结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12]

尽管熊彼特在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中，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变动的新形式或新方法，而回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实质，抛开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及其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断创新的过程，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的思想，是有其科学价值的。

资本主义的不断创新，首先是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提高，其中科学技术的创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演变，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作用和反作用的不断往复的过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创新，既包括科学技术创新，也包括其生产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创新；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创新，也是各个企业的创新。而且，创新往往首先发生在企业，即企业首先推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也首先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经营管理体制和方法。当企业制度的变革达到一定程度，才引发社会经济总体的变革。企业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源头。这是因为企业是经济的基本单元或细胞，它们是处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旋涡之中，它们为了生存，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就必须在生产技术、管理体制和营销方式等方面不断创新。这是作用于企业的外在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外部力量与企业家本身获取最大利润的动机和不断创新的理念和能力相结合，成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巨大动力。

二、科技创新的条件和比较

1.科技创新的条件

创新涉及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包括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思想观念创新、理论创新，等等。创新又在各层面上进行，如国家层面、社会层面、部门和行业层面、企业层面。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是指一个国家的公司开发有经济价值的新产品、程序和服务以及将其市场化的能力。这一过程不仅仅涉及科学和技术，而且涉及了解和满足顾客的需求，因此在营销、分送和服务方面的创新与实验室产生的新产品、新程序同等重要。”^[13]企业创新包括企业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既包括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创新，也包括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创新、企业经营观念的创新、企业文化的创新。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创新活动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不可能只有某一方面的创新如只有科技创新，而其他方面如管理体制和经营观念仍长期原封不动，没有改进，这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台湾省《工商时报》载文说，企业创新可能是技术的新突破，如英特尔的新式处理器；也可能是经济资源的重新安排，如大公司调整其核心产业；还可能是体制的改革，运营方式的改变；更可能是这些方面的结合和互动的结果。自从网络技术大普及和新经济形成以来，创新成为一种强劲的潮流，因为网络给企业带来了创新的可能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郭士纳曾说过，近年来许多企业的成长，“网络和它们的生产过程相结合”是重要原因。

文章又说，创新带来了企业的快速成长，也带来了营运成本的下降。这是新经济得以形成的基础。美国加州大学信息科技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肯尼思·克雷默指出，新经济时代企业营运成本得以降低，有几个重要原因，如简化产销渠道、减少存货、减少供应商数量，以及利用网络与最终用户建立更快速的联系等。盖特韦公司首席信息官波拉德则认为，网络时代使企业的人事成本可以大幅降低。他形象地描述说，“每家工厂只有一个人和一只狗就够了，人的工作是喂狗，而狗的工作是咬人——如果这个人想偷东西的话。”^[14]

因此，如果单说企业的科技创新，则它要求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或内外部条件。所谓主观条件和内部条件，首先是企业要在科技研发方面投入足够的力量，包括相当数量的资金，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企业创新的物质基础；其次，要建立一定的机制，如延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机制和鼓励员工创新的机制；再次，要求有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制度，如由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制度；最后，要求企业领导者个人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促进创新的能力、锐意进取的精神和敢冒风险的勇气。所谓客观条件和外部条件，主要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政策、法律环境应有利于企业的科技创新，而不是阻碍企业的科技创新。例如，严格实行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企业重大创新给予支持和奖励；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向企业源源不断输送优秀的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发展风险资本，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在社会上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等等。

总之，创新不仅仅是个人或企业的事。创新是一种精神，人和企业需要有这种精神，才能不断创新。但人和企业是在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之中，是活动在一定制度之下和一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如何创造这种有利于个人和企业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的环境和氛围，这就靠政府和社会的努力。各国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成效大不相同，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2.创新能力的比较

美国一些学者，如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的斯特恩教授为把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量化，建立了一个“创新指数”。他们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有三大因素:其一是在整个经济中支持创新的‘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如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其二是相关联的产业支持创新的‘群体条件’（如汽车工业与信息技术）；其三为基础与群体之间的连接力度（如联系基础研究与公司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一个国家投入研发和其他技术工作的人力、研发投资的规模（私营企业和大学），投入高等教育的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鼓励创新投资和创新市场化的国家政策（包括对国际竞争的开放度）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而创新产出的标志则是国际专利或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申请专利的水平。”^[15]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目前，美国和瑞士的创新能力居世界首位。日本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趋缓，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其创新能力仍不断提高。在欧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了一个国际创新中心，最突出的是丹麦、芬兰和瑞典。而德国的创新能力虽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提升，但东西德统一后没有太大的长进，法国和意大利则更加步履维艰。在使新技术商业化方面，英国甚至已从一个重要的创新型国家退化为别人的追随者。过去10年中依靠投资而提升了创新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爱尔兰、新加坡、韩国、以色列等。至于曾经被世界看好的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无论在相对或绝对的水平上，都还没有产生有意义的创新，由于投入有限，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远没有达到世界级水平。^[16]

根据这些美国学者的意见，创新产出的标志是专利申请数，一些国家的专利申请数如表5-2所示。

从表5-2可知，美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大大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表明其科技创新能力之强大。而这也是近些年来美国科技快速发展和知识经济领先的源泉。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调查，2000年前的8年当中，美国经济的增长，有2/3来自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北欧的芬兰、挪威、瑞典，再加上荷兰、瑞士，这五个欧洲小国专利申请数都相当大，它们因人口数量少，居民的专利数不太多，加在一起不到2万项（19472项），但它们的非居民专利申请数，加在一起，超过30万项，几乎为美国的3倍。

表5-2　专利权申请文件的数量（1996年）

注:上表中“居民”一栏是指本国人在本国申请的专利权，“非居民”是指外国人在本国申请的专利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200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日本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占GDP的3%，比美国还要高，而且其中80%来自企业界，日本的专利申请数也十分可观，特别是居民个人专利申请数大大多于美国，但其非居民专利申请数却并不多。

据报道，美国的创新能力虽然居于世界首位，但也面临种种困难和问题，预感创新能力在削弱。其主要表现在:一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研发人员日感短缺，工程科学和自然科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人数没有增加；二是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拨款比例在下降，特别是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三是在政策创新方面，自从美国在开拓国际市场和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进展以来，在政策方面推动创新的势头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推动下游科研的商品化（国家试验室与产业界的合作）作出了努力，但在推动上游科研创新方面，很少有相关的政策或计划出台。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美国创新的后劲不足将日益显现，而这势必成为对美国科技和经济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的挑战。鉴于此，美国产业界提出了由公共和私营投资支持的新的创新战略:①联邦政府对保健科学以外的研发项目投资下降趋势必须扭转，同时采取诸如研发投资抵税的政策，鼓励私营部门对研发特别是长远项目和大学的基础研究进行投资。②改革并加强对中小学教育的投资，改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技术训练，以重建数量正在减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③带头保护知识产权并在保护新的创新产业和创新应用方面提出产权手段。④开放的市场是创新的要素，要保持创新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持市场的全面开放。⑤重新审视管理规章，营造鼓励创新和保持高水准的环境，建立一种鼓励创新投资的政策框架。^[17]

三、跨国公司科技创新的若干实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高潮汹涌，高科技产业群迅猛发展，科技创新空前活跃，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层出不穷，而大跨国公司则是科技创新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以下若干实例可反映大跨国公司科技创新的程度:

——计算机。早在1946年，美国科学家制造了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但未得到推广。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一台巨型计算机诞生，此后，巨型计算机的运算程度飞快提高。到1996年12月，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成功世界第一台万亿次超级计算机；1997年5月，IBM公司研制成功“深蓝2号”超级计算机；2000年6月，IBM又宣布已研制成功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达2.3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与个人电脑相比，性能卓越，运算神速，广泛用于技术、科研、工程、商业和网络信息服务。

——电脑。1951年11月第一台商用电脑在英国面市，但当时并没有产生庞大的商机，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到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市场迅猛扩大，其势如野火燎原。如今，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电脑已普及到千家万户，以致有人认为，个人电脑问世至今，已接近生命周期的终结。微软公司的领导人不这样看，他们正在寻找进入并保存数据的新方式。他们把这项策略称为“个人计算机+”，它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赋予日常使用的各种设备（包括录像机、洗衣机、电冰箱、计算机、便携式电脑、蜂窝电话等）以计算能力；为这些设备提供软件，使其发挥通信功能；投入巨资在世界各地建起无线、高速的因特网接入设施。按照微软公司的设想，未来家庭中的日常设备和家用电器都拥有“智能”，给它们安装“大脑”。

——微处理器。美国微软公司于2000年推出新的操作系统视窗2000，到2001年8月，又发行更新的视窗XP，这是以因特网和数字媒体为取向的软件。仅仅一周之后，世界最大电脑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在微处理器方面，又有新突破，正式推出2千兆赫奔腾4芯片，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20万亿次。英特尔1993年推出的第一台微处理器有310个晶体管，目前的奔腾第四代微处理器有4200万个晶体管，将来采用更新技术制成的微处理器，可容纳10亿个晶体管。该公司预计这项新突破将在2007年开始进行商业化生产，可应用在语音辨识和翻译方面。与此同时，美国IBM公司宣布已开发出一种通过对半导体的原材料——硅进行处理从而使半导体的处理速度最大可提高35%的技术。该公司计划在2003年利用该技术生产出更高性能产品。英特尔公司总裁戈登·穆尔认为，半导体的运算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这被称为“穆尔定律”。但是当晶体管的厚度接近原子级时，再想单纯地通过把晶体管做得更小来提高速度就不大可能了。而IBM此次开发的新技术可以运用于现有的半导体制造技术中。^[18]

——光联网。即通过光波而不是电子信号，在网络上发送信息，从而实现光通信。这项技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但其费用十分高昂，因而没有得到普及。近几年来，一些公司，如美国的JDS单相公司、科宁公司、朱尼珀网络公司和西纳公司，掌握了把光波按其波长分成多路传输的技术，如把一根光纤分成160个通道，并把数据纳入每个波道，从而有可能依靠光纤传输数量惊人的信息，而传输的成本则可百倍下降。专家认为，光通信设备将使通信能力每9个月提高一倍，从而也将使“穆尔定律”相形见绌。据报道，美国光联网现在每年的业务已达66亿美元，年增长速度为75%，光联网业的公司认为，此项业务是一个巨大的未开发的市场，能否抓住光通信技术带来的机遇对于通信设备制造商和电话公司来说至关重要。一些大公司，如美国的思科公司、朗讯公司、加拿大北方电信公司等正在为争夺这一市场而摩拳擦掌。

——“蓝牙”（Bluetooth）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可以使设备间的数据传输速度达到每秒1兆字节，最大传输距离为10米，开发该技术的目的，是希望能以低成本、近距离、无线为基础，为固定与移动设备建立特别的连接。这项技术是由爱立信公司、东芝公司、诺基亚公司、英特尔公司和IBM公司等公布的，是90年代后期才开始开发的。据说，“蓝牙”本是10世纪丹麦国王哈拉尔德的别名。他曾使丹麦归于一统。开发商使用这一名字，意在形成统一的标准。据一项研究报告预计，“蓝牙”产品在2001年的市场规模接近20亿美元，而到2006年，可猛增到3330亿美元。

——汽车的高性能。大跨国公司正争分夺秒地在汽车的安全、节能、环保等方面进行科研创新，以增强汽车的安全性能。它们推出“卫星定位”装置和“夜行系统”、“安全报警系统”，同时广泛采用网络技术，使驾驶员在安全驾驶前提下，进行信息咨询和信息交流。为了节能和环保，它们更是费尽心机，它们曾把重点放在开发电动汽车上，后又开发混合动力汽车、太阳能汽车，现在则全力以赴加紧开发燃料电池汽车。据说，日本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走在世界前列。2001年，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的燃料电池汽车开始在公路上试行驶，紧接着，本田公司的燃料电池汽车也在各种道路上进行了实验。但燃料电池仍存在重量和体积大、氢气来源尚未完全解决、价格昂贵等问题。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展开了全世界第一个用于燃料电池驱动装置的研制，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更投入15亿美元资金，开发燃料电池汽车，计划到2004年底就可生产和销售1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

——转基因技术产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利用杂交，使用化肥、农药和灌溉，迎来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农作物产量大增，但那场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现在，第二次绿色革命正在酝酿，即利用基因工程，创造新的作物品种，如具有耐旱、抗虫害、生产迅速、产量高、营养更丰富等优异特性的作物，显然，这次革命对整个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大公司不失时机地投入转基因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孟山都公司总裁罗伯特·夏皮罗说:“正在发生的变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治愈疾病和以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在土地上种植更多、更好粮食的前景。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世界上最大产业中的三个——农业、食品业和保健业，它们现在是作为独立的产业在运作。但是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将引导它们融为一体。”目前世界上一些最大公司都把它们的未来押在这种新技术上。杜邦公司、孟山都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正在签署各种农业协议，并急急忙忙地转变自己的战略方向，诺华公司和赫希斯特股份公司等欧洲的制药公司也在匆忙加入这个行列。虽然这种转基因产品使人们产生疑虑，而且投入数十亿美元巨资开发这种产品是否划算也难预料，但大公司为其广泛的前景所鼓舞，仍决心克服重重困难，迎接挑战。

——纳米技术产品。这种神奇的技术，目前仍在襁褓之中，但大公司已经盯上了它，并着力研究。公司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所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报告在纳米技术上取得了具有商业和医学潜力的新进展。

纳米技术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使人可以在纳米级别上操纵物质，以创造出具有全新分子组织形式的结构，从而可能合成出自然界中没有的具有特异性能的和多种功能的材料，比如强度是钢铁的10倍的材料，重量只有纸张1/10的材料，具有顺磁性或者超导电性的材料，高透明度材料，具有更高熔点的材料等等。纳米技术不仅可以应用在纺织品、橡胶制品、各种涂料、化妆品、陶瓷业、食品业、废水处理等广阔领域，而且还可用于存储器、制药领域、生物工程、航空航天领域等，前景十分广阔。IBM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对纳米技术进行研究开发，1997年12月生产出了替代计算机磁头的商业产品，到2000年，其市场价值已经达到380亿美元。1999年3月份，IBM公司的科学家宣布，他们使用自我组装原理制造出一种新的磁性材料，这种材料有朝一日可能会把计算机硬盘和其他数据存储系统的存储能力提高100倍。据统计，全球纳米技术的年产值已经达到50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增长到14400亿美元，即增长28倍，纳米技术已成为前景广阔的高科技产业。一场为人类生活带来新变化的产业革命正在悄悄地进行之中。

以上不过是近年来一些大公司进行技术创新的点滴实例，但通过这些实例，也可看出，大跨国公司为取得佳绩，获致最大利润，是如何不遗余力，争分夺秒地致力于技术创新。

第四节　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大跨国公司

大公司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促使大公司发生变革。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方式都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持续100多年的工业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这是人类社会经济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历史性大转变。在这一重大经济变革中，作为经济的基本单元和行为主体的企业，尤其是大跨国公司也不能不发生相应变化。

一、知识经济的兴起

知识经济其实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概念和新名词。早在1959年，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就已提出“知识社会”的概念；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第三次浪潮》一书，提出了“超工业社会”的概念；1982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认为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些学者们之所以提出诸如此类的概念，并从各方面进行了论证，是有一定根据的。其背景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兴起了新的科技革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制造业的比重增长迟缓，或者也趋于下降，服务业则迅速扩大，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在美国，1960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占全部就业人数的60.8%。在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大大提高，从20世纪初的区区5%提高到50年代初的50%，尔后又继续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这个贡献率已提高到70%以上。在劳动者队伍中，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地位和作用下降，1956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掌握专门知识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多。一些学者们从这些深刻的变化中，敏锐地觉察到社会经济的一场历史性大变革正在到来。他们对于这场大变革，以及未来社会经济的特点，说法虽互有差异，但他们都强调指出了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的关键作用。例如，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在对知识的定义和计量进行研究后着重指出:“后工业社会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知识社会:首先，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第二，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知识领域。”^[19]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一书中提出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指出:“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里，大量生产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20](www.chuimin.cn)

上述学者们提出的关于知识经济或信息社会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基本上是学术界讨论的课题。然而，从这时起，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先后形成并迅速增长，它们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愈益显著。这一切表明，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确已是活生生的现实。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正式使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一概念。其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次演讲中提到知识经济。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特别以“知识在发展中的作用”为专题。这说明，知识经济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成为人们的共识。

然而，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对此仍有不尽一致的看法。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多作介绍。但有一点，是多数人所赞同的，即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正如同工业经济是在农业经济之后出现的新的经济一样。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工业经济根本不同，或者相反。这集中表现在:工业经济是以物质（原材料、能源）为基础的，而知识经济则是以知识（知识的生产、传播、整理和应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中主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机器、厂房等，而知识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是知识；在工业经济中，大多数劳动者付出的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而在知识经济中，更多的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创新才能。这并不是说，在工业经济中知识和脑力劳动不起作用。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在其初始时期，就有了一定知识，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生产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所掌握和应用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越来越多。没有任何科技知识的生产活动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知识经济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工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知识是体现在物质上，具体地说，体现在生产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上，体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也体现在劳动者的技能上，却没有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起作用，更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1996年，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姆·哈拉尔在他的《新管理学》中，提出了知识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对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传授、传播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也并不是说知识经济是完全脱离物质生产的经济、是不再需要有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而是说资本、劳动等各生产要素都是在知识的主导作用下结合起来，在生产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和升级

知识经济的来临，在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各生产部门在分工的基础上，各以一定比例结合成的整体。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新部门、新行业不断形成，产业结构越来越复杂，各部门和行业的比例关系不断变化，整个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提升。

一般把各部门按其发展的历史次序分为三大类产业。第一类，农、牧、渔业；第二类，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第三类，服务业。这三大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不断变化，它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相对比例互有消长。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消长变化大为加速:第一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如美国的第一产业在其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6%下降到1980年的2.5%，1997年又下降到1.7%；其他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也都有明显的下降。同期内，美国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从36%下降到33.4%和26.2%；其他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有的先是缓慢上升，后来也渐趋下降。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则迅速扩大，其在GDP中所占比重显著上升。上述三个年份，美国的服务业所占比重从58%上升到64.1%和 72.0%，其他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都迅速提升，到2000年，多数欧洲国家和加拿大，这一比重也都超过70%。

除三大产业的消长外，产业结构更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和行业不断形成和迅猛增长，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些高新技术部门，都是科技和知识含量高的部门，被认为是知识经济部门，它们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1996年OECD在其发表的《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中指出，发达国家的这些知识经济部门在其GDP中所占比重平均已达50%。该报告正是根据这一点，确认知识经济的来临的。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纳米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环保技术等制造业，以及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商业、医疗、咨询、教育、科研、通信，等等。

与这些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50～100年前工业经济大发展时代起主导作用的传统产业的萎缩，如钢铁、纺织、服装、造船、机床、机车车辆、木材、化工、造纸、皮革等等。这些产业之所以失去活力，变得衰老，主要是因为它们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接近临界点，创新的余地已经不大，或者是因为其产品有了新的、更好的替代物问世，因而被排挤出市场。

高新技术产业的步调也并不一致，目前以信息产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例如，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已占其GDP的10%，超过曾作为美国经济中支柱产业的汽车业。而由于它的迅猛增长，它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30%。至于信息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各方面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更是难以用数字来度量的。

这些高新技术部门和行业分布在上述三大产业中，成为三大产业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每一高新技术部门都会涉及各大产业，如信息技术中的电脑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的生产，无疑属第二产业；而日益扩大的信息服务业，如电子商务等则属于第三产业；生物技术应用在农业生产，属第一产业，应用在食品、药品生产中，应是第二产业，而应用于医疗保健方面，则属第三产业。再如航天技术中，火箭、宇宙飞船和人造卫星的制造属制造业，而它们在科研、气象、广播、电视、地质勘察、环保等方面的应用又属服务业的范围。不仅如此，在高新技术的应用中，它们又互相密切结合，共同发挥作用。例如，信息技术就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各个领域，以致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愈益密切，甚至互相融合，界限也并不那么清晰了。

由于随着工业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产业结构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有些学者提出应对产业结构重新加以划分。一种意见认为，三大产业的划分已经不够了，除三大产业之外，应把知识密集型的新产业部门单独划出，作为第四产业；有人认为第四产业应是信息技术产业；笔者认为，既然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传授、传播、收集、分析、整理和应用为基础，而知识的应用又以知识的生产（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传授（主要是教育和培训）、传播（主要是通信、广播、电视、电话、报刊、出版），以及知识的收集、整理、分析（主要是管理、咨询）等为前提条件，而这些产业与三大产业中的任何一个产业都有所不同，它们的产品完全是人的智力劳动的结晶，是精神产品。没有精神产品（知识）的生产、传授和传播，也不可能有知识的应用。因此，把这些部门独立出来，作为第四产业，也是适当的。

三、新公司的发展和旧公司的改造

1.新技术公司的崛起和快速发展

信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新企业。这些新企业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它们的崛起和成长发展异常迅速，在短短十几年内，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成长成名声赫赫、家喻户晓的巨型国际垄断企业，如信息产业中的微软、思科、惠普、英特尔等，都是世界信息产业中的佼佼者。它们的成长壮大之所以如此神速，是因为它们代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适应市场的需求，而这个市场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大。它们的技术不断进步，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其性能和效率不断提高，其价格又不断降低，从而市场不断开拓，迅速扩及全球。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为它们带来了异乎寻常的高额利润，它们的股票市值也一路腾飞，这又保证了它们不断增加投资，不断并购，不断加强研究开发，从而形成科技—生产—销售市场—利润—投资—科技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世界最大公司的排名表上，大公司的名次不断发生变化。重要变化之一就是这些信息技术公司和其他高科技大公司的位次逐年上升。而老牌大公司则日趋衰弱，地位下降，二者差距不断扩大，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从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1999年按销售收入排名全球500强名单看，新经济企业与旧经济企业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电信、计算机技术和制药等尖端技术行业的公司再次领先于钢铁、化工和汽车等成熟行业的公司。美林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斯坦伯格说:“飞快的技术变革使资金持续不断投入新兴部门，而旧经济企业则进退维谷，因为它们收入增长的潜力已不太大了。”

新经济行业中最热门的当推电信业，由于全球范围内解除电信管制，电信企业不断合并，再加上无线科技一日千里，使这一行业蕴含着无限机遇。如1999年，排名第216位的微软公司和排名第235位的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共盈利82亿美元；而全球500强中的10家金属公司同期却亏损2.45亿美元，是业绩最差的行业之一。当年电信公司大幅增加盈利的例子还有:排名第315位的英国大东电报局盈利猛增288%，达到58亿美元，仅次于微软；排名第390位的沃达丰公司的收入也增加了128%，排名第42位的SBC通信公司销售额增长了72%，排名第196位的芬兰手机生产商诺基亚收入攀升45%。^[21]

由于盈利大增，这类公司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如在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全球1000强公司排名榜上，美国网络巨人思科系统公司从1999年的第9位跃居到2000年的第3位。日本多科莫电信电话公司从第27位上升到第8位。在该排行表中，排在榜首的10家中，有7家是电信公司，25家公司当中，有10家来自信息领域，而1999年为5家。

再看看那些老牌大公司，它们该节约的成本费用基本上已经节约，而且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使提价变得很困难。这些情况，使这些家喻户晓的公司利润大减，地位下降，如可口可乐公司从第11位降低到第26位。而在老牌大公司中，只有大石油公司仍然实力不减，在排名表中占前10位的大公司中，有两家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集团）仍名列其中，分别占第5位和第10位，这只是由于当年世界石油价格趋升的原故。

正如美《商业周刊》所载一篇文章所说:“21世纪依然有汉堡包市场存在，但是影响、威望和金钱都将流向拥有不可缺少的智力产品的公司。”1999年年底，只有3.1万名员工的微软公司市场资本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麦当劳公司的员工数为微软公司的10倍，但它的市场资本总额仅为微软的1/10。同一时间，雅虎公司的股票价格为其账面价值的40多倍。如果美国钢铁集团的股票能达到像雅虎公司那样的账面价值的倍数，它的市场总资本将达到900亿美元，而不是仅仅20亿美元。^[22]

2.老企业的应变和新生

新技术公司的兴起，并不是说，老企业注定要走向衰亡。当然，如果它们在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中，不思变革，那就必将被这一革命激流所吞没。但大多数老企业并没有坐以待毙。它们也在积极采取新的方针和措施，在变革中求得生存和新的发展。方针之一是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改造本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针是放弃原来的生产，从头做起。除此之外，它们还可以把生产和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但发展中国家也在实行现代化，生产技术也在提高。因此，老公司的根本出路是技术改造。虽然，对于大公司来说，任何重大变革都是十分困难的。但为了求得新生，大多数老企业都在进行改造，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跟上了时代潮流，与新企业并肩前进。

采取前一种方针，即把高科技引进原有产品生产中，从而使其科技含量大大提高，企业也面貌一新，最明显的是汽车工业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不是IBM或康柏，而是通用汽车公司。因为它每年生产的700万辆汽车，每辆都装有10个电脑。此外，汽车行业还大量使用电子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现在家庭用车上，电子部件价格占整个汽车生产成本的比例已超过了所有钢材的费用。这位总裁说，这么多年来，都一直说汽车工业是夕阳工业，但它却是永远不落的太阳。^[23]不仅如此，汽车公司的整个经营过程，已广泛实现网络化。如福特汽车公司这家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大汽车公司，于1999年11月公布了一项计划，为它购买的所有商品和服务设立一家叫做“自动交换”的大型在线市场。公司希望通过这一周密网络，快捷地完成采购，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亲自去签署合同，这将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并将节省数十亿美元。这就是说，这家老牌公司在开展电子商务方面并没有落后。据美国《商务周刊》2000年2月14日一篇报导说:“福特和一大批重工业公司及其他老式公司一起，正把电子商务从经济雷达上的一个光点变成推动工业前进的动力。”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纳塞尔说，正如亨利·福特的装配线带来一场革命一样，因特网正再一次改造制造业。不仅福特公司，其他汽车公司，也都有类似计划。

不仅汽车公司，其他老牌公司，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集团、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到通用电气公司，也都在倾其全力利用网络改造公司，推动生产力革命。通用电气公司原董事长杰克·韦尔奇于2001年即将卸任时，下令把本公司各项业务都改造成能够上网的，从订购供应的后台业务一直到与顾客打交道的前台业务都包括在内。履带式拖拉机公司是重型建筑设备制造商，彻头彻尾地属于旧经济，但它预言，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之上的新的电子市场在2001年将使公司节约资金1亿美元。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新的和已经得到改善的旧经济正在被新经济所改造。

老公司要适应以网络为基础的模式，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免不了经受痛苦。小企业的转变相对容易些，它们如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就可能关门大吉。而巨型老企业的这一转变则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它有庞大的固定资本和人员，也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公司本身的已经定型了的传统和经营方式，它的改造和重新前进是企业文化的重塑过程。不能培养一种新文化的公司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即完全放弃原产品的生产，脱离旧产业，投身于新技术产业之中的老企业，也并不鲜见。例如，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厂家诺基亚公司，始建于1865年，当时只是一个纸浆厂。进入20世纪，通过收购其他公司，诺基亚开始生产胶靴和通信器材，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生产金属、化工产品、家电、通信设备等，成了一个联合大企业。但是，由于家电生产失败，公司扩大战略受挫，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卡里·卡伊拉莫在1988年自杀身亡。此后，诺基亚陷入了行将崩溃的境地。1990年，约尔马·奥利拉就任诺基亚移动电话部门的经理，开始把移动电话作为诺基亚的龙头产品。1992年，他担任首席执行官，使诺基亚整体发展成为一个移动电话公司，并大获成功。1998年，诺基亚超过美国的摩托罗拉，在世界上占有移动电话市场的最大份额。这是一个老公司，但它实际上又是一个新公司。

更多的老牌大公司则是上述两种方针同时采用。一方面，在原有产品中采用新技术，另一方面，又生产有关的高新技术产品。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便是这种情况的实例之一。该公司原是生产传统电器的大企业，近些年来，它一方面在电器生产上采用新技术，另一方面，又建立新产品生产部门。如该公司的通讯部门在1999/2000年经营年度的头6个月内营业额已达12亿马克，占西门子营业总额的10%。西门子如今已成为最大的手机生产商之一，在欧洲名列第三。但是西门子公司对手机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并不满足。它想通过组建联盟和巨额投资确保自己在移动商务中占尽先机。西门子在B2C（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领域开始向许多新成立的网络商发起冲击。德国《商报》的一篇报道，对此评论说:“以上例子表明大型康采恩在因特网时代也能跟上步伐。当这些工业巨头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瘦身疗法’之后，它们的利润前景要比许多新市场企业清晰得多。”^[24]

由此可见，那种把新经济产业和公司与旧经济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一路高歌猛进、前途无限，而后者注定是明日黄花、风光不再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许多高新技术公司的产品，其大宗消费者是传统产业的公司；反过来说，传统产业公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采用高新技术，首先是信息网络技术，使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对于它们投入多大的力量进行自我改造，可以从美国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增长情况中看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部公司在电脑方面的投资额提高了14倍之多。而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增长不大。结果，对信息技术投资占全部经济总投资额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超过1/3。总之，新旧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

对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老企业的改造，政府并不是袖手旁观。美国政府一直支持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帮助新公司成长。政府对于老企业也是尽量给予支持、补助和保护，但关键还在于企业自身。如果企业实在撑不下去时，政府也就听之任之，让它自生自灭了。如美国钢铁工业曾是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最有效率的产业部门之一。但20世纪60年代，它就走到了辉煌的顶点，到70年代，开始衰落。美国许多人都大声疾呼要保护钢铁行业，因为该行业的衰退，将不仅使资本家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数以万计的员工也将受到损害，而且与这个行业有关联的一系列行业，乃至整个经济都不免受到影响。因此，政府也作了一些努力，进行挽救。直到现在，美国政府仍在为保护它而竭尽努力，包括对进口钢铁产品提高关税，实行限额制，从而多次引发与其欧、日等贸易伙伴的“钢铁战”。

第五节　新经济的进程与跨国公司

知识经济与传统的工业经济在运行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有一些新特点。具有这些特点的经济被称为新经济。新经济的进程对大公司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一、新经济的特点

新经济的特点，在知识经济发展居领先地位的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对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高两低”，即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除此之外有人又加上经济增长期延长，还有人又加上股票市值大幅度攀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迅速扩大等等。但最重要的新现象是“两高两低”同时并存。美国GDP从1996～2000年，年均增长超过4%；失业率连年下降，从1995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4.2%，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处于2%左右的低水平上。这种现象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过去经济增长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也高；反之则低，这似乎已成了一种规律性现象。而现在，这种“规律”似乎被打破了，表明经济的增长更加稳定，更加健全。

根据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这种新变化，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新经济”的概念。此后，“新经济”一词也就成了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一些人对“新经济”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认为它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话”。另外一些人又走到另一极端，对新经济夸大其词，说他们在新经济中看到了经济周期的终结，长期的经济兴旺即将到来。但更多的人能从实际出发，既承认新经济现象的存在，也看到其中的问题。如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后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在一次对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从长远来看，既肯定美国经济状况“非常之好”，也看到新经济面临着“过热”、通货膨胀、社会不平等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25]事实上，从200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就开始减弱。从2001年3月起，开始陷入一场经济衰退。

但是，对于在此之前所出现的上述种种“两高两低”的现象，应如何解释？新经济是在知识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方式所表现的那种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知识经济特有的增长方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克林顿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谈到新经济的特点时说:“绩效异乎寻常地提高——包括生产率迅速上升，收入不断增长，低失业率和有限的通货膨胀。这些成果来源于信息技术、商业实践和总的经济政策方面相辅相成的进展。”

那么，知识经济的增长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特点？因为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在此前一定时期内大量投资基础上快速增长，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在这些产业的带动下，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直到1995年，美国非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小时的产出）大约以1.75%的低速增长，但此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96年以来，其年均增长速度为2.25%，而在1998～1999年两年里，这个数字超过了2.75%。这显示高新技术方面的大量投资，现在终于在生产率上得到反映，从而在经济上产生了效益。

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一次讲话中说道:“信息技术提高了每小时的产出，减少了防止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所需的工作时间。”这意味着经济可以比过去发展得更快，同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格林斯潘继续说道，“技术革新的重大飞跃——即便没有超过，也比得上这个世纪里的其他浪潮。”

尽管在美国仍然有人认为，当前生产率的提高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周期性的，甚至还有人对生产率提高数字的统计有怀疑，但人们已普遍认为，过去几年，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确是事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长期的生产率缓慢发展目前已经过去。

新经济的生产率，并非仅仅源于技术，无论信息技术是如何神奇，它也不可能单独产生这样的效果。技术只是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其他许多关键因素也发挥了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末彻底改变了经济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金融市场的完善、企业管理的创新、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等等。在这些变化中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新经济的出现，要有一个适当的法规体系，如灵活的劳动法规、适度的税收政策等等。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始于里根总统所推动的降低税收政策（目前美国在个人收入方面的平均税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因而成了生产和放开消费基金的刺激因素）。此外，美国形成了完善的金融市场“规则”，这种规则以较低的成本为在投资和消费方面的私人融资创造了更多资金。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全球化，面向全球市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都大幅度增长。

二、新经济不是美国所独有的

在“新经济”的发展方面，目前美国遥遥领先。但它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其他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和日本，新经济也在发展，并在全力追赶美国。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中国、印度、东盟国家以及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新经济也在起步。新经济将逐步扩大到全世界。如果说工业经济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以后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扩及其他先进国家，则新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将快得多。这是因为:①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而知识与其他资源不同，它具有更大的扩散性和无限重复利用的可能性。②知识的扩散，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这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低成本的手段，正在以空前迅猛的速度推广到全世界。③目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大发展，它们通过贸易和投资，把新技术和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新经济正逐步扩大到全球。世界银行行长杰姆·沃尔芬森说，新经济就是“全球化经济的范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新经济指的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的突破，提高了生产率，为需求提供了新的供给能力。”^[26]

如果说，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对新经济抱谨慎的态度，那么，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为冲绳八国首脑会议作准备的经合组织部长级年会，也正式承认了“新经济”的有效性。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中写道:“作为提高生产率、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信息技术革命所起的作用是明确的。”对此，《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这就是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27]

在此前一年，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还曾对“新经济”的有效性持慎重态度。但时隔仅仅一年，新经济的“有效性”就被承认，这是因为美国近几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也未因石油价格上涨受到影响；这也是因为“新经济”理论的支持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多次指出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美国的生产率，也促使欧日等国消除了对新经济的怀疑态度。

目前美国在新经济发展方面虽然领先他国一大步，但美国自2000年4月以来，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首当其冲，新经济遭到挫折，世界其他国家虽也受到影响，但它们也看到了加快赶上的机会。近两年来，欧盟、日本、亚太等国家和地区，已把发展新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例如，欧盟15国领导人2000年3月在里斯本召开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已决定在未来两三年内采取各种措施，使欧盟全方位走向新经济时代。他们之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是痛感欧盟在目前的因特网主导的新经济上已远落后于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落后于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此外，他们也希望通过发展新经济，解决欧盟长久以来恼人的失业问题。为此，欧盟各国领导人提出的措施是:普及网络的使用，使电子商务在欧盟境内盛行；大幅降低使用网络费用；提升进入因特网的速度；扩大信用信息的范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加速刺激欧洲网络市场的竞争力。此外，他们还要求欧盟各国做好其他配套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使民众拥有在新的信息社会中生活与工作的能力。为此，要求2001年底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必须接上因特网，同时要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拥有足够的网络教学知识。欧盟各国领导人还决定在近期制定必要的法律，以有效地规范信息社会涉及的电子商务、著作权、网上金融服务、商品外销等行为。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一篇文章，把欧盟在新经济方面与美国作了对比，指出欧盟“不比美国落后多少”。例如，1995年左右，欧盟的知识型工业占工业部门净产值的48.4%，美国为55.3%；1997年，欧盟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美国为7.8%。但在有关软件和通信技术开支方面差距略大。文章的结论是:“总的说来，欧洲与美国的对比说明，欧元区的‘新经济’规模大概是美国‘新经济’的一半到2/3，但这种差距缩小的前景‘非常光明’。”

实际上，欧盟国家已经开始转向新经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增长率从1999年开始提高（2001年受美国经济下滑影响，又下降了），通货膨胀率低，财政状况良好。有的国家，经济发展更是喜人，如瑞典等北欧国家，从1995年以来的5年间，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瑞典2000年经济增长率为4%，失业率下降到4%，而通货膨胀率低于1.5%，预算和经常项目都有盈余。大量调查表明，瑞典是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佼佼者，个人电脑和网络普及率居世界最高水平。瑞典人对网上购物、电子银行和网上股票交易的热衷程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他们对移动电话网络更是情有独钟。美林公司于2000年8月进行调查后宣称，瑞典是新经济第一大国。但是，瑞典也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存在着税收过高、劳动力市场僵化、公共事业部门过于臃肿等问题。

日本为了在新经济方面追赶美国，多次作出发展新经济的规划。1999 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经济审议会向首相提出的“未来十年新经济计划”，要求日本的发展要“与智慧化社会相适应”，使日本在21世纪成为“多种智慧型的发达国家”，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实施步骤。其后，日本政府多次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特别是加快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此，日本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决心在5年内成为世界上信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闻风而动，朝着新经济方向起步。这主要表现在它们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和推广信息网络。目前，亚洲国家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科技竞争力，培养科技人才。韩国力争在2010年成为世界10大科技强国之一，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也都在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科技产业。新经济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互联网用户占人口的比例。目前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有大约4亿个，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不含日本）只占世界互联网市场的16%。这个地区居民上网比例只有2%（美国已达50%，西欧也达30%，日本37%），但这个比例增长十分迅速。有人估计，到2005年，亚洲地区互联网用户在世界互联网市场中所占比例将猛增到25%，互联网用户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也会迅速提高到8%。

印度的新经济崛起尤其引人注目。印度新经济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传媒、电讯和生物技术等。近10多年来，印度信息业在计算机软件业的带动下迅猛发展，目前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计算机软件王国，1992～1999年软件业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长，其总产值已从1995/1996年度的11亿美元增长到2000/2001年度的83.4亿美元。同期印度软件出口额从7900万美元增长到62.4亿美元。印度新经济产业的崛起，主要得力于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班加罗尔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就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在2000年年初举行的科学大会上宣布，印度政府当年将把科研投入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6%增加到1%，在未来5年内增加到2%，把印度在信息技术业方面的成就扩展到其他领域，将印度建成世界上的超级知识大国。^[28]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联合会预测，到2008/2009年度，印度软件与服务业总产值将达870亿美元，出口额达500亿美元，印度因特网用户也将从2000年12月的550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1.2亿人。

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一项报告说:中国的信息技术支出一直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使这一增长幅度持续数年。到201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三大信息技术市场。^[29]

三、新经济的升降与跨国公司的浮沉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美国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在这之前快1倍以上。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低，而通货膨胀率下降到很低水平。这种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大为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消费者购买力增加，消费市场扩大，企业盈利增长，投资扩大，股市连年大幅飙升。这反过来又使众多股票持有者获得额外股息收入，企业获得更大资金来源，于是，它们更加放手增加投资。不仅在国内增加投资，而且抓住经济全球化大好机遇，大量增加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生产，占领国际市场，掀起企业并购热潮，因此大跨国公司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公司，更是在高新技术和风险投资这两个车轮的有力推动下，在这一经济发展的狂潮中，异军突起，成了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由于美国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就业增加，市场扩大，经济增长加快，增长周期延长。自从1991年，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后，直到2001年，连续增长10年之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中的最长的增长周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企业则更是充满信心，扩大在国内外投资。这说明，大企业促进了新经济的发展，而新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企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机。

但是，美国的新经济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周期规律仍在起作用，经济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不可避免。事实上，到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放慢，2001年年初，生产停滞，并转为下降。从3月份开始，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当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据估计，2001年全年只增长1.5%，到2002年春，才出现了复苏迹象，但复苏乏力，前景仍不明朗。

这次衰退实质上仍然是生产过剩。不过，这次生产过剩最严重的是信息技术产业。过去10年新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投资使信息技术产业急剧扩大，股市指数狂涨，形成“信息泡沫”，但是市场的扩大跟不上生产能力的急剧增长，出现生产过剩，产品积压，生产下降，泡沫破裂，股市猛跌，股民严重受损，消费缩减。信息技术的生产过剩，也“传递”到其他各产业部门，钢铁、汽车、电器、飞机制造、航空、原材料等各部门均未能幸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经济衰退，又迅速扩及世界其他地区。使长期不景气的日本，增长缓慢的欧盟，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亚洲和经济波动频频的拉美等都大受影响，经济增长放慢或陷入危机。2001年，世界GDP估计只增长2.4%，实际上滑到了全球性衰退的边缘。

这次衰退，使大跨国公司受到重大挫折。

首先，2001年，企业盈利大减。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2001年美国公司的税后利润下降了15.9%，与2000年的增长9.7%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自1982年以来公司税后利润首次出现全年下降，在战后的50多年里，这是不多见的。即使是大跨国公司，它们的利润也在大幅下降。《财富》杂志在公布2001年全球500家大公司的最新排名时说，500家公司的利润总额还不及2000年的一半，共有297家利润缩水。特别是与电信有关的公司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加拿大电信制造商北电网络公司的亏损额比2000年增加了240亿美元，英国的沃达丰公司的亏损额从144亿美元增加到230亿美元，日本电信业的支柱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从盈利42亿美元变成了亏损65亿美元。全球500强中24家电信公司的收入比上年减少了780亿美元。^[30]

其次，美国企业投资锐减，2001年，除第一季度外，其他三个季度，美国企业投资均持续下降。其中第三季度猛降13%，2002年上半年仍继续下降。对外直接投资也大幅减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2000年达到1.3万亿美元，2001年减少到7600亿美元，下降40%以上。这是1991年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首次下降。2002年又下降了27%，只有5340亿美元。大跨国公司自顾不暇，并购与联合减少，特别是跨国并购大减。公司利润的大减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而企业投资的下降又进一步减少了盈利的机会。

最后，企业为避免或减少亏损，大量裁员，裁员之风吹遍世界。首先是大跨国公司大量裁减员工，裁员浪潮不仅席卷如福特、可口可乐、联合利华等大公司，更冲击信息技术和电信等高科技类公司，如英特尔、亚马逊、爱立信、朗讯科技、摩托罗拉等，还波及银行业、媒体集团公司、百货公司、制药公司等。据报道，仅2001年，美国企业总共裁员200多万人。不仅大跨国公司在国内裁员，而且国外子公司也纷纷裁员，致使各国失业人数增多。美国的失业率已从2000年的4.6%提高到2001年底的5.4%。失业人数的增多，加上居民收入的减少，影响居民购买力的增长和消费市场的扩大，这又制约着经济的复苏。

可见，这次经济衰退，尽管时间不长，其生产总值的下降也不大，但对企业的打击并不轻，大跨国公司也难幸免。新经济把大公司高高托起，又重重摔下。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体，始终是随着宏观经济的起落而浮沉的。

但是，也应指出，这次经济衰退也只是新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挫折，是暂时的。衰退的寒流过去，调整结束，新经济的浪潮将继续高涨。因为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信息产业和其他高科技并没有因这次衰退而停止其前进的脚步，相反，将更快地发展。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多，仍将持续下去，通货膨胀仍将被抑制在低水平上，美国的科技研发和教育将有进一步发展，经济宏观调控将继续进行，对外经济关系将不断扩大，创新精神也将大大发扬。经过这次衰退，不仅美国，而且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知识经济和新经济都将进一步发展。这次衰退，对跨国公司来说，同样是一次大调整。经过调整和改组，跨国公司在经营战略、组织管理等方面将有进一步改进，更加合理化，全球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将更加提高，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继续加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8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6页。

[4]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4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5]《经济参考报》2001年4月11日。

[6]《经济参考报》2001年4月11日。

[7]《经济参考报》2001年4月11日。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9]《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页。

[11]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