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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金融机构与跨国公司:解读当代国际垄断

【摘要】:第四章当代金融机构与跨国公司前面几章所涉及的,主要是当代工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元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高度发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开始,以美国领先,各种金融机构重又兴旺发达,特别是各种基金和金融公司发展尤为迅猛,而传统的商业银行的发展相对滞后。共同基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型金融机构,其发展极其迅猛。

第四章 当代金融机构与跨国公司

前面几章所涉及的,主要是当代工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但是,工业垄断资本从形成的第一天起,便与银行垄断资本相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与工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大发展的同时,银行也大踏步跨国化。除银行之外,其他多种金融机构纷纷崛起,其资产也日益国际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金融资本的这些新变化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节 金融机构的多元化

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历史上,向企业提供资金的,主要是银行。直到19世纪,在大工业垄断企业崛起的同时,大银行也成长为垄断组织,这时,大银行更是大企业主要的资金提供者。它们以此为基础,对大工业企业进行控制,它们本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简单的中介人变成了“万能垄断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社会化不断加强,资本的社会化也同步加强,除商业银行之外,其他不同形式、不同专业的金融机构开始萌生,并茁壮成长,与商业银行一起,形成了既互相竞争,又在业务上互相交叉、互相补充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元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高度发达。

一、多种金融机构的发展

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包括银行和各种非银行投资机构,如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年金基金、共同基金、金融公司、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合作社等。早在1924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开放式基金——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其最初的组合包括45只股票,资产规模5万美元。[1]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受到沉重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开始,以美国领先,各种金融机构重又兴旺发达,特别是各种基金和金融公司发展尤为迅猛,而传统的商业银行的发展相对滞后。在美国,1950年,商业银行资产占金融业资产总额的56.7%,年金基金、投资公司、金融公司占8.1%,保险公司占21.5%,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合作社占13.5%,而到1988年,商业银行所占比重已下降到32.8%,年金基金、投资公司、金融公司、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比重则上升到28.1%,保险公司的比重为17.4%,互助储蓄银行、储贷协会、信用合作社占20.3%。[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知识经济的来临,美国金融系统有了新发展。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谈到美国经济连续10年增长、充满活力时说,这期间美国“建立了一个更加稳定的金融系统,它几乎完全建立在市场而不是银行的基础之上”。他所说的“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各种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在内都涉足证券市场,而其主体则是各种基金。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见表4-1。

表4-1 经合组织主要国家机构投资者资产的增长

续表

注:*为1996年数字。
资料来源:OECD:“FinancialMarketTrends”.Feb.1999.p.20-24.

从表4-1可见,发达国家各种机构投资者资产增长都很快,在1990~1996年期间,发达国家(OECD成员国)各种机构投资者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1.2%,其中投资公司增长最快,平均增长16.2%,养老基金10.3%,保险公司9.7%,其他金融机构为8.5%。当然,不同国家这个增长率也不尽相同,同一国家不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率也颇不一致,但普遍的趋势是快速增长。由于机构投资者资产的快速增长,它们的资产占各国GDP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如表4-2所示。

表4-2 机构投资者资产占GDP比重

注:*为1996年数字。
资料来源:OECD:“FinancialMarketTrends”.Feb.1999.p.20-24.

下面,为便于叙述,先对除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简要说明。

(1)年金基金,即养老基金,或退休基金。它是由企业职工的工资中扣除部分形成的,用于职工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年金基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出现。战后,随着发达国家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年金基金更加制度化。参加这项基金的职工人数不断增多,基金数额也不断扩大。据表4-1统计资料,发达国家(OECD成员国)养老基金总额从1990年的37661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8319亿美元,增长82%,其中美国相应年份的数字分别为24918亿美元和56731亿美元,增长1.28倍。这笔巨额基金,通常并不是由企业直接管理,而是交给专业投资机构(一般是商业银行的专业部门——信托部),后者将这一巨额基金投放于证券市场。美国的一些年金基金则多由独立的金融机构掌握,如著名的美国养老基金之一的美国教师养老基金的资产总额1994年已达1000亿美元,1999年更猛增至2892.5亿美元。由于养老基金牵涉到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又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大有关系。因此,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英国原工党首相哈洛德·威尔逊在其回忆录中写到,英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养老基金的发展,带来了英国20世纪以来金融领域最大的一场革命。“由于美国养老基金因其资产总量比英国高出5倍,因而对世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机构投资的发展使金融资产日趋国际化之后。”[3]

(2)共同基金,也称集体投资基金,或称互助基金。它是把居民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的基金,由基金机构进行管理,并投放到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交易等广泛领域。共同基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型金融机构,其发展极其迅猛。尤其是近20年来,增长尤为惊人。如美国共同基金资产总额,1980年为2929亿美元,1990年增长到10669亿美元,1993年猛增到20113亿美元。13年间增长了5.9倍,超过了养老基金的增长速度。说到美国共同基金的发展时,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等人写道:“在美国机构投资者中,如果从绝对意义上养老基金最为庞大的话,那么互助基金的增长最为惊人,今天共有5655家机构,在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上进行投资。”[4]从1993年以后,美国共同基金又有了飞跃增长,到1999年,其资产总额已增至6.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基金资产总额的66%;有基金机构7791个,占全球共同基金总数的18%,基金参与人数达8280万人。

(3)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作为一种金融机构,其业务是把众多投保人缴纳的保险金集中起来,除随时准备按合同补偿被保险者的损失外,保险公司把保险金用来投资于证券市场、货币市场或不动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公司有较长的历史,但与其他机构投资者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20年来,才有了长足发展,其功能(社会保障、金融中介等)日益显著。保险业又分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保险。从资产规模上看,无论人寿保险或其他保险,都是美国居于首位,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仅次于美国。1980年美国和日本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额分别为4642亿美元和1246亿美元,到1993年,二者分别增长到17849亿美元和14765亿美元,各增长2.8倍和10.8倍。从那以后,日本人寿保险公司继续高速发展,到1999年,日本仅7家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总共就达13234.8亿美元,而且在世界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中位居前三名的都是日本公司。然而,从总体上看,美国的保险业规模仍远远超过日本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不动产和灾害保险方面,美国的优势更为明显。

应当指出,发达国家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数目都很多,但其中也有少数大金融机构占据垄断地位,且它们都是跨国性机构,其中有些巨型金融机构,也被列入世界最大企业名单之中。例如,美国《财富》杂志所发表的1999年世界500家最大企业名单中就包括大生命和健康保险公司36家,不动产和灾害保险公司17家,到2000年这些大保险公司几乎仍然保持它们在“世界500强”俱乐部中的地位。表4-3是2000年世界大保险公司中前10名的情况:

表4-3 2000年世界10家最大保险公司(按资产额排序)

资料来源:摘自美国《财富》杂志2000年7月24日公布的世界最大500家企业排名表。

(4)投资公司。这也是近几十年来获得大发展的一种新型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是从事有价证券的发行和包销以及投资咨询和其他金融服务,这种业务过去在美国商业银行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在资本证券化的当代,投资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特别是由于它们通过这种专门业务,介入企业投资和合并活动,为大公司的并购提供咨询和策划。投资公司在美国的发展最快,这也是美国证券市场最为发达的体现。2000年世界7家最大投资公司中,6家是美国公司(见表4-4)。

上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业革命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一大变革中,商业银行本身的命运如何?它是否已经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取代,走向消亡了呢?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根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早在1998年就曾载文说:“流向各居民户、公司和其他非金融部门机构的信用有大约70%~80%不通过银行,而是通过其他渠道,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就连银行也更加依靠证券公司,以其作为资金的一个来源,把贷款变为证券向投资者出售。”[5]英国《经济学家》也载文指出,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从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向资本市场的转移。这在美国最为明显。美国的银行在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50年的一半减少到今天的不到1/5。[6]

表4-4 2000年世界7家最大投资公司*(按资产额排序)

注:*这类公司由于从事多种金融服务,因此也称金融公司,或称证券经纪公司。
资料来源:同表4-3。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博迪在他与莫顿合著的《金融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即商业银行即将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基金。投资者将不再存款,而是购买基金,而基金有充分的流动性,其金融结构不像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的资产负债结构那样几乎经常存在失衡状态,因而更具优越性。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等在他们所著的《金融全球化》一书中,就曾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各种基金的加速增长和金融证券化的趋势,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势头难道不会引发大批局限于从事传统的、经典的金融中介活动的商业银行的倒闭吗?作者接着写道:“近年来,传统商业银行的缓慢死亡过程无疑大大加快了。在把商业银行彻底从传统行业中排挤出去的同时,这些机构投资者正在引发一场深刻影响银行体系的金融革命。”[7]

如果说的是传统的商业银行,即仅仅局限于从事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那么这种银行,确实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但是,这些大银行,也像传统工业大公司一样,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失时机地进行自我改造和变革,把自己的经营范围扩大到多种业务中去。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联邦德国除外),禁止商业银行买卖公司股票,但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信托部,掌握公司股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对银行管理法进行彻底改革,废除了对银行的种种限制法规,促进了银行业务范围的扩大。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令人惊心动魄的并购和重组,大银行集团通过并购,其业务更不再仅限于传统的借贷业务,而是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消费者财务管理等业务于一身。如今的大银行已经成为业务多样、功能全面、国际性提高、垄断性增强的大金融机构。

由于现在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和各种基金机构之间的业务进行了愈益广泛的交叉和合作,它们之间的分工或业务重点,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前面援引了有关美国商业银行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的资料,确实反映了金融机构多元化的趋势。但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银行从传统的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愈益广泛地涉足多种金融服务业务,通过这种大变革,银行获得新的活力。它们在全部金融业中的地位并没有削弱,更不会走向消亡。这是银行业发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在90年代后半期,全球金融业的并购狂潮中,大银行更是一马当先,通过一连串大规模并购,产生了一批规模空前庞大的金融“巨无霸”。在《财富》杂志公布的1999年世界500强名单中,有大商业银行和储蓄64家,在2000年,它们几乎仍都保持着自己的重要地位,如表4-5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大银行的资产,以及表4-3、表4-4所列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的资产,其数额往往比最大工业公司或服务业公司的资产额要大得多。但二者口径不同,不能简单相比。银行和其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所表明的仅是“金融”资产,而制造业公司的资产大部分是“实质性”资产。销售额数字的可比性甚至更复杂了。因为这牵涉到金融服务的增加值问题。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统计学才刚刚开始出现。[8]

表4-5 2000年世界10家最大银行(按资产额排序)

注:*为1999年数字。
资料来源:同表4-3。

二、多元化金融机构发展的原因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高度发达和迅猛扩大?为什么除银行以外的多种金融机构纷纷崛起、快速发展并形成金融体系多元化格局?为什么银行的业务范围大大扩充,涉足信贷、证券、保险、外汇交易、咨询服务等各领域,从而与其他各种专业金融机构互相交叉,成为多功能性金融组织?

为什么大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大步跨出国界,走向全球,成为大跨国性垄断金融机构?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应明确,这些现象的实质是什么?毫无疑问,这些现象表明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和全球化,而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全球化,则是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全球化相伴而来、平行发展的。如此说来,金融领域的上述深刻变化与近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有密切关系。具体分析,主要有如下原因: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发生新的科技革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各阶层居民收入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积蓄增多。出于增加收入的愿望,他们把部分积蓄去买些股票、债券,或以抵押贷款方式购买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或进行其他形式的投资。有人说,美国人热衷炒股,确实如此。目前美国近60%的家庭持有股票,或股票共同基金,而1980年这个比例仅为14%。1998年美国家庭持有的股票价值总数高达10.77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3.8倍。美国家庭的股票财产占整个美国家庭财产的1/3。股市投资者投入股票的资产超过任何其他投资工具。股票共同基金是人们偏爱的股票投资方式,尤其在退休计划中,美国大约85%的投资者拥有股票共同基金。[9]

不但美国持股者人数迅速增加,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有这种趋势。1999年,英国的持股者比例竟高达82%。在瑞典、西班牙和荷兰,股东占居民总数的比例更高于美国和英国。日本居民手中的闲散资金,绝大部分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在银行,这与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有关,也是因为日本金融市场发育和企业结构改革滞后,投资对象可选择范围小。但近几年来,日本股民人数也在增多。同样,德国股票市场也不那么发达,1990~1994年初,股票持有量平均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但到1999年初,这一数字已提高到22%。

并不是全体居民的收入都同样增多,只不过有一部分人收入大量增加,成为中间阶层。这些人有较高收入和较多财产,就成了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之服务的对象。如美国花旗银行的目标顾客是年收入在6万~10万美元的家庭。该银行估计,在美国有9000万人属于这一类别,这意味着抵押服务、信用卡服务和其他各种服务大量增加。在中间阶层之上,还有数目不断增多的新富豪阶层。在美国,1993年,拥有超过50万美元财富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3.6%,而他们控制的家庭财富却将近60%。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并求得收入的稳定,尽可能使其投资组合多样化,如购买股票、债券进行商业性房地产投资。他们除在国内投资之外,也到国外市场投资。

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有价证券价值持续大幅攀升,投资者获得了较大收益。这一方面促使他们的消费开支增长;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促使股票市场繁荣,这是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

(2)职工持股制的普及。近20年来,发达国家企业日益普遍实行职工参股制。这种制度既是企业管理方面一项重大变革,又会对整个社会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早在1983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在其经济年度报告中就曾列举了推进职工持股制的理由,即通过这种制度确立以个人持股和入股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有助于劳动者参与其所在企业的经营;易于实施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工资政策;使长期用于储蓄和保险合同的资产转向持股和入股。从这些“理由”看,职工持股和入股,既有利于职工收入的增加,又使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得到缓和,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可谓一举三得。这种制度的广泛实行,当然会进一步扶植私人股东,扩大和搞活股票市场,促进投资基金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这种改革的企业,更普遍实行职工参股制,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小股东的增多和股市的扩大。正如西方报刊所说:“国家从工业和银行业撤出造就了一批小股东……如果股东数量增加,而同时工会成员减少,这只会有利于居民接受改革。”[10]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的股东人数即已超过工会会员人数。美国职工持股也愈益普遍,人数大增。据统计,1991年,美国员工持有本公司的认股期权者约100万人,10年以后,已增加到1000万人。

(3)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大大促进了股票市场的发展。虽然,属于社会救济性的保障制度,如失业救济、贫困家庭救济等,对于居民投资起不了任何作用,但如前面所说的养老基金,就是在退休制度广泛推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养老制度外,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还有其他强制性保险,如工伤保险、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这些保险金也从工资里扣除并集聚起来,成为投资基金。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的高度发达,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宽和丰富,居民越来越要求生活能够得到更大保障,人们的保险意识大为增强。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保险业务也发展起来,除传统的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大大发展之外,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保险也应运而生,如汽车盗损险、旅游险等。投保者愿意花保费,把风险转给保险公司,以求生活无后顾之忧,心里踏实;而保险公司也乐于对具有“可保性”的事承担风险,以便从中赚钱。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服务业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尤其是那些大公司,所需资金特别巨大,仅仅依靠银行提供贷款,已经越来越不够了。于是多元化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经济达到顶点,并开始向知识经济转变。90年代中期,由美国带头,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转变到知识经济的发展轨道上来。在这个持续发展和大转变过程中,作为经济微观单元的企业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大批传统部门的大企业经历了改组和改造,脱胎换骨,成为新的巨型企业;同时,出现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其中,不少企业的生产、销售规模和资产额都空前庞大。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所有这些企业都力求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加速开发新产品,以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实力,并把自己的经营活动扩大到全球。为此,这些大跨国企业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的企业并购浪潮,更使它们迫切需要巨额资本,仅仅依靠银行的借贷,是不能满足需求的。只有更广泛、更大规模地把社会资本集中起来,组建各种专业性金融机构,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有可能大量发行债券和股票,从市场上直接吸纳资本,企业才能得到生存的活力和发展的源泉。

(5)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经历了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困难时期,为走出困境,它们不得不对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进行反思,对经济体制谋求改革。从80年代初以来,这种改革逐步扩大,涉及各个领域和各部门,其中金融领域是改革的重点之一。各国金融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放宽和取消对金融的过多管制,解除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限制,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曾通过了《格拉斯—史蒂格尔法》(1933年),对银行进行了较多限制和较严的监管,规定银行一般不得跨州设立分行;商业银行不得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不得开展证券、保险和中介等交叉业务。到80年代,客观形势大变,这一法规愈益不适应金融业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修改。199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打破州际界限,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支机构;美国货币管理当局也放宽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交叉方面的限制。2000年11月12日,美国正式颁布《金融服务现代法》,其主旨是:“建立准许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联营、管理审慎的金融体系,从而加强金融服务业之间的竞争。”美国废除了《格拉斯—史蒂格尔法》中有关禁止混业经营的条款,从而终止了美国银行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做法,走上了混业经营的道路。这一改革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并购重组进程。[11]

日本和欧洲国家,近十多年来,同样也都放松或取消了对金融业过于严格的管制。“数十年以来,日本的金融机构都小心翼翼地局限于自己的范围内——人寿及意外保险、长期借贷、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代理。现在,随着管制的消除,日本金融公司都迅速地转向了结盟,希望很快就可以开展像共同基金销售这样的新业务,或者是开发新技能与新资金的注入。”[12]

(6)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的,不仅仅是本国居民,这些金融市场都是国际性、全球性市场,它们吸收和运作的是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其中有世界各国企业、政府以及众多个人投资。当然,这些个人投资者,主要是那些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据报导,目前全世界有600万个百万富翁,他们每人至少拥有100万美元的净资产和50万美元用于投资的流动资金。这些富翁,除发达国家的新一代富豪外,还有亚洲、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发财致富的企业家,有东欧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在实行私有化和经济重组中大发横财的暴发户,有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居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特权家族。由于这些人对本国经济形势和法律的变化无常和对资本的严格监督心存疑虑,因此,他们将其1/3以上的财产投资于所谓的海外金融市场。这笔资金总值达5.5万亿美元。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报道说:“新一代百万富翁在金融业务上都是内行,他们要求获得有保障的高投资收益,通过在众多的国际市场和金融产品上的投资来进行积极的财产管理。”目前,“瑞士三大银行(瑞士银行协会、瑞士银行公司和瑞士投资银行)仍然管理着全世界富豪财富的最大份额。但越来越多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会和资产管理公司被吸引到这个领域。它们希望也能从这项有利可图又基本没有风险的业务中分享一杯羹。”[13]美国证券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有很大吸引力,他们除大量购买美国公司股票外,特别青睐于美国公司债券。据报导,从1997年1月~2001年1月,外国投资者手中持有的美国公司债券总额年均增长23.7%,大大快于此前5年年均16.4%的增幅。2001年第一季度,外国投资者已共持有美国公司债券总额的22.7%。

(7)居民的投资,小部分是个人进行,大部分是委托给基金。目前美国的个人投资,70%以上是通过基金来进行的。这也是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个人投资偏爱通过基金这种投资方式呢?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小股东,都不是金融领域的行家里手,难免失败,炒股又耗时费力。而基金或其他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则都是此一业务专家,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掌握全面的信息,有高超的分析判断能力,能及时调整资产的结构,以获得最大收益,并尽可能减少和避免风险。近十多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急剧扩大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大发展,基金经理大批涌现。据一项调查结果,美国最受欢迎的工作首推基金经理和投资顾问。当金融市场稳定提升,投资者得到更多收益时,基金经理固然大受欢迎;当金融市场波动不定,难以捉摸,投资者就更加依靠基金经理。基金经理与银行家或企业老板不同,他们管的是别人的钱,赚亏对自己虽有干系,但并不是生命攸关,因此,他们工作压力并不重,收入却很可观。这些都是近一时期基金经理和投资顾问这一专业人员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而这样一个专业人员群体的扩大,又反过来推动基金等各种金融机构的发展,正像企业高级经理人员阶层的壮大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样。目前,英国个人持有伦敦上市股票的比率约为20%,而机构投资者所持金融上市资产不低于60%。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占有有价证券总数的60%以上。这个比重还在上升,有人据此推断,今后几年内,持有少量证券的分散的小股民将会从华尔街消失。

(8)信息网络化。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在资本市场中,网络成了投资的有力手段。目前在美国,一半以上的人成为“网民”,而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利用网络进行投资,成为“股民”。通过网络进行投资,好处多多。一是异常便捷,在家或办公室就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投资;二是可以及时掌握有关信息和市场变动情况,从而使投资者对投资的回报和风险做到心中有数;三是成本大大降低,网络交易费用和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一般远远低于传统渠道;四是技术便利,只要熟悉电脑和网络,再选定合适的网络经纪人就行了。这只是从投资者个人角度来说的,实际上,网络对于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它促进了多种金融机构的发展,实现了金融业的多元化,推动了银行向多种专业领域扩展,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扩大跨国经营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技术手段,使它们把分布在全球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分支机构结合成一体化网络,而且网上运作,使金融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技术手段落后条件下不可想象的。

第二节 金融业的并购热潮

生产集中必然要求资本集中,事实上,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历次工商业公司合并和兼并的高潮,总是伴随银行合并的高潮。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加强,也总是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企业并购的空前规模的热潮,也与发达国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并购热潮汇合在一起。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并购有其独特的意义,应进行专门论述。

一、空前的并购热潮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并购,如同其他公司一样,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日趋活跃,到90年代中期,与全球企业并购日趋炽热的同时,也逐年高涨。

大银行的并购与大工业、服务业公司的并购相比,所涉及的金额往往更大,因而更加惊心动魄。例如,1996年1月,美国韦尔斯法戈银行以123亿美元收购第一州际银行;1997年8月,美国国民银行以155亿美元收购巴尼特银行;同年3月,旅行者集团以90亿美元收购萨洛蒙兄弟公司;同年11月,第一联合银行和科斯泰茨金融公司宣布合并,交易额为166亿美元。进入1998年,银行并购狂潮澎湃,当年4月13日,美国国民银行和美洲银行宣布合并,涉及金额近600亿美元,合并后新的美洲银行,资产总计5700亿美元;同日,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一芝加哥银行宣布合并,金额为300亿美元,组成美国第五大银行,资产总计2300亿美元;同时,美国银行业巨头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宣布,它们以一笔价值820亿美元的巨额交易合并,组成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从股票交易到抵押贷款等一切服务。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金融业并购案件,实属空前,举世为之惊愕。评论者认为,这不仅标志美国金融业的大规模重组,而且表明世界的金融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整合期。然而,金融业大规模并购,并未到此结束,1999年,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并购再掀高潮。上半年,在美国最大的收购案有美国国际集团以230亿美元买下美国通用保险公司,第一联合银行收购Wachovia,花旗银行以125亿美元买下墨西哥第二大银行墨西哥国民银行。

到了2000年,与企业并购高潮渐次减退一样,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并购热也开始降温,但大规模并购仍未停止。这一年,美国大通银行集团收购J.P.摩根集团,合并后的新公司名为J.P.摩根大通银行,资产总值6600亿美元。

上面所举的案例主要是美国的,但大银行的并购,绝不仅限于美国,而是遍及欧洲、日本和全球其他地区,其规模之大也并不逊于美国。如1999年上半年,德国安联保险集团以210亿美元收购德利银行,同年8月14日,巴黎国民银行并购巴黎银行,组成了一家总资产达8020亿美元的超级“航母”。在日本,第一劝业、富士和兴业三家银行于1999年9月29日合并,正式成立“瑞穗控股公司”,其资产总额高达1.3万亿美元。2001年4月2日,日本樱花银行与住友银行和东洋信托银行联合组成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由东京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和日本信托银行组成三菱东京金融集团。

2000年3月9日,即在日本瑞穗银行组建成世界第一大银行集团半年之后,德意志银行宣布斥资300亿美元,收购其竞争对手德累斯顿银行,合并后的资产将达1.2万亿美元,意在超过瑞穗,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大银行的宝座,但未能如愿。

这次世界金融业大并购,并不仅限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投身于并购热潮之中。例如,近年来,人寿保险公司并购数量和规模有较大增长。据瑞士再保险公司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说,1996年以前没有一起人寿保险公司并购额超过50亿美元。1998年美国最大再保险公司林肯金融集团收购了信诺公司的个人寿险和年金业务以及安泰公司的国内个人寿险业务,总额大大超过50亿美元。而1999年仅前三个季度,易手的人寿保险公司并购总额达530亿美元,其中50亿美元以上的有4起,总额超过270亿美元。

这次金融业大并购,绝不限于各国国内,跨国并购也层出不穷。由于各国间文化的差异,支付手段和银行税制不同,银行的跨国并购所涉及的问题可能比大工业公司的并购更复杂。因此,在这次并购高潮初期,银行并购主要在各国内部进行,但随着电子交易手段的广泛应用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国兼并势不可当。1998年以来,美国有好几家投资银行被欧洲大陆的德国、瑞士等国银行兼并,如瑞士第二大银行集团瑞士信贷银行在2000年宣布出资115亿美元收购管理资产达1200亿美元的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银行;同年7月12日,瑞士联合银行证实该集团将以108亿美元的金额收购美国佩因·韦伯投资咨询公司。前者是瑞士主要银行之一,从事全球金融服务,目前主要为欧洲金融机构管理约1万亿美元资产;而后者为美国第四大投资咨询公司,在美国有385家分支机构,雇员两万人,拥有270万私人和机构投资客户,管理的资产超过4500亿美元。此项收购交易一旦成功,二者将组成世界最大的投资服务公司,瑞士联合银行将得以接近美国的富裕客户。2000年3月,英国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以110亿欧元收购法国信贷银行,这是欧洲迄今最大的一笔跨境交易。这次兼并意味着汇丰银行开始进入欧元区。今后,它在欧元区获得的利润将占到10%以上,开始对欧元区的所有大银行构成威胁。在此之前,发生了法国地方信贷银行和比利时市镇信贷银行的合并,荷兰商业银行收购布鲁塞尔朗贝尔银行。

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国并购浪潮,也波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一地区大批银行陷入困境。为摆脱危机,它们一方面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有的国家主动向外商出售银行。拉美国家实行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也给美欧银行进入这一地区带来了大好机会,它们在这里展开了并购竞赛。从1997年1月~2000年5月,外国金融机构在拉美投资64.77亿美元,用于收购当地资产。投资最多的是西班牙和美国。这些资金集中进入巴西、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前面提到的美国花旗银行收购墨西哥国民银行,是新兴市场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交易。结果,外国银行在拉美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大增。截至2000年年终,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外国银行的资产占45%,在墨西哥占40%,在巴西占22.5%,在智利占22.4%。

这次金融机构并购的另一特点是不同业务机构并购屡见不鲜。这包括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并,以及其他各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并。上面所列举的并购案中,就有不少不同业务并购事件。这里不妨再举一些实例。1998年4月,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大陆证券公司和格林特里金融公司宣布以一笔价值76亿美元的交易合并。合并后的公司将是专门从事人身和医疗保险以及消费信贷业务的最大公司。1999年,德国安联保险公司(以人寿和财产保险为主要业务)投巨资兼并了美国从事固定利息投资的皮姆科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收购了美国尼古拉·阿晋雷格特金融管理公司,2001年年初,又兼并了在德国拥有1150家分支机构的德累斯顿银行,将其下属德国投资信托公司收于门下,以拓展资产管理业务和公共投资基金领域,加强其在“养老”投资方面的实力,为客户提供网上银行服务,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功能。[14]安联保险公司总裁舒尔格·内勒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在宣布达成并购协议时一致强调,这是德国金融界“为了迎接未来挑战”、“巩固自身地位”所迈出的“历史性一步”。

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并购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证券市场也在加紧酝酿和实行合并。1999年11月,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伦敦宣布,其名下以经营高技术股交易为主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将与日本软件银行联手成立纳斯达克日本证券交易所。据《经济参考报》一篇报道说,当时,伦敦金融城的证券专家就敏感地意识到,这表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有关建立24小时全天交易的泛欧证券市场的计划已开始实施。这不仅是对欧洲证券行业的严重挑战,也是对当时伦敦和法兰克福交易所正在为建立以它们为轴心的泛欧证券交易所所作努力的直接威胁。对此欧洲证券行业立即作出反应。2000年3月20日,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三个证券市场合并成立了一个欧洲新证券交易所,这个新的交易所将集中总价值达2.4万亿欧元的1300多种证券。紧接着,5月3日,欧洲最大的两个证券市场——伦敦和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宣布合并计划,成立名为“国际交易所”的欧洲最大证券交易所。据估计,这个“国际交易所”将分别占整个欧洲证券交易总量的53%和高技术股票交易量的83%。因此,这一合并被视为“欧洲证券行业朝着成立泛欧证券市场,进而建立全球证券市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这项合并计划宣布5个月后,由于二者“在职能、经营范围以及机构重叠等方面的矛盾和难题”未获解决,计划落空。虽然如此,但“金融专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高科技电子交易手段的驱使下,建立泛欧资本市场将是大势所趋,因此实现欧洲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果说欧洲两大证交所的合并一时遭到挫折,那么,证交所建立广泛的联盟则较易于实现。2000年6月,世界上最大的10家股票交易所宣布计划建立一个24小时营业的、拥有20万亿美元、控制着世界股市60%的全球股市,这10家证券交易所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股市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及东京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还有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多伦多、中国香港、墨西哥和圣保罗的交易所。这个全球股市将把亚太、欧洲、中东、非洲和南北美洲等各地区的交易所连接起来,一旦这个股市联盟计划实现,它将大大推进证券市场全球化的进程。

二、银行合并的动因

这次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并购,其根本动因与非金融业公司实行大规模并购一样,也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不断加强,竞争趋于激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了拥有更大优势和更强的竞争力,不得不尽力扩大规模和业务范围,进行整合改组,精减人员,以便在与对手较量中胜出,实行行业垄断。但除此之外,美国银行抢先一步发动并购,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业起了刺激作用。

美国银行抢先进行并购,这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一些:

一是美国银行向来比较分散、银行数量多而规模较小。1987年,美国银行多达14210家,90年代逐渐减少,但到1997年初,仍有9530家。其中也有几十家大银行,但它们在世界大银行的行列中,不占重要地位。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公布的世界大跨国银行名录,1986年全球最大50家跨国银行中,美国只有5家,即只占1/10。9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倾力进行新一轮对外扩张,与此相比,美国银行显得更不相称。为了增强在世界金融领域中的地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规模并购重组,势在必行。美国银行的并购引发了欧洲和日本等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并购,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全球金融业新一轮整合。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机构日益多样化,多种专业金融机构快速成长,商业银行地位下降。“近年来,美林、高盛、嘉信等新一代投资银行的兴旺抢走了商业银行的大量存款,老牌商业银行的存款出现了大幅滑坡。每一次经济危机,如石油危机、拉丁美洲外债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都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惨重损失。收购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利润丰厚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就成了一些老牌商业银行购并的重头戏。”“而对于投资银行来讲,虽然这一领域利润丰厚,但是毕竟不稳定,而且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相比,其规模还是太小,抗风险能力较差。于是许多投资银行主动放弃独立地位,被有实力、规模大的商业银行收购,目的就在于想找一个避风港。正是由于不同行业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相互需要,才进一步推动了全球金融业的并购热潮。”[15]

三是为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以适应当今世界经济进入新时期的要求,美、欧、日等各国政府都对金融业体制进行改革,放宽或取消了不利于其发展的管制。在这方面,美国的成效最为明显,情况在前面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欧盟和日本金融业的并购,除受美国的刺激外,还有各自的特殊原因。1999年,欧盟建成了内部统一大市场,资金、商品、人员和劳务自由流动。在此基础上,欧盟采取了积极步骤,为实行单一货币作准备。1999 年1月1日,这一计划终于实现,当时有11国决定放弃本国货币,使用欧元,组成了欧元区。欧元区各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已不再以单一国家为对象,它们面对的是整个欧元区。这一历史性发展,为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走上并购道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各国大银行争相通过并购,以求在欧洲金融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起主导作用。至于日本,自从90年代初,就因泡沫经济破裂后遗症严重,经济体制性、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和停滞状态。金融业更是灾难深重,银行坏账堆积如山,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面对欧美金融机构登陆日本,日本金融机构危机感更加强烈。为了走出困境,应对生存竞争,也不能不通过合并,进行重组。而无论在美国,或是在欧洲和日本,国内和区域内的合并和收买,一方面是为了在本国和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同时,也都是为跨国界的经营规模扩大打下基础,以便在全球资本和金融市场上争雄称霸。

三、垄断性跨国金融机构的发展

从上述世界金融业大并购的情况中,不难预料这次大并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概括起来,就是超级跨国金融机构横空出世,垄断性加强;金融业各金融机构业务广泛交叉;全球金融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1.金融业超巨型机构的产生和垄断性加强

跨国银行的历史与跨国公司一样,可以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到1914年,英、美、法三国已有跨国银行50多家,海外分行约2150家。其中英国占绝大多数,有跨国银行32家,海外分行2014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跨国银行实力有所增强,其海外分行由1914年的26家陡增至1920年的181家(分属于8家跨国银行)。其后,美国有些大跨国银行规模继续扩大,如美国第一国民银行(第一花旗银行的前身),1930年拥有100家海外分行,分布于23个国家和地区。[16]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跨国银行总体上处于停滞和收缩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银行开始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银行实行混业化、多功能化的同时,国际化也大大加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银行也开始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

经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全球金融业大并购,资本集中空前加速。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最大跨国银行的数目并没有比以前增多。例如,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所公布的1978年和1986年世界大型跨国银行统计资料,分别列有最大跨国银行84家和50家,其后由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逐年提出的《世界投资报告》,不再包括跨国银行。但从1995年起,《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大企业中,大银行也名列其中。据《财富》杂志公布的1999年世界500家大企业名单中,大银行有64家。虽然这与原跨国公司中心所公布的材料,口径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但从中也可大致看出,90年代,由于金融业大量并购,世界大跨国银行数并没有增加,今后的趋势甚至可能继续减少。但是,这一时期,除商业银行外的其他大跨国金融机构增多,而就银行本身来说,其规模和实力大增,少数超巨型银行成为世界金融业的真正主宰,其规模和资本实力不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们的前辈相比,有天壤之别,就是80年代前的跨国银行也难以望其项背。例如,美洲银行1978年的资产额为949亿美元,国外机构261个;到2000年,其资产额已达6422亿美元,其分支机构数更增加到4800个,遍布美国近一半的州和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又如美国花旗银行,1978年的资产额为871亿美元,国外机构有236个。美国花旗银行经过一连串合并,特别是90年代来与旅行者公司合并后,2000年其资产额已跃增至9022亿美元。该银行总裁里德宣称,21世纪初,其全球分支机构和客户将从合并前的1亿扩大到10亿。

表4-3、表4-4、表4-5所列世界最大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就是当代跨国垄断金融组织的典型代表。表中的排名是按资产额排序的。英国《金融时报》根据市值(2001年5月18日)排出世界10大金融组织,如表4-6所示。

表4-6 全球10大银行与投资集团(根据2001年5月18日市值排名)

资料来源:汤姆森金融数据公司(英国《金融时报》)。

这些为数不多的巨型跨国金融组织与巨型跨国公司一起,不仅是发达国家金融业和整个经济的支柱,也是当代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力量。

2.金融业格局的重大变化

所谓金融业格局指的是金融实力对比关系和金融机构的组合态势。金融业格局的新变化,可从各国国内和整个世界两个层次来看。从国内看,在各发达国家,早已有少数大银行占据垄断地位。经过这次金融业大并购,各国金融业不仅垄断普遍加强,而且出现了新的格局。如日本金融业经过一连串并购,到2001年,原十大商业银行中已有8家实现合并,从而形成由四大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三菱东京金融集团、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三井住友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格局。日本原有20家大财产保险公司经过并购,现在也将形成5大财产保险业集团,今后还将朝着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携手,组成综合性保险公司的方向前进。美国银行业比较分散,90年代初,在多达8000多家银行中,也只有20~30家垄断性大银行,通过一连串大并购,90年代末以来,已基本上形成了由花旗银行集团、J.P.摩根大通集团、美洲银行集团等6~8家超级银行为中心的全国性银行网,进一步改变了美国东北部老工业区和传统的纽约金融中心的原有格局。在欧元区,以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控股公司为骨干的全区银行网已基本形成。在北欧,早在1997年,由芬兰的梅里塔银行和瑞典的北方银行合并建成北欧第二大银行后,于2001年,又并购了丹麦第二大银行丹麦联合银行,组建成北欧最大的银行集团,该集团与瑞典商业银行(瑞典、挪威和芬兰合资)、瑞典斯安银行(瑞典、丹麦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而成)以及瑞典联合储蓄银行是为北欧地区四大银行集团。在瑞士400多家银行中,按资产计算,两家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占全部银行资产的57%。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新变化,如表4-7所示。

表4-7 1999年世界最大金融机构数及其国别分布

续表

注:①此表根据美国《财富》杂志2000年7月24日公布的世界最大500家企业拓名表编成,很可能有些大金融机构因当年业绩不佳,而未列入。②包括一家荷比公司。③主要为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韩国、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表4-7表明,当今全球金融业中近130个大跨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占统治地位,而其中,又有二三十个超巨型金融机构地位尤为突出。这些大跨国金融机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美国金融实力增强,占有优势,特别是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投资公司、财产保险公司,更遥遥领先于欧、日等国。即使是在银行业中,美国大银行的地位,也比90年代初大为加强。日本金融机构经过重组,地位上升,而欧洲则紧紧追赶。发展中国家的大银行也在世界银行中占有一席之地。全球金融业的重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未到此结束,激烈的较量仍在继续。

上面各国大银行的对比,都只着眼于其规模(资产额或营业额),应该指出的是,与工业和服务业大公司一样,金融机构也是规模大不等于实力强。日本《每日新闻》的一篇题为《论大银行实行重组》的社论就指出,日本四个超大型银行集团的成立,标志着“以国内市场为舞台、以扩大规模为目标的金融重组第一回合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即将启动的第二回合,如何将量的扩大转化为‘质’的提高,是摆在这些银行面前的最大课题。”不仅对日本银行是这样,对美、欧等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同样如此。该社论并没有说银行应怎样进行“质”的提高,只是说:“据说(日本)各集团都将下大力气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和国际业务,因为这两者是成为‘超大银行’的先决条件。然而现实情况是,在全球性合并、兼并中介业务和金融衍生商品开发等投资业务领域,日本还跟不上欧美银行的步伐。在国际业务方面,日本也大大落后。”这确属实情。欧美银行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同样值得深思。

3.金融机构购并朝多功能金融机构发展

这次全球金融机构的大合并,不仅仅是单纯为了扩大规模,而且是为了把自己改造成业务范围广泛的多功能金融机构。如前所述,这种趋势早已出现,经过这次合并,金融机构更进一步实现了不同业务的进一步交叉。特别是大银行承担起多种金融业务,成为全能性银行,可提供包括商业信贷、保险、证券和中介服务等项目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客户在一家银行或金融机构就能得到所需各种服务,从而给他们带来诸多方便。如德国安联保险公司通过一系列并购,已不再仅仅是从事保险业务的公司,而是集保险、资产管理、公共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网上银行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金融机构。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公司合并后,前者可推销后者的保险等产品,而后者则可利用前者在全球各地众多代理人和代理机构,推销其信用卡等各种金融服务和产品。又如英国的汇丰银行在实现一系列并购后,不仅资产大增,而且朝着集零售银行、合作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为一体的金融机构方向发展。

4.国际化大大加强

由于这次大并购中,跨国并购占很大比重,其结果,大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还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许多大跨国银行的国外资产在其总资产中所占比重,高的已在50%以上,低的也有25%。到90年代,这个比重逐步提高,平均已超过50%。这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全球化中,大银行的外国投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跨国并购所致。如荷兰商业银行本是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的股东之一,由于后者为英国汇丰银行收购,前者也就成了汇丰银行的大股东。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的其他股东,如瑞士人寿保险公司和太阳人寿保险公司等,也都成了汇丰银行的股东。汇丰银行资本的国际化程度自然进一步提高。

5.金融机构通过购并增强了实力

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进行大规模改组,精简机构,裁减员工,以提高效率,节省开支,增强竞争力,增加收入。金融机构莫不以并购为契机,实行战略性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要求。即使为完成并购而必须付出巨额开支,也在所不惜。例如,英国汇丰银行收购法国信贷银行,出资110亿欧元,但预计两家银行的联合,可以带来每年1.5亿欧元的利润,其中5000万靠节省开支,1亿靠增加收入。因此,一般评论都认为,银行间的兼并应是好事,它不但使银行自身的投资降低,消费者也可以在不同地点获得相同的高效服务。但是,对银行员工来说,则将带来灾难,因为大银行总是在并购后,进行大规模裁员。如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后成立的新的美洲银行,为节省开支,将裁员5000~8000人,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合并后计划裁员1.6万人,其他银行合并,也无不进行大量裁员,只是有些银行并不透露具体裁员人数。

此外,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规模扩大,跨国程度提高,业务范围交叉性增强,也给监管带来新的难度。

第三节 金融机构与非金融企业的关系(www.chuimin.cn)

随着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和金融证券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大公司股权的分散化上。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在非金融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愈益广泛。

一、大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20世纪初,银行几乎处于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其他金融机构不发达,或尚未产生。垄断性大银行通过信贷、控股和人事关系与工业垄断企业相结合,其特点是前者对后者的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把这时的大银行称为“万能垄断者”。由垄断性大银行和工业垄断企业融合而产生的金融资本,成为经济和社会的统治力量,这些金融集团,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财团,往往是由某一家族所独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金融垄断公司的自有资本比以前更为雄厚,但它们仍感不足,仍须从外部大量筹资。这是因为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不断加强自己;它们要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要不断向全球扩张,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要在并购大潮中进行并购交易等。这一切都需要有大量的外部资本来源。如美国非金融公司借入的资本比重一直在40%上下;德国在60%~70%之间,法国、日本在70%以上。因为,非金融公司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机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社会化程度也愈益提高,大银行、大金融机构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股权分散化,即大公司不再由一两个大股东控股,而是由数目众多的股东参股。美国的大公司股东数目众多,在数达几十万、数百万的股东中,有个人股东,也有上述银行的金融机构投资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个人持股者比例普遍下降,金融机构持股者比例上升。如美国1980年个人持股比例尚占60.2%,机构持股比例为34.9%,但到1996年,分别为49.0%和46.0%。个人持股者中,虽然也有持有大量股票的大股东,但绝大多数是分散的小股东,对公司不可能施加什么影响,只有机构持股者,才可能成为大公司的大股东。但是,在美、日等多数国家,大公司的每一大股东的持有率一般也不超过5%,而且多个大股东的持股率不相上下,它们都可能对公司施加一定影响,但却难以独家对公司进行控制。例如,早在1980年,摩根银行在13家大公司中都是头号大股东,但其持股率却并不高,如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持股率只有2.35%。该公司还有其他一些大股东,但持股率都低于这个比例。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股权分散的原因,首先是工商业公司和其他服务业规模庞大,资本额达到数以百亿、上千亿美元,这样巨大的资本显然不是任何一家银行所能提供的,必须由众多投资者共同承担。其次,金融机构多元化,大公司融资渠道也多样化,其中除了银行贷款外,更主要的是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而任何投资者都有可能成为大公司资本的提供者,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再次,投资者为了分散投资风险,获取相对稳定的收入,往往更愿把资金分别投入若干行业的若干公司,而不是集中在一家公司。最后,各国实行的《反垄断法》等法律,对过高持股率也予以一定限制。[17]

应当说明的是,所谓股权分散化,是就各大公司而说的,如果从社会整体上看,则社会资本仍然集中为少数大银行、大金融机构、大公司和大富豪所占有。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近一半的股票为1‰的最富有的家庭所占有,只不过他们把自己的大量资金分散投资于多个公司和多种资产上。至于大银行和大机构投资者,就更是如此,一家大银行或金融机构,往往是几十家、上百家大公司的大股东。这样,就形成了股权宏观集中化与股权微观分散化并存的局面。这个论点,我国学者李达昌等在他们所著的《战后西方国家股份制的新变化》一书中提出并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我认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18]

随着大公司股权的分散化,历史曾长期存在的那种家族统治的财团都有其他垄断组织渗入,因此,不管其由血统关系而形成的凝聚力和排他性有多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家族统治财团的地位逐渐削弱。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著名财团终于瓦解。传统财团的股权结构是垂直的、金字塔式的,即由母公司通过控股控制子公司,子公司又通过股权关系,控制下层的子公司。家族独占者居于这种多层金字塔的顶端,成为这个财团至高无上的主宰。今天的垄断组织,则由多个大股东联合控股,其中每一个大股东,都有可能同时在多个大公司拥有大量股权。此外,银行和非银行公司之间,工业和服务业公司相互之间,也愈益普遍地进行交叉控股,股权结构不再是金字塔形,而是网状结构。“垄断金融业资本与垄断工业资本网状式地融合在一起,几十家垄断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是众多不同产业部门大公司的主要股东。因此,我们看到大银行和大公司的几乎相同的大股东名单。”“大财团消失后,金融资本的实体便是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和各行业的大公司。……垄断性金融机构的多方位股权参与使以上实体联合为网状结构,美国网状式的金融资本结构表明垄断资本集体所有制的新发展。”[19]

在网状股权结构中,大银行和其他大金融机构是不是联合对大公司进行控制呢?其实这也很困难。首先,此时大公司的股东数目甚多,其中几家最大股东即使联合起来,其所拥有的股权份额也很难达到足以控制这家大公司的程度。其次,几家大股东之间往往为在大公司中占有更大的优势地位而进行激烈的斗争,它们很难真正联合起来,共同对大公司进行控制。即使实行联合控制,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

(2)不同国家的大银行、其他大金融机构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关系一般分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上面所说的主要是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则有所不同,如表4-8所示。

从表4-8可见,各国大公司的大股东都不是一家,而是多家,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美国与德日的股权结构模式也有明显差异。美国大公司的大股东中,不是银行,而是基金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占最重要地位,这些大股东非常分散。通用汽车公司头号大股东是密执安州养老基金,它仅拥有该公司资本总额的1.42%,即使五个最大的股东加在一起,也不过占资本总额的5.74%。这一方面与美国金融机构体系的特点有关,美国是以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占主要地位,投资形式主要是债券和企业股票。即使银行,也并不主要从事传统借贷活动,而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债券和股票。另一方面,这也与美国的法律规定有关。美国法律规定,任何机构在一家非金融公司的持股率不得超过这家公司股票总值的5%。这种情况有利于大公司独立自主地放手活动,而且可能降低公司资金成本。

表4-8 通用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和丰田公司的

资料来源:M.罗伊,1995年,转引自(法)费朗索瓦·沙奈等著:《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90页。

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此不同。它的大股东几乎都是银行,而且头号大股东德意志银行一家就占其资本总值的41.8%,这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典型体现。在这种模式中,大银行在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居于显著地位,其他金融机构,尤其是基金组织,发育远不如美国。这也是与德国的历史特点有关。但德国大公司也并非完全由一家大银行所控制,如在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资本中,除德意志银行外,其他四家银行也占有不少份额,加在一起甚至超过德意志银行。虽然许多德国大公司仍然被德意志银行把持着,但这种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的主宰地位正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挑战。

日本的模式似乎介于美德之间,但更偏近于德国,日本公司的资本同样主要为银行所占有,但每家银行所占份额都不超过5%,远远低于德国。此外,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力量强大,也是非金融公司资本的主要占有者。但同样,任何一个大机构投资者都难以对一家大公司进行控制。

美英与德日模式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公司主要是单向持股,即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单方面持有公司股份,而公司一般不持有这些机构投资者的股票;而在后者,则是公司相互交叉持股,即金融机构与公司相互持有对方股票,两个或多个公司之间也可以交叉持股。

不论是哪种模式,大公司的股权都不同程度地分散化,银行和机构投资者与大公司之间不再是过去那样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在追求各自利益基础上的相互结合关系,是互利的商业交易关系。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是漠不关心,正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它们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时刻予以关注和进行监督,并尽可能施加影响。正是由于股权高度分散,某一大股东占有公司资本比例很低,也有可能对公司施加重大影响,而且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陷入困境时,往往还要直接出面干预。如法国学者费朗索瓦·沙奈在谈到美英模式时指出:“在那里,大股东所有制,即必须持有大宗股票以对公司命运施加影响的方式已不再时兴。恰恰相反,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导致公司资本的财产结构极度分散。在这里,只要持有某公司比例很低的企业资本就可以使资本持有者对该公司的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20]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度繁荣,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新经济的兴起引人注目,而欧盟国家和日本则相形见绌。专家们从多方面来说明这种明显的差异。其中有些人把这种新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归因于美英模式和德日模式各具不同特点,认为前者与后者相比,有其特殊优越性,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更为突出。因此,欧盟国家和日本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在悄悄地向美英模式靠近。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全球企业大并购的高潮中,德日等国金融体制和公司制度的变革步伐加快。英国《经济学家》在一篇评论中甚至加上了“莱茵河模式崩溃”的小标题,指出,“多年来,德国公司一直在努力应付管理的放松和国际竞争蔓延所造成的挑战和机遇。”“虽然德国的许多大公司仍旧被牢牢地把持着,但是它们当中想要增强自己对国际股东的吸引力而降低资金成本的公司增多了。”评论指出,成为这种新态势基础的是德国公司和德国银行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现在在德国和欧洲许多其他地方,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的主宰地位正在削弱,“银行正在退出利润极少的公司放贷业务,它们对待实业界的股权像对待其他投资一样”。德意志银行于1998年设立了一个专门部门,像基金管理者一样管理其所持股份。[21]经济长期疲软,金融业危机重重的日本,对本国遭此厄运进行反思,有人认为问题出在日本公司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当1989年日本人疯狂地对股票和房地产进行投机时,银行以股票和房地产当作放款担保,支持和鼓励了这种投机活动,这样就使银行完全置于资产价格下跌的影响之下,泡沫破裂,银行首当其冲。反观美国企业和个人,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较小。“由于美国有两条腿的金融体制(指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引者)和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所以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银行停止贷款,公司能比较容易地改变资金来源。”[22]因此,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公司也尽可能使其资金结构多样化,投资者则在转变“理财”观念,尽量使其投资组合多样化。但是,无论是欧洲大陆国家或日本,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历史上形成的金融制度难以改变,改革进展缓慢。而且这些国家也注意到美国经济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如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对此欧洲人也不敢恭维。2000年以后,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结束,转向停滞和衰退,股市激烈动荡,特别是技术股猛跌,大批网络公司破产,许多大公司业绩恶化,失去往日光彩。2002年来,又连续发生安然、世界电信等大公司惊人的信用欺诈丑闻,欧洲人和日本人又开始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

但是,资本社会化、金融机构多元化、公司资本结构分散化、非金融公司与金融机构关系由控制向平等互利关系转化,这些都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具体模式因此会各具特点,不可能千篇一律。

在谈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大企业的关系时,还应提到的是,当今,不仅前者不可能对后者进行控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工业、服务业大公司纷纷建立自己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这在美国最为明显。例如,电气业的龙头老大通用电气公司(GE)属下的金融机构——通用电气资本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跨国资本公司,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共约有员工3万人。该公司从事金融服务,把GE任何时间收回的钱都及时投放到全球不同地区的资本市场上,从中获取的金融利润占GE总利润的近50%。难怪人们不把GE看做是电气制造业公司,《幸福》杂志也把它归入“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之列。我国《经济参考报》刊载评论说:“GE有两个产品,一个产品是电子,另外一个就是资本。”其他大公司,如美国运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也都设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企业金融”已成为企业“生命中的另一半”。当前,大企业拥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为本企业的资本进行金融运作,在美国日益增多,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在步美国后尘。这意味着巨型跨国公司不仅不受制于金融机构,而且把金融业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成为自己发展的一台引擎。

二、金融机构在公司发展中的作用

大公司产权的归属是大公司与金融机构关系的核心,因为这涉及大公司资产所有,从而涉及到大公司是受控制,还是独立自主的问题。目前,大公司虽然基本上不再受金融机构的控制,但如上所说,大公司的发展仍然离不开银行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向它们提供资金,没有外部资金来源,大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是难以想像的。

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银行和其他大金融机构还具有战前所没有或少有的新作用,这些作用虽然并不是直接表现在与大企业的关系上,但对垄断公司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垄断银行与国家直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中发挥重大作用。利率的高低、通货膨胀率的升降,自然会对企业有重大影响;银行向广大居民发放消费信贷和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固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而有关部门的大公司如建筑业、汽车业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大公司也都获益匪浅;银行提供大量国际贸易信贷,有力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跨国公司又在进出口贸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跨国银行大量对外提供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债主;发展中国家除借新债还旧债或出卖公司股权抵债外,还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为跨国公司的进人大开方便之门;大银行和其他大金融机构开展多种金融服务业务,如信托业务、清算结算业务、信息咨询业务、租赁业务等,从多方面为大公司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市场的新发展和大量涌现的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如衍生金融产品、资产支持的有价证券、风险资本等,大都是由各种基金和金融机构提供和运作的。它们的迅速增长,为金融机构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内容。

——衍生金融产品,包括股票期权、认股权证、利率掉期、汇率掉期等形式。近10年来,衍生金融商品市场飞速发展。美国的各种衍生金融产品总价值在1992年底有24.6万亿美元,2000年初,更增加到92万亿美元,增长近3倍。衍生金融商品市场的飞速发展,不仅使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中的许多人发了大财,而且这种金融工具对于跨国公司正常开展业务已变得至关重要。

——有资产支持的有价证券,这是由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发行,并由它们自己的贷款担保的。这种形式的金融业务,并不是近期才有的,但近些年来,增长异常迅猛。如美国由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支持的有价证券的总价值,1985年只有3745亿美元,到1999年第三季度,已增加到2.96万亿美元,增长近7倍。这一巨额贷款,支持了一系列部门大公司的繁荣昌盛。

——为初次发售股票的公司提供资金。有人说,美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为未来而不是为过去、为新公司而不是为老公司提供资金。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初次公开发售股票的办法为大约4000家公司提供了资金,总金额大约为2500亿美元,这笔资金对新公司的成长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这种资金正在不断增多。到90年代下半期,每年初次公开发售股票的投资已增加到350亿~500亿美元。相比之下,欧洲此类资金要小得多。整个20世纪90年代,整个欧洲仅为几百家新公司提供了资金,金额不到美国总金额的10%。接受这种资金的公司,当然并不是大公司,但它们可能更快地扩大,其中总会有些公司脱颖而出成为大公司。

——风险投资。风险资本主要是以新兴产业的新公司为对象的私人资本。风险投资早已出现,但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才有迅猛发展。据2001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显示,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年均增长17%,进入90年代后速度提高一倍;1999年,这种投资总额达482亿美元,比1998年的192亿美元增加1.5倍;2000年,又跃升至1040亿美元,比1999年又增长了一倍多。2001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结束,经济形势逆转,风险投资也随之大幅下降,但人们预计,今后仍将高速增长。

风险投资是由各种金融机构、大公司和个人投资者提供,专门支持那些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有创意的新公司。这些公司起初无一例外地是小公司,但它们掌握某种新技术,创办者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管理出众,经营模式有独到之处,公司有巨大的发展机会,但是一般都缺乏资金。由于这种公司风险较大,一般投资者往往不敢贸然问津,而风险投资却对它们大力支持。其中有些公司遭到了失败,但也有些公司获得成功,经过不长时间成长为著名的大跨国公司。因此,风险投资成为新型公司的催化剂或孵化器。在20世纪80年代,风险资本主要投向电脑和其他电子技术产业,20世纪90年代直至2000年,美国2/3的风险资本投到网络公司,接受风险投资的公司数从1995年的1369家增加到1999年的3000多家。预计未来除因特网仍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外,风险投资将在更多高新技术领域(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光电子技术、无线数据传送等)发挥愈益重大的作用。接受风险投资的公司数将进一步增多。风险投资不仅支持了新公司的成长,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积极作用。据美国全国风险资本协会2000年10月22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过去30年中,风险投资为美国创造了760万个就业岗位和每年1.3万亿美元的公司销售收入。与此同时,风险投资者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风险投资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投资方式。20世纪90年代,美国风险投资收益率平均高达28.4%,2000年前3季,更高达54%。除美国外,风险投资在日本、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增长,面向风险企业的新型股市也在迅速发展。

第四节 对若干理论问题的再思考

近几十年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以及它们与大公司之间关系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对一些有关的理论问题,有必要重新进行思考。这里,仅就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一个是关于“金融资本”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一、金融资本的演变

在20世纪初,列宁研究资本主义转变到垄断阶段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对“金融资本”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当时,在生产集中和工业垄断资本产生的同时,银行资本也加速集中,并形成垄断。少数大银行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一些小业主的几乎全部货币资本,银行与工业垄断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金融资本。列宁写道:“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23]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垄断。许许多多的银行从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垄断者。因为它们能通过占有一定份额的股票,操纵和控制母公司及其下属的子公司,以及子公司的子公司,从而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其统治势力。

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实质和特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写道:“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税。”[24]他又说:“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25]

列宁对考茨基所说的“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进行了批判,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26]

从列宁那个时代至今,垄断资本的实力大为加强。不仅工业,而且商业和其他多种服务业部门也都为垄断资本所控制。所有这些垄断组织都成了跨国性垄断组织,这是列宁时代所未曾有的。当今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本身拥有雄厚的资本。然而,如上所说,它们的自有资金远不能完全满足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依靠外部资金来源,即依靠从银行和资本市场获得更多资金。这就是说,当今非金融公司的资金,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依靠金融机构。如此看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公司在资本上的融合依然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资本也依然存在。

但是,由于当今巨型工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空前强大,它们所需资金不是某一个银行或机构投资者所能完全提供的;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不只是银行,而且有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互相进行激烈竞争,争相向大公司进行投资。大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散化,一般来说,不再可能出现由一家银行或一家机构投资者所控制的局面。在列宁时代,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股份公司的业务,后来由于股东数增多,股权分散,一家银行占有的股票比重更低,也能对股份公司实行操纵和控制。然而到今天,大跨国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散,往往最大股东占有其股票的份额也不到5%,这些大股东虽然也能对公司的业务进行监督,对其经营情况施加某种影响,但一般不再能进行操纵和控制了。相反,大工业公司和大服务业公司设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已不鲜见。既然对大公司的母公司不能操纵和控制,也就不能通过“参股制”对其各级子公司进行控制。虽然,从社会整体上看,股权仍然集中在少数最大股东手中,但从各公司看,其股权却是分散的。何况当今的大跨国公司,其资本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而且已高度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从宏观上即从世界经济或全球经济上看,是为数不多的巨型跨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集中了全球资本的很大部分。从微观上即从各大跨国公司看,其分散性就更加突出。因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子公司的资本来源更加广泛,它们很少只从本国跨国银行或本国其他机构投资者获得资金,主要是从当地的资本市场上吸取资金。而在当今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只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因此,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股权是更加分散了。虽然仍然会有少数大股东在其资本总额中占较大份额,但它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更加难以对公司进行控制了。

当前巨型跨国公司仍然要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从二者在资本上的结合仍然存在的角度看,金融资本至今仍然存在。但从任何一家金融机构也难以对大跨国公司进行控制的情况看,金融资本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初形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存在的传统的金融资本现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作为那种金融资本代表的传统的金融寡头或金融集团,即通常所说的财团也已经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当代巨型跨国性垄断组织,包括巨型工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以及巨型跨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它们有不同的核心产业和经营范围。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也不可能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基本上是市场交易关系,各自为获取垄断利润而进行斗争和合作。它们之中的每一个,也都是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但这种集团与传统的财团的组织形式、结构和内外关系完全不同:它不是以银行为核心,对工业公司进行全面控制,而是由母公司(或总部、总行)与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分部、分行或其他分支机构)所组成的;它不是由个别家族所把持,而是由多个大机构投资者所有,由专门经理人员管理的;它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网状结构。当今的巨型国际垄断组织,遍布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每个部门的这种巨型组织虽然为数不多,但绝不是像传统财团那样只有一两个。它们之间互相竞争,而不会达到近乎绝对统治的程度。

由于当今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空前雄厚,它们仍然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尽管它们仍然力图对他国乃至全球经济进行控制,而且由于它们之间激烈的斗争和它们外部制约因素的加强,它们未必总能如愿以偿。相反,它们在扩张自己势力、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带来一定的好处。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在第八章即关于大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一章中进行讨论。

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大跨国公司产权结构的变化,金融机构与大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上述特点,就涉及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根本性问题。

当代大跨国公司一般都是股份公司。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是在资本家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信用制度相当发达的产物。本书第一章曾对股份公司的产生及其发展进程作过一些说明,并援引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经典性论述:股份公司的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27]也就是说,股份公司的资本,至少在形式上已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最初的股份公司,虽然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但参股人数并不多;其规模虽比个人企业“惊人地扩大”了,但仍然有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生产集中规模加速进行,股份公司联合成强大的垄断组织。这时,生产的社会性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列宁认为垄断“使生产走到最全面社会化”。[28]因为这时垄断企业与大银行相结合,从银行那里获取贷款,而“银行所收集(虽然只是暂时收集)的,是一切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少数上层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从形式上看来,是从现代银行中生产出来的”。[29]这就是说,这时资本的社会性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的社会性也大大提高,但这只是“从形式上看”是如此,实际上社会资本是由一小撮金融寡头所控制。

今天的巨型跨国公司,其资本的社会性又远非100年前的那些垄断组织所能比。具体的情况已经在上面作了说明,概括起来表现在: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各阶层居民,包括广大工人,持有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证券的人越来越多,尽管其中多数人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并不多,这些分散的社会资本,通过多元化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但不仅仅是银行)集中起来,进入资本市场,投入到大公司。另一方面,这些投资来源已远远不限于各国内部,而是包括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金融机构已是跨国性机构,金融市场已是全球化市场,大跨国公司所吸收和使用的资本,是国际性资本。它们所进行的生产和产品也已是全球性的。这无疑是生产和资本社会化的新发展。目前,一家巨型跨国公司的资本投资者,数以万计,遍布全球各地,大跨国公司的资本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而且是达到相当高度的国际化了。

由生产力的革命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某些变化,从来都是引人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有些学者总是抓住这种现象不时提出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种种观点。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曾经流行一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发达国家股东人数大增,股东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增强。西方有人又提出,这一切导致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这就是“股东资本主义”。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0年2月12日刊载一篇题为《欧洲的新资本主义——为前程而投标》的文章说:“股东资本主义的到来为更多的兼并交易创造了条件。……这种资本主义将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而且更加争得你死我活。”“股东权威的增强……有再造欧洲资本主义的希望。”[30]美国的彼得·德鲁克比这里进一步,他早在90年代初在描述机构投资者掌握的过度权力之后,得出结论:“养老金的真正所有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些领取退休金的人,美国经济从此将进入历史上的新阶段——社会主义。”[31]

“股东资本主义”不过是“人民资本主义”的新版。即使持有股票的家庭达到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还有另一半家庭没有股票;即使股票持有者人数再多,也只有极少数人占有最大量股票。据哈佛大学最近提出的一份报告说,尽管许多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普通股票,但37%的股票由最富有的1%的人持有,“这意味着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且那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名义上是股东的委托人,但他们才是真正有权支配这笔巨额资金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从这些方面看,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

对于德鲁克的上述观点,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批评说:“我们完全不同意德鲁克的观点!……尽管基金集中的是退休人员的积蓄,但退休人员不是各种各样基金真正的所有者和决策者。相反,数量极其有限的新的管理阶层,才称得上是从当代食利资本主要形式中真正得到实际利益的人。”[32]

但是,发达国家股份制的最新发展,股东人数空前增多,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增强等,也并非毫无意义。数目众多的小股东虽然是分散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能对大公司施加任何影响。但是,他们持有的股票合起来,也占公司股票的相当大的份额。他们投资的意向对公司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公司业绩不佳或信誉不高,他们就会把资金转向他处。即使他们通过共同基金进行投资,基金管理者也不能不考虑广大股东的利益,否则,基金也难以维持。我们既要看到少数大股东是大公司的真正所有者,也应肯定为数众多的小股东对社会生产和对大公司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当代股份制的新发展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种新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特征。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其变化的方向就是向全新的生产关系过渡。马克思在论述股份公司时,就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他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33]股份公司是在信用制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马克思也把信用制度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34]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的论述就更多了。他主要是结合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进行论述,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他说,到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物,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35]他又说:“垄断……是它(资本主义——引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其含义也是一样。”[36]当今我们看到的大跨国公司,从其资产占有和产权结构以及其经营管理的诸多特点看,应该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更前进了一大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强调指出,在日益强大的生产力的压力下,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发生变化,向着新的占有方式过渡,而且终将让位给一种新的占有方式。他们曾对社会主义占有方式作出过一些预言和设想。例如,马克思曾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37]他还说过,“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的所有制。”[38]马克思没有看到今天生产力如此高度的发展和大跨国公司所有制如此高度的社会性,对他们所作的上述预言,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可否认为,目前大跨国公司的所有制是向他们预言中那种理想的所有制形式的一大步跨进呢?

【注释】

[1]《经济参考报》2000年10月10日。

[2]李达昌等:《战后西方国家股份制的新变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6页。

[3](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4](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5]《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10月8日。

[6]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10月23日。

[7](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8]联合国贸发会议:《199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9]《经济参考报》2000年10月27日。

[10]德国《经济周刊》2000年3月9日。

[11]林木:《谁是下一个并购对象?——透视世界金融业并购重组浪潮》,载《经济日报》2001年4 月11日。

[12]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11月2日。

[13]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9年4月24日。

[14]《经济日报》2001年4月11日。

[15]《经济日报》2001年4月11日。

[16]张帆:《跨国银行与国际金融》,中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17]李达昌等:《战后西方国家股份制的新变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页。

[18]李达昌等:《战后西方国家股份制的新变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页。

[19]马健行等:《垄断资本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246页。

[20](法)费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0页。

[21]英国《经济学家》2000年2月12日。

[22]英国《经济学家》2000年3月14~16日。

[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页。

[2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5页。

[2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2页。

[2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

[2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9页。

[30]《参考消息》2000年3月3日。

[31](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32](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33](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页。

[34](法)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1页。

[3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7页。

[3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