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亚东：人生经历与治学思考

3.人生与治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冯老师您好，我们就从您的经历说起吧。您算是“老三届”的学生了，能谈谈您对“文革”的印象么?

冯亚东(以下简称冯):我父母都是山西人，1949年随18兵团南下到的四川，1953年1月我生在成都。不知什么原因我记事特别早，但儿时的记忆中负面的东西印象实在太深刻:大炼钢铁时炉火熊熊的小高炉，烧的是桌椅板凳炼的是锅碗瓢盆;三年自然灾害，省委大食堂里每天的主食都是清水煮萝卜白菜，把我们都饿得哇哇叫(另有分官职级别就餐的中灶和小灶);1964年夏天坐火车回老家路过河南三门峡西站，铁轨两边成千上万蓬头垢面奄奄一息的逃荒灾民，看得人心惊肉跳。我小学在泡桐树街小学读书，1965年9月考上九中，两个学校现在都还是成都最好的学校。1965年底，我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转学到了南充师院附中，1966年4月开始批“三家村”每天写大字报，学校实际上也就停课了。我中学就上了这几个月，算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

“文革”给我们这代人的记忆刻骨铭心。一开始我们中学生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每个人左臂戴个红袖套好荣光。但很快因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又沦为“狗崽子”。1967年2月“复课闹革命”回到学校住校，但不久“文斗”便转为“武斗”把校园砸得稀烂，教学大楼几乎没有一扇玻璃是好的。我也在打斗中右膝被捅了一钢钎，最惨烈时城市里一座大楼都被炸成废墟。为逃命我一个人背着铺盖卷跑回家中，父亲被押走不知去向，母亲自己也挨批斗顾不了我们，小伙伴们凑一起闲耍了两年。

到1969年3月，“知识青年”都得下乡插队，我父母想到他们是“走资派”以后可能会被发配原籍，于是把我和我哥先送回了山西老家。回去后县里(知青办公室)说我们算“回乡”，便不给发补助粮;家里突然多了两张能吃的嘴，又赶上春荒季，粮食的短缺便可想而知;每天高强度的劳作却大多只能以野菜树叶搅和麦糠的窝头充饥，做人的感觉只剩生理上的饿和累，心理上能幻想的便只是吃和睡。那时农民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连我喂的一条“不嫌家穷”的狗都饿得弃家出走。在晋北当农民干了三年，其中第二年还出去打工修铁路，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农民工，其间的酸苦令人发憷。从一开始每天挣4个工分到第三年能挣到8工分，才勉强靠工分能分回自己的口粮。1972年3月县里招工便进了代县农机厂当学徒工，一直待到1976年12月“文革”结束才回的四川，从学徒每月18元工资到出徒后能挣到35元。

记:您是怎么从山西回来的呢?

冯:其实我当时还挺舍不得走的。我在厂里做模具钳工做得挺好的，很快就成为技术骨干。学徒期间厂里就派我跟着师傅们去北京上海天津学习取经，回来后搞成了“复合冲”、“方孔钻”等多个技改项目。但那时候的晋北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工厂食堂每天都做的是国家战备粮库里存放多年霉变的高粱玉米。我往往都是一边看着食物发呕一边慢慢往下吞，引发胃病非常严重，胃痛的时候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硬东西顶住，过得非常艰难。我父母被重新安排工作后很担心我的身体，在他们的一再坚持下我也就调回了四川。

回来后我在南充内燃机厂继续当工人，先在总装车间装柴油机，后又专搞技术革新，搞成了“装配小车自动返回装置”和“自动拧螺帽机”两个项目。1977年我们国家恢复高考，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去报考，父母也希望我能考上大学成为冯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所以那年我也参加了高考。可是因中学失学没学过数学，这门课只考了9分，286分的总分勉强上了普高线分我到师范院校，我觉得毕业当老师还不如做工人就放弃了。

1978年6月厂里派我去湖北农村修柴油机，7月10日回到南充才知道我母亲又给我报了高考名，只好硬着头皮再做准备;几天里做了大量数学题就上了考场，结果数学考了36.5分，总分322.5分，还上了文科的重点线，那时四川的文科重点线是200个考生里取1个。当时对西政(即西南政法学院)并不是刻意要报，我报的是文史哲这类专业，平时也爱看这类的书，不知道怎么就被西政录取了，可能是我出身好吧，我爷爷都是38年的老党员。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厂里在开表彰大会，我是全厂2000多工人中仅有的两个获奖者之一，厂里给我发了20元奖金，那可是“文革”以后第一次发奖金，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下来不记得是谁塞给我一份邮件，打开一看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括号里还注明是“绝密专业”。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情，我在厂里干得这么好，心里完全没有什么考上大学的窃喜。我那时候也几乎不知道法律除了收拾坏人还能做什么用。

记:您算是歪打误撞地来到了西政，西政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想必您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若干年后您所处的这一届西政，在中国法学史上会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冯:从熟悉的车间去到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当时根本不可能想到以后会是什么样。我本来就去得有点勉强，想再放弃父母坚决不同意，又想到反正是带工资算工龄，当去外地出几年差，毕业再回来做工人也可以。西政当时的条件相当差，我是搭一个去重庆的卡车拉行李去的，进校门后上一个大土坡车陷进泥里开不上去。整个校园就是一个大工地，一下雨到处都是稀泥，名副其实的“稀烂政法学院”。我们22个同学被分在一间地下室里面住。

记:当时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也正是从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走出了您这一届在中国法学界有赫赫影响的很多同学。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刑法感兴趣的?

冯:进校时我25岁，在班里年纪偏大一些，但也只能排个老七嘛老八。我真正进入角色比较晚，可能是以前整天在车间里习惯了机器的轰鸣声，大约一两年都始终有一种嗡嗡声在脑袋里回旋;很多时候我都坐在那对着老师和黑板发呆，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儿，老师又都讲的是些什么。我甚至觉得为什么要来这里读书啊，书自己读不就行了吗，这么多年一有时间我不也是在读书吗?13岁离开学校转了一大圈，25岁怎么又坐了回来，还留在厂里搞技术革新多好啊!这种莫名其妙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直到大二快结束的时候才慢慢找到一点感觉。

真正进入角色应该是在三年级做学年论文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刑法与生活结合得最紧密，我们对法律一开始的理解就只是收拾坏人的工具;通过直接的观察就能对刑法形成一种感悟，就能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是我的论文选择刑法题目的原因。选题时就选了一个当时刑法界争论很激烈的话题，“论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因为根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故意杀人的一般都要判死刑，而故意伤害即使致人死亡也判不了死刑，所以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实际上就是人命关天的问题，我也就选了这个题目。

那时候我们写论文和现在不同，没有什么学科界域的明确观念。回头来看我当年写的论文就是一个大杂烩:犯罪学里的犯罪原因，作案的动机目的，刑法解释学里的罪名含义及构成要件，证据法里的怎么收集和使用证据，诉讼中怎样证明被告人的故意，都写在文章里;是全方位地去搜集材料，去了解各种相关的知识，反正还觉得挺有趣。如果一味是今天这样的解释学，我可能也不会去写这种题目。正是由于一下子发现刑法和生活联系得这样紧密，这样息息相关，而这些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命运的东西，就发自于生活本身，需要用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素材来说明他们的命运。这样我才开始对法学真正产生了兴趣，慢慢也找到了做学问的感觉。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去看书，需要去请教老师，就这样走上了学术之路。

记:您的四年本科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呢?

冯:总的说来我大学四年过得有点坎坷，一直想争取入党也没入得了。我那时候比较内向，课外的活动很少参加，大部分时间都自己看点书，学英语占了很多时间，从认26个字母开始。1979年“自由化”思潮在校园兴起后，我对这些却并不感兴趣。我在晋北待了将近八年时间，整个思维都深受那块黄土地的影响，包括后来我写的《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一书的背景知识，都是源于那块土地的，那应该说是中华农耕文明很有代表性的地区。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对我这一生影响都很大，没办法改变。我看问题始终会想到的是: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和厂里那些工人们的所想所求所为。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中国社会反差极为悬殊的各种环境中:小时候在省委大院里长大，青年时代却又煎熬在极端残酷的物质条件下。成都商业街60年代前期建成的书记大院的别墅群，1974年去过的中央领导住的北京花园村，后来又看过的丰泽园、西花厅和北戴河的避暑官邸，那种雅致或奢华，哪是底层的百姓所能想象。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又到农村，从南方转至北方再回南方;与农民工人为伍，同达官贵人打交道，强烈的对比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我觉得我周围一些同学的想法，虽也有道理但毕竟离中国的劳动阶层实在太遥远，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眼下甚至这一生的诉求和利益，老百姓更多想的只是每天的温饱。所以当时对校园里的那些活动我几乎没有参加，好像只是去听过谁的一次讲演。我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有种感觉，就是中国的知识人喜欢跟风;当年那些“自由化”闹得很凶的人，后来大多又赶潮流下海挣钱去了，或者跟着西方“后学”反过来又鼓吹牧歌田园。而那时的我却完全没有一点知识人的心境，所以对“西方道路”也不会真有太大兴趣。

到了1981年的下半年学校开始反击“自由化”，要求每个班搞“三爱”讲演，每个同学都要上去表态。我就做了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完善的演讲，而当时的官方理论却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完善的，存在的毛病都是旧社会遗留的”。在场的领导对我的发言当场进行了严厉批判，事后又被校方定性为“自由化的继续”，且“在反击中又跳出来”，故性质特别恶劣。学校两级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让我承认错误写出书面认识，可我觉得没有什么错，没什么好承认的，还引经据典找马恩原著里的话，写文章继续论证我的观点，并把书面稿呈交校方。

学校见我不认错态度更加强硬，甚至扬言可能不发给我毕业证，就这样一直僵持着。直到1982年上半年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里面有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我拿着总书记的报告再找领导们“理论”，学校才把我写的东西退还给我，称属于学术探讨而不是政治问题，这样才算了结了这场僵局。真的，我在内心里非常感谢胡耀邦总书记，没有他，我的大学都没法毕业。

记:或许这坎坷的经历造成了您与78级很多同学，对大学生活的不同印象。这样的经历对您毕业后的分配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冯:我和很多同学的印象是不同，我们一些人，至少是“一小撮人”，是从校园的墙缝中挤出来的。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主要去向是“三大”，即大城市、大机关和大学校;参加毕业分配的320多个同学里面，至少有300人左右是进了这“三大”，只有二三十个同学下到了地方，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学校也动员大家留校，我就提交申请希望能留下。刑法教研室的邓又天老师觉得我在刑法上是很钻研的，我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刑法题目，邓老师很想留我，可校方就是不同意。当时南充恰有一个名额，但我坚决不想去，因我父亲是那儿的领导，我觉得回去反而不能施展，但学校仍然强行把我分到南充地区人事局等待再分配。当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校方管分配的老师也是不得已作出的决定，我对此还是能够理解的。

记:您到了法院这样的司法实务部门，主要是从事哪些工作?

冯:1982年7月我被分回南充后，人事局根据我的意愿把我安排到中级法院。我在中级法院做了四年，1985年被省人大任命为审判员，其间1983年9月“严打”开始后，还被抽到地委政法委搞材料忙了大半年;前后都在刑二庭工作，主要是审理上诉和申诉案件，还有“文革”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也审了一些一审案件。

那时候审案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的程序划分，主要是因为案件数量同人员及资源配置完全不成比例，条件很艰苦，当然也有观念制度方面的问题。管1000万人的中级法院只有70多个人两台吉普车，我们下乡都只能赶班车和走路，能搭上个手扶拖拉机那是非常愉快的事了。好些案件都因证据问题无法结案，又不可能退查，只能自己充当侦查员下去补查;主要是找证人核实案情，有个案子我们还试图找到作案的枪支。但那时候的冤假错案，却大多都是由于“左”的倾向所造成，因证据出问题的只是极个别。我们今天“声讨”当年，往往习惯于把个别当做一种普遍，因为只有个别才有故事性和渲染性。

我现在对“自由心证”都有强烈的认同感，好些案件都只能靠我们亲身接触各方当事人和证人，找一种真实的感觉来定案;而案中固定的所谓证据，其实大多数都是人为做出来的，甚至包括物证。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办案人，既讲证据但更多却是靠良心。真实的司法有很多学者们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不会把真相主动告诉我们;甚至你下去挂一个什么“长”，你也根本不可能察觉。当然我绝不是要否定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诉讼制度，但确实也需要做一些贴近生活的反思，怎么样才能建立一种更好规制“司法真实”的制度?

记:您在中院工作的几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冯:在中院的工作我感觉非常有挑战也非常有兴趣，很投入地工作。但我也很执著，个性很强，会固执地坚持我自认为的真理，于是麻烦也就来了。有好些案子由于意见不同都同领导争得面红耳赤，我总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从不轻易认错。在当时那种制度环境下，一度和领导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僵。到中院后我才入党不久后又赶上“整党”，领导们在会上轮流批我“不服从党的领导”。我由此也对“党”的生活性存在，有了最为切肤的感受。

当时有一个故意重伤案在中院一审，我当审判长。我注意到案中有三个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说明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不至于需要判死刑。开庭前在向院领导汇报审判提纲时，我坚持要审这些情节，对主管院长声称“这关系到法律的审判原则”，但领导怒喝“你懂什么原则”而坚决不同意。由于正值“严打”，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审判委员会还是决定判被告人死刑。我表示了异议，并坚持让书记员把我的意见写进了合议庭笔录，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审判过程。后来因我拒绝重写合议庭笔录，又找理由不去刑场，遭到了领导更加严厉的批评。

我当法官时曾几次去过刑场，那血肉横飞的场面让人惶恐不安，我不想面对一个值得同情的死刑犯。大量的死刑不得不促人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冠冕堂皇夺走另一些人的生命，而这种抉择有时却又是那么的随机和任意。我从那时起对死刑的存在就开始产生怀疑，到今天已形成坚定的废除死刑的观念;尽管在中国这个过程必然还十分漫长，在根本上这是一个民族的观念转变问题，但我们现在就必须通过法律和政治的智慧而为之努力。

通过许多类似的事例，让我觉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我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当时中院的领导们都是一批为党工作十分敬业的好同志，即使同我有什么“冲突”也是真心地为工作，为我好。他们的确把我当成人才来培养，也很想留住我，但我还是主动离开了那里。1986年5月四川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来南充招老师找到我，我图简单就调到政干院工作了。(www.chuimin.cn)

记:这样您又换了一个职业。

冯:去了政干院我当年9月份就开始上课，在法院四年的经历让我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理论和实践一结合我讲的课学生就很喜欢听。而且教书也符合我的志趣、能力和性格，我也觉得如鱼得水。去后第二年我就被评为四川省司法系统的先进工作者，被推举为省青联常委，1988年还被邀请参加省委省政府的春节团拜会。但到1989年我人生又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对我以后的学术思维影响都很大。

记:您能谈谈具体的情况么?

冯:1989年3月胡耀邦总书记的突然去世，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绝望情绪的大爆发，进而在北京出现了政治风波，成都当时也有很多活动。我很快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持理解态度但并未参加。我只是觉得:民主并不是靠大家振臂高呼就能造就，而精英们的超前行动除了使大家宣泄情绪外，几乎都只会是回归起点，那个时候还根本不具备改换基本制度的任何条件;过于激进的行动反而会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最终倒霉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我唯一的一次参与，是在街上刚好看到政干院的同学在游行，他们看见我就打招呼，我见同学们走得汗流浃背自己也不好再做看客，跟着他们走了几百米就出来了。

后来搞“双清”出现一个很大的误会。我周围的很多人认为:冯亚东思想这么尖锐的人，怎么会在这次风波中没有动静呢?我说我确实没参加，但大家都不信。那期间有个人在省政府门口作演讲，可能是长得跟我很像，领导们在审查录像时就认定是我。起初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就没太在意，谁知道后来愈演愈烈，领导们都来找我谈话要我检讨错误。我这时才明白他们已经死死认定那个人就是我，当时我真是哭笑不得。此事由于我拒不承认表面上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91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填一个重新入党申请书，我因有心结就拒绝再填写，声称自己不合格等够格了再填，于是也就消极地离开了党。政干院的领导对我还是很好的，苦口婆心再三劝说，他们有意要培养我，可我不低头不屈服不让步的性格，使得他们对上对下都非常难堪，真是难为他们了!通过这个事情，我也更加坚定了就当一个教书匠的想法，自断仕途清清静静做点学问。到了1997年由于我工作努力，仍然被学校报送被评为全国司法系统的先进个人，当时全四川也只有几个名额，这很难得。

记:您后来又是怎样到了川大(四川大学)的?

冯:当年四川政干院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和我先后来的我们78级的同学就有八个，还有下面几届来的加起来，西政的有四五十个，其他学科也有一些能力很强的老师。但后来政干院慢慢开始衰落，招生困难，许多老师都离开了那里。1998年四川大学两位刑法前辈退休了，急需刑法老师就来联系我，当时我是副教授，我就去了川大。在川大法学院多的时候一个学期要上六七个研修班的课，不过我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教起来很顺手学生也喜欢听，我也很快就评了教授，直到2002年我自己又离开。

记:是什么原因让您离开了川大?

冯:这是个有点复杂的问题，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其实我在川大的那几年和大家相处得非常愉快。川大有一万多教职工，具体管理上很难做到兼顾各方的利益;学校管不了，而学院又没什么权，各种问题都只得推来推去最终也解决不了。而我只是法学院一个不起眼的普通老师，感觉很多事情施展不开。所以当我决意离开的时候，川大找我面谈的校领导也对我表示了理解。

记:就这样您又到了西南财经大学。

冯:当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几个学校都邀请过我，可我还是喜欢成都这个地方，我不想离开这座城市。成都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拆完了，可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现在都还在，每次路过看着心里就发热。这里还有一些令人魂牵梦绕的东西，特别是离城不远西边一直延伸到西藏的川西高原，我每年夏天都要自驾车上去，“5·12”地震后冒着危险我都还去了。考虑到西南财大属于“211工程”大学，学校小管理很精细，财大法学院正在蓬勃发展，所以就来了。我转来转去当时已是快50岁的人了，余生还很想做点事情，但在中国想做成点事就得找组织靠领导，这在所有方面都是同样道理。

记:您到西南财大以后又做了哪些事情?

冯:我到财大已经七年多了，仅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这里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地方。财大学校不大，领导们很注重学术成果，有一种带有某种个性特色的制度氛围，有点成果就会受到器重。在这里我作为学科带头人，有可使用的学术资源，再加上以前的积累，这几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这些刊物上就发了五篇文章。来财大后我很快就被中国刑法学会增选为理事，被评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担任四川省刑法学会副会长，并被邀去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西政、华政等十几所院校开讲座。这些在其他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很难想象的。我2006年在你们华政开讲座，讲的还是自然法的内容，同学们反映非常好。

记:作为研究刑法学的一线学者，您对现在刑法学的研究有什么看法?

冯:必须肯定任何学问都是无止境的，纵向可以一直延伸下去，横着走又可以和无数的领域产生联系。刑法学经过这3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做得太玄太深或者太细太碎都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我的《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写得已经很玄了，再做下去就会曲高和寡实效甚微，所以我就转向研究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几年在刑法上我只是做了一个国家课题，中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问题，这是我多年刑法积累的一些总结，绝大部分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我很长时间都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的刑法学对自身国情的关注远远不够，把大量的资源特别是刊物版面，都用去讨论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而我们自己国家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大的急迫问题，却很少有人认真地去研究。比如对犯罪的单处罚金问题，这在西方是成熟做法，但放到中国来就问题太多。我们现在用得最多的是对盗窃罪，但盗窃犯都是些穷人呀;实际上罚的是亲属朋友，有个案子甚至是律师帮罪犯“买单”走人;法院为了创收是钱不到账就不出判决，不给钱就只能判实刑。这实际上导致责任转移株连他人，并必然会人为地扩大犯罪圈，因为只是罚点钱不该判的也就判了。

还有单位犯罪的问题，现实中的单位犯罪那么多，甚至还有监狱、法院为单位利益受贿应成立单位犯罪的案例，为什么都兑不了现呢?如果兑现又会带来些什么新的问题呢，其诉讼成本、处罚效果如何?可不可以只对单位的决策人和直接责任人按自然人犯罪处理呢?这样处理的利弊是什么，具体方案该如何设计，显然也是很有讨论必要的。

我在1996年自费出的书中就提出了这些问题，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的文章，也仍然是接续的这种思路，但刑法界却始终无人接招，一两个人是不可能把问题真正讨论起来的。而现在的刑法界，特别热衷的是犯罪论的体系之争，我也不得不深陷其中，总还得同这个圈子对话好出成果，但实际上对立法或司法都不会有太大影响，有点我们学者们自娱自乐的感觉，搞实务的人是硬着头皮想看也看不懂。

我总觉得，西方的东西再好，也只是在人家的土地上自生自发长起来适应于他们的，就算要搞“西化”，也不可能有一个一统模式;即使把中国的宪法完全按美国的来写，我们真的就能“美化”吗?同属欧陆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就各有特色。中国只能是在一种共时性的全球化背景下，走一条紧扣自身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路。不管是刑法还是其他，都只应该也只能够这样，其他的想法都只会把弯绕得更大。我们该走的路本来就够艰难的了，扔不掉总得背负的包袱实在太多也太重。

我自己隐隐有种感觉，就是对西方人来说，涉及方向性的大问题似乎都已解决，所以他们说“历史已终结”，于是做学问便特别强调微观、具体、实证。本来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方式和态度是无可非议很有道理的，但放到中国现阶段来，一不小心它就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每一个问题都会有它上位的背景问题，而上位还有上上位，最后都会归结到历史、文化、国情和方向选择方面;不考虑这些就去做微观研究，搞出来的东西未必有实际意义或者好的效果。

记:您现在感兴趣的问题主要还有哪些?

冯:主要在文化方面，对史前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特别感兴趣，从那些坛坛罐罐里面推测我们古代的文明;再解读一些神话传说，比如盘古开天地、蚩尤有81个兄弟等，这里面其实内容很丰富，提供了中国早期农耕制度在起源方面的许多信息。我自认为，史学家们往往只是注重从经典中考证历史，似乎更多属于一种帝王将相的换代史;而真正的“大历史”，却更多只是一种支撑文明的劳苦大众的生活史。审视这样的历史，也才会对今天及未来更具借鉴意义。

以自己当年种地的经历为背景知识，以不动的土地为问题原点，从自然人该怎样耕种才有效率的实际需要出发，并辅以一个法学人的思维方式，借助实物的“物证”及神话的“传来证据”，就能一点一点地逐环进行推导;在解读各种制度的起源方面，如村落、私有制、两性家庭、男权社会、国家、皇权、法律等制度的起源，能够形成很多不同的看法。人类自冰河期结束进入农耕后，早期的四大文明都不约而同形成同一模式，也很能印证这些。2009年我第一次跨出国门便有幸去到埃及，尼罗河谷更能集中地说明问题。我在《法学家茶座》发了一系列文章，大多都属于这类话题。

我最近又老在想民族和国家的关系问题，通过对欧洲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概念的思考，想象着中国究竟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及政治制度，才可能最少产生冲突，最能使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民都和平相处共同谋取利益。这是新疆“7·5”事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记:到了您这个阶段已经对名利已经看得很淡了，可以做些感兴趣的事情。通过和您的交谈也能感觉到冯老师这一生阅历很丰富，好多职业都从事过，兴趣也很广泛，性格既有比较激进的一面又能沉下心来做研究，那您对我国法制建设30年中学术界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目前一些中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上面临的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评论?

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法制进程的30年，不是旁观是亲身参与了全过程，深切地体会到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今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大背景大环境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始终是一个转型和调整的过程，在混乱中摸索的过程，导致我们所有的部门包括我们学术界，都处于某种失序让人焦躁的状态。我们一些学者之所以急功近利烦躁不安，说到底都是制度的问题;各种各样从上往下布置的量化指标，给青年学者们造成了额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在煎熬之中挣扎。

做学问本身是需要平心静气和时间的。我写《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一书，前前后后用了10年时间，是政干院的松散氛围给我提供了条件，那里几乎没有指标的压力。从1988年形成想法开始写，其间1996年自费在天地出版社出过一版《刑法的哲学与伦理学》，书推出后引起中政大出版社兴趣，同我商量后又增写改版放进“中青年法学文库”，1998年定稿出书。写的过程中为求解哲学价值论于是又读了很多的书，主要是汉译的西方原著，并且大部分都还不是刑法的。由此在刑法之外积累起大量的知识和想法，欲罢不能，所以在此基础上到2002年又写成《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一书，在法律出版社出的，到现在都一直还在改这本书，准备重新再出。到今天为止我主要的学术思想，都是在政干院的12年间形成的。我永远怀念那段自由自在、没有多少拘束的好时光。

学术上搞量化指标这固然不好，但现实中也有某种无奈。这不是一个领导们很庸俗想报功请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如何从制度中获取生存资源的问题。这也是四川政干院之所以衰亡的原因之一，老师们得自费出书得不到任何资助。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所谓的量化指标，其实也就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显性政绩，总要找点看得见的东西来比评;有点类似于黄仁宇先生讲的“数目字管理”，已经弥漫于所有领域，似乎同我们刻意追求的GDP都有某种联系。但究竟是数字决定制度，还是制度来支配数字，这在转型时期更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

而如何务实地理顺整个制度，这本身也同我们的法学和法治直接相关。传统法制的要害是“治民”，而民主法治的核心却是“治官”。政治制度不能走上良性道路，其他问题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牵一发动全身，最后都归结到这个基本问题上。公权力是服从并服务于私权利的，但公权力该如何合理产生、有效分配并正确行使，对权力该怎样制约和监督，怎样才能让平民们说话真的算话?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根基上去解决。但在中国厚重的历史和错综复杂既得利益的压迫之下，问题的解决可真是任重道远。但愿在我们这代人闭眼之前，还能真真切切多看到一点!

(本文系2010年1月采访本人的录音稿，由华东政法大学《中国当代法学家访谈录》采编组的记者所整理)